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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虽然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全面介绍城市地理学和城市历史学，我只想在这里介绍城市地理学中一个派别的观点，然后再简要地介绍城市历史学中几位学者的研究，这更符合我讲课的风格。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家对这两个学科有一定了解，感受别人治学的风格。
大家还会发现我这一讲的内容和上一讲还是有一定的逻辑联系。上一讲的最后我说到我自己很钦佩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他们怀有一种抱负，就是借鉴一门自然科学——生态学，希望从中获得营养，用那种视角来分析社会和城市。我对他们的用心非常钦佩，但他们最终借鉴了多少，借鉴了以后形成的自己的观点怎么样，我不怎么看好。帕克的几个学生用图形的方式来解说城市，比如说同心圆、扇形、多中心，我认为非常肤浅。下面所讲的内容和我上面所讲的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我下面讲的城市地理学的两位思想家，也是用一种图形的方式透视城市空间关系，但我认为要比城市社会学家做得更好。
这两个人分别完成并提出了六边形的理论，这一节的重点便是这种理论。
首先介绍克里斯塔勒这个人和他的一些观点。克里斯塔勒是一个德国地理学家，他在1933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名字叫“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这本书出版以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特别是没有被英语世界所了解。过了多年，在“二战”中，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读了这本书并把它介绍给英语世界，“二战”后有了英译本，引起很大反响。克里斯塔勒在这本书里开宗明义地说，他要寻找城镇的数量、规模与分布的规律，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有多少个城镇，其城镇都是什么规模，这些大小不等的城镇是以什么样的规律分布在各地的。
他首先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口集中有什么好处。他认为人口集中可以影响商品的销售总量。他举了一个医生和病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在某一地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A状况，人口以比较均匀的方式居住；一种是B状况，人口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居住。考虑一下两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先做如下假设，假设这个地带的人生活水平、收入比较均等；假设他们想看病的可能性相等。根据当时的收入情况，每人看一次病要3马克，每人每年能用于看病的钱大概是6马克。居住在中心地带的人看病只需付门诊费和诊断费，既然有6马克的富余的钱来看病，一年就可以看两次病，而住在环1地带的人就不同了。假设环1和中心、环2和环1、环3和环2之间都是等距离的。那么环1离中心有一定距离，他除了看病要交钱以外，还要有交通费，另外还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以去工作，这就无形中耽误了赚钱，实际上就等于看病的负担重了，也就是说他用6马克一年只能看一次半的病。环2的人一年只能看一次病，环3的人支出更大、浪费时间也更多，都折合成钱，一年只能看二分之一次病。
再假设A方式居住和B方式居住地区的人口都是一样的，都是4000人，两个地区的居民能够来看病的次数就大不一样，以A方式居住的一年只有4000多人次有这个财力去看病；而以B方式居住的人每年有6000多人次有财力去看病。（见表4.1）B情况当然对医生也有很大的影响。渴望来看病的人次数多了，那么在城市中心地带也就可以满足更多的医生就职、上岗。
表4.1 两种居住方式对就医的影响
克里斯塔勒以这个例子说明人口集中可以影响某种商品的销售总量。我自己读了他这个观点后推论，财产分布的均匀与否对商品的销量也有影响。究竟一个地区所有人的财产完全均等分布还是不均等分布，更能促进产品的总销售量？我认为适度的不均等更能促进商品的销售。完全的均等，每个人剩余很少，销售稍微高档一些的商品或者非必需品是没有太大指望的。相反，如果财产呈不均等的分布，有一部分人就有可能有余力购买非生活必需品，也就使一部分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工匠能存活下来。这些角色的存活会促进这种手艺或工艺的保存和提高，日后会对社会上更多的人产生影响，最终有可能影响全社会。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道理可以举一反三。集中有集中的好处，人口和财产的集中可能包含同样的道理。
克里斯塔勒还讨论了商品的销售范围。他说一个商品有一个中心，不管是生产还是推销，由中心向外辐射，将产品销售出去。他提出了两个概念，商品销售的上限和下限。所谓下限就是保本的销售距离，上限就是不赔本的最远距离。因为一种商品要卖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保本，超过这个数量才能赚钱，潜在的购买者居住在销售中心的四周。假设卖给1000人可以保本，那么覆盖这1000人的圆周的直径就是下限。比这个下限还小的范围，就会赔本。卖得越远，交通成本越大，直径超过了一定尺度就要赔本，这个直径叫上限。我们以上讨论的一个前提是不考虑稀缺问题，即假设价格是一个定值，假设别处还有人来销售，没有人能够通过垄断和提价来解决不断增加的交通成本。既然是单一价格，那么距离越近，成本越低，运输费越低；距离越远，你的成本越高，而超过了上限，你的成本就太高了，就不划算了。这就是上限和下限。
上限和下限搞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赢利就在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地带。上限的大小与下限的大小排列组合，构成了四种类型的商品：（1）下限小、上限也小的商品；（2）下限大、上限也大的商品；（3）下限小、上限大的商品；（4）下限大、上限小的商品。第一种商品卖到很小的范围就保本了，但卖不到远处，这种商品基本上是在最低级的、基层的商业摊点销售。第二种商品上下限都很大，要销售范围很大才能保本，同时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也不赔本，这样的商品是等级比较高的，只有大城市商业中心才能经营。第三种商品是大小商店和大城市、小城镇兼容的。第四种商品也是只适合大城市的。
另一位城市地理学家勒施，也是德国人。勒施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经济空间秩序》，1954年有了英译本。它和克里斯塔勒的著作一同对英语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勒施说，经济学家花了很大的力量来研究时间，但是他们很少考虑空间的秩序。勒施提出要研究空间秩序，寻找理想的空间秩序，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空间秩序不是很完美，需要深入认识。
刚才我们讨论了不同商品的上下限决定了其销售范围的大小，接下来讨论形状。也就是进入了他们理论的核心，即他们各自提出的六边形理论。对于一个商家或者一个人来说，其销售范围的理想形状肯定是一个圆。因为就交通来说从中心到圆周的各处是等距离的。在运输成本上很可能也是等价的。但是就个体来说是这样的，就社会来说就未必能选择这样的形状。有需求就有供应，在社会中每一种商品都有很多地方卖。假设每一个商家覆盖的范围是一个标准的圆，那么圆与圆之间将留下很多空隙没有被利用。而商家是不甘心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就会有新的商家出来填补，直到全部地面都被覆盖，全部销售潜力都被挖掘完。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将地域瓜分干净之后，每个人的销售地域就会呈现为一种正多边形。因为只有正多边形才能相互衔接而不留空隙。有可能是正三边形、正四边形吗？不大可能。因为三角形的中心到其各边缘处的距离相差太远，这样的成本太大。四边形也是这样。商人不愿意做这样的生意。最可能出现的是正六边形。因为随着竞争的激烈，各自的“圆”一被挤压，整体就会变成蜂巢的结构与形状，各自销售范围的形状就会渐变成正六边形。
我们讨论商品的上限和下限时说，不同种类商品的性质决定了自己的上下限是不一样的，各自的销售范围是不等的，因此销售不同类型的商品的商业中心覆盖的范围也是不等的。那么同等级的与不同等级的销售中心是如何衔接在一起的呢？请看克里斯塔勒和勒施画出的下列图形：
图4.1 销售范围的六边形理论
上图中有四种大小不等的正六边形。如果照此扩大，还可以有更大等级的正六边形。不同等级的正六边形正是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所覆盖的销售范围。
克里斯塔勒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德国南部划分出十个等级的商业中心，由小到大如下：（10）H级：辅助中心地，人口800。（9）M级：最低级的完全中心地，人口1200，有户籍所、警察站、诊所、小客店、火车站。（8）A级：公务镇，人口2000，有小学、药店、地方报纸、电影院、俱乐部、火车交叉点。（7）K级：县城，属小城，人口4000，有中学、银行分行、屠宰场。（6）B级：完全规模的城市，人口1万，有高级中学、全日电影院、银行、日报、大邮局。（5）G级：州郡，人口3万，有剧院、大学、大百货公司。（4）P级：省府，人口10万，有有线电车、体育场。（3）L级：国土中心，人口50万。（2）RT级：人口100万。（1）R级：国家首都或国际都市，人口400万。以上的内容和数字因地而异，但其逻辑是富有启发性的。
尽管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集中”的逻辑正在经历着变迁，但是上述理论不仅解释了城市的历史，也构成了城市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历史学和重视经验与描述的社会学在风格上很接近，当然研究对象不同，因而两个学科的研究构成了一纵一横。社会学的对象是一横，今天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学的对象是一纵，从过去到今天。近现代史是两个学科共同的关注。
历史学的特点是信息缺失。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了。哪位历史教师如果对同学们说他能讲出某段历史的全貌，大家可以把他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样的教师过去太多了。而历史学的优势是，经沉淀，研究者消退了当时人的偏见，有了历史的眼光，用黑格尔的话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只有过后才能深刻。
与之相比，社会学的优势是信息多，几乎是齐备的，当然要有“包打听”的能耐。恰恰是因为信息太多了，如一团乱麻。难处是要自己找思路。再重视描述，再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按照思路组织信息，至少是思路使你的描述有轻重之别。因为需要思路，社会学可以从历史学的问题与思路中获得借鉴。
国外的历史学家从社会学理论中获得了很多营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著作格外值得同学们重视，从中可以学习如何将理论融于经验研究，学习叙事体，学习叙述后的解读与解释。不要空说道理，要说事理，也就是描述和解释事情何以如此。一些历史学家的作品是解读事理的范本，那解释是微观的，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多数历史学家不怀抱历史观。历史观大多不产生于史学家，少数例外，比如汤因比。说来好笑，历史观是哲学家的专利：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等等。搞社会学的大理论，很难走得通，不要说学生，学者大多也走不通，所以需要借鉴历史学的研究。他们大多很谨慎，满足于说清事情，至多是事理。我们如果能把他们的风格和路数搬到社会学研究上就很好了。历史学研究中的好作品比社会学多。因为他们传统深厚，有优秀的参照系，有学科压力，滥竽充数更难。
讲到历史学和社会学，我特别要说的是，城市史是当今世界上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生长点。而中国城市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一个生长点。这对于搞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人是福音，但前提是你要清醒地知道有个姊妹学科，成就可观。可惜我们多数搞城市社会学的人浑然不知。
我们接下来讲施坚雅，首先是因为衔接的问题。施坚雅的理论和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以上两位地理学家的六边形理论。施坚雅是美国很有名的汉学家。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是一本非常好的论文集。这里面的第一篇写得最出色。再有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他主要研究中国的城市，同时也研究中国的乡村，研究中国城乡关系。
施坚雅继续两位地理学家的思想，针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六级市场。
表4.2 六级市场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页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340页。小市的数字来自1949年，其余数字来自1893年。
标准集镇就是中国农村里比较大的集市，通常交易范围为15—30个村庄。比它更小的，就是一两个村子交换一下东西的场合，称为小市。县城，就是县衙门所在地，或者是中间市镇，或者是中心市镇，以后者为主。州府通常是中心市镇或地方城市，以后者为主。
从规模比较小的商业中心到规模比较大的商业中心过渡，必然发生一种变化，就是行商越来越少，坐商越来越多。道理当然非常好理解，这么大的城市，周围有的是顾客，你完全可以守株待兔，坐下来卖就行了。小地方就不行了，因为周围潜在的顾客非常少，只能放弃坐商的策略，采取边走边卖的方法。
行商和坐商是空间的产物，即人口密度的产物。经济生活非常聪明地搞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换，就是通过时间上的跳跃来弥补空间上的问题，于是在不适宜坐商的地区搞起了集市。集市就是定期到这里来交易。作为一个商人，如果天天在那里卖东西的话，就会饿死；但如果形成习惯，大家10天来一次，商人都来了，顾客也来了，交易就成了。因为人口的稀少，不得已做出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换，商人和消费者就各得其所。通常的集市根据供求关系大概有这么几种，有3天一次的，6天一次的，10天一次的，12天一次的，以这种方式解决供求关系。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逢集市就有货可买；作为供应者来说实际的工作量要加倍，用行话说有热日和冷日。比如逢3集市开了，大家都来了，是个热日；明天顾客不来了，是个冷日。可是对商家来说，他要在这里出卖一些东西，还要购买一些东西。他昨天一边卖东西，一边搜集商情，比如知道了从谁那里可以收购花生。今天就根据商情到各处收货，收了货以后再离开这里去别处卖掉。
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越大，集市覆盖的地面就越小。道理很简单，集市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来养育，人口密度越大，范围就越可以收缩。前面我说到商品的上下限，人口越密集，保本的直径就越小，所以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基层集镇越密集，而每个集镇覆盖的人口居住范围就越小。反之，人口越稀少的地方，集镇越稀疏，而每个集镇覆盖的面积越大。人口密度同集镇的稀疏、每个集镇覆盖面积的大小成比例关系。施坚雅做了这样一个推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个人，那么跑来赶集的最远的一个人的距离就是8公里，集镇和集镇之间的平均距离是14.6公里；人口密度要是扩大10倍，每平方公里100人，最远的村民要来赶集只需走5公里的路，集镇与集镇的距离是9公里。施坚雅推断在民国末年中国60%的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60—299人。在这样的人口密度下，集市的情况如下：集市辐射的人口为5800—8900人，集市覆盖的面积为30—97平方公里，最远的村民赶集要走6.3公里，集镇之间的距离为5.8—10.6公里。
还有一个协调问题。赶集有确定的日子，3天一次、6天一次、10天一次、12天一次，日子都是定死的，成为当地的习俗，大家都清楚。两个相邻的等级相同的集镇赶集的日子是否要岔开？岔开后住在两个集镇的居民不就有两个选择了吗？原来是6天一次机会，这样就成为3天一次，就更方便了。但当地的习俗是天长地久形成的，是非常聪明的抉择，同样等级的乡邻的集市不岔开，没有必要岔开。相反某个级别的集镇与比它高一级的集镇一定要错开。就是说，当地居民如果要买一点最简单的东西和买一些不太常见的东西的日子一定要错开，不要撞车；同级别的无此必要。还有一些大的集镇的所在地承担两种功能，比如有一个大的中心，它既是等级比较低的基层集镇的所在地，同时又是高一级的集镇所在地。那么它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方法是它开张两个档次的集市，层次比较低的集市如果在1、6开市，那么比较高级的集市就逢3、8开张。它同时扮演这两种功能，但不撞车，有条不紊地进行。
施坚雅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和很多传统学者的观点不相同的。他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任何一个社会追溯到它的古代，都不会没有市场的因素，只是市场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市场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具体到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施坚雅当然认为市场结构很大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影响社会体系的建立。他认为围绕着一个商业中心，比如围绕着一个基层集镇形成的一个正六边形，它里面包含着十几个、几十个村落，它们因为频繁的商业活动而形成了一个商业共同体。有时两个集镇相距很近，但它们的特征相差很大。比如在观察语音和俗话时，你会发现有时相隔很近的人差别很大，而相隔很远的人居然语言与口音非常接近。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点呢？重要的不是距离的远近，而在于他们分别隶属于哪个商业区。一个商业区构成了一个单元，商业区能包括十几个、几十个村落。这个村和那个村距离很近，但说话不一样；而这个村和另一个村隔得很远，但说话接近。为什么呢？因为A村和B村可能属于两个集镇，A村和C村可能属于一个集镇，所以A村与C村的居民说话相似。其实语音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它能让我们透视本质的不同。
施坚雅说市场结构确定的商业共同体对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它构成了一个区域，区域内人们频繁往来。一个人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他的父母赶集，活到五十岁，如果走得频繁一点，就有可能赶过3000次集；少一点也去过1000多次。在一个方圆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此区域内大约有8000多人，除了小的和老的，就只剩四五千人，走了这么多趟，差不多都面熟了。这里除了商业活动，还有频繁的社会活动。比如集市里有茶馆，茶馆里频繁地进行着一些别的活动。稍微有点地位和身份的人在茶馆里都有一个常座，当地人有什么纠纷，或者村与村有什么纠纷，都会利用这个日子在茶馆里坐一坐，把矛盾交给有点地位的、大家都比较信服的人来仲裁与调停。要是有多余的钱，节假日要请裁缝做一件比较好的衣裳，要找接生婆，找媒婆介绍媳妇，都可以到这里来。在集市的商业活动把周围人的距离拉近后，就有了商业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按施坚雅的说法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区域，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区域，多种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从事，直到后来连语音也趋近了。
前面说到六级商业中心地的数字，施坚雅在这样一个理论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宏观的看法。他认为整个中国的领土可以按市场的关系分为7—9个大区域，大区里面享有和区外相对独立的比较自成一体的商业交往。从低级商品到稍微贵重一些的商品，区内的交换频率远高于在区外的交换，这样构成7—9个大区。他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是坚实的，其根据是这些大区经济的兴衰分别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
他还讨论了中国县级政权的设置。中国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县衙门、县级权力机构的数字增长很小，与此同时版图增加得很大。在汉朝县级区有1180个，唐朝1200多，宋朝还是1200多，元朝1100多，明朝1300多，到清朝还是1300多。明朝的县级区是1385个，到清朝少了一些，是1360个，这和汉朝1180个相比，增长极其有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是计划者、管理者基于社会实情的体察而做出的适应社会现实的选择。随着领土越来越大，而县级区的数字没有增长，意味着每个县衙门管理的区域越来越大，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多，进而管理的强度降低，只管理一些面上的事，而将基层的管理让给基层的绅士去做。做出这种选择是迫不得已的。王朝不断更迭，统治者认识到如果无限增加官员的数量，负担最终会转嫁到基层。一方面转嫁到大批百姓身上，一方面转嫁到大批绅士、中小地主阶级身上，这种转嫁是全社会不愿接受的。负担过重会使矛盾积累，最终使王朝覆灭。于是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官员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增长，县衙门的数量也没有什么增长。越往后管理的力度就越低，但社会上需要管理的事情没有减少，很多事情让给基层，基层是由民间治理的。
接下来介绍其他几位学者对中国几个大城市的研究。我的介绍很简短，也很主观，主要介绍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毕竟是个社会学家，我感兴趣的东西或许和社会学有更多的关联。读书有客观的读法，尽可能正确地理解作者的意思；还有主观的读法，重视自己喜欢的东西，重视阅读中自己被激发出的想法。稳妥地说，最好是主客观结合。我倒愿意提倡稍微偏向主观的读法，不是你很喜欢的东西，最终很难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首先介绍罗威廉（William Rowe，罗威廉是他的中文名字）的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就是他关于汉口的两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1989）。这里仅介绍前书。
罗威廉在第一、二章中说，19世纪的汉口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而汉口地位的建立不是西方的影响，是明清全国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即自生的结果。直到快进入19世纪时，汉口还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镇（可以与之类比的是景德镇），没有城隍庙，没有钟鼓楼，甚至没有城墙——没有礼仪和安全的设施。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修城墙。汉口的城市布局不整齐，不规则，但合乎实用。汉口的作用是将长江南岸的产物输送到全国，而不是本地区。因此其港口是为大船设计的。向本地区输送物品的功能留给了武昌。汉口的商人分为几个类型：代理商，经纪人，批发商，行商，零售商。商业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主，靠地缘关系补充。在第二章的结尾处他还讨论了中人的作用。
第三章中他讨论了盐贸易和盐走私。盐在汉口贸易总额中居第一。盐的销售要经多次倒手才到用户手中，盐销区官员抱怨零售价高于汉口起锚价的二倍。盐稳定地控制在一个庞大的职业集团手中。
第七章讨论移民。他说，汉口是主要的人才输入地，只有重庆和上海能与之相提并论。而徽州和绍兴是主要的输出地。在汉口居住的人只有十分之一是本地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汉口人口的男女比例一直是2∶1。无论任何时候，汉口城里的船工都多达1万人。贸易季节城里有1万—2万行商，坐商几万至几十万。穷的住店，富的买房。族群居住地都按籍贯划分，只有回族人不按籍贯划分族群。移民们对家乡的态度的最好检验是对埋葬地的选择。为了子女的科举，移民常伪造户籍，同时保留两地的户籍，这样可以在两地参加考试，增加中举的概率。
第八、九章讨论行会的结构和功能，汉口的成年男子一半以上归属行会，有的不只归属一个。
第十章讨论行会与地方权力。
接下来介绍史明正的著作《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1993），这是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该书与罗威廉著作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说清楚了一些东西。其一是北京自来水与供水系统的建立。老北京的人当然都是吃井水。北京的井水多数很苦。只有几口井出甜水，富人都是从水商那里买甜水井的水。天津和上海分别于1898年和1904年建立了自来水供水系统，最初是西方公司出资建立，供给租界中的洋人使用。步其后尘的北京自来水是中国人自建的。袁世凯推荐周学熙负责。资金是政府在前三年每年出15万两白银，其他通过发行股票（1908年开始）来筹集。工程师是外国专家和留学归来的技术人才，但洋专家只管技术，不准涉及管理。1909年完成供水系统。使用方式有两种，一为少数富人在自家安装设备，费用自付。二为街市售水，1910年开始营业，全城设400多个水龙头，平均380户享用一个。水车拉到各户，挑夫将车上的水放进水桶，挑给用户。每200磅水收1个银元。各家预备一个大水缸，灌满可以使用数天。我小的时候目睹过此种景况。家装水龙头每年增长2%—3%，渐渐多起来。
其二是公园的产生。历史上中外都只有皇家和私人园林。欧洲的公园开放运动始于1830年，19世纪中叶传播到美国。20世纪初叶引入中国。北京的第一个公园是现在动物园的前身西郊公园。它原来是皇室送给一个贝勒的花园，久不使用荒芜下来。清廷派人学习洋务时，从国外得到一些作为礼物的动物狮子、斑马、大象等，就放在这里，命名“万牲园”。1908年对外开放。最初每天200人参观，周日400人，门票18文钱。清廷逊位后，公园开放运动大规模展开。1914年社稷坛成为中央公园（以后更名为中山公园）。2008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参观英国人收藏的晚清、民国期间在北京的摄影展，看到那时候开放的颐和园里长满荒草。皇家退出了，公共管理还没有跟上，游人也很少——公园初期的写照。该书还讲述了北京的人力车、电车等等。
中国城市史著作最为丰饶的是上海史研究。因为城市史的研究是洋人开创的，而洋人对上海有特殊的情结，他们的前辈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有自己的史料。以后很多中国学者，首先是留学生也加入这一研究中。卢汉超教授说：“‘量大、题广、质优’六个字是美国学界上海史研究的特点。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两本关于上海的学术著作出版，即使美国本土的许多大城市如纽约等，以及欧洲的许多大城市如伦敦等，都无法达到这种程度。选题广泛，从工人、警察、妓女，到企业、同乡组织，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1949年后，孤岛时期的上海也没有被遗忘。从事上海史研究的学者都是美国的中国学界中的领军人物，如魏斐德、裴宜理、高家龙、叶文心等，而关于上海史的著作也经常获得‘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如《上海罢工》《上海警察》《危险的愉悦》和《霓虹灯外》等。”
我非常喜欢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1999）。因为时代的迅速变迁，那个年代上海市民的生活已经永远消失。作者通过大量阅读中外文报刊、书籍、各种统计资料，特别是20世纪前半叶的文献，勾画出那个时代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其中若干细节极其珍贵，耐人寻味。
据当时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的统计，30年代上海有发照运营的公共人力车23000辆，平均每150人一辆。（卢汉超，1999，64）数量之多、比例之高，令人惊叹。它可以为我们想象当时的生活提供重要的支点，它说明当时人们“打车”出行的频次很高，说明人力车是当时第一主打的交通工具，等等。
棚户区是这个东方最富庶的大都市的特征之一，也是刚刚消失的事物。该书援引薛永理的研究，据1950年统计，在上海棚户区13个不同类型的棚户中，住有18万—20万户人家，将近100万人，占上海总人口的1/6—1/5。（同上书，116）“棚屋一般为一个单间，约12英尺宽、24英尺长（笔者注：约合26.8平方米），但小于10平方英尺（笔者注：约合0.9平方米，疑为100平方英尺之笔误）的也很常见。房柱用的是毛竹，墙也是由竹篱笆糊土而成，房顶用的是茅草。门通常用旧船上的木板，但有时只用草帘或破布帘。……在20世纪30年代，搭一间草棚的材料费需要20元，相当于130磅大米，够五口之家食用一个月，也相当于体力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他们雇不起木工，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玻璃窗被认为是奢华之物，很多棚户根本不设窗。”（同上书，103）棚屋也可以租用，一月1元。（同上书，114）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不乏贫民窟。该书对旧时代贫民窟的翔实描述，为认识今天的贫民窟提供了参照。
该书为我们描述了弄堂和石库门的演变，以及二房东、亭子间等等。每日清晨唤醒弄堂市民的是“倒老爷”（收粪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几乎有100万户石库门房子的居民还在演绎着与民国时期差不多的收粪的故事：（早晨）上百只马桶摆龙门阵似的曲曲折折地从弄底一直摆到弄口。……粪车离开后就是早晨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令人生厌的事：刷马桶。每天清晨，80万只马桶在弄堂刷响。……一般是母亲或祖母的活，未出嫁的女儿基本不做这一事情。”（同上书，180）
老虎灶是又一生态。“老虎灶即专门的熟水店，全天候24小时供应热水，还兼营茶馆和澡堂业，临马路或里弄，可能是上海唯一的一年到头不关门的店铺。”早晨人们在这里买大饼、油条、豆浆。由于上海居民在家里烧水不合算，市民们随时到这里买熟水。靠近老虎灶摆上几张桌子、几条板凳，就是茶馆。晚上把桌凳推到角落，放上几个木澡盆，拉上布帘，就是澡堂。（同上书，238—242）说实在话，在物质不发达的时代，这是一种既重视生活质量又极其节省的安排。这就是上海的特征。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能活得不错。
作者说：“上海成了一处没有比之更便利的吃的世界。”我愿意相信，因为上海是富庶江南包围着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二者相互滋养。而最精彩处很可能是弄堂里的小吃。作者说：“（那里的）许多食品甚至在食品店里买不到。”都是附近的农民随着时令，带着各色食品走进里弄。白糖梅子、炒白果、芦根、梨膏、桂花赤豆汤、甜酒酿、油炸臭豆腐干、檀香橄榄、肉粽子，混沌、面条、大饼，更不在话下。（同上书，182—189）很多种小吃永远地消失了，因为那个生态和靠大上海讨生活的那些乡村手艺人都不复存在了。小时候我在北京胡同里吃到的一些小吃永远看不到了。我相信上海里弄中美妙小吃的悲剧超过北京十倍，因为那是锦绣江南哺育的东亚第一大都市。小吃也是一种文化。多样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消逝。同时，那又是很好的就业方式，乡下人固然辛苦一些，但他们乡间的住房远胜过都市的贫民窟。
卢汉超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打捞逝去的岁月，还在于告诉我们描述市民的生活是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不仅是过去的生活，而且是今天的生活，关键在于要发现人们忽视的东西。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992）既是历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标准的、堪称经典的社会学著作。他在第二章“寻觅苏北”中说：苏北的地理概念是极其混乱、众说不一的。具体的一个江北人会称自己是盐城人、淮安人，从没有自称苏北人的，更没有涵盖苏北人的组织，没有苏北同乡会。苏北不是某个客观的地域，而是被强加在某些人身上的底层人的标签。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另类的标签？是居住在上海的江南人的需要。如果上海不成为通商口岸，就没有苏北人的概念。上海成了开放的口岸，洋人便成了这里的一等人。江南的精英集团沦为洋人之下的二等人，他们需要造就比他们低一等的族群身份，抬高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心理。江南移民要僭取本邦人的地位，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上海人。作者雄辩地说明，歧视是一种需要，歧视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苏北人几乎是个历史概念了。但是当这种歧视刚刚消退之时，全国范围的更大的歧视方兴未艾，这种歧视肆虐于今天中国的所有大城市。因此这本书对今天学习社会学的同人和同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城市史的著作我一直在追踪和阅读，还可以介绍很多。但是到此为止，谈起来没头儿。我的首要目的不是要介绍某书的具体内容，而是要介绍这种路数和风格，希望大家看到它对社会学的启示。
韩起澜1992/2004：《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
克里斯塔勒1933/1998：《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
勒施1940/1995：《经济空间秩序》，商务印书馆。
卢汉超1999/2004：《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威廉1984/200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97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施坚雅1993/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施坚雅1977/2000：《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史明正1995：《走向现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
1. 不同等级的城市的分布规律。
2. 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3. 城市史对城市社会学有哪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