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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让我在喜福会麻将桌三缺一的那边，顶替母亲的位置。自从她在两个月前去世以来，麻将桌边的这个座位就一直空着。父亲认为，母亲是让她自己心中的念头给害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还没等她说出口，这个念头已经长得太大，最后崩掉了。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念头。”
据医生说，我母亲死于脑动脉瘤。她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快，像只兔子倏地一下就不见了，身后留下一堆事情。本来，下一次的喜福会聚会轮到母亲做东。
在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她还得意洋洋、底气十足地在电话里对我说：“上次在林多阿姨家聚会时，她煮了一锅红豆汤给大家喝。这次我要做一道黑芝麻羹请她们尝尝。”
“别显摆了。”我说。
“我这可不是显摆。”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几乎就是一样的，但也可能她当时说的是“不同”，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有一些微妙的表达方式，可以利用含糊的语意，让话语听起来更委婉。对这种根本就搞不清的事情，我从来都记不住。
1949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两年，母亲发起了一个“旧金山版”的喜福会。就在这一年，我父母拎着一只结结实实的皮箱离开中国，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全是些精美的花式绸缎衣服。直到上船之后，母亲才向父亲解释说，来不及再往里塞其他东西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在一堆滑溜溜的丝绸间使劲翻腾了一气，企图找到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抵达旧金山以后，父亲便让她藏起那些光鲜惹眼的衣服。从此，她就始终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旗袍，直到难民收容会送给她两件别人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女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里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会的成员是当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的美国女传教士。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便不好意思拒绝进教堂做礼拜的邀请。当然，他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老太太们务实的建议，那就是参加每周三晚上的查经班，后来又参加周六早上的唱诗班练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就这样，父母得以认识了许家、江家及圣克莱尔家。母亲能感觉到，这几家的女人们各自都有她们遗留在中国的隐痛，也都对新生活有所憧憬。但是，蹩脚的英语使她们无法将这种憧憬一吐为快，至少母亲从她们的脸上读出了这种压抑带来的木然。因此，当母亲向她们一提发起喜福会这个想法时，顿时看出她们眼睛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喜福会这个主意得追溯到母亲在桂林时的第一段婚姻，那还是日军攻占桂林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把喜福会当作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所有饭碗都清洗干净，把塑料贴面的饭桌也来回擦拭了两遍，而父亲读着报纸，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波迈牌香烟
，示意我们“不要打扰”的时候，母亲会感觉闲得无聊，于是就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时，她总会取出一箱旧滑雪毛衣，据说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从未谋面的亲戚们寄来的。她会从中拣出一件来，剪开底边，扯出一根曲里拐弯的毛线，再把它缠到一块硬纸板上。当她开始以飞快的节奏一圈一圈缠起线来的时候，她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这么多年，她对我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投下长长的阴影，而这阴影最终也进入了我的生活。
“在还没见到桂林以前，我就在梦里见过那个地方。”母亲说着中文开始了她的故事，“我梦见山峰参差起伏，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河的两岸被神奇的苔藓染得碧绿。峰顶之上，白雾缭绕。如果你能顺流而下，吃些苔藓，你就会强壮得可以直攀峰顶。要是滑一跤，也只会跌倒在一床松软的苔藓上，笑笑而已。一旦你登上顶峰，一切都将尽收眼底，你的心将欢畅无比，今生再不会有忧愁烦恼。
“在中国，每个人都梦想去桂林。可是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梦想是多么寒碜，想象是多么贫乏。当我看到桂林群山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笑得都震颤起来：那些山峰活像一个个硕大的煎鱼头，仿佛想蹦出油锅似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我看到另一条鱼的阴影，还有另一条，接着又一条……随后云朵稍有移动，这些山峦刹那间又变成了朝我缓慢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这种景象吗？山脚下有一些神秘的岩洞，钟乳石从岩洞顶上挂下来，看上去就像是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千姿百态，超乎想象。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那时的丈夫把我和两个小孩带到桂林，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在那里会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等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的一个小房间以后，就独自往西北方向去了重庆。
“尽管报纸上不这样说，但我们知道日本人在打胜仗，朝我们步步进逼。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里，挤满了人行道，四处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有富人也有穷人，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和各种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当然这其中也有国民党部队和他们那些不可一世的军官。
“这简直就是一锅剩菜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打进中国，这一大堆人杂居在一起，有的是理由打得不可开交呢。你能想象吗？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剃头匠，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谁都有他瞧不起的人。尽管大家都在一条人行道上吐痰，一起拉肚子，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恶臭，但还是觉得别人才更臭。说到我自己？哦，我讨厌那些美国空军大兵，他们说的那些“哈巴，哈巴”的中国话真让我替他们害臊。但最差劲的还是那些北方乡巴佬，直接把鼻涕擤到手上不说，还用这脏手去推搡周围的人，传播腌臜的疾病。
“所以你懂吧，桂林很快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我再也不会爬到顶峰去感慨山峦的秀美了。我心里只想着日本人打到了哪里。我坐在屋子黑暗的角落里，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双脚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响起，我就和邻居们‘腾”地一下蹦起来，窜到深深的洞穴里像野兽一样藏起来。但一个人无法在黑暗中呆太长时间。那样的话，你会感到内心中的某种东西在一点点地被销蚀，会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渴求食物一样地渴求光明。我听到外面‘砰！砰！”的轰炸声，然后听到碎石雨点般地落下。而我躲在深洞里，也顾不上欣赏钟乳石花园里的那些花菜和萝卜了。我只能盯着头上这座远古时代的山洞顶壁，它随时可能会砸到我的身上。你能想象这种感觉吗—一个人既不想呆在洞里，也不想呆在洞外，哪儿都不想，恨不能干脆彻底消失？
“所以每当轰炸声渐渐远去，我们就会像刚生下来的小猫崽一样，慢慢摸打滚爬着回到城里去。看到那些冲天火光映照下的山峦居然完好无损，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夜晚，我想到了喜福会这个主意。那天热得连飞蛾都晕乎乎地落在地上，翅膀上沾着沉重的湿热暑气。到处都充斥着暑气，没有丝毫新鲜空气。阴沟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直逼入我所在的二层楼窗户，这股恶臭仿佛无处可去，只好一股脑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整整一宿，我都能听到阵阵凄厉的嚎叫，也不知道那是某个农民在宰杀一头逃窜的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痛打一个挡道的半死不活的农民。我没去窗户那里看个究竟。看清了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应该找点事情来做，好让自己换换心情。
“我的想法是凑齐四个女人，组一桌麻将。我知道该邀请什么样的女人，她们和我一样年轻，脸上流露出对生活的希望。有一位和我一样，也是军官太太。还有一位是个举止文雅的上海富家小姐，她出逃避难时身上只带了一点点钱。另一位是个南京小姐，我之前从没见过头发像她那么浓密乌黑的。她出身较贫寒，但是长得漂亮可人，嫁得也不赖。她丈夫是个老头，死后的遗产倒是让她过上了好日子。
“每个星期，我们由一个人做东，组织聚会来凑点钱，也提振一下精神。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特别的点心小吃来讨口彩—比如说像银锭子一样的饺子啦，寓意长寿的面条啦，比喻得贵子的煮花生啦，哦，当然了，还有好多象征着美满富裕生活的福橘。
“想想看，以我们当时那点微薄的零花小钱，却能吃上这些精致的食品，是何等幸运！那些饺子多半都是用瓠瓜当馅儿的，橘子上也全是虫眼儿，但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省着吃，还尽量表现得不是不够吃，而是聚会之前早已吃撑了，多一口也吃不下了。我们知道那时很少有人能像我们这样奢侈。我们已经够有福气了。
“填饱了肚子以后，我们就把筹的钱装到一只碗里，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麻将桌边坐下来。我的这张麻将桌是从老家搬来的，用一种香气浓郁的红色木料制成，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黑檀木，而是‘红木”。这种木材太好了，英语里根本都找不到它的名字。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子，把麻将牌扣倒到桌上时，就只会听到那些象牙牌互相碰撞的声音。
“一玩上牌，就没人讲话了，只有在吃牌时才会有人说‘碰！”或者‘吃！”。我们必须全神贯注，都只想着要赢牌，可以多乐呵乐呵。但是打完十六圈之后，我们又要饱饱口福了，这次是为了庆贺我们有苦中作乐的福气。之后，我们就一直通宵达旦地闲聊，讲各种故事，怀念过去的好光景，憧憬将来的好日子。
“哦，那些故事简直太有意思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一个个故事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只差没把我们笑死。一只大公鸡跑进屋里，站在一摞碗上尖叫，但它第二天就变成碗中餐了！还有个故事讲一位小姐，替她的两个朋友写情书，而这两个朋友爱的是同一个男人。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傻乎乎的外国女士在如厕时被附近的爆竹声当场给吓晕了过去。
“有人指责我们不应该每周如此大餐，因为当时城里有好多人饿得都去逮老鼠吃，到后来，连那些最恶心的老鼠吃的垃圾都捡来充饥。还有人认为我们中了邪—我们自己的家庭都损失惨重，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房屋，失去了财产，妻离子散，溃不成家，却还有心思庆贺。人们会说：哼！亏你们还笑得出来！
“其实，我们并不是对这些痛苦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我们也都感到恐惧，而且各有各的悲伤。但就此感到绝望的话，无非是对已经失去的东西心存幻想，或是在延长难以忍受的折磨。如果你的房子被烧毁了，父母也一起死在里面了，你怎会惦记着要回那房子衣柜里心爱的冬衣呢？当电线杆上悬挂着被炸的支离破碎的人的胳膊和腿，饿狗嘴里叼着嚼了一半的人手满街乱窜的时候，你又怎能忍心去多想这些情景呢？我们在一起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是整天哭丧着脸，挂着这样一副正确的表情等死，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开心，究竟哪个更糟？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聚会，并且假想着每周都是新一年的开始。每周我们都会设法忘记过去遭受的厄运。我们吃吃喝喝，开怀大笑；我们搓搓麻将，有输有赢；我们讲最精彩的故事，这样就没空去想坏事了。每周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福气的。这个希望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喜悦。这就是我们把小聚会称为‘喜福”的原因了。”
母亲通常都会以夸耀自己牌技的方式开心地结束她的故事：“我手气不错，好多次都赢了，她们几个取笑我一定是学了贼门槛。”有时还补充一句，“我赢了好几万呢，但这没能让我发财。真的没有。因为那时钞票已变得不值钱了，甚至连草纸都不如。一想到一张千元‘大钞”都不够擦屁股的，我们笑得就更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童话而已。故事的结局总是在改变。有时候她说她用那不值钱的千元钞票买了半杯米，有时又变成是买了一锅粥，而之后，她又会把稀粥变成两个猪蹄，再之后是六个鸡蛋，六个小鸡之类的……这个故事总是没完没了。
有一天晚上，我恳求母亲给我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她没答应，于是我生了一个小时的闷气。她对我说：“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之后，她告诉了我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结局。
“有一天早上，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家里找我，”她说，“他要我赶紧到重庆去找我丈夫。我明白他是在叫我逃离桂林。我知道，一旦日本人打到这里，国民党军人和我们这些家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是叫我怎么走呢？桂林已经不向外地发火车了。那个南京的小姐对我很好，她贿赂了一个人去偷了辆运煤的手推车，她还答应会把迫近的危险转告其他朋友们。
“我打理好行李，把它们和两个小孩一起放到小推车上。在我推着车赶往重庆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不断从我身边经过，不时传来日军在桂林屠城的消息，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前一天，国民党仍坚称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日军入侵桂林当天，满街散落着吹嘘国军大捷的报纸，而这些报纸上遇难的尸体横陈，就像铺在案板上刚被开膛破肚的死鱼一样，男女老少都有。这些人始终没有丧失对国民党军队的希望，却因此丢了性命。当得知这些噩耗时，我不停地加快脚步。我每走一步都会问自己：这些人究竟是愚蠢还是勇敢呢？
“我推车赶往重庆，直到车轮坏了才作罢。一路上，我不得不扔掉了那张精美的红木麻将桌。但那时我已经没心思哭了。我把围巾捆成吊带搭在肩上，身前身后各兜一个孩子。我双手各拎一包行李，一袋是衣物，另一袋是干粮。我提着这些行李，把手都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最后我的手开始流血，滑溜得再也拿不住东西，所以只好把行李一件件都丢掉了。
“一路上，我看到别人大抵都是这般情形，逐渐放弃了希望。沿途上财宝堆积，越往前走财宝越多，成匹的精美锦缎，成堆的书籍，有古代字画，有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后来还能看到成箱的小鸭子被丢在路边，由于干渴都叫不出声来了。最后连银壶也被舍弃在路上，可见逃难的人累得实在扛不动了，也觉得今后再没有指望去用它们了。等我终于抵达重庆的时候，已经孑然一身，仅剩身上套了一层又一层的三件花式丝绸衣服了。”
“你说‘孑然一身”是什么意思？”我倒吸了口气。我感到震惊，因为意识到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真的。“那两个小孩后来怎么样了？”
母亲想都没想，她干脆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这个故事没有“后来”了：“你爸爸不是我的第一个丈夫。那两个孩子中也没有你。”
今晚的喜福会在许家举行，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第一个看见的人是我父亲。“她终于来了！从来不守时。”父亲对其他人这样宣布。这也是事实。其他人都已经到了，一共是七位六七十岁的老朋友。他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笑我总是拖拖拉拉的，都三十六岁的人了却还像个孩子似的。
我战战兢兢，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情绪。我上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我当时失声痛哭，几近崩溃。他们这会儿一定在思忖，像我这样的人怎能顶替我母亲的位子。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我和母亲其实挺像的，纤细的手比划起来如出一辙，女孩般的笑声和斜眼瞄人的眼神也都一模一样。当我怯怯地把这些话转告给母亲，她像是受了羞辱般地说：“你一丁点儿都不了解我！你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这话说得没错。我怎么可能在喜福会里取代母亲呢？
“阿姨，叔叔。”我向那里的每个人点头问好。我总是这样称呼这几家的长辈。之后我走了过去，站在父亲身旁。
父亲正在翻看江家最近去中国旅游的照片。“你瞧那一张。”他礼节性地说，一边用手指着一张江家人站在宽阔石阶上的合影。照片里没有什么东西能表明这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拍的。不过，我父亲那模样反正也不像是在看这张照片。所有东西对他而言好像都一样，没什么特别引起他注意的。他总是这样，凡事淡然，却又礼貌周全。由于在你眼中不同事物没有区别，所以你的反应淡漠，中文里哪个词是指这种情况来着？反正我觉得，母亲去世后父亲陷入的就是这种状态。
“你看看那一张。”他指着另一张同样瞧不出什么名堂的照片说。
许家的屋子让人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油脂味。在一个狭小的厨房里做过太多中国菜，曾经的菜香太厚太重，凝腻成一层薄而无形的油脂。我记得母亲以前到别人家或是去餐馆时会使劲吸吸鼻子，然后虽压低嗓门声音却很大地说：“我用鼻子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油腻了。”
我有好多年没去过许家，但他们的起居室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二十五年前，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把家从中国城搬到了落日区，还买了新家具。这些家具都还在，看上去依然挺新的，上面罩着的塑料布已经泛黄。还是那套青绿色粗呢布的转角沙发，还是那张殖民时期风格的枫木桌子，也还是那盏仿制的冰裂纹瓷质台灯。只有广东银行赠送的卷轴挂历才每年换一次。
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物件。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安梅阿姨不让我们直接用手碰她的这些新家具，只能隔着塑料布摸摸。每到喜福会聚会的晚上，父母就带着我去许家。因为我是去做客的，所以我得负责照顾其他所有比我小的孩子。孩子太多了，根本照看不过来，好像每次都有小孩因为把头撞到桌腿上而哇哇大哭。
母亲对我说：“你得负责任。”这意味着每当有任何东西洒了、烧了、丢了、坏了或者弄脏了，我可就有麻烦了。不管是哪个小孩干的，我都得负责任。母亲和安梅阿姨会穿上有几分可笑的中式衣衫：硬邦邦的立领，前襟用丝线绣上盛开的花枝。我觉得，这些衣服对于真正的中国人来说太华贵了，对于美国式的聚会来说又太古怪了。在母亲没有告诉我桂林故事以前，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不够体面的中国风俗，类似于三K党的秘密集会，或是电视上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跳的通通舞。
但今晚，一切神秘感荡然无存。喜福会的阿姨们都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色彩明艳的上衣，还有各式各样结实的跑鞋。我们都围坐在餐桌旁，头顶的灯貌似西班牙式的烛台。乔治叔叔戴上他的双光眼镜，宣读会议纪要，聚会就此开场：
“我们的资本账户有24，825美金，约合每对夫妇6，206美金，每人3，103美金。我们以每股6.75美金的价格把斯巴鲁
公司的股票赔钱卖了。我们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买了一百股史密斯国际公司的股票。我们在此感谢江亭和江林多夫妇上次准备的美食，尤其是那道美味的红豆汤。三月份的会议因故取消，请各位静候另行通知。对于我们亲爱的朋友宿愿的离世，我们深表遗憾，并向吴坎宁全家表示深切的同情。喜福会主席兼秘书，乔治·许谨制。”
仅此而已。我以为其他人会开始谈论我的母亲，比如他们的深厚友谊，以及我为何顶替她在喜福会的位置，秉承我母亲的精神，让她在桂林那个大热天里生出来的念头得以延续。
结果，每个人都只是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这个会议纪要。连我父亲也只例行公事似的使劲点了点头。在我看来，母亲的生平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之后大家又有其他事情要做了。
安梅阿姨从桌边站起身来，缓步走向厨房去准备吃的。林多阿姨是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她走过去坐在了青绿色的沙发上，双臂交叉，看着仍坐在桌边的那些男人们。我每次见到莹映阿姨都感觉她变得更矮小了，此时她伸手从编织袋里拽出一件刚开织的蓝色小毛衣，开始忙活上了。
喜福会里的叔叔们开始谈论起他们有兴趣要买的那些股票来。杰克叔叔是莹映阿姨的弟弟，他非常热衷于一家在加拿大挖金矿的公司。
“这可是个利用套期保值来对付通货膨胀的好办法。”他颇具权威性地说。这个圈子里他的英语说得最棒，几乎不带口音。我觉得母亲的英语是最差的，但她总认为她的中文是最好的。她说普通话时，略带一点点上海方言的腔调。
“我们今晚不打麻将吗？”我凑近莹映阿姨的耳朵大声问，因为她稍微有点耳背。
“过一会儿打，”她说，“等到午夜之后。”
“女士们，你们不一起来参会吗？”乔治叔叔问。当所有人一致投票选了加拿大掘金公司的股票以后，我到厨房去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开始投资股票。
“我们以前一直打麻将，赢家就把所有钱都拿走。但是赢的总是那几个人，其他人总是输钱。”她边说边包馄饨。她用一根筷子戳起一块姜汁腌过的肉，轻快地将它抹到一张薄薄的馄饨皮上，那团馄饨在她手里捏得翻转起来，手指轻轻一转，便捏成了一个小小的护士帽形状。“如果别人打麻将技巧熟练，你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了。所以，很久以前，我们决定还是投资股票市场。玩股票不需要技巧。这个连你妈妈都赞同。”
安梅阿姨数了数她面前托盘里的馄饨。她包的馄饨已摆了五排，每排八个。“四十个馄饨，八个人，要是每人吃十个的话，还得再包五排。”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然后继续包馄饨。“我们变聪明了。现在我们每个人输赢的机会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在股市上走运得福。我们打麻将就是图个乐趣，彩头只有几块钱而已。赢家把钱都拿走，输家就把剩饭打包回家，皆大欢喜。聪明吧？哈？”
我看着安梅阿姨又包了很多馄饨，动作飞快娴熟，根本不用过脑子。我母亲先前总是埋怨她这一点：安梅阿姨做事情从来不动脑筋。
“她并不笨，”母亲有一次这样说，“但是她没有主心骨。上周我给她出了个好主意。我对她说，咱们去向领事馆要一些你弟弟的资料吧。她当时几乎就想放下手头的事情赶紧去。但事后，她又跟别人聊起这件事。也不知道是对谁。那个人告诉她，她这样做会给她弟弟在中国惹来大麻烦。那人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会把她列入黑名单，这也会给她将来在美国的生活惹麻烦。那个人还说，你要向银行贷款买房，银行不会贷款给你，因为你弟弟是共产党。我对她说，你已经有房子了！但她还是很害怕。”
“安梅阿姨总是忙来忙去的，”母亲说，“却又不知道忙些什么。”
当我注视着安梅阿姨时，我眼中看到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矮小驼背的老太太，胸部沉沉低垂，双腿瘦弱难看。她有着老妇人常有的那种平坦柔软的指尖。我心想，不知安梅阿姨究竟做了什么，竟能让我母亲一辈子数落她。接着我又想起，母亲似乎对她所有的朋友都不满意，对我，甚至对我父亲也是如此不满意。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总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总有些东西失衡—这里多了点什么，那里又差了点什么。
“五行”理论是母亲自己对于有机化学的解读。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是由五种元素构成的。
如果“火”太盛，你就爱发脾气。我父亲就像这样的人。母亲经常指责他抽烟的陋习，父亲听了会跟母亲发火，叫她不要这么直言不讳地批评别人。我觉得父亲现在很内疚，后悔他以前没能让母亲把什么心思都说出来。
如果“木”太少，你就会耳根子软，缺乏主见，比如安梅阿姨就是这样。
如果“水”太盛，你会太多变，做事不专一，比如我自己。最开始我是读生物学的，半途而废之后改学艺术，结果这两个学位都没完成，我就去了一家小小的广告代理公司做秘书，后来成了广告文案编写员。
我过去只把她的这些批评当成是一些中国的迷信思想，或是方便大家应付形势的想法。二十多岁时，我正上心理学导论这门课，那时我尝试着告诉母亲，为什么她不应该苛责别人，还告诉她为什么这样做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有一个学派的观点认为，”我说，“父母不应该批评孩子，而应该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奋起努力，就是为了要迎合别人的期望。但当你批评别人时，那就意味着你期待别人会失败。”
“毛病就出在这里，”母亲说，“你从不奋起努力，懒得这么做，也懒得朝预期的目标去努力。”
“开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她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馄饨，乐呵呵地吆喝着。桌上摆了一大堆好吃的，做成自助餐的样子，正如当年在桂林的宴会一般。我父亲正在夹炒面。炒面盛放在一个超大的铝质平底锅里，锅子周围摆满了装酱油调料的小塑料包。这些肯定是安梅阿姨在克莱蒙大街买的。馄饨汤上漂着香菜末，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首先被一大盘叉烧吸引了，那是一些香甜的烤猪肉，切成了硬币大小的薄片。我接着享用油酥馅饼，我一直管它们叫手抓美食。薄面皮馅饼，里面的馅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母亲口中的“有营养的东西”。
这群人的吃相不雅，每个人仿佛是快要饿得不行了。他们每次都戳一大叉子猪肉，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往嘴里塞。我经常想象当年桂林聚会上那些女士们半推半就、温文尔雅地品尝着食物，而眼前这些人可不像她们那样。
男人们速战速决，吃完即刻离席，仿佛有种默契。女人们也恰好同时吃完剩下的菜肴，然后把盘子和碗端到厨房，放在水槽里。女人们轮流洗手，每个人都使劲搓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了这样的仪式。我也把自己的盘子放到水槽里，然后洗了洗手。女人们谈论着江家的这次中国之行，然后走向一个靠里面的房间。我们经过一个房间时，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里面的牌桌边就座。那曾经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两张上下铺的床，连带磨损破旧的梯子都还放在那儿。乔治叔叔正在发牌，动作敏捷，仿佛是从赌场里学的技巧。我父亲正给其他人递上波迈牌香烟，自己嘴里已经叼着一根了。
我们来到靠里面的那个房间，这里曾经是许家三个女儿住的地方。我和她们是儿时的玩伴，现在她们都已各自成家，而我如今又回到她们的房间里来玩了。除了能闻到一股樟脑味儿以外，这里似乎还跟之前一样，就好像罗丝、露丝和詹妮丝马上就会走进来似的，她们的头发烫成像橙汁罐子一样的大波浪卷儿，一屁股坐到她们那三张一模一样的窄床上。绒线织成的白色床单磨得几乎都半透明了。罗丝和我曾经一边揪着床单上的线头，一边谈论着我俩和男孩相处的那些问题。一切都没变，除了房间正中多摆了一张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旁是一盏落地灯，灯架是一根长长的黑杆子，上面安着三个椭圆形聚光灯，仿佛橡胶树上粗大的叶子似的。
没有人对我说：“坐这儿吧，这是你妈妈原来坐的位置。”但是在大家没坐下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该坐哪儿了。离房门最近的那张椅子看上去就是没人坐的样子。不过这种感觉和椅子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那是母亲在牌桌上的专座。不用别人说，我也知道她是坐在牌桌东边的。
母亲曾告诉我，东方是万物初生的地方，太阳从东方升起，风也从东边刮过来。
安梅阿姨坐在我的左手边，她把麻将牌倒在绿色的桌面上，然后对我说：“现在咱们洗牌。”我们伸手快速画着圆圈洗牌，麻将牌互相碰撞，清脆地哗哗作响。
“你也跟你妈妈一样总是赢牌吗？”坐在我对面的林多阿姨问，她这时脸上可没有笑容。
“我只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几个犹太朋友玩过几次。”
“啊—犹太麻将啊！”她带着鄙夷的口吻说，“那可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母亲以前也这么说，尽管她从没解释清楚过哪里不一样。
“今晚我可能还是不玩为好。我就在旁边看看算了。”我试探着说。
林多阿姨顿时面露愠色，好像觉得我是个没头脑的孩子。她责备道：“我们三缺一，那还怎么玩啊？就像桌子要是只有三条腿，根本就不平衡了嘛。莹映阿姨她先生去世了，她就请弟弟入伙了。现在你爸爸又叫你来加入。所以就这么定了。”
“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的区别是什么？”我曾经这样问母亲。但是根据她的回答，我说不出是这两种游戏本身不一样，还只是她对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态度不同。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玩法，”母亲用英语解释道，“玩犹太麻将，打牌时只需要看自己的牌，只用眼睛就行了。”
然后她改用中文继续说：“玩中国麻将，你必须得动脑子才行，很讲究诀窍。你必须观察并且记住别人都出了什么牌。如果一桌牌没有人打得好，那就有点像是玩犹太麻将了。那玩什么呢？没有什么谋略可言，你只是看看别人出错而已。”
这样的解释总让我觉得母亲和我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不过事实也如此，我对她说英语，她回答时用中文。
“那么，中国麻将和犹太麻将有什么区别呢？”我问林多阿姨。
“哎呀，”她有点嗔怪似地叫起来，“你妈妈什么都没教你吗？”
莹映阿姨轻轻拍了拍我的手：“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看着我们打，学着我们的样子做就行了。帮着我们一起砌牌，砌成四垛墙。”
我照着莹映阿姨的话做，但更多地还是观察林多阿姨。因为她摆得最快，所以我跟着她做，就能基本跟上其他人。莹映阿姨掷了骰子，然后告诉我林多阿姨是东风。我是北风，所以最后一个出牌。莹映阿姨是南风，安梅阿姨则是西风。之后我们开始摸牌、掷骰子，在各自砌好的一面牌中算计着自己想要的牌的点数。我重新理牌，把几条几饼之类的码好，把带“万”的牌凑成一对，还有一些是怎么也凑不上的牌，就放在一边。
“你妈妈打得最好，简直是个行家。”安梅阿姨一边慢悠悠地理牌一边说道。她对每张牌都要仔细斟酌一番。
现在我们开始打牌了，先看我们各自手上的牌，然后扔出不要的牌，最后不紧不慢地摸起新的牌。喜福会的阿姨们开始一通闲聊，却并不彼此倾听。她们的语言很特别，一半是磕磕巴巴的洋泾浜，一半是各自的家乡方言。莹映阿姨说她在某条大街花半价买了一些好纱线。安梅阿姨说起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宝宝打了件毛衣，还自豪地夸口道：“她还以为那是在商店买的哩！”
林阿姨则抱怨她在商店里买了一条裙子，拉锁是坏的，但是商店的营业员硬是不让退货。她愤愤不平地先用中文说：“气煞我了！”越想越来气，又用英文重复一句：“真是气死我了！”
“可是，我说林多啊，你现在可还跟我们在一起呐，你又没死。”莹映阿姨调侃道，然后大笑起来。恰在此时，林多阿姨喊了声：“碰！我和了！”然后推倒了她面前的麻将牌，一边朝莹映阿姨笑着，一边数着自己赢的点数。于是，我们重新开始洗牌，大家又都不说话了。我渐渐感到有些无聊，觉得困了。
“哎，我这儿还有个故事呢！”莹映阿姨冷不丁扯开嗓子冒出一句，把大家吓了一跳。莹映阿姨总是显得有点神神道道的，像是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中。我母亲曾说：“你莹映阿姨不是耳朵不好使，而是根本不听别人在说什么。”
“上周末，爱默生太太的儿子被警察抓走了。”听莹映阿姨那语气，仿佛是为自己是第一个得知这个爆炸新闻的人而洋洋得意。“詹太太在教堂里告诉我的，还说在他车里搜出了好多台电视机呢。”
林多阿姨紧跟了一句：“哎—呀，爱默生太太可是个好人呐。”言下之意是，她的儿子可不该做出这种事情。但我明白，她说这话也是为了替安梅阿姨留点面子。两年前，安梅阿姨的小儿子因为倒卖偷来的汽车音响也被逮过。她们说话之际，安梅阿姨貌似正凝神用手摩挲着一张要出的牌，但看得出被触及的隐痛。
“现在，中国人人都有电视机了，”林多阿姨转移开话题，“我老家的亲戚家里都有电视机—可不是黑白电视哦，而是带遥控的彩色电视！他们什么都有。所以每当我们问起要给他们买点什么带回国内，他们都说不用，只要我们能回去看看就行了。不过我们还是会给他们买点七七八八的东西，比如给小孩子买录像机和索尼的随身听。他们口头上会说，我们不要，不用买给我们。但我觉得他们心里还是挺喜欢这个的。”
可怜的安梅阿姨搓着牌，比刚才更使劲儿了。记得母亲对我说起过安梅阿姨一家在三年前回中国的情形。安梅阿姨攒了两千美金，原打算都是要给她弟弟一家人花的。临走前她打开行李箱给我母亲看，一个箱子里塞满了喜诗
果仁软糖、M＆M巧克力豆、糖衣杏仁、速溶热巧克力和小果浆软糖。母亲告诉我，另外一个箱子里是她见过最滑稽的衣服，都是崭新的，有色彩鲜亮的加利福尼亚式沙滩裤、棒球帽、弹力腰的棉质长裤、空军短夹克衫、斯坦福运动衫和厚毛袜。
母亲劝安梅阿姨说：“谁会要这些没用的东西呢？他们只想要钱。”但是安梅阿姨说她弟弟比起她们来真是太穷了，所以她没有理会我母亲的建议，仍旧带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和两千美金回到中国。当他们一行人抵达中国杭州时，发现所有亲戚都已经从宁波老家赶到机场来迎接，不仅有安梅阿姨的弟弟，还有她弟媳妇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表妹、表妹的丈夫以及他的叔叔。他们还都带来了各自的岳母、婆婆，还有小孩，甚至连他们同村的朋友也都没落下，这些人可不像安梅阿姨的弟弟一家那么幸运，可以炫耀自己在国外还有亲戚。
我母亲这样说：“安梅阿姨回中国之前，曾经动情地说，以共产党的生活水平，她终于可以让弟弟过上富裕和幸福的日子了。但回到美国以后，她哭着对我说，在中国见到的每个亲戚都伸手向她要钱，最后就只有她一个人两手空空。”
母亲证实了她的猜测。没有人想要那些运动衫和其他没用的衣服。M＆M豆被抛撒一空。当那些亲戚掏空了所有行李箱后，他们开始质问安梅阿姨一家还带去了什么。
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简直是被敲诈一空，除了价值两千美金的电视机和电冰箱外，还被迫承担了这二十六个亲戚朋友在环湖宾馆住宿一晚的费用，在一家专为外国有钱人开设的大饭店里请了三桌宴席，还要给每个亲戚买上三份特色礼品，最后还有一个表亲所谓什么叔叔的家伙向他们借了五千块钱的外汇券，说是用来买摩托车的，结果后来那人钱到手就了无踪影了。第二天，当火车驶离杭州站的时候，许家一算账，这次探亲搭进差不多九千美金。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组织的激动人心的圣诞礼拜上，安梅阿姨说“付出比索取更有福”，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母亲也认同这个说法，说她的老朋友安梅阿姨这一次的付出，至少能为她修来几世的福气。
现在，当听到林多阿姨吹嘘她在中国的亲戚有多通情达理时，我意识到她无视安梅阿姨的痛苦。到底是林阿姨故意说风凉话呢，还是因为除我之外，母亲从未把安梅阿姨那些亲戚的贪婪无耻告诉过任何人呢？
“我说，菁妹啊，你现在还在学校读书吧？”林多阿姨问。
“她的名字叫‘茱恩”。他们都用美国名字。”莹映阿姨接话道。
“没关系。”我答道，我真的觉得没关系。事实上，对于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来说，用中文名甚至渐渐时髦起来了。
我接着说：“不过，我已经不上学了。那都过去十多年了。”
林多阿姨蹙眉回了一句：“那可能是我把你和别人的女儿搞混了。”不过我立马明白她没说实话。我知道母亲可能告诉过林多阿姨，说我又回学校去修完学位。因为大概在半年前，我和母亲又发生过一次争执，起因是她说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是个“大学辍学生”，还希望我继续完成学业。
为了安抚母亲，我再一次给出了她希望得到的回答：“你是对的。我会考虑。”
我总以为，我和母亲对这些事情有着不言自明的共识，就是说，她并不当真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人，而我是真的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尊重她的意愿。但今晚林多阿姨的话再次使我感觉到，母亲和我从未真正理解过彼此。我们在心里诠释着对方的语意，不过我似乎总是没能听出母亲的弦外之音，而母亲在理解我说的话时却总是多心了。毫无疑问，她对林多阿姨说起过我要回学校去攻读博士学位。
林多阿姨和我母亲是最要好的朋友，然而因为这辈子都在攀比各自的小孩，她们同时也成了劲敌。我比林多阿姨的宝贝女儿韦弗里大一个月。从我们襁褓时代起，两人的母亲就在互相比较，比如我们肚脐上的褶皱啦，耳垂形状的匀称度啦，膝盖擦破皮以后恢复的速度啦，头发的薄厚及颜色深浅啦，还有每年能穿坏多少双鞋子等等。不过后来，就只有林多阿姨夸耀的份儿了，比方说韦弗里下棋有多好，上个月她得了多少个奖杯，多少报纸刊登了她的名字，她去过多少个城市……
我知道母亲讨厌听林多阿姨夸耀韦弗里，因为在子女问题上她根本没什么可反击的资本。起初，母亲试图激发我的一些潜能和天赋。她为我们楼道那头的一个退休的老钢琴教师做家务，换来让我在他那里免费学钢琴和练琴。我没成为上音乐会演出的钢琴手，甚至都没能担任教堂青年唱诗班的钢琴伴奏，母亲最后只好无奈地对人解释说我大器晚成，就像爱因斯坦在发明原子弹
以前也一直被人认为脑子迟钝。
一圈牌下来，莹映阿姨赢了。我们算过分后，开始新的一圈麻将。
“你们知道丽娜把家搬到伍德赛德区了吧？”莹映阿姨低眉注视着眼前的一手牌，虽不是特意告知，却难掩自豪之情。即刻她又抹去笑容，换上一种谦逊的口吻继续道：“哦，当然了，她住的也不是那一带最好的房子，毕竟不是那种百万豪宅，至少现在不是。但这可是个不错的投资，比租房要好，省得受制于人，还随时有可能被人撵出去。”
听了这番话以后，我知道莹映阿姨的女儿丽娜肯定告诉过她，我被房东从俄罗斯山
下城地段的公寓撵出来了。尽管丽娜和我仍是朋友，但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自然而然地彼此都有戒心，不会无话不谈。即便如此，哪怕我们向对方透露一丁点儿消息，都会被改头换面地传回到我们耳朵里。这是老把戏了，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社交圈里充当传声筒。
“天色不早了。”又打完一圈麻将后，我说着准备起身告辞，但林多阿姨一把将我拉回到椅子上。
“你坐，你坐，咱们再聊会儿吧。好长时间没聊了，我们得和你多熟悉熟悉啊。”林多阿姨说道。
我知道这对于喜福会阿姨们来说是一种客套的表示，实际上她们心里也巴不得你走，但口头上还会尽力挽留你。我庆幸自己记得这种虚礼，嘴上赶紧说：“哦，不了，我真得走了。谢谢，谢谢！”
“可你务必得留下！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呢，是你妈妈要我们转达你的。”莹映阿姨用她的大嗓门脱口而出。其他三位阿姨看上去有点不自在，似乎她们并不打算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把什么坏消息告诉我。
我复又坐下。安梅阿姨出去拿了一碗花生回来，然后轻轻关上门。没有人说话，仿佛她们都不知从何谈起。
最后，还是莹映阿姨开了口：“我觉得你妈妈去世前，心里始终挂念着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用英语断断续续地说完这句话以后，转而用中文娓娓道来。
“你母亲是个很要强的女人，也是个好妈妈。她非常爱你，把你看作她的命根子。你应该能理解，像她这样的一个母亲，对自己另外两个女儿也是念念不忘的。你妈妈知道她们还活着，所以在去世前，她希望能回中国去找到这两个女儿。”
就是桂林的那两个孩子吧。我明白，我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那两个被母亲吊在肩头的小孩，就是她的另外两个女儿。恍惚间，我感到自己置身于当年炮火连天的桂林战火中，亲眼目睹那两个躺在路边的孩子，她们的拇指被吮得发红，高声啼哭，等人来抱。后来有人把她们带走了，她们得救了。现在母亲已永远地离我而去，回到中国去找这两个小孩了。我这么想着，想着，对莹映阿姨的话几乎都没听真切。
莹映阿姨继续说：“她寻觅了好多年，来来回回地通信。最后，她打听到了她们的地址。她当时正要跟你爸爸说这事呢。哎呀，真可惜啊，穷尽一生的苦等。”
安梅阿姨激动地插进话来：“所以你的这几个阿姨和我，我们一起写了封信，按这个地址寄过去。我们在信里说，你妈要去跟她们相认。她们给我们回信了。她们就是你的姐姐啊，菁妹。”
我的姐姐！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这两个词，平生第一次将它们连在一起说出来。
安梅阿姨取出一张薄如细绢的信纸，我看到上面工工整整地用蓝墨水笔书写了几竖排汉字。其中一个字有些模糊，大概是被一滴眼泪晕染的吧。我双手颤抖着接过信，惊叹我的姐姐们如此敏慧，竟能读写汉字。
阿姨们都笑盈盈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奇迹般死而复生的人。莹映阿姨接着递给我另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1200美金的支票，而收款人是我—茱恩·吴。这简直让我难以置信。
“我的姐姐居然给我寄钱？”我惊讶地问。
“哦，不是，不是，”林多阿姨佯装恼火地说，“每年，我们都会把打麻将赢的钱攒起来，好去高级餐馆吃大餐。因为大部分时候都是你妈妈赢，所以这些钱也大部分是她的。我们又往里凑了一点儿，这样你就可以先去香港，然后搭火车到上海见你的姐姐们了。至于我们嘛，我们都养尊处优，该减减肥了。”她拍拍自己的肚子，证明此言不虚。
“去见我的姐姐。”我怔怔地念叨着这句话。我试图想象这个将要面对的场面，心中充满了惶恐。而阿姨们为了隐瞒自己的慷慨解囊，居然编了一个年终大餐的谎言，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哭了起来，其实是一边啜泣一边笑着。我能看出这些阿姨在忠实地履行我母亲的遗愿，但很难真正理解这份良苦用心。
莹映阿姨说：“你一定要去见你的姐姐们，还要把母亲过世的消息告诉她们。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把你母亲这一生的经历告诉她们。她们过去对自己的母亲一无所知，现在必须让她们知道。”
“去见我的姐姐们，把妈妈的一切告诉她们。”我点头附和着，“可是我该说什么呢？关于母亲，我能告诉她们什么呢？她就是我的母亲，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阿姨们瞪大眼睛盯着我，好像我在她们眼前突然疯掉了一样。
“不了解你自己的妈妈？”安梅阿姨根本不相信，“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妈妈就在你的骨子里啊！”
“把你们的家庭往事告诉她们。告诉她们你妈妈是怎么取得成功的。”林多阿姨提议道。
“告诉她们你亲身经历的事情，比如妈妈是怎么教导你的，你的哪些观点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莹映阿姨说，“你妈妈可是个能干的女人啊。”
一句又一句“告诉她们，告诉她们”在我耳边此起彼伏，每个阿姨都在情绪激昂地说着那些值得让姐姐们知道的事情。
“她很善良。”
“她聪明精干。”
“她对家庭尽职尽责。”
“她的希望，那些她看重的事情。”
“她会做一手好菜。”
“真是的，居然有不了解自己妈妈的女儿！”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她们心里是在害怕。因为从我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女儿们对自己母亲带到美国来的全部真相和期盼同样一无所知，漠不关心。她们眼见女儿在听到自己讲中文时渐渐变得不耐烦，用蹩脚的英语向女儿解释时又让她们觉得妈妈很笨。妈妈们知道，这些在美国生美国长的女儿们对“喜、福”二字的解读与自己的观念大不相同，她们的头脑不接受“喜福”这个词，它根本就不存在。妈妈们可以预见到女儿们又将孕育下一代，而孙辈的这一代人与自己这一代之间是没有任何希望传承可言的。
于是，我只说了一句：“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的。”阿姨们都望着我，脸上布满疑云。
“我会记住关于母亲的一切，并把它们都告诉姐姐们。”我更加肯定地说。这一次，阿姨们才渐展笑颜，挨个过来拍了拍我的手。不过她们看上去仍未释然，好像总有点什么东西不对劲。但是她们看上去也充满了希望，都期待我能说到做到。她们还能企求些什么呢？而此外我又能再承诺她们什么呢？
她们继续开始吃煮花生，重新讲起故事。她们好像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同时憧憬着将来的好日子。身在宁波的弟弟把九千美金连本带利地还给了姐姐，姐姐喜极而泣。做音响和电视维修的小儿子生意兴隆，都外销中国了。女儿给她生了小外孙，小外孙们在伍德赛德区的漂亮泳池里游得像小鱼一样自由自在。这真是些美好的故事。简直是最好的故事。她们都是有福之人。
现在，我坐在麻将桌边母亲以前的位子上，这是东方，万物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