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多次受到政治打击或思想批判，中国佛教史上发生的“三武一宗之厄”，是典型事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3-451）、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唐武宗李瀍（840-846）和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几位皇帝，曾经先后因为三教斗争或政治经济矛盾，发动毁灭佛法的事件。在毁佛事件中，无数寺庙、佛像被毁，僧尼被迫还俗为民，历代名僧经论、章疏、文论散失殆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遭受沉重打击，佛教史称之为“法难”“三武一宗之厄”等。

如果说古代历史上的“法难”根源于三教斗争和政治经济矛盾，但近代以来，宗教仍然受到非难。中国学者如章太炎（1869-1936）著《无神论》，猛烈批评西方基督教思想，提倡无人格、不创世的“道”的信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则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著名学者冯友兰（1895-1990），主张以哲学代宗教等。20世纪中国前期最显著的非难宗教事件当属“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发产生的反对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发表明确言论的一次大规模思想运动，结合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进而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基督教在中国的这种发展遭遇，值得深入解剖。

20世纪初年，西方的科学思想、进化论等大规模传入中国，罗素、杜威等批评宗教的哲学家先后影响中国思想界，无神论思想十分流行。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宗教、教育不能并立。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知识分子开始明确关注中国宗教问题。1920年到1921年间，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宗教问题论战。他们举办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广邀中外学者就“人是否是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问题发表意见。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宗教的功能，可以由其他东西取代。这样否定宗教现实积极意义的价值标准，有胡适的自由主义，也有李石曾的无政府主义、蔡元培的进化论等。这些都构成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土壤。

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拟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各地分会，即基督徒学生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均派代表参加。3月9日，上海一些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名义，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大学校址开会，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先导，奴役中国人民。他们通电全国，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李石曾、蔡元培均予协助。3月21日，77名学者联名发表宣言，指出宗教给人类带来危害，中国本为无教国家，但近数十年基督教却来毒害国民，故必须组织同盟，反对基督教。4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北京大学则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全国3000多人参加，不少著名学者登台演讲，反宗教情绪进一步高涨。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自发成立反基督教运动组织数十个。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等几名学者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不过，当时学者，因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大都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紧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宗教与人生的学术辩论。

1924年，全国反帝情绪高涨，国、共两党都反对帝国主义，“非基督教”运动再起，并迅速发展到全国。8月，上海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他们召开大会，反对基督教侵略中国，通电全国要求支持。明年初，南京、长沙、广州、苏州、九江、绍兴、太原、宁波、青岛等地相继成立“非基督教”组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公开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每周刊《非基督教特刊》，共出25期。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猛批基督教。国、共的外围青年组织则通过演说、通电、集会等多种形式反对基督教。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反对基督教决议案》，帮助“非基督教同盟”发展到全国各地，并准备宣布基督教徒、基督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广州“非基督教同盟”将1924年12月22至27日圣诞节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制听众离场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反帝怒潮更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要求收回租界，取消外国人领事裁判权。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留下来的也不能雇佣仆人，甚至食物供应都有困难，公开聚会受到干扰。“非基督教”运动也转趋暴力化。有报道，某些城乡基督徒被抓住，便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的情况发生。7月7日，全国学联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订立全国“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祸害。是年圣诞节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事件。

1925至1926年间，中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学校爆发了60起学潮事件。教会学校学生集体罢课、退学，并在社会人士广泛支持下另行组建新学校，如复旦大学之于震旦大学。一些教会学校被迫关闭，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等。有些学校的校产被地方政府没收，如汕头华英中学。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也大为减少，从1922年的11000人降至1927年5500人。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军锋所指，多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强占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差会命令下离开中国。在华传教士人数也大为减少，从1922年的8300人降到1928年的3150人。1926到1927年间，基督教传教工作事实上处于停滞或收缩境地，有些偏远乡间的教堂被迫关闭，信徒流失严重。北洋军阀控制的北方地区，基督教受冲击较小。直到1927年蒋介石清党，“非基督教”运动才逐渐结束。

“非基督教”运动的直接影响在教育方面。1922年，蔡元培正式提出如下建议：宗教对人格发展有损害，学校不得设置宣传宗教教义的课程，不得有宗教仪式，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事业。7月，胡适、丁文江等在济南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也提出“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的议案。他们认为向心志没有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他们认为，教育应以自身为目的，不能成为非教育企图的工具；教育的目标，在发展学生的人格和个性，不应特别灌输某种宗教或主义而束缚了学生。这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也要注意到，20年代，以汪精卫、左舜生等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于“非基督教”运动也有思想支持。他们主张，教育目标在于培养保国保种人才，而教会学校教育根本缺乏民族国家意识。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订立私立学校条例。该条例规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必须由国人充任；校董会成员，国人必须过半，洋人不得为董事会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课，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1929年，禁止外国人在华办小学。8月，禁止在小学进行宗教活动。后在初中也禁止宗教活动。

总的看来，“非基督教”运动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他们提出的原因约有几点：

第一，从宗教的性质看，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基督教等，都是迷信，都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

第二，从宗教的现实社会人生功能看，宗教使人逃避现实，只顾来生，降低了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宗教是鸦片，是统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第三，从历史进程看，历史发展已经进入科学时代，宗教已经过时，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四，宗教具有高度排他性，这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他们拒绝接受新知，因而不能进步。

第五，基督教有需要特别反对的原因，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表现在，除日本外，侵略中国的国家，正是向中国传教的国家。历史上，基督教正是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来的，目前基督教传教事业还处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基督教慈善事业等，吸引了广大群众。这些人不成为帝国主义走狗，也会有亲英美亲西方的思想，最低程度也减少了民族国家意识。基督教的排他性尤其强烈，这妨碍国人团结，对于探索国家出路无益。

“非基督教”运动表现出的宗教观，主要来源于知识界。在这期间，卷入科学与人生、宗教等问题讨论的知识分子很多，著名学者如胡适、陈独秀、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是其中的主角。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大多是否定的。少数学者肯定宗教的价值，但肯定基督教的绝无仅有。他们的思想非常庞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有，但都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他们也都采取理性或学术讨论的形式提出问题，最多发展为笔战或游行演讲。理性地否定宗教，在20世纪成为中国众多思潮之一，也是知识分子努力铸造中国现当代宗教文化特征的表现。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一方面受到一些人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受到理性的学术思想的排挤，有时更遭受到朝廷的政治打击。后一方面情况，往往还占据思想文化界及社会日常生活的主导地位。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刻文化原因是什么呢？值得思考。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和古今文化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主题。西方文化以其先进的科技文明、物质文明等，给中国思想文化以强烈冲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先后注意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工商实业、立宪体制和民主制度，以及科学、哲学、艺术等，表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逐渐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而深入到精神文明，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宗教也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文明之一，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中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这极少数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明确主张学习西方的基督教呢？

这里，我们以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看法为例，看看他为什么反对宗教。冯友兰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中，既存在着可以生长为现代的因素，也存在着阻碍现代化的中世纪因素。仅就前者说，中国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就是这种因素。冯友兰将它和西方神权政治相比，肯定其积极性。他说：

“西方中世纪是神权政治统治的时代，后世称为黑暗时代。资产阶级势力的兴起，削弱了神权政治的统治，出现了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打破黑暗时代的曙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时期虽然落后于西方，但已接近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所需要的是进一步近代化，而不是进一步的中世纪化。”

冯友兰一向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愚” ，“独断” ，迷信、幻想，而又陷于自然功利之域。所以，宗教给人提供的“安身立命之所”是非理性而且不可靠的。解决人的信仰等问题，“本来是哲学的责任”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早已将宗教“修正为诗”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应该“接着讲”下去。而从西方近代化历史看，科学、民主等，正是在反对宗教后才得以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接着”中国人本主义传统讲时，又同时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而不应学习法西斯专制和宗教。他晚年感慨地说：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

将宗教和专制并列，作为科学和民主的对立面，或许冯友兰有特别的针对性。但“接着”人本主义传统，加入科学和民主因素，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自觉担负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冯友兰是自觉的。冯友兰一生排斥宗教，要以哲学代宗教，也是非常自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中国像冯友兰这样反感宗教的文化人士，还有不少。曾经一度放弃自己基督教信仰的林语堂（1895-1976），也是典型。林语堂的祖母、父亲都信仰基督教，他从小就做家庭祷告，先后上厦门教会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可以说对基督教有准确了解。但是，林也很快就对基督教反感起来。他说：“我到上海之初，自愿选修神学，准备参加教会工作。可是，神学上的许多花枪很使我厌烦。我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于是，我离开了神学和教会。” 后来，他受辜鸿铭影响，正式离开了基督教信仰，转而“相信人的理性足够改善自己及改善世界” ，成为信仰中国传统儒道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晚年他回到了基督教信仰，但对人文精神的信念，对神学独断的反感却始终存在着。他的心回到了基督教信仰，但他的身并没有回到基督教会。

我们可以发现，令林语堂转信的原因，既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也有中国现实思想状况如“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熏陶则应给予特别注意。令他对基督教产生反感的，主要是基督教礼仪中的“许多花枪”和教义中存在的独断式“教条”。传统中国宗教中不尚祈祷、以理性为主、相信人有无限潜力的思想，无疑成为林语堂评价基督教的文化参照。如此看来，任何一种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异文化价值观、哲学及政权等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宏大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我国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当然也有曲折，甚至失误。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危害，各种宗教更是受到沉重打击。1982年3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总结说：“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却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 这是非常沉重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坚决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乱反正，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推动各个宗教逐步复苏、发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家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界定非常好。它说：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懂得，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还应当懂得，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还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 强调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而不只是意识形态；强调宗教有其演化的客观历史规律，而不以人们的好恶情感、认识或意志为转移。在此基础上，将宗教当作一种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来看待，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这些性质包括：中国宗教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有长期性；中国宗教信徒有一亿人左右，具有群众性；中国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有些少数民族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都是世界性的宗教，所以中国宗教问题具有国际性；宗教问题涉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涉及国内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涉及社会政治的安定团结等问题，还涉及思想观念、信仰、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中国宗教工作还有复杂性。所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张皇失措，是不对的；忽视实际问题的存在和复杂性，掉以轻心，听之任之，也是不对的。”

和改革开放政策相适应，将宗教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肯定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必须准确认识，慎重处理。中共中央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这些断定既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逻辑引申，也源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处理宗教问题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我国新时期宗教工作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