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资本循环示意图可以合理地表达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运动方式的设想，那么三卷《资本论》又分别论述了这张循环图上的哪些部分？

第一卷

除前面三章的概述之外，《资本论》第一卷大部分篇幅就是在讨论资本的增值过程，从货币转变成资本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价值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实现为止。工资购买商品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利润进行再投资都跟资本循环相关，但相对独立于从货币到商品，再到生产过程，再从商品又回到货币形式的循环。整个流通过程中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以“正常的方式”运行，我认为马克思的原意是指无障碍运行。马克思假设所有商品都能按其价值交换，这意味着价值能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充分实现。虽然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也要有分配，但马克思假设这里的分配并不重要（除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一般差异），由此避免了将问题复杂化。也许马克思意义最重大和最深远的假设是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不可撼动的私有产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做出了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 他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尽管他坚持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劳动力的手而不是资本的手。马克思为何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的猜想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主要意图是要打破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对正在推广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马克思想要说明，市场自由不会产生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亚当·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者的假定是错误的。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会造成无产阶级赤贫而资产阶级暴富的不公平社会。

在完成了这些假设之后，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分析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奥秘。首先，他研究了在自由市场平等交换条件下，资本增值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劳动力报酬，然后利用他们来生产出要比劳动力出卖劳动时间获得的报酬更多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劳动剥削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在市场交换环节。随后马克思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内在的技术和组织活力。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劳动者再生产所需的商品价值。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下降（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由此就给资本家留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将简单的再生产循环转化为永远为积累而积累的螺旋形式。最后，马克思确立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两个动态模式，第一个模式假定技术条件不变，而第二个模式则考虑了技术变革。模式中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劳动力。在第二个模式中，我们可看到为何资本始终无法摆脱其本性，即无论在生产过程内外都使得劳动者贫困化（在前文已经论述）。这导致产生了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后备军，劳动者力量被削弱。同时也证实了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不断剥削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结论。结论如下：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关于这个结论可以说明两点。首先，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后果。毫无疑问，从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到当代的孟加拉国或中国深圳的工厂，资本主义和劳动阶级的历史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所描述的剥削条件总是反复出现，而过去40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更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阶级不平等。但也有充分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在资本体系中也确实出现了劳资关系改善、劳动阶级获得救赎的现象。例如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者的预期寿命都出现上升而不是下降。世界上至少有一些地方的一般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并不全是厄运和凄惨，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迷失在补偿性消费主义的迷雾中。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结论完全取决于他所设定的假设。在任何建模练习中，只要改变假设就会改变结果。第一卷从价值运动的角度提供了整体性观点，这是极其宝贵的，但并不充分。

第二卷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希望研究资本进入市场期间和之后的资本循环。这延续了第一卷中对价值运动的阐述。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变到货币形式是关键的一步，只有当价值和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时，价值生产的实际成果才能被看到和被衡量。只有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有实质的证据表明剩余价值被生产了出来。

第二卷从价值实现及其后续流通的角度提供了资本整体循环的视角。马克思在某些假设下来研究资本循环。首先他假定技术不变。他完全略过了第一卷中对技术变革的深入研究。“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但如果假定价值生产率无关紧要，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强调说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他后来说，“就价值的革命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

其次，他忽略了除工资和利润总额外价值分配的情况（如第一卷），这部分马克思留到了第三卷再加以说明。最后一个假设尤为难以把握，因为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反复说明，不同周转时间和固定资本投资能通过信用制度来解决。但他在第二卷中未对这样的解决方法进行阐述，因为他尚未提出利息和金融理论。 鉴于马克思对价值实现问题的兴趣，他最令人诧异的假设是所有商品都按价值交易。这是他在第一卷中的假设，因此在第二卷中依然看到这样的假设是令人惊讶的。但在第二卷中，该假设却有非常不同的作用。他从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的假定出发，然后倒推回去，论述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达到最后的均衡状态。他在第二卷最后部分的再生产图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模型的前身，半个多世纪后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这些图用数学的方法显示了：要想维持供求平衡，就必须在劳动力的工资商品生产、资本家的投资商品生产和资本家的奢侈品生产之间维持相应比例。

但这一重大甚至伟大的理论建树也不能掩盖其所依据的假设导致的局限。有趣的是，这些模型中都引入了小部分技术变革，但仅仅是实现平衡增长所必需的技术变革。随后的研究表明，确实存在技术演进路径可以确保这些再生产模式的均衡增长，但第一卷中确定的支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竞争过程必然要限于此路径，因此各部分比例失调所引发的危机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限定的假定条件并不是读通第二卷的唯一障碍。最令人头疼的还是分析的不完整性。恩格斯加在第二卷中的许多材料都是零散的，有些不过是暂时的想法而不是成熟的理论。他们并没有以价值实现并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角度就资本循环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还需要通过马克思的其他文本来重建马克思的思想，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有许多初步想法可与第二卷中的论点相印证。但初步想法和初步想法加在一起不一定会产生一个明确结论。最多我们只能猜测，如果第二卷得以完成，那将会是什么情况。但与其去猜测马克思的论述中缺失了什么结论，不如去分析如果放弃马克思的假设将会发生什么。

第二卷一开始就将资本循环分解成生产、商品和货币资本三个循环圈，尽管马克思又以“工业资本”笼统称之。单个工业资本家需要扮演生产者、商人和货币管理者这三个有时会有冲突的角色。这预示着《第三卷》将把资本分为不同派别（生产商、商人和金融家）。马克思分析的主要内容表明，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的条件取决于资本是否成功实现了价值和商品生产。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再生产也是如此。这些环节相互依赖、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工业资本家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处理所有三个环节。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说，但是确实有很多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方面是天才，但是在货币管理和市场营销方面却一塌糊涂。

第二卷的前面四章强调了资本必须不断运动，通过生产过程的增值和市场环节的价值实现然后以货币资本形式再投资。技术和组织革命则可能会破坏这种运动，这可能是马克思将创新搁置一边而假定技术不变的原因。当技术变革对这种资本连续运动产生强大和不可预知的破坏时，将很难甚至无法研究生产和流通的连续性条件。马克思分析的总体思路是将资本流分解为三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支流（类似于水文循环中不同形式的降水）。例如，一般而言，货币的可移动性总是要好过商品，而商品的可移动性又要好过生产。这一点对于了解经济金融化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把货币称为资本的“蝴蝶”形态（它轻松自在并可停留在任何想停留的地方）。按照这一隐喻，我们可将商品视为毛虫，生产则为茧。

第二卷的其余部分则是关于价值在市场中的流通和实现，重点关注的是不同周转时间和固定资本循环所带来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中频繁地提到信用制度的必要性，但有关信用制度的部分留到了第三卷。这一部分介绍了不同工作周期（例如制造汽车和制造鞋子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流通时间（产品在被卖掉之前在市场中停留的平均时间）的资本，以及对使用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的总体测量。资本主义竞争总是强调速度，加快周转时间，大量创新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整体利润会因为周转加速而增长。在生产和营销环节对速度的追求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并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节奏。生产的加快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消费也相应加快（由此时尚和过时就有了重大差别）。与此同时，更多地依赖固定资本投资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减缓某些投资的周转时间，对于环境建设的投资尤其如此。虽然固定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周转时间放缓，但这是为了推动其他资本周转的加速。在这方面，通过信用制度把冗余资金用在新建、维护和更新长期和大型固定资本投资项目上，就变得极其关键。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论述了该问题。

第二卷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如果第二卷的论述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资本循环始终有不断加速的动力，但也跟第一卷中的结论有了明显的区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

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有保持市场平衡的作用，但正如第一卷中的分析，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永远处于被威胁之中。然而该问题很难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这也是凯恩斯的关切之一，在谈论到需求不足的问题时，马上就会有人说是将凯恩斯主义植入了马克思主义，但其实应该是马克思影响到了凯恩斯。但在此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的命运只能是迷失在补偿性消费主义的迷雾中，因为这正是资本维持其市场的途径。但与第一卷中的情况相似，这一暂定结论也取决于假设。然而不管怎么解释，第二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都与第一卷相左。第一卷中提到工人面临工资被不断降低的压力，但第二卷中又强调需要工人的有效需求来稳定经济。这表明了价值运动循环中的矛盾和不稳定性。过去4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工人有效需求的力量日渐削弱，这导致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地区都开始出现经济停滞。

第三卷

第三卷的重点内容是分配。恩格斯也加入了一些其他重要材料，例如关于竞争以及对所谓土地、劳动和资本“三位一体”批评的章节，因为这些本身很有趣，但大部分文本都是关于不同的利润分配形式及其后果。为了论述需要，它把在前两卷中分析的资本的增值和价值的实现问题放在一边，产生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技术和组织变革也被搁在一边。如同前两卷那样，马克思在这一卷中的分析方法是深入剖析价值循环的某阶段并假定循环过程的条件保持不变。正如本章最开始的导语所示，马克思对此相当明确。铭记这一点后，我们就可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在支付给工人工资和税金之后如何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分配。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的价值分配

单个资本家受市场力量的推动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利润率会趋于平均。这就产生了特别的分配效应。创造的总剩余价值在分配给单个资本家时不是按照其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其预付的资本，马克思风趣地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因为剩余价值在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原则不再是根据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数量，而是资本家预付的资本。 发生这种变化的技术原因太复杂，在此无须赘述。但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有利于雇佣较少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却惩罚了那些生产出许多剩余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就业）的基础会逐渐削弱。

如果每个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榨取率和劳动力总规模保持不变，那么可用于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额就会下降，利润率也会随之下降。这就是资本运动规律中的一个重大矛盾。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单个资本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会威胁到整个资产阶级群体的再生产。这并不是因为单个资本家愚蠢、贪婪或疯狂，而是因为他们是受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推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换言之，单个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分配规律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相抵触。这种矛盾就制造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对马克思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利润率平均化“完全掩盖和神秘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 不仅资本家本身无法看到资本的内核，甚至想要分析资本的经济学家也被蒙蔽了。在竞争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最终建立起的经济关系架构，因其表面可见并客观存在，所以这种关系的所有人和代理人努力去理解它们——与它们的内在架构完全不同，这种内在架构是本质且隐藏的。 马克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出这个潜藏着的神秘内在架构。

工业资本家

为获得商品剩余价值而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家应具有获得为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优势，但利润率的平均化让他们只能根据预付资本的数额和税务人员从他们身上抽走的脂油的多少来获得不等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必须将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商业利润、地租以及利息的方式分配给商业资本家、地主和金融资本家。马克思所谓的工业资本家绝对不是拥有剩余价值的特权者，相反，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家往往要在满足其他人的分配需求之后才能拿到剩余的部分。

商业资本家

资本如果失去运动就会贬值。将产品推向市场并实现销售需要耗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工业资本家往往倾向于立即将商品交给商人。商业资本家则以有效和低成本的方式组织销售（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对劳动力的剥削）。仓库、百货公司和配送服务（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在线销售）产生了营销规模经济。商业资本家还擅长运用营销策略和说服技巧（例如广告）来影响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欲望。因此，工业资本家通常有强烈的动机在商品价值实现前按折扣将商品转移给商业资本家。在马克思的模型中，这一折扣就是商业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商业大体上不创造价值（除了运输等环节之外），它的主要作用是将工业资本已经生产的价值更加有效、迅速和安全地实现和变成货币。

地主和地租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土地的私有化来系统地排除劳动力对土地的所有权，这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工人才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求得生存。当美国东海岸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迅速上涨时，美国就对外来劳工移民开放边境，但当有充足的移民流入后，美国就再次加强了边境控制。这意味着，未经耕种的土地即便没有价值也可以成为商品，按照一定的价格进行交易。土地没有耕种只是因为暂时缺乏劳动力。这就提出了如何理解和分析资本在土地市场循环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优势会因为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马克思通过对他所谓的级差租金的详细调查而进行了研究）可首先归因于自然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更多的是来自对土地和不动产的投资（最终目标是城市建筑）。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对交通和通信的投资和创新而带来的空间关系的革命。位置优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位置偏远、商业价值较低的土地可能会因为铁路或高速公路的修建而骤然升值。

从这些差异优势中提取租金的土地和不动产所有者对一般资本给出了信号：他们为其土地上的工业（农业）资本家的完全竞争提供了均等条件。如果农业资本家甲由于占有优越地理位置或比较肥沃的土地而始终获得比农业资本家乙要多的利润，那么资本主义竞争的驱动力就会永久失效，资本运动也会受损。资本实际上是在向地主提供一个补偿性支付，作为其将劳动力排除在土地之外以及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不规则空间内创造完全竞争条件的报酬。

马克思主要关注土地不动产和地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马克思在他对历史的描述中完全承认，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情况中，土地所有权和地租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即便在资本主义发展多年之后，封建土地制度也依然残存。在英国，教会、皇室和若干贵族仍然拥有大量土地。马克思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独特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那么资本主义是无法运行的。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而寻租可能远远超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所必需的程度以及政治上可接受的程度。对土地市场以及自然资源（石油）的投机已经司空见惯，现在资本家更是在通过知识产权来寻租。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但现代研究者必须加以分析。同样，商业资本也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初所认为的仅为工业资本正常运转服务的范畴，而无论是土地、不动产还是在各类资产市场上，资产所有者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大寻租和投机。

银行和金融机构

这是资本分配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环节。如何理解这个环节，对于了解资本的整体循环具有重要意义。近来这一领域备受重视，因为似乎经济金融化对资本流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对此有大量论述，但并没有形成确切的结论，比如如何将他所看到的行为（如金融投机和有息资本的流通）融入“资本就是价值运动”的概念中。他的某些发现对其一般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工业资本家（及其他资本家）关注银行和金融，其中有很多原因。一种特定商品的生产需要有投入和产出的衔接，这意味着投入和产出周期完全不同的行业需要通过谈判来协调。棉纺织业每天需要棉花供应，但棉花作物每年只产出一次（世界市场的优势在于不同地区有许多供应商，其棉花收获时间不同，因此有助于供应的改善）。棉花生产商每年收获一次农作物，只有收获的时候才能获得现金，却要维持一整年的生活。如果没有银行的帮助，棉花生产商将不得不囤积现金，把钱压在床垫下，每天取出一点维持开销，直到下一年收获季节的来临。同时，有人必须囤积棉花作为商品，每天向工厂供应以满足生产。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以货币或商品形式囤积的价值都是僵死或贬值的资本，因为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这样的价值都是闲置的。

当考虑固定资本循环时，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机器购置费用很高但可使用数年。机器的原始价值可以通过折旧来回收，但在其使用寿命结束时，机器需要更换。资本家每年必须节省（囤积）足够的钱来购买替代品，结果就是资本家的保险箱里囤积了大量僵死和贬值的闲置资本。这些囤积资本的安全性会是问题，因为劫匪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的银行和信用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资本家可以安全地（至少希望是）将他们囤积的剩余资金放在银行中以换取利息，银行则可以以稍高的利率向其他人借出这些资金。或者，工业资本家也可以预付资金购买机器，然后从每年的生产中拿出部分利润偿还贷款。不管如何，僵死和贬值的资本重新恢复活力并参与了循环。简单来说，随着资本价值链和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庞大的固定资本（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资本要求更不用说了），所以对成熟的信用和金融体系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因为如果不这样，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囤积起来，以应对大量固定资本开支之需。

同理，租金遮盖了投资活动在地理和空间方面的差异化问题，因此信用制度也可被用来处理生产组织所涉及的时间差异性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日常组织中，信用制度可将其中牵涉的无限多样的时间差异性减少到一个单一变量：利息。当然，这个变量取决于资金供求条件，不仅关乎资本也关乎其他一切（包括私人消费和业主贷款）。信用体系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流动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地租的前提是：土地是无价值但有价格的商品；同理，信用制度的前提是：资金是具有价格的商品。结果就是代表价值或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货币具有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但资金确实有价格，那就是利息。

银行和金融具有多重作用。它们随时随地吸收资金，然后将资金转换成货币资本借给任何有意追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人。作为中介，银行和金融机构扮演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同资本”的角色， 从低利润经济部门中吸取资金然后重新配置到利润率较高的经济部门，在加快利润率均等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独立于价值产出增长的货币创造。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内在的货币创造权可归入资本作为价值运动方式的整体循环过程中，但金融势必会对整个循环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银行和金融机构把资金作为商品而不从事价值生产。它们借钱给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而不在乎这些部门是否从事实际生产活动：如果土地投机有高额利润，那么银行就会把钱借给从事土地和不动产买卖的行业（2001—2007年的美国就是这样）。“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 马克思的意思是，金融体系必然会对不同分配领域的资金和利润信号做出反应，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活动偏离价值创造并进入非生产性渠道。银行可以把钱借给其他银行、房地产公司、商业资本家、消费者（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甚至国家（现在各国都是债台高筑）。

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构资本”盛行的世界。 银行利用杠杆贷出远远超过其资本规模的贷款。他们的贷款规模可能是存款规模的3倍，在“非理性繁荣”时期甚至可达30倍。这种货币创造远远超过了当前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所需。这种货币创造采用的是债务形式，而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索取。债务的累积要么在未来价值生产中清偿，要么在危机中贬值。所有资本主义生产都是投机性的，但在金融体系中，投机成为超级拜物教。马克思说，金融家具有“骗子和先知”的混合特征。 虚构资本或许能在未来某个时期通过增值和价值实现变成现实资本，或许不能。中央银行则处在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的顶点，拥有似乎无限的货币创造力而不论价值生产的实际状况如何，这与资本流通和积累理论以及价值需求和实现理论是否相符呢？

信用和债务在资本主义之前就普遍存在，但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信用工具在资本循环中的独特作用，正如马克思对商人和地主的兴趣那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债务和信用的内容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卫·格雷伯在其有关债务史的描述中所忽略的革命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独特形式正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股份公司和新的信用工具不断问世。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创新更是迈入了全新阶段。

如此前所述，如果将分配视为资本循环过程的被动终点，那将是严重的错误。货币形式的分配是资本运动中独特的转折阶段。但这与价值实现有何关系呢？对此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马克思的研究至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循其轨迹我们至少可得出初步的结论。

生息资本的循环

第三卷实际上确认了一个货币如何参与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过程的框架。银行和金融体系在信用创造上的自主权（中央银行处于顶点）释放出大量生息资本流入循环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息资本必然会流入价值生产。生息资本可能会是消费信用的形式，或是对商业资本家、地主和房地产投机商的贷款，甚至资助政府打仗或流入外国势力。生息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不是凭借其对生产的贡献，而是纯粹的产权。这种权利是以拥有作为商品的货币的所有权为基础，而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赚更多的钱。

这里引入了一个新维度来展示流通的图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是将货币资本的循环看作一种独特形式。当工业资本家实现货币形式的价值时，就拥有了一种可以产生利息的商品。资本家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他们可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也可以把钱放在货币市场上来赚钱。为了能持续经营，工业资本家的利润率必须超过银行的利率，否则，组织生产就没有经济意义。经过工业资本家之手的资本实际上分为两种：资本家作为货币持有人对持有的资金收取利息，或作为生产者通过投入生产剥削工人来产生利润。资本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借出去或当作生产性资本来生产价值。 工业资本家可借入他们需要的资金来进行生产并支付利息，同时将剩余的利润留给自己。马克思将此视为资本主义金融维持资产阶级权利和合法性的唯一美德。它抵消了继承财富的力量并让进取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有机会打破阻碍其上升的阶级障碍。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实力通过这些新元素的注入得到了增强。

马克思继续指出，这种双重角色产生了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股票持有人要求货币资本的投资回报，管理层则通过积极组织生产来拿到其利润分成。一个通过资金投资来实现收益的股票持有人和投资者（货币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该阶级加速了资金向货币资本的转换，甚至银行体系所创造的以循环生息资本的形式借出的虚拟资本也更加活跃。

资本在此被分解成破碎的支流，相互之间往往形成对立关系。例如近年来价值增值环节的资本流在减少，货币资本则在其他地方寻求高额回报率。结果就是导致价值生产环节的长期停滞，这也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常态。

马克思无法预料当今的情况，若干强大的银行会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在国家创造的道德风险的庇佑下做出不负责任的投资，因为它们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纳税人的钱来填补其损失。生息资本的流通给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它足以腐蚀整个资本运动体系，而这也是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循环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原因。首先，它将各种各样的时间性差异缩减为利息这个唯一变量。其次，它为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引入了流动性，对消费者的贷款刺激了有效需求并帮助价值的实现。例如，在房地产市场中，金融机构不仅给开发商贷款建造房屋，同时也给消费者贷款买房。最后，生息资本的循环实现了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统一。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区别：推动价值生产的贷款（给工业资本家提供的用来生产的借款）与促进价值实现的贷款（如马克思时代常见的承兑汇票）有很大差别，尽管两者存在明显的关系。

但这也会带来风险。“破产”在此具有双重含义：如果消费者不能偿付按揭贷款，那么他们将失去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但如果消费者能够支付按揭贷款，那么他们的未来基本上也被锁死了，因为按揭贷款的期限长达30年。当然，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房屋出售。但如果房价下降，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跌入负资产的窘境，即对银行的欠款超过了目前房屋的市值。即便把房子卖了不再举债，他们也还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是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一个自然结果。这里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说明，但最关键的是搞清楚各种利润分配形式在推动资本循环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的作用最重要，因为它直接涉及货币资金、信用以及虚构资本在金融体系中的创造。金融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大动力之一，因为金融会推动资本扩大价值生产来清偿债务，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又加上了偿付债务的疯狂压力。当然，价值生产最好能同时满足产生利润和还债的需要。为此，资本作为价值运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资本的完整性

马克思多次提到他要完整叙述资本的雄心。在此构建的资本循环示意图提供了一个观察完整的资本运行情况的简单方式。三卷《资本论》分别从特定的立场为我们提供了总体观察资本的不同角度。这有点像是通过三个窗户在给广场上（例如埃及的塔希尔广场或土耳其的塔克希姆广场）发生的事情拍视频。这三段视频都有自己的情节，而且从某个视角看也是完全真实的，但要想完整地知道广场上发生了什么，必须把这三段视频结合起来看。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读者往往会倾向于重视第一卷中的价值生产环节而轻视后面两卷中的资本实现和分配环节。我认为这样的偏见会导致严重的误读。只有将资本视为一个统一体，才能更好地认识资本的各个不同阶段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虽然每个阶段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每个阶段又是整体运动的组成部分。我在此不过是引述马克思对金融资本以及生息资本运动的描述。

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不同时刻存在着松散的联系和关联，而不是在紧密结合中发挥作用。“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还有如下的论述：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这里的统一体并不是像人体一样的单一生物，它是一个具有多个竞争或协作的活动种类的生态系统，有着演化的历史，受到外部力量、新的劳动分工以及技术发展的影响，动能导致动态变化，由此产生各种演化结果，某些物种和子系统会消亡，而某些会蓬勃发展。马克思喜欢用科学的比喻和隐喻，有机体和进化论的比喻在这里可谓恰如其分。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述，他的观点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是达尔文的崇拜者，他希望自己能像达尔文促进自然科学进步那样推动社会和历史学科的进步。

要想剖析资本这一有机统一体，必须将三卷《资本论》视为一套完整理论。马克思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他还希望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竞争、国家（包括税收）、世界市场以及经济危机来完成自己的宏大研究。 但他没有时间展开自己想要做的研究。然而他确实认识到，在资本这一有机生态系统中存在相互交错和交叉的不稳定的复杂关系，这会给未来造成危机。他写道：“如果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诚然不断在平衡，但是这一平衡过程同时表现为危机，表现为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不存在，那么这些矛盾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作用。”

关于政治相关性的一点说明

肯定会有人问到这个资本循环示意图的政治含义。我的答案是，它有助于在理解资本循环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和建议，由此就可更好地评估某些政治方案是否能达到其目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期间，伯尼·桑德斯非常卖力地推销自己设立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建议。2016年8月，围绕“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组建的联盟发表了一份文件，提出了要保障黑人基本收入的政治提案（这份提案最初是针对黑人群体，说美国应该给黑人基本收入保障来补偿当年奴隶制的罪恶）。这两份提案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增加受雇者或历史上受剥削群体的有效需求，就可以彻底改善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两项提案都主张提高货币工资。有效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受益群体能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设想假定在价值实现过程中不会发生影响其最终结果的事情。但通过资本循环的分析可知，在价值实现这一环节，侵占价值的事情比比皆是。如果对冲基金买入房屋推高房价或买入医药专利推高药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大幅提高药价），那么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基本收入保障所扩大的目标人群有效需求最终只是肥了这些对冲基金的腰包，而对目标人群反而没有效用。提高大学学费、信用卡利率、电话费用和医疗保险等费用，都可以攫取社会的全部收益。或许通过严格的监管干预来控制某些生活费用，限制在价值实现阶段的大规模财富掠夺，可能更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也强烈支持最低工资的提案。这些人知道硅谷的高科技让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如果这些人没有收入，那么就不会形成高科技产品的消费群体。通过用这里提供的资本循环示意图来考虑不同的建议，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实施的障碍以及背后的动机。这张图还显示了资本整体循环可能遇到的障碍，也能显示可能引发危机的阻塞点。例如，价值形式的每个变换节点都是危机形成的潜在场所。

这张资本循环示意图同时揭示了贯穿资本循环整体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在价值生产环节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阶级烙印（具备理论化成果并为公众所知）。在价值实现环节的焦点则是买卖双方以及掠夺性资本积累手段的斗争（例如强行拆迁或强行收房）。这样的斗争尚未理论化。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有关社会分层、性别、性取向、宗族以及家庭等议题的斗争更为主流，而政治斗争的焦点也从劳动过程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品质。这些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经常被忽视。对分配的斗争要求分析资本和国家机构之间经常对立的关系。再加上资本与劳动力在市场上关于劳动力报酬的斗争，这些就构成了资本整体循环内外所牵涉的政治斗争的图谱。随后则是在资本循环整体过程中对资本权力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形式多样，如果想要取得成功，则必须结成各种不同的战略联盟。传统的“左派”运动并不总是认识到这种联盟的重要性，也不善于做出必要的妥协来推动斗争。此外，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发生在资本循环这一大背景下的。

政治上最重要的追问不是问什么是人性，而是问人性可能是什么。特朗普、威尔德斯（荷兰自由党党魁）、勒庞、埃尔多安、莫迪、欧尔班以及普京的追随者所表现出的人性，与圣雄甘地、德斯蒙德·图图主教、纳尔逊·曼德拉和埃沃·莫拉莱斯的追随者非常不同，而列宁、卡斯特罗、纳赛尔、查韦斯、弗朗兹·法农、桑戈尔和卡布拉尔的信徒又很不同。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但这却是朴素的真理，虽然人民的心灵和思想需要用政治经济项目来引导、塑造和感化，但关于人性本质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源于资本循环中的经济问题。正如资本循环示意图所清晰显示的，作为资本形式循环的价值以及围绕其派生的永恒的广泛的政治、文化与美学价值建设和重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极其重要。但重视政治、文化和美学斗争思考和行动的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都是在资本循环的大背景下，资本循环会制约或推动某些思想和行动。鉴于资本永远且必然会影响人类需求与欲望的建构和重构，这也构成了人类经济和政治思想行为之间的重要桥梁，尽管这两个领域有时看上去泾渭分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执政时期不仅要改变经济，而且要改变英国人的“灵魂”，在这方面她取得了成功。许多人最后都接受她的观点，即“别无选择”。这一对矛盾关系也会牵涉到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斗争，这些斗争关乎我们的生存以及与不断变化的“自然界”的关系，尽管通过长期的自然改造，现在人类所处的自然界已经是经过重构的“第二自然”。人类如何对待自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必须在对资本的循环和拓展有充分认识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不认为这些广泛的政治斗争要纳入永恒价值运动。相反，这种包含关系应该是相反的。但是价值运动研究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视角，这一视角优于纯粹的就政治研究政治，况且大部分的政治斗争如果离开资本都很难理解。 XY11lFqCB7f9Kzf9WyiTsIO3M5MdxMN21PVPa/TPimFXrNV+tdOEIEjI4x4R7L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