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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医务人员。父亲李生敏在防疫站工作，母亲党应兰是卫生院的护士。我出生在广西平乐县，2个月大时即随父母来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公社卫生院。富川县是一个位于广西桂北山区的边远县城，富阳公社卫生院坐落于县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开门可见马鞍山。医院条件简陋，前面是门诊，设有中医诊室、西医诊室、注射室、药房。医务人员就住在门诊后面，与就诊大厅、诊室用木板相隔，没有厨房，大家都在公用饭堂就餐。小时候我经常在门诊玩耍，看到中医诊室常常被病者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耐心而虔诚地等待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中医把脉开方，然后在药房取药。中药房里，药香浓郁，地上的坛坛罐罐里放有黑枣、熟地、炙甘草等药材，还不时传出叮叮当当敲打中药的声音。我从小就受到医药氛围熏陶，在药碾声和中药臼捶打发出的叮叮当当声中长大。中医诊室中的七旬老中医姓冯，他的诊室每天都门庭若市，挤满了各种年龄的患者。我常常好奇地站在老中医的对面看他问诊把脉。我很纳闷，为什么老中医不像西医那样用听诊器看病，而仅仅摸摸患者的手就行了。晚上走过老中医的房间，经常听到他用粤语念书或唱读汤头方歌的声音。后来老中医去世了，门诊冷清了许多，我家也搬到了另一家医院。童年记忆中的老中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梦想长大后也做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医师。
“文化大革命”撕碎了我的求知梦想，高中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到了一个离县城较远的偏远山村插队落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当时山区农村缺医少药，我自告奋勇兼职当了一名“赤脚医生”。经过公社医院三个月的培训，我认识了一些药物，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基本能处理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后来县药材公司招工，我被分配到那里当了一名工人。我家与防疫站和县医院相邻，每当看到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忙碌地工作，想到童年的愿望未能实现，心里总感到惆怅和遗憾。
1976年底，“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校招生考试，我压抑已久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通过不懈努力，我终于在1977年12月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广西中医学院大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尤其是来自瑶族山区的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实现童年的梦想。
1983年我毕业分配到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中医学院二附院）妇产科工作。在这所中西医结合的医院里，我刻苦学习中西医妇科产科业务。1991年元月，我荣幸地成为班秀文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脱产3年跟随班教授专心做整理继承导师学术经验的工作。医院还特设了一个名老中医专家诊室，便于我们师生开展业务。每天上午我们跟随导师在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中华路门诊、瑞康医院门诊侍诊，揣摩导师的就诊思路、临证用药、学术特点和风格，收集整理成功医案。下午我们大多自学或整理上午所见所闻和笔记，参阅有关文献和资料，撰写整理心得笔记、学术论文。导师每周还抽出两个下午给我们授课，传授他的学术经验和体会。这样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受益良多。在班老的亲切教诲、临床示范、耳濡目染下，我系统地掌握了班老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特长，超额完成了跟师计划，顺利通过了区卫生厅科干局组织的有关专家定量、定性、综合评定的临床考核及论文答辩，出师后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回到单位后，我在全面继承导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西医之长，以妇科痛症、不孕、癥瘕等疑难杂病为主攻方向，深入探索中医与西医在生理病理上的内在联系，结合西医检查诊断，对月经不调、不孕、卵巢囊肿、子宫小肌瘤、面部色斑等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
几十年时光犹如白驹过隙。“丹心妙手解妇孺之疾苦，悬壶济世弘扬大医精诚”的楹联屹立在桂林市崇华中医街的李莉名医馆前，诉说着中医妇科人的服务宗旨和中医特色的显著疗效。多年来，在工作之余，我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国内外多家医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积累了许多妇科疑难病案。在目睹了大量病者患病时的苦恼和治愈后的欢乐之后，很想和大家分享自己从医多年的点滴经验及医患之间的酸甜苦辣，建立一个信息传递、医患沟通的平台，意在传承中医和壮医文化，普及妇女健康知识，弘扬国医大师班秀文教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展示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诊疗特色。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帮助下，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李 莉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