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内战之后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书。人们早已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且连续的。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中世纪这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都没有增长。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在1300年到1700年的4个世纪里英国人均实际产出仅增加了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实际产出在20世纪每隔32年就增加1倍。从半个世纪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1920年之前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但相对缓慢，1920年起才开始腾飞。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导致生产率增长在1970年后显著下降的因素。然而，对于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在1920年到1970年之间非常迅速而后非常缓慢，并没有全面一致的解释。本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关于美国经济史的最根本问题。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系统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对“稳态增长”模型的背离，该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主导着关于增长过程的思考。我对20世纪中期增长高峰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1965年从事的暑期工作，当时我24岁，刚结束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我们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公司“税负转嫁”问题，即企业是否通过向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来转嫁税负，从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负。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将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价格和利润进行比较。其中，20年代的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而50年代的税率已经大幅提高。已有文献支持以更高价格转嫁税负的观点，依据是50年代单位资本的税前利润率明显高于20年代，但商品销售利润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个反差是由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销售额对公司资本比率的大幅上涨所致的。

那个夏天，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正开始消化约翰·肯德里克于1961年出版的权威著作《美国的生产率变化趋势》（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该书首次提供了一套关于1889年以来产出与投入的年度连续数据。肯德里克的数据表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产出相对于资本的大幅增长不仅是公司部门的特征，也是整个经济的特征。这似乎与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课堂里学习的增长模型相冲突，那些模型的典型特征是产出资本比长期不变。意识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一潜在矛盾，1965年8月26日，我写信给身为经济学家的父母：“我对此十分着迷，因为产出资本比的上升必定存在技术和结构性的（实际）原因。”

我在暑期对税负转嫁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篇学期论文，并被《美国经济评论》接受发表。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产出资本比猛增这一难题，并与20世纪中期生产率剧增相对应，而后者形成了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尽管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寻求解决方案贡献甚少，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发现：“二战”期间与战后形成产出的资本投入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对应的数据，因为“二战”期间通用汽车、福特等私有企业用于生产坦克、飞机和武器的所有工厂和设备都是由政府支付的，没有计入私有资本投入数据。

20世纪90年代末，我撰写了一篇会议论文，再次回到对20世纪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这次会议在荷兰格罗宁根举行，旨在纪念经济增长统计学的著名开创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这篇论文于2000年刊出，标题是“解释美国长期生产率增长中的‘一个大波浪’”，它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增长高峰的关注。同时，有证据表明1972年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衰退已经结束，至少暂时看是这样，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上升。但是，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计算机时代的发明是否同19世纪晚期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伟大发明一样重要，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种怀疑促使我撰写了同样发表于2000年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经济’是否能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将19世纪晚期许多方面的发明汇总在一起，并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进行系统比较。这部分内容生成了本书的第一篇，它分析了伟大发明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本书的整个主题代表着对两篇论文的合并，其中第一篇分析“大波浪”，第二篇分析“伟大发明”。

本书分别与两个不同的研究分支相关。其一是有悠久传统的经济史，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减速。其二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最近的成果，他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史无前例地将美国经济带入生产率增长历史性加速的顶峰。第17章透视了技术乐观主义，指出数字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好处体现在1996—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中。第18章则指向了不同方向，它在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财政等阻力中发现了增长放缓的其他原因，这些阻力正使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生产率增长。

本书写作开始于2011年暑假。对于第一篇的章节，我了解得相对较少，因而必须从头开始，并且得到了一些本科生研究助理的帮助。在2007年构思本书写作计划时，我就立刻聘用了第一位研究助理，到2015年暑假对图表做最后更新时，西北大学一共有15位本科生研究助理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工作。本书最后专门对他们和其他帮助者致以谢忱。

本书第一篇分析1870—1940年的章节，参考资料主要来自馆藏图书，这些书在西北大学办公室和我家里的书桌上堆积成山。其中，最有意思的书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历史学家和非学院派作者撰写的。我最喜爱的经济史著作是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 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此书1991年刚出版时我就看完了。撰写前面章节时对我参考价值最大的两本书，分别是托马斯·施勒雷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转变，1876—1913》（ Victorian America:Transformations in Everyday Life，1876-1913 ），以及安·格林的《马在工作：工业化美国的驱动力》（ Horses at Work:Harnessing Power in Industrial America ）。

本书第二篇关于1940年后章节的写作任务相对简单。此时我较少依靠图书，因为相应的文章十分丰富。这也是我的专长领域，因为我先前已经写过许多与战后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文章。目前我承担的课程之一是新生研讨课《经济学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吗？》，这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为我广泛阅读有关“二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学资料提供了机会。这一背景帮助我得出了第16章的结论，即大萧条和“二战”共同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的主要解释变量。

当写到关于服装、住房、家用电器、电视机、汽车等物品的战后质量提升时，我重新回到了先前作为价格指数传统测度方法的批评者的角色。在第10—12章中，许多对质量变化的估计都来自我1990年出版的著作《对耐用品价格的衡量》（ The Measurement of Durable Goods Prices ）。第17章与第18章的核心观点最早出现在2012年的一篇关于增长终结的工作论文中，并在2014年的后续论文、无数的演讲以及同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争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本书终稿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本书与大部分经济史研究的差异在于，它仔细考察了家庭内外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细节。不同于许多关于家庭生活或工作条件演变的历史记录，本书在经济增长分析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细节。其中有120多幅图表对数据重新进行转换和安排。该分析有助于对20世纪中期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1970年起持续至今的增长放缓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本书采用了不影响阅读的倒叙手法，追溯到这样一个时期：生活和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而且充满风险和危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因为那时不仅没有空调，也没有集体供暖系统。本书不仅仅涉及数字、趋势以及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且包括个人的泪水和汗水、自来水和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这样的苦差事。在那个时代，搓衣板和户外晾衣绳是洗衣服的仅有工具。本书旨在刻画革命性世纪的戏剧性变迁，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于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加速，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在此之后，未来发明对日常生活产生类似影响的潜力将下降。这可能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

罗伯特·戈登
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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