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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婆婆
就告诉我，我的母亲是个鬼。这倒不是说我母亲已经去世。在那个年代，鬼其实代表任何我们忌讳谈论的东西。我明白婆婆是有意让我忘了母亲，而这的确使得我对她的记忆逐渐变成一片空白。我的儿时记忆，始于我舅舅和舅母在宁波的一幢大房子，厅堂冷冷清清的，楼梯很高。我跟婆婆和弟弟一起住在这里。
我经常听到鬼魂把小孩子掳走的故事，被劫走的多数是头脑固执、不服管教的小女孩。婆婆经常提高嗓门告诉周围的人，我和弟弟是从一只蠢鹅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本是两个没人要的鹅蛋，甚至连用来打蛋花粥都惹人嫌。她认为这样一说，鬼魂就不会把我俩偷走了。所以你看，婆婆其实挺疼爱我们姐弟俩的。
婆婆始终都让我害怕，她一病倒，我变得更害怕了。那是在1923年，我当时九岁。婆婆突然全身浮肿得像个熟透的大南瓜一般，皮肤胀得很软，还散发出一股恶臭。她经常把我叫到她那个臭气熏天的房间里，还给我讲故事。她唤着我的大名郑重地说：“安梅，你仔细听着。”接着她会讲一些我难以理解的故事。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贪心的姑娘，她的肚子越长越大。那姑娘坚持不肯说出自己怀的是谁的孩子，后来服毒自杀了。当和尚们把她的尸体剖开时，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大冬瓜。
“如果你贪心，你内心的想法总会让你饥饿难耐。”婆婆解读道。
又有一次，婆婆跟我讲起有个姑娘总是不听长辈的话。有一天，姨妈让她帮着做一点小事，但这个坏姑娘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结果一个小白球从她耳朵里掉出来，她的脑浆也像清鸡汤一样泻了一地。
“如果一个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那你脑子里的其他东西都会被挤出来。”婆婆这样告诉我。
就在婆婆病得快要说不出话之前，她把我拉到身旁，对我说起母亲的事。婆婆警告道：“永远都不要提你母亲的名字。说她的名字无异于往你父亲坟头啐了一口。”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就只有挂在堂屋墙上的一帧大幅画像。画像上的父亲，大个头，没有一丝笑容，似乎不甘心这么沉寂地呆在墙上。不管我走到房间里的哪个地方，他那双不安的眼睛始终盯着我。我自己的房间距离堂屋最远，甚至在这里我都能感觉到父亲在看我。婆婆说父亲是在看我有没有任何不肖的言行。所以，当我有时在学校里拿石子打了其他小孩，或是粗心大意丢了书的时候，我就会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从父亲的画像前快步走过，之后赶紧躲到我房间的角落里，不让他看到我的脸。
我总觉得家里有些阴郁，但是我弟弟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他骑着他的脚踏车穿过院子，追逐母鸡和小鸡仔，那些小鸡越是吓得尖叫，弟弟就越是笑得开心。在这寂静的房子里，舅舅和舅母一出门到村里去看朋友，弟弟就在家中最好的羽毛沙发上蹦蹦跳跳。
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弟弟也高兴不起来了，那时婆婆已病得很重。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村里有送葬的队伍经过我们院门口，我和弟弟站在屋外看热闹。正当队伍走到我们家大门口时，死者的遗像连同它那个沉重的相框从架子上掉下来，落到满是尘土的地上。有个老太太当场尖叫着晕了过去，弟弟大笑起来，结果被舅妈狠狠抽了一记耳光。
舅母对待小孩，一向态度粗暴。她说我弟弟不孝，也就是对自己的祖宗和长辈不敬，跟我母亲一样。舅母数落起人来，真像快剪铰绸布一般刺啦到底，不留余地。所以，当舅母看到弟弟没给她好脸色之后，她开始大放厥词，说我们的母亲做事太鲁莽，慌慌张张地就逃到北方去了，既没把跟父亲成亲时的嫁妆带走，也没带上她的十副银筷子，甚至连父亲和列祖列宗的坟都没顾得上去祭拜。弟弟指责舅母把我们的母亲给吓跑了，然后舅母气得大骂说，母亲嫁给一个叫吴庆的男人当小妾，那人早已有老婆了，还有两房姨太太和一大群混账崽子。
弟弟听罢，气得大骂舅母是被砍了脑袋的多嘴鸡婆。结果，舅母将弟弟一把推得撞到大门上，还狠狠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敢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你也配！”舅母骂道，“你妈目无尊长，大逆不道，你不过是她的臭崽子罢了！你妈算个什么货色，我看连鬼都瞧不上她！”
这时我才真正开始明白婆婆讲过的那些故事，也懂得了我要从她身上吸取的教训。婆婆经常对我说：“安梅，当你丢人现眼的时候，就像把项链丢到井里去了，想要找回的话，只能自己也跳井。”
此刻，我能想象出母亲的样子：一个做事不过脑子的人，听到婆婆这番话笑着摇摇头，只管用筷子一个劲儿地拣甜果吃，庆幸自己不用再受婆婆的管束，不再为她那挂在墙上的丈夫苦恼，也不必再理会我和弟弟这两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而感到不幸，可也觉得被她抛下很倒霉。我躲在远离父亲视线的房间角落里，不停地这么想着。
她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最顶上的楼梯口那里。我知道她就是我的母亲，尽管我在记忆中从未与她谋面。母亲正好迈进屋来站在门洞里，我看不清她那阴影中的脸。她比舅母高很多，几乎跟舅舅一样高。她的装扮也很奇特，跟我们学校那些女传道士似的，梳着短发，身穿洋服，踩着鞋跟超高的鞋子，显出一副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
舅母马上把头扭到一边不搭理我母亲，既不与她相认，也不为她沏茶。一个老佣人面带不悦地快速从母亲旁边走了过去。我极力保持冷静，但心里像有只蟋蟀使劲儿抓挠着要从笼子里挣脱出去似的。母亲一定是听到我的心跳加速，她抬起头来看我。她看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跟她长得真像，似乎是照镜子一般。我俩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
当母亲来到婆婆屋里，走向她床边的时候，舅母埋怨她说：“来晚了，来晚了。”但我母亲依旧朝婆婆走去。
“求你回来吧，别离开我们，”母亲轻声对婆婆说，“女儿回来了。”婆婆虽然睁着眼睛，但她的头脑已经混乱，对周围视而不见。我想，如果婆婆此时头脑清醒的话，她会挥着双臂把母亲从屋里撵出去。
我留心观察着母亲，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母亲长相俊俏，皮肤白皙。她是鹅蛋脸，既不像舅母的脸那样圆，也不像婆婆那么棱角分明。母亲的脖颈又白又长，简直就像婆婆说的那只把我生下来的大白鹅。她像个女鬼一样，在屋里飘忽不定地忙活着，把一块块浸湿的布盖到婆婆浮肿的脸上。当母亲查看婆婆的眼睛时，她发出轻轻的、不安的叹息。我仔细打量着母亲，她的声音似曾相识，仿佛我梦中的一个已然熟悉的声音，这使我不禁有些疑惑。
那天下午，当我回到自己房间时，母亲已经在屋里昂然挺立。想起婆婆告诉过我不要叫她，所以我站在原地没吭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长凳上坐下，然后她也坐到我身旁，这种感觉好像我们每天都是如此。
母亲将我的辫子松开，然后拿起梳子，从发根到发梢一下一下地梳着我的长发。
“安梅，你一直都是个乖女儿吧？”母亲神秘地笑了笑。
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看着她，但是心里却在发颤。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肚子里藏着一个白色冬瓜的姑娘。
“安梅，你知道我是谁。”她语气中带着些许责备。这一次我没有抬眼看她，因为我想起那个故事，担心自己的脑袋会裂开，脑浆也会从耳朵里滴出来。
母亲停下来，不再梳我的头发，然后我感觉到她细长光滑的手指在我颔下摩挲着，寻找我脖颈上那个伤疤。当她用手抚摩那个疤痕时，我全身都僵硬了，仿佛感到她把那段回忆重新糅进我的身体里。摸着摸着，母亲突然把手移开，然后抓着她自己的脖子痛哭起来。她的哭声非常悲切，而我也终于想起那个回荡着母亲声音的梦来。
那时我四岁。我坐在饭桌边，下巴刚好能够到桌面。当时我弟弟还是个小毛头，那天他坐在婆婆腿上满脸愠怒地大哭。我听到有人称赞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还有人礼貌地低声说着：“请！请！”
突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我舅舅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站在大门口的高个子女人身上。我是第一个开口的人。
“妈！”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大声叫道，但舅母抽了我一记耳光，然后把我推回到椅子上坐下。霎那间，所有人都站起来吵成了一锅粥，我听到母亲唤我：“安梅！安梅！”突然，婆婆于这一片嘈杂中厉声说道：“这个鬼东西是谁？一个不守妇道的寡妇，只不过当了人家的三姨太！如果你把女儿带走，她就跟你一样丢人现眼，永远抬不起头来。”
但母亲仍不死心，她大喊着叫我过去。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她的声音。安梅！安梅！隔着桌子我可以看见母亲的脸庞，中间的桌上有一口放在沉重烟囱管帽架上的汤锅。这阵骚动中，汤锅开始慢慢地摇晃起来，突然，随着一声叫喊，那滚烫的汤霎时间泼了出来，全部倒在我的脖颈上，仿佛所有人的愤怒一时间都浇到了我身上。
小孩子本不该承受和记忆这种剧痛，但它依然清晰地留存在我身体的记忆里。当时我只大哭了几声，因为我的脖子立马被烫得皮开肉绽，痛得无法呼吸。
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憋得我说不出话来。我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清楚地听到母亲在喊叫，婆婆和舅母也对她叫嚷着，最后母亲的声音离我远去了。
那天晚上，婆婆对我说：“安梅，好好听着，”此刻，她的语气就跟责备我在厅堂里乱跑时一样，“安梅，我们把寿衣和寿鞋给你做好了，都是用白棉布做的。”
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
“安梅，”婆婆这次轻柔低语道，“你的寿衣都很普通，没有什么花样，因为你还小。如果你很短命，这时候就死了，那算起来你对家里还有亏欠呢。所以出殡时我们不会太张罗，给你守灵的时间也会很短。”
婆婆之后说的话对于我而言，甚至比脖子上的烫伤还让人难受。
“连你妈都把眼泪给哭尽了，她已经离开这里。如果你不赶紧好起来，你妈会很快把你忘了的。”
婆婆可真是个聪明人。我被她这话一激，飞快从鬼门关赶回来找妈妈了。
我每晚都哭得眼睛和脖子火辣辣地疼。婆婆坐在我床边，用一个挖空的葡萄柚作舀子，把凉水浇到我脖子上。她就这么不停地浇啊、浇啊，直到我呼吸顺畅，终于可以入眠。早上起来，婆婆会用她的尖指甲当镊子，把我脖子上结的死皮剥掉。
两年以后，我的伤疤变平滑了，也没有那么显眼，但我已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我对母亲的记忆变得淡漠，就好像伤口渐渐自己愈合了似的，这样无异于自我保护，使自己免受疼痛。一旦伤口完全愈合，你就再也看不到那伤口下面曾经的伤痛。
我崇拜梦中的这个母亲，但我记忆中的母亲和此时站在婆婆床边的这个女人完全不同。不过，我仍旧开始爱上了现实中的这个母亲，倒不是因为她回来找我并请求我的原谅。她并没有这么做。她不必解释在我病危的时候，是婆婆把她给赶走的。这点我明白。她也不必告诉我，她嫁给吴庆是用一种不幸摆脱另一种不幸，这点我也明白。
我逐渐爱母亲了，是因为我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本性，这是我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来到婆婆房里。舅母说婆婆快不行了，让我在她面前最后再尽一尽孝。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来到婆婆床头，站在舅母和舅舅中间。我轻声哭了一阵。
我看到母亲远远地站在屋子的另一边，表情平静而悲伤。她在煮一道汤，陆续把一些草药倒进煮沸的锅里。然后，我看她挽起袖子，抽出一把锋利的刀。她把刀口对着自己胳膊上最柔弱的部位割下去。我想要闭上眼睛，但是我做不到。
母亲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片肉，她泪如雨下，鲜血洒了一地。
母亲把她的肉放进汤锅里，她按古老的传统做一种据说能使人起死回生的汤，把这看成是挽救婆婆的最后一招。婆婆一直嘴巴紧闭，把着魂魄不让它逃出躯体，但她还是设法扳开了婆婆的嘴。她为婆婆灌服了这味汤，不过当晚婆婆仍带着病痛驾鹤西去了。
尽管那时我还年幼，但能感受到母亲肉体的痛苦，也懂得这痛苦的价值。
这是女儿敬重母亲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深彻骨髓的孝道。肉体的痛苦毫不足道，而且你务必忘却。因为有些时候惟有如此，你才能铭记自己骨子里的东西。你必须把自己的表皮剥掉，还有你母亲的以及她的母亲的，直到没有伤疤，没有表皮，没有肉体，一切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