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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1.67米，体重122公斤，这样的银行劫匪谁也不会看漏眼。1995年4月19日，他在光天化日下抢劫了匹兹堡的两家银行。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他清晰的面部照片（他没戴面具），并显示他握着枪，指着柜员。当天的11点，警方让当地电视台播出了录像内容。几分钟之后，就有人提供了线索。刚过12点，警方敲开了嫌犯住处的门。听说自己的身份曝了光，麦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无法相信。“我明明抹了果汁呀。”他说。
惠勒告诉警察，他在自己的脸上擦了柠檬汁，好让监控摄像头照不到他。负责本案的警官总结说，惠勒并没有妄想症，也没有吸毒，只是错得实在离谱。
惠勒知道，柠檬汁可以用作隐形墨水。那么，从逻辑上说，把柠檬汁抹在脸上，摄像头就拍不到人脸。他抢银行之前自己试过，把果汁抹在脸上，用宝利来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中的确没有人脸！警察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事儿。最大的可能是，惠勒的拍照技术跟他抢银行的水平同样糟糕。惠勒说自己的“妙计”有个问题——柠檬汁把他的眼睛牢牢地糊住了，几乎看不见东西。
惠勒进了监狱，跻身世界上最笨的罪犯之列。1996年版《世界年鉴》里的这个故事引起了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的关注。他从这个蠢人的故事里看出了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最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反而最无法认知自己的这种欠缺。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简称“达克效应”）。
邓宁和研究生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这一假设。他们用语法、逻辑和笑话对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做了测试，并让学生估算自己的分数，同时估计自己相较其他人表现如何（按百分比来计算）。结果显示，得分最低的学生对自己的成绩夸张得最厉害。邓宁预料到了这一点，但没料到它的程度如此之高。他看到结果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天哪”，因为得分垫底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技能优于其他2/3的人。
你或许觉得，得分较高的学生会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准确的认知。但是，准备好往下听了吗？得分最高的群体，往往低估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表现。
一如研究人员的观察，你要知道自己在语法测试里考得怎么样，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得懂语法。缺乏语法知识的人，也是最欠缺评估自己这方面能力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无知。
人人都认为自己懂得什么东西有趣好玩。笑话测试包括了以下两个例子。
1. 问：什么东西和一个人同样大，但却没重量？
答：人的影子。
2. 如果孩子问雨从哪儿来，我认为可以逗他说：“是上帝在哭。”如果孩子追问上帝为什么哭，你还可以继续逗他说：“大概是因为你做错事了吧。”
测试目标是评价每个笑话的有趣程度。邓宁和克鲁格找了一组职业喜剧演员来给笑话打分，并把他们的平均意见视为“正确答案”。喜剧演员认为第一个笑话完全不好笑，而第二个笑话（出自《周六夜现场》节目的编剧杰克·汉尼之手）非常好笑。接受测试的一些学生很难做出上述分辨，但对自己判断什么东西有趣好玩的能力却很有信心。
随后的研究跳出了大学范围。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邓宁和克鲁格在飞靶射击和双向飞碟射击比赛里招募枪械爱好者。志愿者们要完成10道有关枪械安全和知识的问答，题目选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出版的一本书。对枪械安全知之甚少的枪手们再次极大地高估了自己的知识水平。
像大多数规律一样，这条规律也有例外。“比方说，不用想太深，”邓宁和克鲁格写道，“你就能找到对篮球战略和技术有极佳认知的人，但他们没法靠‘灌篮’拯救自己的生活（这类人叫教练）。”但毫无疑问，教练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局限。同样的道理，“大多数人能毫不困难地明白，自己翻译不了斯洛文尼亚语，不能重造V-8发动机，无法诊断急性传染性脑脊髓炎”。
达克效应需要你在低认知领域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你不知道自己无知。比方说，司机群体就受制于这一效应——差劲儿的司机大多认为自己是好司机，但从未学过驾驶的人不在此列。
1999年，邓宁和克鲁格首次发表了论文《论无法正确认知能力不足是怎样导致过高自我评价的》
，自此，这一因两人得名的效应就成为一种模因（meme）。它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一如邓宁所说，过分自信的人“我们人人都遇到过”。2000年，两人因此拿下了“搞笑诺贝尔奖”的最佳讽刺奖。演员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在一段超多转发的YouTube视频里简明扼要地对达克效应做了通俗的解释：“如果你非常、非常愚蠢，你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愚蠢呢？你必须有着相当的智力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蠢……这不仅仅解释了好莱坞的现象，还解释了福克斯新闻几乎所有受众的问题。”达克效应如今成了互联网流行语的一部分，有人认为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却并不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1999年的论文清楚地阐明了邓宁和克鲁格的观点，那就是：要寻找达克式的无知者，头一个地方就是去照镜子。
第一个成功的搜索引擎的名字意思是“闹哄哄的呆瓜”（noisy simpleton）。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虎推出了一个能方便所有人接触到事实世界的工具。只要敲几次键，说几句话，就能召唤出精灵，把任何记录下来的事实摊在我们眼前。从前，在争论有关体育、性、名人和政治等琐事的时候，人们往往找调酒师当仲裁员。如今，客户掏出智能手机或手表查一下就行。迷人的移动设备将云端带到了餐桌、健身房和汽车后座——当然，还有会议室、教室和卧室。
那干吗还要往脑袋里装填事实呢？
伦敦出租车司机要通过的超难的考试“基本知识测试”就是个切题的例子。申请者指南上说：
要达到“全伦敦”出租车司机所需的执业标准，你需要对查令十字路半径2.5公里范围内（这是最低限度）的地区有彻底的认知。你需要知道：所有的街道、住宅、公园和露天场所、政府机关和部门、金融和商业中心、外交处、市政厅、登记处、医院、宗教场所、体育场馆和休闲中心、航空公司办事处、酒店、俱乐部、剧院、电影院、博物馆、艺术画廊、学校、大学和学院、警察局、审判庭、监狱，以及各个旅游景点。也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乘客有可能要求前往的任何地方。
这半径2.5公里的范围内，你有2 500条街道要学习。不仅如此，伦敦出租车司机还要成为一台人肉导航仪，能迅速推算出任意两点之间的最优路线。
但改变陡然降临。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伦敦，打车服务软件优步（Uber）扰乱了出租车行业。毫无疑问，优步司机不可能掌握可跟伦敦出租车司机匹敌的“知识”。但有了谷歌地图的帮助，优步司机同样安全可靠。
较之只能按照应用程序指示拐弯的司机，拥有广博知识的司机有什么优势吗？这场辩论席卷伦敦。出租车司机及其支持者说，卫星导航有局限性，而且容易发生故障（就好像人类司机从来不犯错误似的）。其潜台词是，“基本知识”这一独特的英国传统正濒于消亡。
不难猜到这个故事会怎样结束。不管伦敦人是禁止打车服务软件，还是投入它们的怀抱；不管变革是迅速发生，还是要等上几十年，总有一天，数字巨人会占上风，上岗的司机们就无须再死记硬背城市地图了。
将知识外包给数字共享平台（digital commons）是21世纪的重大叙事之一。无论你自己掌握哪些专业知识，云端都已经知道了，或是很快就会知道。网络的知识更新速度比你更快，网络检索知识的速度也比你更快，并且还能更好地找出关联。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在20世纪，人们很担心被机器取而代之。在21世纪，人们担心的是，被欠缺知识的低收入人群取代——只因为后者得到了机器的加持。缺乏“基本知识”的低收入人群拥有了“麦当劳式知识”（McKnowledge）——比方说，他们知道怎么使用GPS导航软件。醉心于技术的人们说，这种创造性破坏不可避免，最终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关于不可避免，他们说得没错。遗憾的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并不一定总带来最美好的世界。
“基本知识”考试是纯粹的英才教育，在讲究出身阶层的英国，这种教育至今仍难以完全实现。阶层、种族、宗教、性别和年龄，全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你要熟知街道。虽然申请人有可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准备考试，但为此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通常远远少于大学教育的花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比许多大学毕业生都高，而且还能自由支配时间。
优步的进入门槛要宽松许多，但优步司机的收入也“少了许多”。为优步开车，既不是一份职业，也不能实现向上流动。在优步司机发现自己被无人驾驶汽车取代的那天到来之前，情况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据说，改变课程就像搬迁公墓一样，阻力重重。然而改变确实发生了。2013年，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curriculum）不再要求全美的小学生掌握书写英文草体字的技能。爱达荷州代表林登·贝特曼（Linden Bateman）对此感到愤怒。他说：“现代研究表明，儿童手写草体字比用键盘打字调动的大脑区域更多。各州把草体字书写从标准课程里删除，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贝特曼补充说，他每年要手写125封信件。
贝特曼现年72岁，比全美的学生们都年长。但持类似观点的，不止他一个人。课程标准变更引起了怀旧派说客们的强烈反应。反对者在7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征集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者，把草体字重新带回了所在州的课程标准。
问题不在于手写草体字是否还有价值，而在于取消它之后，替代的课程是否能带来更多价值。上课时间用来教写草体字，就意味着这段时间不能用来教其他内容。
传授事实，还是传授方法，是教育的永恒困境。在传授事实的这一边，是背诵乘法表、历史大事日期和教规；在传授方法的这一边，是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技能（比如怎样在互联网上查找事实，以及你是否需要用到某一项事实）。如果用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来提问，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传授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应该教小学生认识哥伦比亚的首都吗？”2009年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新闻学教授布莱恩·卡斯卡特（Brian Cathcart）向英国全国教师协会小学委员会主席大卫·范恩（David Fann）提出了这个问题。范恩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不”字。“他们不需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在哪里，”范恩说，“法国的首都，该学；但哥伦比亚的首都就不必了。学会怎样使用地图效果会好得多。”
范恩的说法并不新奇。查尔斯·狄更斯就曾在《艰难时世》中创造过铁石心肠的校长托马斯·葛擂硬（Thomas Gradgrind）这个人物，以讽刺维多利亚时代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现在，我想要的就是事实，”葛擂硬说，“只教这些男孩女孩事实。”不过，随着故事的推移，葛擂硬有了跟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狄更斯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出自小说《圣诞颂歌》）类似的顿悟。他意识到，每一项事实的传授，只不过给无用教育之墙上又添了一块砖。
狄更斯的小说（以及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歌剧）只说对了一半。你不能向斯克鲁奇式的督学证明一项事实或一块砖的价值。拿掉一块砖，墙还能立着。拿掉若干块砖（拿掉的砖不能太多，也不能靠得太密），墙仍然能立着。
可是，以为砖太多，就觉得拿掉大部分砖也行，这就错了。那样一来，孤零零的砖块就只能悬在半空了，墙会垮掉的。学习者必须掌握足够多的事实，才能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及其欠缺部分心中有数。只有这样，他才能免受达克效应的影响，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借助谷歌补上自己所欠缺的部分。
就以“查找”哥伦比亚的首都到底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吧。他不仅需要懂得阅读地图或搜索网络的技能，还需要了解以下两项事实：
1. 有一个叫哥伦比亚的国家。
2.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首都。
事实1是学校教的。事实2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其他地方都很少被明确指出。这是学生们在学习了许多国家及其首都之后，自己猜测出来的。除非你既知道事实1也知道事实2，否则，你根本都不知道要查找什么哥伦比亚的首都。实际上，事实和方法不见得可以轻松拆分开来。教育方案侧重于任何一方，都很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心理的运行方式，这样的风险未免太大了。
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是保守派对自由主义教育趋势做出的一种反应。它的教父是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小赫施（E. D. Hirsch Jr.），他认为淡化事实的教育运动搞得太过头了。他注意到，今天的学生普遍缺乏前几代学生具备的基本文化背景。赫施回忆说，自己的父亲是孟菲斯的棉花贸易商，喜欢在商务信件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典故——而这些典故，其他商人同行也看得懂，明白其中的意义。
赫施批评现在的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轻视对事实的传授。很多时候，老师告诉孩子们，事实只不过是“举例子”。赫施认为，事实很重要。他与合作者们一起编撰了一份清单，收录了大约5 000个人、事和观念。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清单里包括伽马射线、洛可可艺术、绝对零度、人造肛门和阴茎羡妒症等术语。一如赫施所写，它们是“信息网络中所有读者必备的基本知识……这些背景信息存储在他们的头脑里，使他们在拿起一张报纸阅读时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能归纳要点、把握内容，将所读信息与未言明的语境挂钩；而语境，则为读者读到的东西赋予了意义”。
1987年，赫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文化素养：每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 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这份清单就是全书的基础。在书中，赫施援引了一项实验：哈佛大学本科生道格拉斯·金斯伯里（Douglas Kingsbury）在哈佛广场询问路人：“怎么去中央广场？”大多数人给出了简洁明快的说明，比方说“地铁的第一站”。
接着，金斯伯里又假装成游客的样子，说：“我是外地来的。请问中央广场怎么去？”这一回，路人给出的答案要长得多：
哦，你先上地铁。地铁入口在那边，你看到了吧？下楼梯，买张票，把它塞进插槽。进站后，你走到开往昆西站的那一边。在那边乘坐地铁，不过你很快就得下车，因为只坐一站就能到中央广场，你一定要记住在那儿下车。你会知道什么时候到站，因为那儿的墙上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央广场。
大家都不假思索，认为游客需要更详细的指示。游客与当地人之间缺乏共同的参照点；而这些东西，对波士顿本地人来说或许不言而喻，但对外地人就得明白讲出来。金斯伯里发现，带点密苏里口音可能会得到更详细的说明。赫施认为，这就是证据，说明共同的文化参照点能够提高沟通的便利性和丰富性，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赫施的基本观点很容易被接受；可它能推演到何等程度，却不那么清楚了。在赫施的清单里，有相当多的术语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那些时代的文明，靠智者学派、柏拉图学派和莱斯博斯学派等学派作品中的修辞手法延续至今（不过，古希腊人大概很难猜出这些术语在今天运用的意涵）。不过，要弄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你也犯不着非得读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作品。
今天很少有人会为下一代错失了特洛勒普（Trollope）
和萨克雷（Thackeray）
的古典修辞手法而烦恼。事实上，要是社论文章提到大多数人从没看过的电视连续剧，或是Facebook的帖子暗暗跟食品、音乐、政治、电影和时尚等微观文化拉关系，更容易使我们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还是生活里无关痛痒的小小反常？
无论如何，赫施的想法仍然具有影响力（也存在争议）。它们是美国42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采用的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的出发点。对许多家长和政客来说，“共同核心”是带有挑衅意味的字眼。有些人得出结论，“共同核心”试图强行将进步课程（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妇女及少数族裔的贡献）强加给这个国家不那么进步的学区。南卡罗来纳州时任州长妮基·黑利（Nikki Haley）说：“我们不想像教育加州孩子那样教育南卡州的孩子。”
实际上，“共同核心”是一套毫无冒犯之意的指导方针，它规定每个年级应该教些什么课题。例如，针对一年级学生的英语人文课程标准规定，到一年级结业时，孩子们应当具备如下能力：
你兴许会说：“且慢！这不是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我在Facebook上看到过这套疯狂的家庭作业……”诚然，“共同核心”这个词已经演变成互联网模因了。它已经成了全美采用这套方针布置的一切奇怪家庭作业的通用话题标签了。没错，设计家庭作业的是个别的老师，不可避免有些老师脑筋不太正常，或者说当天心情不太好（采用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的州所布置的合理家庭作业从来没人贴过）。我们社交网络做的选择性报道导致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共同核心”太疯狂了。信息技术也可能误导，这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训。
即便如此，有一条对“共同核心”的批评仍然站得住脚：对许多学生来说，它雄心勃勃，却不太现实。我做了一次调查，检验成年人是否知道上述一年级学生应该掌握的事实。这10道题，普通美国成年人往往只能答对7道（见图1-1）。
图1-1 你比一年级小学生更聪明吗
（美国成年人了解一年级“共同核心”课程中事实的比例）
倘若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些结果，可以这么说：成年人对“这里是晚上，别处是白天”的概念了然于胸。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不到一半的人不清楚2006年冥王星被降级成了矮行星（虽说这一定义上的变化曾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但一半的公众不知道太阳是恒星就很难理解了。这完全不是什么突发新闻。
展示公众的无知，人们已熟知；实际上，它们往往是深夜喜剧节目的主要笑料。多年来，皮尤研究中心一直在用基本知识问题对公众进行调查。2010年9月，皮尤调查发现，41%的美国成人说不出时任副总统的名字。20%的人认为激光器是靠汇聚声波来工作的（这可是一道真假判断题）。58%的人不知道《白鲸记》一书的作者，其中4%的人说是斯蒂芬·金——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千禧一代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却并不知道知识本身。按照定义，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是第一代靠着复制维基百科，而非照抄《世界百科全书》做作业的孩子；他们从深夜脱口秀节目《每日秀》里了解新闻，却不看真正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说当代媒体油炸了我们的共同大脑，那么，它带来的损害，在千禧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心理学家约翰·邓洛斯基（John Dunlosky）和凯瑟琳·罗森（Katherine A. Rawson）抽查了肯特州立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671名大学生的一般知识程度。以下是他们提出的5个问题：
发生叛变时，舰长叫什么名字？
你大概觉得，在家庭聚会上考考这些题，或许能让全家人开心。可你猜如今有多少大学生能答对它们？
没有任何人。在671名大学生里，没有一个人能答对这5道题里的任何一道！
应该强调的是，千禧一代是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但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并不总是意味着掌握了更多的知识。2015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即设计SAT考试的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得出了这一结论。它将美国千禧一代的语言、数学和数字媒体技巧及知识跟其他22个国家的同龄人进行了比较，美国青年的得分在所有类别里都是最低的。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将调查结果归纳成了3个数字：全国平均分数，成绩倒数10%者的分数（即得分略高于各国千禧一代最糟糕10%者的分数），前10%学生的分数（即每个国家里分数高于90%千禧一代人的分数）。这样一来，数据点多了3倍，但仍然没有一个数据能提升美国人的自尊心。
美国10%最无知的人，无知得无以复加，得分低于参与测试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同龄人。而美国10%成绩最好的学生面临的局面也同样严峻。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得分高于西班牙，跟其他几个国家不相上下。而美国千禧一代得分最高的这批人，成绩要比斯洛伐克、挪威、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同龄人低得多。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尽管美国年青一代有着比从前历代人都更高的教育水平，但跟全球同龄人相比，平均而言，他们在文史、计算和技术等环境优渥的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技能都较弱……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跟从前历代人相比，美国成年人的文史和计算技能都在下降。
没有人真正明白美国千禧一代为什么落在了后面。一种假说（但并未得到证实）是，移动设备是原因之一。美国千禧一代比其他地区的同龄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比率更高。2014年，30岁以下的美国人86%拥有智能手机，中国为69%，俄罗斯为46%，巴西为25%。智能手机把互联网的答案放到了你的手指下；在这种随时都能便利地获取答案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记忆事实的重要性了。就这个意义而言，美国千禧一代可能指示了全世界的未来走向：人们知晓的信息越来越少，因为没必要了。
我的调查证实了这一发现：美国千禧一代不知道我们视为文化素养根本的许多事实。让我来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大多数（50%以上）千禧一代说不出任何一个枪杀过总统的凶手的名字，也说不出有谁曾发现过一颗行星；他们不知道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学生是谁，也不知道杀死苏格拉底的是哪一种毒药；他们说不出是谁写下了《坎特伯雷故事集》《欲望号街车》或《1984》；他们说不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造的宫殿叫什么，也不知道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庄园是哪一座；他们不知道“鹿肉”“洞穴探险者”或“象征爱尔兰的三叶草”所对应的专属名词是什么
；他们说不出哪一位流行歌手录制了《伤心旅馆》
，也说不出电影《飘》或《卡萨布兰卡》的男女主演；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画家画出了《格尔尼卡》《记忆的永恒》和《美国哥特式》；不知道死于阑尾破裂的脱逃术大师叫什么；他们答不出谁发明了电报、蒸汽船、收音机或留声机，谁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转动，谁揭示了闪电也是一种电，又是谁提出了相对论；他们搞不清天空里最亮或第二亮的星
、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哪个城市的机场叫希思罗，珠穆朗玛峰所属的山脉是哪一条；他们不了解哪一位女科学家发现了镭，哪一位女士设计并缝制了美国的第一面国旗（尽管这只是个通俗传说），哪一位埃及女法老跟马克·安东尼结盟对抗罗马共和国；他们不能从照片里认出卡尔·马克思、维多利亚女王或查尔斯·狄更斯；他们也认不出哪一种已经灭绝的生物的名字叫“可怕的大蜥蜴”，不知道哪一种毛茸茸的大蜘蛛偶尔在香蕉中被发现，不知道印度耍蛇人用的是哪一种致命的毒蛇，不知道哪一种毛茸茸的动物会攻击这种蛇；问到纽约州的首府是哪里，问到哪一种金属在室温下是液体，他们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们不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是靠什么为生的；他们说不出《白鲸记》捕鲸船皮廓德的船长叫什么，不知道查尔斯·达尔文搭乘哪一艘船进行科学远航，不知道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或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秘密项目叫什么；他们不知道以空中花园闻名于世的古代城市叫什么，不知道哪一座城市毁于维苏威火山爆发；不知道罗马大火时哪一位皇帝却抱琴吟诗；大多数千禧一代也不知道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里，乌鸦说了哪一个词
。
公众对这些报告的常规反应是既惊讶，又逗趣。年轻人或普通公民懂得这么少，实在太可怕了——对吧？有必要问一问，我们怎么知道这叫真可怕，以及它是不是真的可怕。
无知可以是理性的。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提出了这一说法。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为获取知识多付出的努力，超出了获取知识所得到的优势。关注政治的选民就是一个例子。干吗这么费事呢？选民除了投出手中的一票之外，别无其他力量可言，而这一票永远不曾左右过选举，未来也不会。
又或者，你可能没有学过什么吟颂乌鸦的诗歌，照样拿到了文凭，找到了高薪的工作。那干吗还要学这些东西呢？
当今时代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我们仰慕知识，而且至今仍认为：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又更多地把知识看成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实现社会进步，获得财富、权力。对毫无功利心的教育，我们心存怀疑；而看到“投资回报率最差的8类大学文凭”一类的标题，我们就会忙不迭地点击进去。
这是理性无知的黄金时代，也是为无知开脱的黄金时代。信息被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出来，又以惊人的速度贬值过时。每一天，我们脚下的文化都在改变。跟上它的脚步越来越难，人们甚至说不清自己是否跟得上它的脚步。跟进中东政治，阅读当代小说，关注地方政治，乃至了解可穿戴技术和大学篮球队的成绩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只能猜猜而已。我有个朋友，最近大声地自言自语：不知道《权力的游戏》
有问题吗？如果你说，需要的任何信息随时都可以查，这其实是回避问题。你总不能谷歌一个观点吧。
知之甚少，不一定是知道得少。他们只是知道不同的东西。一个把所有空闲时间都拿来玩电子游戏的玩家，对这些游戏有着百科全书般的了解。说他知之甚少，评判标准未免过分武断。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赫施的观点：有一套固定的事实，是所有人都该知道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套事实，知识渊博就只能是一个完全相对的概念了。
当今的传媒界并未给我们太多指导。它鼓励我们对信息进行个性化的过滤，让人能够超轻松地获取自己中意的有关明星、节目、球队、意识形态和高科技玩具的新闻。这样，我们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和注意力就越来越少了。重大的风险倒不在于互联网让我们知之甚少，或是接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相反，重大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令我们陷入“元无知”（meta-ignorant）状态，也就是说，无法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状态。
互联网怎样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和记忆，是如今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让我们先从“谷歌效应”（Google effect）谈起。2011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发起了一项实验，给志愿者看了一份含有40桩琐事的清单——就是一些短句，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子大”。按照指示，每人要把所有这40句话输入计算机。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记住这些事实，而另一半没有被这样要求。此外，有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将存储在计算机上，而另一半则被告知任务完成后输入内容会被即刻清除。
随后，志愿者接受了跟所输入事实相关的测验。按指示被要求记住信息的人得分并不比另一半人更好，但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清除的人得分就比另一半人高得多。因此，分数高低与是否试图记住事实无关。
普鲁斯特不是第一个提出记忆是一团谜的人。我们记得他在小说里写到，玛德琳知道小蛋糕要泡在茶里，却忘记了许多有更大影响的经验与事实。有意识的思维对记住哪些事、忘记哪些事没有太多选择权。没有人会主动忘掉客户的名字，也不会永远记住一段悦耳的流行歌曲的歌词，但它就那么发生了。
韦格纳的实验的结果与一套实用主义的记忆体系是一致的。人不可能记得住所有事。无须有意识的干预，大脑会自然地对记忆进行分类。显然，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获取的信息没太多必要都存储起来（在需要知道鸵鸟眼球有多大之前，你恐怕要等上很长时间）。因此，人们以为事实被归档了，其实事实大多被遗忘了。这种现象现在有了名字——谷歌效应，意思是能在网上找到的信息，大脑会自动遗忘。
谷歌效应带来了一些有趣也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其一，是我们对Snapchat和Confide等应用程序中发送的信息（照片或文字阅后即焚），可能比短信或电邮的信息记得更清楚。如果这是真的，Snapchat“酒后胡言乱语”的设计用意就白费心思了。
如果你把谷歌效应推导至最荒谬的顶点，自拍就会导致健忘。2013年，费尔菲尔德大学的琳达·亨克尔（Linda Henkel）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向了上述问题。亨克尔注意到，博物馆的游客痴迷于用手机拍摄艺术品，但对观赏画作本身的兴趣却越来越低。于是，她在费尔菲尔德大学的贝拉明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本科生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要按照预先指示去观赏特定的画作。依照实验设计，有些人要拍下画作，有些人只简单做笔记。第二天，亨克尔询问两组学生对画作本身的了解情况，发现拍照的学生在辨别画作、回忆细节等方面都表现较差。
我们无意识记忆的管理者显然必须意识到，如今唤醒事实的速度究竟有多快，途径究竟有多便捷。宽带网络为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学习和记忆机制：更少记忆，更快遗忘。过不了几年，我们大概全都会穿戴能全天候拍摄视频流的设备了，而社交媒体会让我们全都患上健忘症吗？
来源记忆（source memory）指的是回想起自己是在何时何地了解到某一事实的。它往往不可靠，还会牵扯出错误的记忆。“对啊，变色龙是水生动物。我忘了是从哪儿听说的……”
哈佛大学的一项实验表明，我们对来源记忆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研究者给被试者看一份琐碎的事实清单，告诉他们，这些事实存储在一个叫作“事实”（或者“数据”“信息”）的文件夹下。结果，被试者们对存储这些琐碎事实的文件夹记得更清楚，对事实本身反而不怎么记得，哪怕这些事实奇奇怪怪很值得记住（如“鸵鸟眼球的大小”），而文件夹的名称却普普通通，毫无特性。
如果我们几乎什么事实也不知道，只知道到哪去查询需要的内容，我们能正常工作吗？其实，已经有人几乎就按这种方式工作了。在这些人里，有群人叫作“律师”。“无知不是借口”是美国法律体系里的一句讽刺格言。每一年，光是国会就会新增近2 000万字的法律条文，人们差不多要花上10个月才能读完这些条文。这还只是联邦一级新增法律的文字数量。此外，你还要加上几百年以来（联邦、各州和地方）的原有法律条文，以及以这些法律为依据做出的判决，这么大的文字量光靠个人力量几乎不可能读完。律师只知道法律的基本框架，他们需要就具体案件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
近年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项记忆实验揭示，人们对来源记忆的依赖正在变得自然而然。主持这项研究的是丹尼尔·韦格纳和亚德里安·沃德（Adrian F. Ward），他们对经典的斯特鲁普测试做了一点小调整。斯特鲁普测试是个有趣的基础心理学实验，被试者会看到表示颜色的名词，但这些字是用“错误”的墨水或像素呈现的。比如，“红色”这两个字用蓝色墨水打印。被试者要大声地把文字的颜色说出来（而不是说出表达颜色的名词）。结果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例如，请说出以下文字的颜色。
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无能为力，沮丧地笑笑，而说出文字颜色所花的时间是文字和颜色相同时的2倍。
1935年，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斯特鲁普（John Ridley Stroop）在论文中描述了这一发现。斯特鲁普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圣言”（Word）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就离开了心理学领域，到田纳西州做起了乡村牧师。
与此同时，斯特鲁普的发现名声越来越响，推动了数以千计的心理学研究进展。比如，斯特鲁普测试可用来测量注意力和暗藏的想法。有的实验是要求受试者不吃东西完成测试，实验者会在单词表里罗列一些看似随机的词汇，饥饿的受试者碰到“汉堡”“晚餐”等词时速度就会慢下来。因为有关食物的念头正处在他们思想的最表层，饥饿的人很难对与食物相关的单词泰然处之。
回到韦格纳和沃德的研究。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就运用了这一原则，志愿者要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所有的国旗上都至少有两种颜色吗？”随后，他们要完成一项斯特鲁普测试，词汇清单里用不同的颜色印刷着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品牌名，任务目标就是尽快准确地说出每一个品牌名的颜色。
被试者读到“谷歌”和“雅虎”等词语，解读颜色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而对“耐克”“塔吉特”等词语却不会。显然，棘手的问答测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上网搜索答案上了。
为了证实这一点，研究人员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测试设计的问题简单至极，按理每个人都知道正确答案。被试者在进行品牌测试时，碰到“雅虎”和“谷歌”等词汇，解读速度并不会放慢。只有遇到难题，才会有上网搜索的念头出现。
韦格纳把谷歌效应跟分布式记忆（distributed memory）的一般现象联系起来。上网敲打键盘只是我们在大脑之外储存信息的诸多途径之一。早在虚拟社交网络出现之前，我们就在真实的社交网络里分享记忆、知识和专长了。我不是美食家，但我有能推荐好馆子的朋友。我不认识大夫，但我认识能推荐专科医生的全科医生。我们无法知道一切信息，但我们靠着认识相关领域的人就能蒙混过关。
在一定程度上，分布式记忆可以抵消错误信息。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抗生素能对抗病毒，但这是错的。但正如耶鲁大学的丹·卡汉（Dan M. Kahan）指出的，“大多数人”并不会给自己开阿奇霉素，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生了病最好去看医生，并遵医嘱服药。
谷歌效应是对分布式储存的另一种适应方法。云端是个恰巧知道一切的朋友，它随时可用，能在几秒钟内提供答案，永远不会对愚蠢的问题感到烦躁。因此，哪怕我们对它的依赖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也都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赛斯·斯蒂芬斯-达维多维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注意到，在谷歌上，包含“我的阴茎”一词的第三常见搜索关键词是“我的阴茎有多大？”其实，拿把尺子你会有更准确的答案。
我们对云端的依赖叫人想起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熟悉的一个行当：“助记员”（mnemon）。助记员是职业的好记性。在元老院进行演讲和辩论时，他们会站起来提供所需事实。显然，没有人认为这表现了演讲者对专业知识的欠缺。今天，互联网扮演了常见的助记员的角色，而我们时代的政治家们却对它又爱又恨。
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被控从维基百科和其他在线来源抄袭资料。他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政府霸道》（ Government Bullies ），逐字逐句摘抄了《福布斯》杂志一篇文章中的段落，共不足100个字，且未提供出处。具体如下：
金德鱼子酱公司和黑星鱼子酱公司在认罪协议中同意支付5 000美元的罚款，两家公司的法人因此获缓刑3年的处罚。在此期间，这两家公司被禁止申请获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出口许可证。
这样一段法庭记者报道居然也值得去抄（不管任何人、任何事），这本身就够神奇了。但这还仅仅是政界人士、记者和名人抄袭网上信息来源被报章曝光的案例之一。尽管大多数高调的剽窃者均为中壮年，但他们往往会将其归罪于较年轻的下属。因为年青一代的成长经历，使他们认为复制粘贴是件很自然的事，在道德上无关对错，就跟流行音乐一样。
霍夫斯特拉大学新闻学教授苏珊·德鲁克（Susan Drucker）说，就连学生们之中也存在代际差异。“研究生仍然认为文字剽窃是偷盗行为，但十七八岁的本科生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互联网上复制资料很容易，’他们说，‘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除了诱使侵犯版权之外，“网络助记员”还可能鼓动我们对知识采取毫无来由的傲慢态度。在丹尼尔·韦格纳和亚德里安·沃德进行的另一轮问答游戏实验里，半数的参与者可以在网上查找答案，另一半则不能。之后，所有参与者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对自己的记忆、知识和智力水平进行评价。
一如之前的预期，测验成绩和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关联。但令人诧异的是，所有答案都是靠查询得来的人自我评价反而更高。复制粘贴谷歌或维基百科的答案让人觉得“我很聪明”（这是问卷中的一道题，询问参与者“同意或不同意”）。
很自然地，网上查找答案更容易获得高分。韦格纳和沃德接着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他们告诉所有参与者每个人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分数。可即便如此，答案靠在线检索得来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更聪明。
或许，你会表示反对，说“觉得自己聪明”跟不说明出处就将他人文字据为己有是两回事。尽管如此，但支持人们上网复制粘贴资料，为这一行为找寻借口，并上升到道德层面的，恰恰是这种主观感受。而这项实验表明，我们已经逐渐把“互联网”纳入集体记忆了。
云端访问已很便捷，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顺畅。电影《安妮·霍尔》中的一个桥段似乎已经过时——或者它只是个预言？伍迪·艾伦在排队，前头有个男人正跟自己的约会对象拿马歇尔·麦克卢汉
开涮。艾伦打断此人，说他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完全错了。那男子说，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的就是媒介研究课。艾伦没法当场拿出智能手机驳斥对方，因为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相反，他从银幕外把马歇尔·麦克卢汉拉来，亲自斥责这个人。
如今的情况越来越接近这一个情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哈里森（Chris Harrison）对“积极聆听”（active listening）的构想是，让智能手表监控用户对话，并在后台执行搜索。你一提到麦克卢汉（或是身边的某个大嘴巴），手表就能显示有关麦克卢汉的信息，以备不时之需。稍微瞟一眼手表，它可能就会提示你想起一个更好、更切题的论点，或者在手表上弹出麦克卢汉的讲座视频，以推翻辩论对手刚说过的话。
这几乎不算科幻场面，通过语音识别切入网络搜索已是寻常的事情。现在还做不到“积极聆听”，主要是碍于电池寿命和蜂窝数据的成本。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哈里森的大部分设想都会变成现实。
在这样的世界里思考知识的价值并不算言之过早。当然，人们必须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足够了解，才能发表反对的观点。否则的话，从云端获取麦克卢汉的信息就毫无价值了。
在一个查找事实如此便捷的世界，求知还有价值吗？本书就试图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主要通过对公众知识的原始调查进行分析来进行说明。
本书提及的调查是通过一种新型投票技术进行的。这种技术，许多人或许还不熟悉。因此，有必要稍作介绍。“互联网小组调查”（Internet panel survey）的整个流程如下：有一家机构，招募了大批同意参加日后调查的人（就是所谓的“小组”）；接着，由这家机构开展互联网小组调查。每当要开展新调查时，软件就会随机从小组里抽取人选进行联系。入选者会收到含有调查链接的电子邮件，为实现与普通人群近似的人口统计平衡，这种邮件调查一般会进行若干轮。受访者样本可以按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收入，以及调查人员、市场营销员关心的其他人口统计因素加以平衡。
较之传统的电话访问，互联网小组调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几乎很少被拒绝。传统的调查员会随机拨打电话号码。对大多数人来说，一通来自民意调查员的电话跟电话推销员的电话同样让人反感，所以，许多人一旦听明白打这通电话的人要干什么，就会挂断电话，或是根本不接电话。这就损害了样本的随机性。比方说，50岁的已婚白人妇女有更高概率接听并完成电话访问，那么，调查样本就出现偏差了。在互联网小组调查中，每个人都表达了参与的意愿（超过90%）。因此，对任何具体的研究来说，邀请算法更容易实现人口统计的平衡。
但我要提醒一点：互联网受访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能接入互联网。2013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有84%的美国人是互联网用户。从整体上来说，这84%的人比全美平均水平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善于使用数字技术。这一点要牢记。不过，几乎所有拥有电话的人都可以接入互联网（哪怕只是通过智能手机的蜂窝数据访问）。所以，相对于电话抽访的缺点，该领域的局限性对调查来说算不上太大。
非营利组织，如兰德公司的“美国人生活小组”（American Life Panel），以及科创公司，如GfK KnowledgePanel、SurveyMonkey和Amazon's Mechanical Turk等，已开展互联网小组调查业务。通常，调查机构会对志愿者选择的慈善组织进行小额捐赠，并对志愿者给予奖励。这提供了适度的激励，又阻挡了出于赚钱目的的参与人。没人能主动要求参与某项调查，抽选算法会对单个受访者的参与次数进行限制，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两三次调查。
我在调查须知中说明了测量公众知识水平的目标，要求参与者不能查找答案。少数人也许会作弊，即便如此，获得高分也没什么好处。大多数调查都是很快就填写完成的，参加者几乎没有时间仔细琢磨答案。而且，总体结果（往往表明公众知识水平低得惊人）也表明，作弊的影响不大。
近年来，互联网小组调查已得到学界和商界的认可。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它们会极大地改善传统上在校园投放传单调查本科生的陈旧方法。营销人员现在已使用互联网小组调查对新产品、广告和设计做测试。诸如NBC新闻台、《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等媒体都使用这种技术做民调。
这种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比传统调查方法更快捷、更廉价，使我有可能借助在几年前还无法实现的方法去考察公众知识水平。你将在本书中看到其中的一些例子。
这些调查记录了公众对数十个重要领域（从量子物理学到当代艺术和流行文化）的认识状况。它们还解释了事实性知识与财富、健康、幸福，以及政治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大多数章节列出了一些调查问题（收录在表格当中），方便你了解自己相对他人的知识水平。
本书分为3部分，聚焦3个主题（略有重叠）：
● 美国共有多少位参议员？
● 巴西的首都是哪？
● 棒球中的游击手是在哪个位置击球的？
如果你回答出“100位”“巴西利亚”“二垒和三垒之间”，你就答对了。从统计学上看，你大概比那些答错的人年龄要长些。
虽然上述事实始终没变，也无关出生年代，但年轻人好像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正确回答出参议员的人数，平均而言他们比答错的人要年长9岁。就巴西首都和游击手问题而言，两者的年龄差异在6到7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