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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有三个主要奠基人，马克思、杜尔凯姆、韦伯。
马克思没有花比较多的笔墨来讨论城市问题，但马克思关注的焦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冲突，基本上发生在城市当中。所以虽然马克思没有对城市问题给予专门的注意，但实际上他的学说不可能和城市问题不相关。所以在马克思之后，在城市社会学兴起若干年之后，兴起了一个新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我在后面会专门谈到。
杜尔凯姆学说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无机团结（或曰纽带）和有机团结。无机团结就是一个团体，因为其内部具有的同质性，比如说原始部落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图腾崇拜、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获得的认同和团结。与之对应的是有机团结，比如在一个市场社会中，因为大家有了社会分工，于是发生互补，大家从这些互补中获得依存与凝聚，谁也离不开谁。杜尔凯姆把这个叫作有机纽带。他和马克思一样没有对城市问题给予专门说明，但我觉得城市生活和他所说的有机纽带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一讲说到韦伯给城市下的定义。城市有五点要素：城堡、市场、民间的社团、法庭和相对独立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治。他强调这五个要素特别适合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近代的城市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除此之外，韦伯还从另一角度为城市做过另一定义。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是乡村中村民们都是相识的，而城市当中邻里之间的相识极大地减弱。换另一术语来说，城市当中的很多情况是匿名的，人们生活在陌生当中，被陌生所包围。这样的定义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匿名概念在以后的研究中成为很重要的术语。
我们接下来介绍齐美尔。他和上述几位学者不同，他专门发表过城市研究的文章，并且该文章对以后的城市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的题目叫“大城市与精神生活”，收在一个中译本文集《桥与门》中。精神生活依赖于大脑里组合成的若干印象，而城市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迅速变化的，和农村很不相同。城市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加了紧张感，人们总要不停地获取很多信息。城市人的精神生活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是理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是货币占支配地位，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东西。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人比乡村人相对少投入情感。货币使交换商品的人们处于一种匿名状态。只要看清交换者手里的票子，完全不需要知道他是谁。生产者不关心消费者是谁。这种状态情感投入较少。城市中与货币相对应的另一种物质手段是钟表。钟表的流行，在时间的维度上要求生活变得非常精密。第二个特征是傲慢。齐美尔对傲慢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傲慢的本质是对事物之间的差异持冷淡的态度，漠视事物之间的差异。因为大家平常接受的刺激太多，见到的新奇的事太多，见多不怪，不起反应了，冷淡了。其实他所见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二个和第三个人或事物之间是不太一样的，他却忽视其间的差异，采取傲慢的态度。因为城市当中盛行傲慢，即使一个不傲慢的人或者一个新来者，为了抵抗别人对他的傲慢，就必须自卫，于是持有了一种矜持的态度，几乎人人都不得不矜持起来。傲慢和矜持加在一起，导致城市中绝大多数人是冷漠的，对他人不投入太多的感情，甚至排斥他人。但齐美尔接着说，傲慢、矜持带来的冷漠，实际上给城市人带来的还是一种自由。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是冷漠的，所以人们不被他人干涉，也不干涉他人。在乡村，人们相互之间投入太多的感情和关注。所以你的任何一个举动，别人都会很注意，进而还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就剥夺了你的自由，而在城市里就不是这样，你想让人家理你，人家也不爱理你。齐美尔研究城市的这篇文章很短，论点很鲜明，对后来的城市研究影响很大。
要介绍的第五位古典学者是斯宾格勒。他是讴歌城市文明的一位学者，他说城市是文明的摇篮，像政治、宗教、政府、国家等统统都是产生在城市之中的。有了城市，人类才开始了自己文明的历史。他的观点构成了古典学者当中的另一种看法，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很多人引用。他最有名的著作是《西方的没落》。
在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历史中，芝加哥学派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最初几十年当中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芝加哥学派有两大特征：一是重视经验研究，这是有别于比他们早半代的欧洲古典社会学（源自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非常重视理论的特征。这可能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学术界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第二个特点是特别重视城市问题的研究。而下面我要介绍的罗伯特·帕克，可以说是整个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旗手。其实美国的经验研究和城市研究在罗伯特·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前就已经展开了，就做得很好，但是由于另一位大牌学者托马斯因为个人的绯闻不幸比较早地离开了学术领域，后人评价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耻辱；此后帕克就成为继托马斯之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中坚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城市社会学的教父和旗手。
罗伯特·帕克1864年生于明尼苏达的一个富商家庭。最早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后来转学到密歇根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受到他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希望帕克子承父业，继续做个商人的。但帕克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强烈地关注社会问题，有很强的社会道义感，所以大学毕业后决心不做商人而进入新闻界。一做就做了大概十一二年的记者。主要报道美国城市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跑遍美国各大城市。做记者时主要的追求就是准确地、有深度地报道城市当中发生的事情，之后他感觉自己眼光还不行，学识还不行，感觉自己还要充电，所以在三十四岁时，重新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遇到另一位大哲学家詹姆斯。他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读书，听了齐美尔的课。其实帕克出生的年份也是挺早的。他和另一位大社会学家韦伯同年生，都是1864年。韦伯和齐美尔也是同时代人，齐美尔比韦伯稍微大几岁。但帕克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晚，如我们刚才所说，做了很长时间的记者。所以当韦伯在1904年写出划时代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帕克还没有进入社会学界。帕克在德国通过齐美尔第一次接触社会学，这样硕士、博士一共学习了六年，在四十岁时获得博士学位回到美国，没有进入学院，而是从事社会活动。他见到了一位研究种族问题的社会活动家华盛顿，便追随他一起做种族问题的研究。他晚年自称从华盛顿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对种族问题做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华盛顿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底层的人》，据说其中很多段落是由帕克执笔的。在追随华盛顿做社会活动家的过程中，帕克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在种族问题上。这时他遇见了托马斯。托马斯非常惊叹他在种族问题上的丰富知识，就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讲学。这时帕克已经五十岁了。因为帕克出身富商，到中年的时候又继承了家里的大笔遗产，所以他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当然学校的处事也不是很公正，前几年学校是一分钱也不给他的。他却很高兴，因为他特别想到学校讲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后来院方察觉了这种不公正，这时他已经教了九年书。他在芝加哥大学一共才教了十二年书，教到六十二岁，然后又去了另一所学校，此时他仍然精力充沛。韦伯只活了五十多岁，帕克活了八十多岁。虽然帕克学术起步较晚，但因为他寿命长，所以他的学术生活仍然持续了好多年。这就是帕克的生平。
帕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从事城市研究，因为他早期有长期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的经历，号称跑遍世界所有大城市，他带领学生做城市研究游刃有余。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待学生非常热心，他是一个拥有最多学生的社会学教师，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相比。他学术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做社会学家的时候，坚持参与观察，带领学生做大量的参与观察。第二个特征就是做经验研究，特别是做底层人、边缘人的经验研究，比如说做移民的研究，做少数民族、妓女、非法群体的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色，所以现在的人很少读这些东西了。但它们在当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向读者们揭示了底层人、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我自己也只读过这批书中的一本，当时不清楚这本书的位置。我在美国读社会心理学的时候，老师要一个人拿一本书看，然后在课堂上讲其主要内容。我当时选的那本书叫《职业盗贼》。什么叫职业盗贼？不是看每日从事偷盗时间的长短，而要看技巧的高低，技巧上了档次，这就是职业盗贼了。而技巧要高明就要有师承，要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帕克的学生的著作。第三个特征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术语，human ecology或者urban ecology。帕克说他矢志要研究的就是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或者说帕克是企图从城市生态学这样一个角度来透视城市生活，透视城市当中的复杂现象。帕克做了多年的社会学研究之后，也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是我认为帕克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没有完成一个出色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帕克的理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竞争、冲突、适应、同化，一步一步向前走。比如说移民们来到了一个城镇，处处有竞争，而后可能更激烈，发生冲突，然后大家就比较适应了，移民们获得了同化。我觉得他的理论是较肤浅的。他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领域的研究，并且他以鲜明的风格来推动这种研究。再有就是他带出了大批的高徒，由他们来共同推动这样的研究。理论不是他的所长，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术语，就是urban ecology。
老实说这个词比较费解。在我刚刚接触社会学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词。我先不解释他的这个理论，先讲帕克的学生以一组图形来展示他们对城市的理解。我们由此试图理解human ecology。帕克的一个学生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他用同心圆这个模式来比拟城市。同心圆最中心是中心商业区，第二层是过渡型的地带，第三层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区，第四层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第五层是住在郊区的有钱人或是坐火车上班的工薪族。通常城市的土地根据功能、分配方式分布。过了一些年，另一位学者霍伊特又提出另一种模式，扇形模式。这是根据交通的方便程度、可达性来建构的。西方的城市都是从市中心的商业区开始，道路是放射性的，不像中国是井字形的。各类功能区域都是围绕着道路展开的，所以成为扇形。之后又有一个学者哈里斯提出了多中心的模式。他认为城市是呈板块状的，由一块一块的功能区域组合。帕克之后，学者们大致上提出了这样三种模式。我们现在回过来从这些图形看帕克的城市生态学要说的是什么。帕克自己说他的城市生态学要研究的是空间的秩序，要研究的是土地使用方式的系统关系。要研究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土地同工业、阶层、居住、服务的关系。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收益。功能越大越渴望花大价钱去买到有潜在效益的地皮，而收益越小的就只能买地价比较低的。因功能、收益的不同，所能够支付地价的不同，造成了各个不同的地带的分布。帕克说他就是从事这样的研究的，其弟子也是这样做的。通过他所讲的，他们所做的，我们来透视这个词ecology。中国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将urban ecology翻译为城市区位学。通过简介帕克的思想以及帕克的后学以图形来说明城市地皮的分布来看，我觉得城市区位学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可以望文生义地去理解其理论。我刚开始接触ecology的时候比较困惑，后来一看到翻译成区位，然后一看帕克学派的思想，觉得区位比较准确。但还是有个事情不能理解，就是如果叫区位社会学的话，为什么他们要用ecology，区位完全可以用别的词，比如说location。尽管我对老学者的工作表示一定的钦佩，但是对于帕克为什么选择这个词还是有些不解。后来又读了很多其他的书，到现在才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明白他起这样的名字是有深刻意味和追求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翻译成区位学绝对是一个误译。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中英文基础都很好，为什么他们会错译呢？我觉得是社会学之外的学科知识的欠缺。下面我不想再多介绍帕克的思想，我想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介绍生态学的思想。介绍完生态学的思想之后，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克要借鉴生态学的思想来研究城市学，并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城市生态学。
这也是这一讲中我要着重讲述的东西。我觉得与其介绍更多帕克的思想，不如带领同学们走到帕克当时生活的学术背景当中去，看看是些什么思想感动了帕克，使帕克矢志要做这样的一种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种学术氛围当中去，可能我们也会和他发生共鸣。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当今的生态学已经发展了），如果我们有同样的学术眼光，我们也许能够借鉴更丰富的学术营养，也许能够站到比帕克更高的位置上。
第一个要介绍的人物是林奈（1707—1778）。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或者叫作植物分类学家，瑞典人。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自然的经济体系》，这部作品写于1749年，他在这部书里面说，上帝给每种动物分配了食物，不同的动物分配不同的食物，比如马吃草，羊也吃草，但是它们吃的不是同一种草。上帝做出一种非常精密的安排，让它们各得其所。有的时候上帝还为动物安排了一个位置，一个地界。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天上，各得其所。除此之外，每种动物觅食的同时，也在为大自然做一些事情，比如有些动物专门吃一些动物，但是它们不会吃干净，于是就有一些食尸动物继续吃，并打扫了环境。所以林奈说动物都为环境做出了一些贡献，大自然呈现出一种和谐。他说上帝设计了地球这个大家庭，上帝是一位超级的经济师，使大自然的生产和效率最大化。在林奈的思想当中，万物最终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人是居于最高位置的。再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亚当·斯密是林奈的门徒。这或许向我们透露出一些有益的信息？
与林奈同时代在英国有一位怀特。他生活在伦敦以西50英里的一个乡村，如果不是他的书，世人不会知道该地的。这个乡村叫塞尔波恩。怀特是这里的一个本分的牧师。他很爱好大自然，喜欢观察野生动物。他写了一本书叫作《塞尔波恩自然史》，他的观点与林奈异曲同工。他也认为上帝是一位很伟大的经济师，大自然里面的很多动植物都是互相利用。比如他看到夏天的时候牛在水中凉快，它们把自己的粪便排到池塘里面，这样鱼就可以获得一些食物。在这里就有了一种交换。他说在自然界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这样的交换与合作。二人的不同点是怀特主张人类平和地融合在大自然之中，不要居于万物之上；而林奈认为人是万物之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上帝做了出色的安排，大自然之中万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合作，存在着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
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位是德国的洪堡，洪堡兄弟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哥哥是语言学家，我们介绍的是弟弟，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洪堡的整个研究思路都非常重视综合，强调从整体去看待世界上的每部分。和前面介绍的两个人有很大不同的是，洪堡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世界都是造物主安排的这样的观点。他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植物，他认为不同的植物生长在不同地带，这不是造物主的安排，而是不同气候的结果。由此他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为地球画出了等温线。在同样一种温度下，才有可能长出同一种植物。等温线对植物的分布起很大的影响。等温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仅在研究生物方面，同时在别的方面也给我们一些指导。其实古人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古代的农人都对此有很好的认识。因为这是生存的必要技能。在拓荒的时候，只有对温度有一定的了解，人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播种区域。往北走，可能就有不同的霜降期，所能够播种的植物也就有所不同。所以人们说长城在中国的版图上曲折蜿蜒，但是我们细细地观察能够发现它其实是修在同一条等温线上的。修长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抵御外敌，即当时人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住自己那片适合播种粮食的土地。再往北就不适合当时的作物了。当时的人们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们对此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但难得的是在理论上提出等温线这个概念。除此，洪堡还提出了生物链条这样一个概念。
以上的三位学者都是从和谐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的。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几位学者是从另一角度看待大自然的，即看到它的冲突的一面、狰狞的一面。
第一位学者叫作莱尔，他认为大自然不是那么和谐，大自然充满了侵略、冲突、攻击，不同的物种为了生存在不断地斗争。他讲，比如说某个地方向来是比较安定的，但是突然有一只北极熊闯了进来，因为北方的冰层在解冻，它就随着一个因融化而裂开的冰块漂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到这里一看，到处都有吃的，便大吃特吃。于是它就破坏了这里的平衡，有的物种渐渐少了，而另外的一些物种却因为失去了天敌而大量繁殖。大自然在此时表现出大量的冲突。来了一个强大的物种之后就会改变存在了多年的和谐，使当地陷入一种混乱和冲突。
另一位强调冲突的学者就是马尔萨斯。他的主要着眼点在人类，他的基本原理当然适用于其他物种。他的基本思想是生下来的物种的数量大大高于存活下来的数量，这意味着同物种的幼子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与同类激烈斗争。他的作品《人口论》就是为了驳斥那种和谐的乌托邦而写作的。他的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大的辩护词。马尔萨斯要说明的就是激烈的争夺，甚至到了悲惨程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有其功能的。存活下来的是应该存活下来的，淘汰的是应该被淘汰的。马尔萨斯认为慈悲只能使事情更糟糕，大自然本来就是残酷的角斗场。
在马尔萨斯之后是这个学科的集大成者：达尔文。我们为什么说他是集大成者呢？在今天全面看待达尔文的思想，已经不像我们当初认为的那样达尔文只是继承了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冲突的思想，达尔文同时还继承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和谐的思想，他继承了这两方面的遗产。达尔文在其早年时就崇拜林奈。读了林奈的著作后，达尔文对自然界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大自然里充满着和谐、依存。比如说一种植物，能靠自己存活吗？不可能的。当你开花时，你要借助蜜蜂给你传播花粉；当你结果时，你要借助鸟将你的种子撒到别处，这样这一植物才能将自己的后代繁衍覆盖到地球的每一角落。所以他提出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成员相互依存。这是他学术上、他整个理论上的第一步、第一层的观点。
他的第二个推断认为，每一个物种以及每一物种中的每一分子都在大自然占据着一个位子。最初他使用place这个词，以后更多地使用office这个词，即官场的位子，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官职。每一个物种，物种中的每一分子都要占据这样一个office。我在思考了place和office的差别以后，我就理解了达尔文为什么要用office。因为office确实比place更合适。一个级别的干部就像一个物种一样，局级干部可以说像肉食动物一样，处级干部就像草食动物一样，再低级的科级干部就像昆虫类的。不同的级别，像不同的物种，占据的office或place是不一样的，获取的营养是不一样的。首先是不同的类要瓜分，完成这个位置的分割之后，同一类的还要争夺位置。这里也有占不到岗的，下岗的，比如都是局级干部有的人就上了岗，有的人就上不了岗，不得不退休，不得不下岗。我们原来都是局级干部，我们占不了别的级别的位置，我们占不了部级干部的位置。局级干部和部级干部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不同的office，而同一个office上的人要为各自的有限的位置去争夺。他提出这样一个位置说，这个位置说并不是什么太新的说辞，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的柏拉图，他就说在大自然中不同的物种居于不同的位置。但是达尔文和柏拉图截然不同的是，柏拉图认为这是上帝裁定的，而达尔文认为是自然选择造成的。由此达尔文开始其第三个推论。
从第三个步骤来看，达尔文在继承了林奈等人的思想后，确实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因为以后他又获得了另一营养，就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学术思想的营养，于是他告别了那种简单天真的和谐思想，将之与冲突的思想、斗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思想，生下来的比活下来的多太多了。每个物种为什么要有这么旺盛的生殖力，为什么不为了存活一个生一个，或为了存活一个生两个，多一个就罢了。为什么为了存活一个要生十个、百个，他看到了物种之间，以及物种内部为争夺位置的激烈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达尔文很可能在提到自然时无意地使用了office这个词，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确实可以构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大自然当中的现象就是新的生命体、幼子产生得太多了，要争夺位置。而在人类生活、城市生活中，出现的是一个与之非常相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入成年的劳动力太多了，就业机会、岗位太少了。在大自然那里是出生的生命太多了，要为生存而奋斗；在我们这里是产生的新的劳动力太多了，要竞争。达尔文在第三阶段的思想中强调了竞争的积极功能。在这点上特别好和人类做对比，有下岗的人了，有待业大军了，就有望提高岗位上人的能力。因为你如果不行，人家就会取而代之，下岗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失业大军会推动在岗人员能力的提高。在生物界同样是这样，存活下来的一定是体质更强健的，经过争夺，体质更强健的生存下来，获得异性，繁殖出后代，导致后代更强壮，更宜于在自然界生存。简单地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整个思想的第三阶段。
这还不是他全部的思想。下面介绍他第四阶段的思想。第四阶段的思想在达尔文整个学术研究中，只是在他的晚年淡淡地写下了一笔，但这一笔相当重要，可以供生物学史的研究者再三、再四地思索它的意味，并且奇怪为什么达尔文没有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以至于我们通常都认为他的第三阶段思想是其主要思想。那么第四阶段的思想是什么呢？它仍然延续着前面几个阶段的思路，位置少，物种的成员过多，这个冲突怎么解决？一部分人出局，非常残酷的事实，这是第三阶段的思想。而第四阶段达尔文又指出另一种思路，有的时候可以和平地解决，不需要消灭一部分同类，不需要使一部分同类出局，这是趋异的思路。
什么叫作趋异？这是生物学的术语，面对生物界的一些现象而产生的词。这个词如果用社会科学的词来做类比的话，非常有助于大家的理解，就是分工，再分工，产生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工种。如果说工种是定死的，比如有10个工种，有50个人，一个工种能承受5个人，当这个工种有6个人、7个人时，就一定要有人出局。这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让一些人下岗，在大自然中就是物种中一些成员必须死亡，因为该物种可获得的营养是有限的。除了这一思路外，还有另一思路，实际上在人类进化历史中，这个思路也是一条康庄大道。分工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是因为效率高，这叫作目的论。我是花了比较大的笔墨来批判目的论的人，我写了一本书叫《代价论》，其中有一章是批判目的论的。目的论是一个懒人的思想，懒人认为一个事物为什么产生，因为它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产生。我们认为一个事物已经产生了，我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那你几乎没有解释它为什么产生。它为什么产生呢？产生是从无到有，你不能用它产生后的功能来解释它的产生。一个事物有效率，可以让它继续存在，可以发扬光大，但这不是它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要分工呢？杜尔凯姆做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解释，是因为老的工作竞争者太多了，一部分人吃这碗饭吃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就是人口的膨胀使人越来越多，原来就业的位置越来越少，把这部分多余的人逼得要选择新的职业，这样就能活下来了。本来你是种地的，他是种棉花的，他是纺纱的，我没有活可干，就得选择一个新的职业。你们天天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吃，我来给你们做早点，很有销路，这样我就活下来了，没有和你们任何人抢饭碗。这是分工。
我们再谈趋异。趋异就是从相同走向不同。每个物种中的成员在大自然中占据着彼此雷同的位置，每个位置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老虎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豹子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山羊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因为每个物种在争夺同一种物质，同一种营养。开辟一个新的位置就成为生存的一个思路。这个新的位置是怎么开辟出来的？达尔文的思想可以做出解答。物种有很好的稳定性，稳定性是根本的，它由遗传来实现；但在我们承认这一前提下，还须承认物种的另一个特征，它还有变异，变异非常之微小，但放在时间长河中就会慢慢呈现出来。比如蛾子基本上是浅色的，但不排除千万只蛾子里面有一些蛾子颜色发生变异，微微发黑，深灰色乃至黑色。这时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人类把自然界污染了，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开始有大烟筒，英国的植物都披上黑色的外衣。浅色的蛾子在黑色背景下暴露得格外触目，鸟类就能非常方便地把浅色的蛾子捉住吃掉。但有幸的是在千万只蛾子中有一些经过变异，颜色比较黑，就能潜伏在黑色背景中而不被鸟类吃掉。这样经过了一代、三代、五代、十代，所剩下的蛾子通通都是黑色的了，浅色的蛾子没有了。这是达尔文的本质思想，适者生存。
为什么变异？根本原因不是达尔文所能解决的。达尔文以后的一个生物学家孟德尔提出了为什么变异，那是很复杂的分子遗传学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讲了。但每个物种覆盖的面都非常大，譬如我们人类，我们的品性有微小差别，我们加在一起覆盖的面更宽，就像蛾子，基本上是浅色的，但是当中要有一些黑色。我们的变异也是非常之宽，当自然界发生巨变时，我们中的一部分适合新的环境，另一部分可能要死掉。既然有这样的变异，就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亚种，新的亚种就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即依赖和获取与父辈不同的新的营养与资源。这点微小的差别使它们获得了生存在没有被其他物种覆盖的真空地带的优势与生理条件。当不断有变异者存活下来时，物种便分化了。这就是趋异的思想。
1866年达尔文的一个弟子赫克尔提出了一个词，叫oecologie。在此之前，林奈为他那本书命名的“自然的经济体系”一直被沿用，以表达大自然中的依存与交换。直到林奈提出自然的经济体系过了一百年后，这个啰唆的表述方式才被一个简洁的词代替，这个词就是oecologie。赫克尔说oecologie所表达的就是大自然中的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1893年国际植物学大会上又把拼写改成了现在的形式：ecology。这个词渐渐取代了自然的经济系统，并慢慢加入了一些新的意思。那个时候的植物学家为这个新的词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他们研究植物的群落，绘制植物群落的地图，那些植物群落在地面的分布，这当然也是ecology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在这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学者叫沃明，有些学术著作说帕克受沃明影响很大，我没有看到详细的阐述。沃明是个丹麦教授，植物学家，他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群落和共栖。他说群落中的成员组成了共同的生存网络，一棵植物是和它的伙伴们相依为命的。在植物这里体现得非常明显的是它们的根系，在地表上面它们是一株一株的；在地表下面它们的根系结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组成一个蓄水系统。如果一个地带就剩下一棵树苗，你让它活活试试，那将极其艰难，有点自然灾变就可能死掉。但是如果它呈现出群落的状态，就很难奈何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干旱都不怕，因为它的根系已经蔚为壮观了。沃明还提出一个共栖的概念，这也是后来被发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共栖的意思就是大家在同一个桌上吃饭，但是不吃同一种菜，桌上有五个人，五个菜，竞争并不激烈，因为各吃一个菜。
长期以来生态学和经济学构成了一种双向的相互影响。从前面讲的有些生态学家为自己的著作所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总是要从经济学家那里借一些词，从他们最早的鼻祖那里就叫自然的经济体系。因为最初他们是一个弱小的学科，是一个发育期的学科。而经济生活在人类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虽然经济学进入学院的历史不算长，但总归是人类的主流生活，即使没有进入学院，这项研究早已有了很长的历史。所以大家似乎很难相信在生态学起步的一百年当中，经济学家很少从那里获取什么营养，相反竟然是一门自然科学从一门社会科学那里获得营养，不断地把那边的词汇搬到这边来，把那边的思想往这边移植。当然这是大的轮廓，其间也有经济学家受生态学影响的，比如前面提到斯密曾经是林奈的学生。这两个行业隔得那么远，斯密离开林奈的著作时带走了什么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双向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从生态学中获得营养，这大概是在很晚期的时候才大规模地展开。今天经济学家从生态学、生物学那里获取营养已经不是一般性的了。
我们接下来谈埃尔顿，他是一个动物学家，他把他的研究取名为动物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他提出四个规律。第一是食物链，就是甲吃乙、乙吃丙、丙吃丁，这样构成的一种链条。食物链通常是三个、四个，从来不超过五个。我们动脑筋想一想，想出三个是很容易的，比如说羊吃草、狼吃羊，再复杂一点是四个，最复杂的是五个。因为有多种植物，多种昆虫，多种食草动物，还有多种食肉动物，很多动物的食物源还不止一种，因此它们加在一起构成的食物链是错综复杂的。在生物种类非常少的地带可以划分出这个网络，比如在北极地带。在热带就很难搞清楚了，因为网络关系太复杂。第二个规律是食物规模。第三是物种分布。食物链实际上构成一个金字塔，往往底部的生物数量大；顶部数量低于底部，分布比较稀疏，繁殖要慢于底部，否则找不到食物。比如老虎的分布就不能太密集。人类是一个特例。
第四，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小生境（niche）。这个概念是一个鸟类学家首先提出的，被埃尔顿发扬光大。小生境这个概念按生物学的解释也是比较微妙的。学者们说，当我们强调经济的时候，小生境这个概念近似于食物源，就是我们说过的：大家虽然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却不吃一样的菜。再比如在一个小范围内，有天上飞的，有水里游的，有地上跑的。它们在一个空间里，但相安无事。小生境如果比较丰富，就是指在一个单位空间里面，生物种类更多；小生境比较贫瘠，生物的种类就比较少。种类多不一定竞争很残酷，可能大家各取所需，相安无事。
以后生物学和物理学发生了结合。坦斯利把物理学当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能量”移植到生物学当中。地球所有的能量都是来源于太阳。生物的生长，直接或者间接，都是靠太阳能。动物最终都是靠植物所转化的太阳能生长，因为动物都不能直接吸收和转化太阳能。植物摄取太阳能的效率是1%，就是说阳光中的能量只有1%能够被植物所吸收。这里说一个题外话，“大跃进”时代说一亩地能够生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粮食。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提倡高产量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后来有些人投其所好，越吹越大，他也有点疑惑。这时一个大物理学家出来说话了，他论证说现在的植物只是吸收了太阳能的极少一部分，如果能够提高这一效率，我们的作物就能够大大提高产量。于是“大跃进”有了理论基础，毛泽东也相信了超高产的可能。植物吸收太阳能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具体看看这方面的专家对各种植物的比较。玉米是高产作物，它摄取能量的效率要比别的作物高一些，能够摄取1.6%。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玉米能够摄取1万千卡。有一种叫云杉的植物，它每平方米能够摄取1.3万千卡。热带雨林更高，能够摄取2.4万千卡的能量。在所有植物中甘蔗是最高的，每平方米能吸收3.45万千卡。食草的动物和食肉的动物分别摄取了食物10%的能量，就是说消化远不能把所有的能量都吸收掉。
下面再介绍一位大思想家怀特海。他和罗素合作过一些研究。我本人认为他的思想比罗素深刻一些。怀特海本人是依存哲学的倡导者。这个倡导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大家依存的一面，要我们重视依存。怀特海的整个学说要我们认识事物的整体，他认为从事物的单个去看待事物就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特征，一定要从事物的整体去认识它。他举例说单个的树和树林，他说从单个的树去认识树是认识不到树的本质特征的。你要认识这类树就必须看到整体。不要在分析当中把树当成树林。森林是物种组织的胜利，是群体的胜利。他还说在大自然当中没有粗鲁的个人主义，比如说，一个个体是不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成员间是相互依存的。“真正的现实是完全彻底的患难与共。”
生态学的研究中心早就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转移到了哈佛大学。那里的一个学者费勒提出一个和怀特海思想接近的观点。他说，实际上没有离群索居的有机物，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说有机物都是群居性的。
又过了一些年，生态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一些相关的学者组成了一个生态学研究小组。在1941年9月庆祝芝加哥大学50周年校庆的时候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题目是“生物系统和人类系统融合的层次”。很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会同生物学家们共同出席了这个会议，其中有克鲁勃、雷德菲尔德、帕克等等。出席会议者一致认为他们享有一个共识，就是有机物和人类社会不仅类似，而且就是同一种现象。
在20世纪末叶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这个材料。当时的心情是激动的，我觉得我明白了帕克的一种用心，明白了他为什么给通常看来和生物学、生态学有如此的差异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冠以生物学的名称。我还看到古典的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特别愿意使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词汇，看到了借鉴姊妹学科的学术营养频繁地发生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上。我最高兴的是，我多年没有明白的事情到此时终于明白了。应该说帕克独具慧眼的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的冠名，对启发我们思考所做的贡献，高于他所做出的研究。而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将帕克的理论翻译为区位学，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帕克所在的校园内姊妹学科间的深层的交往。帕克把生物学科里面的有借鉴价值的东西拿来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还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1941年以后，生态学和社会学都在同步地发展着。当年帕克怀有那样的一个雄心。今天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相互间的借鉴是空前的，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讲了。我只想对同学们说，应该是老帕克的理想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齐美尔1975/1991：《桥与门》，上海三联书店。
帕克1987：《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库隆1994/2000：《芝加哥学派》，商务印书馆。
叶肃科1993：《芝加哥学派》，香港三联书店。
沃特斯1994/1999：《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社会学家应对生态学思想持何种态度？
2.你觉得哪些生态思想是最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