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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朗诵会上，常常有人问小说家他们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这个问题大多数作家都答不上来，至少在他们到达写作生涯的最后几个阶段之前是这样；至此，一个作家即使仍然活跃，他/她还是在走下坡路了。而即使到了这个节点，要说出哪部作品自己更喜欢，依然很难。贝克特会断言《等待戈多》就一定比他后期的《看不清道不明》和《最糟糕，嗯》
[1]
好？好像几乎不可能（当然，谁又会冒冒失失，去问他这种问题……）。连写出“再尝试，再失败，败得不那么惨”这句话的作家
都做不了的事情，性格更为温和的作家面对这种问题，恐怕要逃之夭夭了。没错，为自己的作品在自己身后的命运所困扰，这是艺术家标志性的职业病之一。但是，画画的时候，或者写书的时候，只有全神贯注地干好手头的活儿才行。按照乔治·奥威尔的说法，写一本书就像生一场病，只有完稿方能痊愈。对同样的问题，有人给出了较为乐观的理解，其中，简·奥斯丁就说过，对作家而言，作品是他们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你怎么可能说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呢？
然而，很多父母都会偏心，这个秘密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同样，大多数作家也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品，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就我母亲而言，在她自己的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她的第三部小说，即你现在手上拿的《火山情人》。我想，这么说是公正的。
她最喜欢的作品是一本小说，这对于了解她的人来说，一点也不惊讶，即使在她一生当中，以及在她二○○四年十二月去世之后，她都更以随笔作家而非小说家而闻名，也因此受到更多好评。当然，甚至在她的崇拜者当中，都有人会说——屈尊俯就地说（我一直都无法完全明白，从我母亲写作生涯开始到结束，她怎么会造成屈尊俯就的），她误解了自己才华的本质。但从一开始，她的梦想就是成为小说家，其次才是评论家。她的第一本书是小说——《恩主》，一九六三年出版；就是说，比令她成名的评论集《反对阐释》早了三年。出完集子，她马上就又回到小说上来，很快就在翌年，一九六七年出版了第二本小说——《死亡匣子》。
出于各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展开的原因，只说它们包括机遇（生活不都是如此吗？）、内心迫切的需要，甚至是各种杂志向我母亲约写理论文章的频繁程度，这就够了。这使得写那些文章更像是轻轻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而不太像登一座非常陡峭的山——过了十一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才出来，又过了十四年，到一九九二年，她才出版《火山情人》。
我相信，即使是还在写《火山情人》的时候，她就很清楚它远远胜过她的其他小说。尽管她在写她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的时候，在它出版的时候（一九九九年），她非常喜欢（一个作家在写的时候不是这种感觉，那是写不下去的，也极不可能写出什么高质量的作品），但是，我一直有种感觉，《火山情人》绝对是她作为小说家的最成功的作品。《恩主》开了个好头（套用某评论家评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
的话，《恩主》也许是当时用英文创作的最佳法国小说）。《死亡匣子》出版后，遭遇到极大的敌意，我觉得，连我母亲都渐渐对其产生了怀疑。而尽管《在美国》是她非常喜爱的书，但哪怕有人给她打一针硫喷妥钠
，我都还是怀疑她会声称它与《火山情人》旗鼓相当。
我同意这个判断，也非常喜欢这本书，毫无保留地喜欢，这个事实倒也没什么特别有趣之处。我并不会自称对她的作品有什么特别的洞见，我只是还算比较了解她这些书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写出的。在《火山情人》里，我母亲加进了自己的元素，这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像该小说三大主角之一的“骑士”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一样，她也是个充满激情的收藏家，建起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并收集了大量精挑细选的十八世纪意大利建筑画。像那个那不勒斯革命者爱勒纳拉·德·芳斯卡·皮明特尔一样（小说以她的死后独白结束），她也是热情洋溢、激情澎湃地参与政治，尽管她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倾向在她生命的历程里发生过巨大的变化。
关于我母亲，有人曾经说过，她是道德家中的美学家、美学家中的道德家。我认为说得太对了。我觉得，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要么道德家占上风，于是美学家黯然退场，要么相反。她写的最后一本书《关于他人的痛苦》是前者最好的例子，而她早期的论文，如《反对阐释》和《关于“坎普”的札记》，则是后者的典型例证。但是，除了《论摄影》这个可能的例外，《火山情人》则是这样一本书，其中，我母亲本性的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而丰富的表达。她成功地让两者在她的故事里都发挥作用，这是小说成功的关键。
《火山情人》大体上是一个关于三角关系的故事。三角指那个美学家、他妻子埃玛·汉密尔顿——那个舞女和妓女，以及埃玛的情人、杰出的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勋爵。而背后涌动的是——或者是小说第一部分似乎是——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理想主义的青年贵族和资产者反抗残暴而腐败的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这一反抗迫使国王一度流亡在外。但是，读者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收藏对生活（骑士是这方面的例子）、美对诱惑（埃玛），以及名声（纳尔逊）这些问题上了。
换言之，《火山情人》看起来是一本关于文明——你甚至可以说是过度文明——的问题与矛盾的书。不过，话又说回来，最后的情况是，为那不勒斯国王复位的任务落到了纳尔逊的肩上；国王原来承诺让那些革命者安全到达法国，可是一旦复位，他立刻食言；他下令处死了包括爱勒纳拉·皮明特尔在内的大多数人。在她的独白里，爱勒纳拉·皮明特尔对汉密尔顿夫妇和纳尔逊作出评论，并加以指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猛烈。这样，《火山情人》令人惊讶之处，终究还在于它是一部道德家的作品。“他们自以为是文明人，”她在小说最后几行里说，“他们是可鄙的。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这个道德家的控诉——毫无疑问，这也是我母亲的控诉，而不仅仅是她笔下人物的控诉（她们四人
身上都有一些她的影子）——是无法辩驳的，也是极具震撼力的。于是，这本书变得高尚起来，就这么简单。
又及：爱勒纳拉的独白，完全接近于我母亲在心理层面描写自己时所能达到的深度。我发现这一点令人非常感动。我想读者也会发现，尽管我当然是相关的当事人。
二○一一年八月于纽约
[1] 《看不清道不明》（ ILL Seen ILL Said ，1981）和《最糟糕，嗯》（ Worstward Ho ，1983）都是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晚年的小说，前者先用法文写成，书名为 Mal vu mal dit ，翌年由作者译入英文出版；后者化用《李尔王》中埃德加的台词，大意为最糟糕的还在后头呢。
献给戴维
爱子、战友
多拉贝拉（旁白）：我的心中仿佛维苏威火山在喷发。
《女人心》
，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