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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心智地图

美国肯塔基州一所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兼护士苏珊·谢尔曼（Susan Sherman）从肯尼亚访问归来后，发现自己在路易斯维尔的学校受到排斥。时值2014年年底，埃博拉病毒正肆虐非洲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谢尔曼所在学校的家长担心她会带回埃博拉病毒，传染给孩子们。

肯尼亚并没有爆发埃博拉病毒，但学校禁止谢尔曼上课21天（检疫隔离期），并要求她提供医生开具的体检证明，证明她并未感染埃博拉病毒。谢尔曼没有照做，而是提交了辞呈。

这个例子揭示了公众对地理知识的无知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非洲是个小而单一的地域，就跟拉斯维加斯和卡波圣卢卡斯（墨西哥旅游胜地）差不多。实际上，肯尼亚距离2014年爆发埃博拉病毒的国家有5 600多公里。这个距离，比从美国的路易斯维尔到巴西的马瑙斯还远上近千公里。按照谢尔曼所在学校的逻辑，从路易斯维尔回肯塔基的游客需要检查行李中是否携带了食人鱼。

美国式的自恋和愚蠢的经典案例是地图测验。有多少美国人能从地图上找到阿富汗的位置？根据2006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罗珀公共事务及媒体公司联合进行的调查，在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青年中，只有12%的人能找到。民调组织多年来一直在抽查这类问题，可想而知，它们对美国教育状况发出了近乎绝望的呐喊。

我利用互联网小组调查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完成了一项更雄心勃勃的地图测验。我不光问到了新闻里常出现的少数几个国家，还问了美国所有的50个州，全球170个主权国家（以及若干争议领土和地区）。我从上述地域总集合里挑选了10～15个，使用美国、各大洲或世界地图（内有边界线，但未说明边界线内是哪个国家或州），请每一位参与者找到它们的位置。

接着，我用调查结果制作了变形地图。这些地图是经过调整的，每个地区的面积按人口、选票或其他相关变量的比例进行缩放。在这个例子中，各州或国家按照参与者未能在地图上对其定位的百分比进行盈缩设定，就得出了“无知地图”（map of ignorance，见图2-1）。

几乎每个美国成年人都可以在美国地图上找到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找到缅因州和华盛顿州等“角落”州也很容易。所以，在变形地图里，它们几乎没有缩小。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并未显示，它们只是个小点，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它们。

膨胀的州是多数美国人没找到的州。最难找的州是特拉华州：58%的美国人无法找到它的位置，超过1/3的美国人无法找到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或亚拉巴马州。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不擅长锁定州的位置呢？相似的地理形状和州名拼写筛掉了一些本可以找到的人。经常有人把伊利诺伊州（Illinois）跟印第安纳州（Indiana），及其他“以元音为首字母”的州搞混。密苏里州（Missouri）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也常被混在一起。

对位于大平原北部和落基山脉的各州，人们犯下的错误不可胜数，他们说不清这些几乎全是长方形的州。此外，形状不太一样的双生州，比如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弄混的人也很多。

在世界地图上，我测试了所有国土面积超过700平方公里的国家。略去的国家大多为岛国（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南太平洋的图瓦卢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等），以及一些极小的欧洲城市国家（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梵蒂冈和圣马力诺）。这是没办法的事，它们在地图上大多是个点。

在我的受访样本里，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找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这些容易定位的国家，在变形地图中只比实际尺寸小了一点。美国人对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对游客友善的西欧国家也很熟悉。调查的参与者找到意大利就跟找到美国一样轻松。这肯定意味着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比萨饼吧。比萨盒子上常常印着靴子形的意大利地图，往往被作为事实商标。

在一幅投射美国人无知程度的地图里，非洲膨胀得最厉害。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面积，而容易识别的俄罗斯和中国则缩得很小。人们容易找到的巴西不再主宰南美大陆（见表2-1）。

受访者最擅长找到大国和大面积的领土，这很合情理。常见的地图投射法对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面积夸大极多，有可能会提升其辨识率（因此在变形地图中会缩小）。

哈萨克斯坦是全球国土面积第九大的国家，几乎是得克萨斯州的4倍，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它。整体来说，美国人对几乎任何一个以“斯坦”结尾的国家都“搞不清”（见图2-2）。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政治地图，许多美国人也分辨不清。

①阿富汗英文为“Afghanistan”，以“stan”结尾，所以作者将其也列入了这一图中。——编者注

诚然，这些国家很少会出现在美国的新闻里。但大多数美国人连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国家都找不到，比如以色列。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能找到才曾去打过仗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有些极为相似的“双胞胎”国家的确令人困惑。比如，刚果共和国（首都是布拉柴维尔）与它东边大得多的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扎伊尔，首都是金沙萨）不是一回事。在我的调查中，能确定刚果民主共和国位置的人是最少的，只有5%的受访者答对了。

除了地图测验，我还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美国人的地理知识是多么贫乏。2006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罗珀公司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18%的美国青年认为亚马孙河位于非洲；20%的人认为苏丹在亚洲，10%的人认为在欧洲。75%的美国人认为，英语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正确答案是中文普通话，其母语人口是英语人口的2.6倍）。《国家地理》杂志的人毫不夸张地做了番总结：“美国人在地球上并不孤远，但按许多年轻人的观点，我们怕是不孤远也难了。”

2013年，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报》拍摄了一段视频，记者随机请学生说出加拿大的首都。答案包括，“我不知道，大概是温哥华，或者别的哪个地方吧”“阿尔伯塔？我不知道呀”“是多伦多吗”，等等。

美国式的无知孵化出一类新的谈话节目和YouTube上常见的视频内容。节目内容都很简单：拍摄者用摄像机对着受访者，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把所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答案剪辑在一起，以博观众一笑。但千万别播出那些正确作答的人，那就不好玩了。因为所有的观众都知道，拍摄者必须采访成百上千的人才能得到一堆错误答案。我以前认为这类视频有点自命不凡，无非是选择性报道罢了。但我现在更清楚实际状况了。这些视频的确有些自命不凡，但受访者的无知并不是编辑刻意筛选、以偏概全的结果。

我自己的调查选用了一个涵盖美国所有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样本，其中有47%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的首都是渥太华。这是一道选择题，有5个备选答案（这种形式比填空题更简单）。有两份严肃的经同行评议的大学生知识水平调查也问过“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的问题。我们在2012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只有1.9%的美国人回答正确。

我发现，大约9%的美国成年人不知道新墨西哥州属于哪个国家。最多人选择的错误答案是“墨西哥”。自从被纳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新墨西哥州就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每一次总统选举，这里的选票都是计算在内的。热门电视剧《绝命毒师》就在该州拍摄，可居然有1/10的美国人对该州知之甚少。

2006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罗珀公司联合调查的一个亮点是，千禧一代在抽象地图阅读能力测验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调查人员给他们看一幅虚构的“无主之地”（no-man's-land）的地图，并提一些问题，如“哪座城市最有可能是港口”，大多数人都知道选择一个靠近水路且有多条高速公路汇聚的城市。美国的教育制度把一代人塑造成能看懂地图却不知道领土归属的人。

所以，地理学大概正沦为跟手写草体字相同的命运。这很糟糕吗？

一些警示世人的证据表明：没错，这的确很糟糕。2014年，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美国人发起了应该如何应对的大辩论。凯尔·德罗普（Kyle Dropp）、乔舒亚·克策（Joshua D. Kertzer）和托马斯·蔡佐夫（Thomas Zeitzoff）这3位政治学家进行了一轮全国调查，请美国人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乌克兰的位置。

调查采用了未做标记但有国界线的世界地图。参与者要点击最能标示出乌克兰所在方位的点。正确点到乌克兰境内的人，只有参与总人数的1/6。

其他美国人的点击位置遍布整张地图。每个人口稠密的大陆都有人点击，格陵兰岛上也有一群人点击，就连美国境内都有少数人点击。还有几个点落在了海洋中，连岛屿都不是。点击海洋的人要么把乌克兰想象成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要么他们根本分不清世界地图里哪一部分表示水域，哪一部分表示陆地。

根据调查，研究人员发现，猜测点距离乌克兰实际方位越远的人，就越支持美国对乌克兰实施军事干预。

战情室为什么要挂地图呢？原因就在于，地理学有助于决策者判断一场军事行动对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还是无关紧要；它是可行的，还是成本高得无法负担。乌克兰是在美国境内，还是主权国家；它是海洋国家，还是陆地国家，这些都是决定是否派军队去乌克兰的细节因素。

事实性知识和政治意见之间的相关性还不止于此。我进行过一项调查，其中包括16道一般常识测试题，有两道题跟地图有关（受访者被问到北卡罗来纳州和乌克兰的方位）。调查还提出了一个政策意见问题：“有关在边境线上建造围墙阻止非法移民的讨论有很多。以0到10为程度衡量，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答对事实性问题越多的受访者，越不喜欢修建边境围墙的主意。即便受教育水平和年龄这两个变量保持不变，事实性问题回答情况与政策意见的偏好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高。边境围墙的支持者不仅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同等教育水平和年龄层的人群，他们知道的事实性信息也更少。

平均而言，在事实性部分成绩优异（16道题全答对）的人，对边境围墙的支持情况是：2.25分（总分是10分）。而回答糟糕（16道题全答错）的人，对边境围墙的支持情况是：7.22分。他们持高度赞成的态度。

在地图上找不到乌克兰的美国人更支持修建边境围墙。在调查中还有一个与支持边境围墙关联度很高的问题：

科学家认为，早期的人类猎杀了剑龙和霸王龙等恐龙。这一表述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真的人，大多想要修建边境围墙；说假的人，大多不支持。

边境围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对移民问题持鹰派立场的人秉持这样的想法：政府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迅速修建一道神奇的围墙，以达到震慑非法移民的目的。想法更周全的人总是提出各种棘手的问题：这将耗费纳税人多少钱？会有效吗？地理知识有助于估算成本，历史知识则为判断政策成败提供了依据。

民主制度并不依赖于每一个公民博学多识。一部分选民比其他人欠缺这样或那样的知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无知者的政治立场与知情者的分歧别太大就行。如果无知者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而且人数比知情者要多的话，我们就应该担心了。我把上述调查结果称为“边境围墙原理”：特定政治观念从达克效应的角度理解最恰当。

国债、赤字，谁能搞得清

对地理知识的无知扭曲了我们的心智地图，有时还会影响公众意见的走向。同样，其他知识的匮乏也会扭曲我们的世界观。当问题牵扯到很大数字的时候，往往更是如此。

2013年10月，因为美国联邦赤字过高，当时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正在计划关闭部分联邦政府部门的方案。《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杂志为此发起了一轮互联网小组调查，邀请全美各地的500名受访者估计一下美国的赤字规模。这是一道选择题，按等级对人们的猜测结果进行分组（见图2-3）。

最常见的答案是，有23%的受访者选择了介乎于10亿～100亿美元赤字规模。2013年的实际赤字规模是6 420亿美元，比多数受访者认为的要高100倍。

其他人对赤字规模低估的就实在夸张了。有超过10%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这部分美国人大概是居住在另一个宇宙，因为来自佛罗里达州小城博卡拉顿的退休眼镜商人开张支票就能把当年的联邦赤字给补齐。

调查还询问了美国前一年的联邦赤字有何变化。是增长了，减少了，还是大致不变？知情的公民自然知道，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再加上削减开支、增加税收，联邦赤字从2012年的1.09万亿美元减少到2013年的6 420亿美元。但是，有68%的受访者却认为2013年赤字更高了。

我找到同一家互联网调查公司，进行了一轮后续调查。我随机抽选了一个全国样本，询问了相同的两个问题，只不过，我把“赤字”改为了“债务”。

我们先要达成共识：这两个词可不是一个意思！债务是国家欠的钱（类似信用卡余额），赤字是一个财政年度里债务增长了多少（类似信用卡余额在过去一年里增加了多少）。

在乔治·华盛顿“高税收和高支出”（tax-and-spend）的政策影响下，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累积起了一大笔债务，直到1830年才还清。此后大约10年时间，美国完全没有债务，但从1840年以来，美国一直债务缠身。在我进行调查期间，美国的债务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图2-4所示是有关美国债务调查的回答情况，跟赤字调查的结果存在部分重叠。

人们对赤字和债务的猜测结果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即使债务规模是赤字规模的26倍，情况依然如此。和我的预料相符，与赤字猜测相比，债务规模的猜测被扭曲得更厉害（偏向图表的顶部）。只有27%的受访者选择了正确的区间范围（10万亿～100万亿美元），而这并不是最多人选择的答案。

在我的调查里大约2/3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里的债务增加了。就跟走不准的钟一天里也有2次走准的时候一样，这一回他们都蒙对了。

调查结果没什么神秘可言。相比数字，人们对文字更敏感，而相比文字，人们对情绪更敏感。其实，政客和记者都知道这一点。在赤字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人让选民们相信，赤字、债务，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在没有告知人们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就达到了目的，而且还暗示，许多“事实”并非事实。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数字头疼，根本搞不懂：他们只知道有个问题越来越糟糕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债务或赤字的规模对普通公民有那么重要吗？不管是讨论债务还是讨论赤字，提供美国人口规模的数字是关键，因为人均债务规模真的很重要。为弄清人均债务规模，你首先就要知道人口总数。《国家地理》杂志曾做过一项调查，要参与者从4个选项里挑出如今的美国人口总数。有99%的人选择了错误答案，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不平等的真相远超人们想象

2011年，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商学教授迈克尔·诺顿（Michael I. Norton）进行了一轮互联网小组调查，请5 522名美国人估计全美财富的分配情况。按照要求，参与者需按财富多寡把总人口进行5等分，也就是说，最富裕的20%，次富裕的20%，依此类推，最后是最贫穷的20%。接下来，受访者要估计上述人口在全国总财富中分别拥有多少。

请注意，调查问的是财富，而非收入。调查预先说明了这个事实：它问的是“资产净值……即某人拥有的总资产减去所有债务”，并给出了例子：房产、股票、债券、艺术品、收藏品等，减去贷款、按揭等的价值。调查还请参与者们形容一下财富分配的“理想”状况（见图2-5）。

首先看看现实情况。事实上，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拥有约84%的全国财富。其次和再次20%的人口，拥有剩余的几乎一切财富。最贫穷的两档人口在图中表示现实状况的一栏里几乎不可见，因为他们持有的财富仅占总数的0.2%和0.1%。

请记住我们谈的是资产。40%最底层的民众基本上是左手进、右手出地过日子。他们的房子大多是租来的，要不就是按揭贷款买的房子，已经资不抵债；他们有学生贷款，储蓄极少甚至完全没有。

公众明白财富分配是不均衡的。但一如中间的横条所示，他们低估了财富分配不平衡的严重程度。调查对象们估计，20%的财富最多者占总财富的58%，其后的几个等级逐级递减，最贫穷的人占有财富总量的3%。

换句话说，公众估计最富裕的20%人口比最贫穷的人口要富裕20倍。可实际上，最富裕的20%人口比后者要富裕840倍。

在描述理想的财富分配状况时，受访者们的答案带来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但其不平等程度远比其他情况要低（最底部的横条）。在这种人们选择的理想财富分配情况当中，最富裕的20%人口掌握了32%的全国财富，而最贫困的20%人口占据总财富的10%。最富裕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3倍左右。

诺顿-艾瑞里的调查中，有一个极令人兴奋的发现：在不同政治倾向和人口统计群体中，人们在估计值上（不管是实际情况还是理想状况）并无太大差异。当然，两位研究者确实发现，较之民主党选民及女性选民，共和党选民及男性选民选择的财富不平等状况更大些，但差得也不远。富人对最富裕的20%人口拥有多少财富理解更透彻，跟穷人比起来，他们设想的理想财富差距会更大，但还是老状况，差距只有几个百分点。

就连对不甚理想的现状人们也有共识。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就理想状况而言，最富裕的20%人口应该少占些，而最贫穷的20%人口应该多占些。按照调查的估计，次一级富裕的20%人口（基本上也就是中产阶级的上层）所占份额接近最优状态。

这些调查发现跟占领华尔街事件都发生在2011年，受到了来自整个政治生态频谱上各种权威人士的各具倾向性的阐释。人们围绕最低工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唤起了对所谓99%沉默大多数的推定意见。但除非公众真的知道现状，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

媒体用铺天盖地的统计数据，外加“x%的美国人控制了y%的财富”一类的标题淹没了我们。较之实际的数字，我们留下了不平等的印象，也留下了对它的情绪性反应。实际上，诺顿-艾瑞里调查曾请参与者虚构一种与新闻报道大致相符的财富分配状况。这是一个很离谱的要求，因为经济体是一台复杂的机器，有许多可活动的零件。

假设有一家航空公司要求乘客为“理想”的客机画出设计草图。草图无疑会强调宽敞的座椅和额外的随身行李空间，对机械和导航系统置之不理，因为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实施这一设想的航空公司会发现，飞机不会起飞，因为“座位宽敞”带来的成本高涨到简直没有人会买票的地步。

美国公众的“理想”财富分配状况算不上超级乌托邦，它比运转得足够好的瑞典（该国的税收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8%）的实际状况还要更平等一点。但美国人和瑞典人不一样，按照美国的观念，美国人要为自己的退休做储蓄，而不是依靠私人或公共养老金。

在美国，老年人平均比青年人富裕18倍。这使得婴儿潮一代（占总人口的20%）比如今最年轻的一代成年人（也占总人口的20%）要富裕得多。这样的差距跟1%位高权重者或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全无关系。普通工薪人士一辈子的储蓄本身就能带来比公众眼中的理想状况大得多的财富差距。

考虑到人们搞不清债务和赤字这类词语的意思，所以我想他们是否也分不清财富和收入呢？为了进行检验，我采用诺顿-艾瑞里研究的模式做了一次调查，只不过我问的是收入的分配而非财富的分配。

美国的收入分配同样是头重脚轻，只是差距没财富分配那么大。前20%的家庭其收入占总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而20%最富裕的家庭占了总财富的84%）。另一方面，40%垫底的家庭也拥有一定的收入，尽管它们的资产净值几近于零（见图2-6）。

因此，收入分配情况和财富分配情况在事实上就有着很大差异。但公众对这两者的估计差距却不怎么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收入和财富都比实际情况分配更平均。

吸引人眼球的事情是，收入和财富的“理想”分配状况几乎相同。参与调查的两批样本都认为，最高的20%群体应该占有30%（的收入或财富），垫底的20%应该占有11%。

相关术语在人的记忆里有可能纠缠在一起。说不定前几天你阅读了一篇论述收入平等的文章，几天后有人跑来问你财富分配情况，那么讨论收入的文章就会塑造你的答案，哪怕两者并不直接相关。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很难把情绪和意识形态转化成这些庞大的数字。大多数人不习惯从人口百分比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的思考过程一般是这样：先构思最靠前的20%应该是最靠后20%的若干倍，接着再对中间的20%里随便估计个比例。他们来回倒腾了几轮，好让数字加起来是百分之百。

另一项研究避免了数字计算带来的混乱。迈克尔·诺顿和索拉波·凯特彭森（Sorapop Kiatpongsan）向40个工业化国家的5.5万名受访者提问，请他们估计各自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和理想收入，以及大企业CEO的实际收入和理想收入。

根据收集到的答案，研究人员会估算CEO与非技术工人工资的薪酬比，并将其与现实情况进行比较。例如，在当今美国这个比例是354：1，但美国人的估计仅为30：1。理想薪酬比甚至更为接近，是6.7：1。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比例都比美国的比例要低得多，但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大大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收入差距，并认为理想的薪酬分配情况应更加平等，理想比例的平均值在4.6：1左右。状况照旧，政治信念对答案的影响并不大。

这些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人们都认为跟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接近的收入分配情况是理想的。诺顿和艾瑞里不禁问道：

对财富分配理想情况和财富不平等实际水平的差距，不同群体的认识都差不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美国人，不支持更剧烈的财富再分配呢？

他们想出了一些潜在的原因：

第一，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似乎大大低估了目前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这意味着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差距。第二，正如人们低估了财富实际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美国人对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第三，尽管样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远非理想情况，但公众对导致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存在分歧，而分歧又有可能会压倒共识。

用不着搞民意调查你也可以得出结论：在美国人眼里，死于枪击事件的“理想”人数是零。有人说解决方法是禁枪，也有人说解决方法是每个人都随身携带子弹上膛的枪。我们做了什么呢？

枪支和犯罪的非相关性

说到枪支，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次调查显示，美国人对持枪权的支持率激增。超过一半的受访公众认为，保护持枪人的权利比进一步控制枪支买卖更重要。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些调查也问到了一个事实：近期暴力犯罪率是上升了、下降了，还是保持不变？

盖洛普的一次调查发现，认为犯罪率上升的人支持枪支管制的不多。具体而言，在相信上一年犯罪率上升的人中，45%的人支持更宽松的控制枪支法案。而在相信犯罪率保持不变的人中，有52%的人赞成更严格的枪支法。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背景情况：1993—2010年，美国的暴力犯罪率急剧下降。持枪杀人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从每10万人中的7.0人减少到3.6人），非致命暴力犯罪率也下降了25%以上。人们很难再想到有其他重大的社会问题有这样明显的改善趋势。

然而，这一事实鲜为人知。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询问，过去20年里持枪犯罪率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保持不变？66%的人认为犯罪率上升（错误），26%的人认为保持不变（同样错误）。只有12%的人认为是下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见不同的双方都认为，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高涨犯罪率，自己都有更好的补救办法。不管是合法持枪，还是枪支管制，跟持枪犯罪率急速下降的关系恐怕都不大。专家们认为功劳来自人口统计情况的变化。暴力犯罪是属于年轻男性的游戏，而到20世纪90年代，婴儿潮一代已不再年轻。

范围不敏感影响公众选择

如果人人都受到误导，怎样做出良善选择是自由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有时候，公众做得真的比你料想的更好。

我问人们：“麦当劳的‘巨无霸’含有多少卡路里热量？”

根据麦当劳网站的说法，正确答案是550卡路里。调查答案里最常见的回答的确是对的（这是一道选择题，大多数人的选择是：400～799卡路里）。41%的人给出了正确答案，猜测也围绕在这个数字范围。大约80%的人给出了一个不算荒谬的选项（见图2-7）。

这也许展现了公众的智慧。人们在尝试估算数值时，平均猜测值往往准确得惊人。

猜猜罐子里有多少颗糖豆是个经典的例子。有些猜测会太低，有些会太高，剩下的人说不定是对的（虽然没有人知道哪些人是对的）。平均猜测（或者说，猜测的中间值或模式）往往比绝大多数猜测更接近正确值。

公众智慧也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上有一段时期，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所有人都错了。公众对对弦理论的看法对物理学家而言没什么启发意义。要让公众的智慧发挥出来，他们必须具有可得出理性观点的基础。在猜糖豆比赛里，每个人都能看到罐子有多大，糖豆有多小。有人靠数的，有人靠算的，还有人靠直觉。既然有许多人从许多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公众很可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可要是公众连思考的事实都不曾掌握（比如中世纪的“扁平”地球，或是今天的弦理论），他们根本没法展现智慧。

你会注意到，美国人关于美国联邦债务和赤字规模的猜测严重跑偏了。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所谓的“范围不敏感”现象。威廉·德斯冯格斯（William H. Desvousges）和同事们设计过一项著名的实验，询问人们愿意花多少钱解决一个（完全虚构的）问题：据说，迁徙的鸟类会落入工业蓄油池里淹死。如果把蓄油池遮挡起来，就可以救下鸟类，但这么做花费很大。研究人员问：你愿意花多少钱来拯救鸟类呢？

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3个小组里回答这个问题。所有人听到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小组听说受到威胁的鸟类数量是2 000只，另一组人听说的是要救2万只鸟，还有一组人听到的是20万只。

平均而言，3组受访者分别愿意花80美元、78美元和88美元。涉及此事的鸟到底有多少似乎无关紧要。

德斯冯格斯的困境召唤起这样一幅心理图像：“一只精疲力竭的鸟，羽毛浸泡在黑色的石油里，无法逃脱。”对这幅画面，你有可能在乎，有可能不在乎。关心此事的人认为，死一只鸟和死1 000只鸟同样悲惨。不管是否合乎逻辑，人的思想和“心灵”就是这么运作的。

研究人员用氯化消毒的饮用水、卢旺达大屠杀等问题，多次重复了范围不敏感实验，证明发挥作用的是情绪而非数字。范围不敏感还会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记忆度。大数字带来的情绪冲击并不取决于它的量度是否准确，而是取决于“它足够大”这一点。我们知道国家债务很大，但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数百万选民的这种心理失准性有可能妨碍到良好的决策，但民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公众智慧基础上。

营销人员很好地意识到了人的范围不敏感特性。苹果公司利用这一点狡猾地耍了个手腕。关注技术的博主们猛烈抨击苹果公司不公布苹果手机和iPad的随机存储器大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具体规格。但这类数字对绝大多数顾客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我做了一项调查，请人们估计“新款平板电脑的平均内存大小”。我并未规定是哪一种类型的内存，所得结果极为清楚地表明，它一点儿也不重要。

许多消费者至今仍然分不清千字节（K）、兆字节（M）和千兆字节（G），但公众智慧似乎又一次登场了。最常见的答案是10G～99G字节，这也是调查期间最合理的大小区间，有40%的人选择了它，但有相同比例的受访者给出了完全不靠谱的答案。对这些消费者来说，规格问题恐怕完全无法打动他们（见图2-8）。

苹果公司的产品通常不提供大部分部件的具体规格（除非你把最高价格和最大利润率给算上）。他们提供的是一套聪明的折衷法子。该公司在营销中把对话从数字转移到了使用便捷性和高端设计等无形资产上，把规格之战留给其他平板电脑制造商去打。对大约半数的公众来说，对具体的规格他们只是听听就好。推广活动若是强调规格，就必须先对受众进行教育，才能够说服他们。再说了，在广告里加入“一个G到底有多大”的基础课程实在是不太容易。

对人口统计数据毫无概念

我请一个全国性样本估算在美国人口中亚裔所占比例。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明哪些国籍属于“亚裔”，也没有说明怎样对混血族裔进行分类。美国人口调查局确实对“亚裔美国人”做过法律上的准确定义。据报道，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亚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6%。在我的调查中，公众的平均估计值是13%，是普查数字的2倍多。

这些结果符合一种模式：如你所见，美国公众倾向于高估少数族群的人数——该少数族群人数越少，公众高估的就越厉害。就平均值而言，美国人认为，全美有25%的人口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这个数字是17%），23%是黑人（按人口普查为12.6%），还有11%是同性恋群体。虽然同性恋人口总数没有官方普查数字，但有一个广泛引用的数字来自201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一项研究，它认为同性恋群体占总人口的1.7%。公众高估了足足6倍。总体而言，公众认为，亚裔和同性恋群体属于规模相当的少数群体，尽管事实上前者人数是后者的近3倍（见图2-9）。

千禧一代比其他年龄层群体都高估得更厉害。30岁以下的美国人认为亚裔占总人口的21%，同性恋人群占15%。也就是说，年轻人对亚裔人数的估计是年纪较长者的2倍，对同性恋人群的估计，比后者多一半。对拉丁裔和黑人人口的估计，不同年龄层并未有太大差异。

这里至少存在3个谜团。为什么公众会高估少数族裔的人口规模？为什么年轻人高估得更厉害？为什么人口少的少数族裔会被高估？

后一种现象的极端例子可以从MORI市场研究公司的一项调查中看出。该调查请美国人估计穆斯林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实际的数值是1%上下。平均估计值为15%。

想想看吧，在公众心目中，拉丁裔、黑人、亚裔、同性恋群体和穆斯林人口比率分别是25%、23%、13%、11%和15%。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你得到87%这个数字。即使考虑到重合交叠的情况，这些曝光率高的少数族裔也占了美国人口的2/3以上——这就是美国人的平均估计值。

这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错觉。MORI的调查请14个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估计自己国家里穆斯林的人口规模。在匈牙利，穆斯林真的很少见，仅占总人口的1‰。而匈牙利人估计本国人里有7%的人口是穆斯林，高了大概70倍。

但公众的猜测也不全会高估。MORI调查请美国人估计全美的基督教徒的人口比例。回答的平均值是56%。实际上，有78%的美国人是基督教徒。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认知差异最大，在其他绝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人们同样会大大低估本国基督教徒的人口比例（德国是个明显的例外，平均猜测值非常准确：58%的德国人是基督教徒）。相比之下，在日本和韩国，基督教徒是少数群体，公众却高估了基督教徒的人口比例。大体上的规律似乎是，人们会低估多数群体的人口规模，同时高估少数群体的人口规模。

如果不是我们对人口统计数据的错觉影响了现实中的态度和政策，这样的结果倒也有趣。

错误地估计少数群体的规模，有可能为这样一种论调提供素材，即认为本土出生的异性恋白人基督教徒已成濒危物种——因此，每一张“节日祝福”的贺卡都会引发一场针对基督教徒的战争。

类似的调查还显示，人们还会极大地高估少女妈妈、移民、老年人和失业人口的比例。在2014年，美国人猜测有高达32%的同胞失业（调查时实际数据仅为6%）。因此，美国公众对失业率高估了5倍。韩国人对失业率的高估达到了8倍。

MORI询问部分受访人时发现，这样的错误估计恐怕难以消除。该公司联系了高估移民比例2倍以上的英国人，告诉他们正确的数据是13%，并问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做出了26%高估值。受试者可以从多种解释中做出选择。大多数人都同意如下说法：“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人口没有计算在内。”有一半的人说：“我还是认为比例应高得多。”他们引用了“我在本地所见的情形”“电视上看到的信息”，以及“亲朋好友的经历”作为判断的依据。

太过信任官方数字的准确性固然不大明智，但是认为并非专家的普通人靠回想起几次“小实验”就能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这不免也太疯狂了。然而，这就是大部分受访者的逻辑。只有1/3的人承认“我只是猜的”，但实际上，这理应适用于几乎所有人。

公众的智慧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知道正确答案。从许多方面看，民主应该符合发扬公众智慧所需的条件。选民们可以从候选人及竞选活动力争让公众理解的政策中进行选择。选民有众多的消息源，以及充分的思考时间。

但如果太多人有着相同的扭曲的心智地图，公众就没那么智慧了。要想在大多数政策上做出理性决策，选民必须知道一定的人口统计数据，理解百万、十亿和万亿之间的数量级差距。正如记者安德鲁·洛玛诺（Andrew Romano）所说：

一项又一项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选民们对预算的实际情况完全摸不着头脑。2010年，“世界公共观点”网站（World Public Opinion）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希望通过削减对外援助额度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在他们眼里，对外援助的现行规模占了预算总额的27%，应该减少到更为谨慎的13%。然而美国对外援助额度实际不到总预算的1%。2011年1月25日，CNN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71%的美国选民想要“小政府”，但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削减医疗保险（81%），反对削减社会保障（78%），反对减少医疗补助（70%）。相反，他们希望减少浪费——按照2008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选民们幻想的世界里，浪费性支出似乎占了总支出的50%。毋庸讳言，倾听这些人的意见是不可能实现政府预算平衡的。但政客们却一味地迎合他们，甚至还鼓励他们的误解。

洛玛诺的话清楚得让人心痛。不给公众提供事实的前提是人们随时可以查到事实。可这样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我们并不会随时查到事实。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去查询诸如乌克兰到底在哪儿、美国的穆斯林人群到底占了多大人口比例、联邦预算的规模是怎样等事实。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认为自己没必要知道这些事。这些误解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投票和政策，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扭曲的心智地图

● 从世界地图上找出哥伦比亚。

● 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是多少？

● 65岁以上人士占美国人口的多大比例？

如果你知道哥伦比亚在哪，你的地理知识就比半数的美国公众好。

对预算问题，只要你能把数字的位数搞正确，你的表现就很好了。2015年，美国的预算是13位数，即3.90万亿美元。调查中只有36%的人选择了正确的数量级范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跟家庭收入有很强的相关性，能选择正确数字范围的人，年收入比那些选错了的人高2.1万美元以上。

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4%。MORI公司报告说，对这一问题，美国公众的平均猜测值是36%，而这种错误认知难免会加剧人们对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政策的不理解。不过，在所有受访国家中，人们都大幅高估了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且一般会高估2倍以上。 eLCn6jGoC68/6J1bX6I19sCFtlep56cR7IGqm4O4qjCYYVpk23NTxWC5BG4MxC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