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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便是重重困惑和迷雾。只有少许记忆的碎片偶尔带来一丝光亮。我站在慕尼黑的房间里望着窗外，望着院子里的秋千和树屋，还有被密密麻麻的枝条遮蔽的曙光。那是我们在那套公寓度过的最后一天，房间里的东西已经被搬空了。我听见马蒂在叫我。
“尤勒斯，你还来吗？”
我犹豫着转过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将与这个心爱的小院永别了，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童年将就此终结。
没过多久，我便在寄宿学校度过了第一夜。我们到得很晚，我跟哥哥姐姐被分开了。我拖着箱子，在管理员的引导下穿过铺着漆布的冰冷过道。那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醋味，管理员走得很快，我落在了后面。终于，他打开了一扇门。房间里有三张床，其中两张已经有人了。那两个孩子早已昏昏欲睡，为了不打扰他们，我关了灯，在黑暗中脱下衣服。不知谁在我的枕头下藏了一个布偶。躺在新床上，我想起了我的父母，还有虽在同一所学校却又似乎很遥远的哥哥姐姐。我没有哭，一秒钟都没有。
我还记得几周后的一个冬日，北风从积雪的山丘上呼啸而过。我拉紧滑雪衫，捂住脸，艰难地朝前走去。我有些流鼻涕，每在新积的雪上往前迈一步，脚下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天气冷得让我肺里有些难受。一个小时后，我坐在冰冷的长凳上，望向谷底。周围的一切沉寂而陌生。我想象自己从这里纵身跃下，在离白晃晃的雪地只有几米的地方被空气托起，那该是多么紧张刺激的一幕。我急速上升，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寒风拍打着我的双颊，我张开手臂，朝天际飞去。我扭头望向远方的宿舍，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趁我不在，里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我想象着他们滑雪橇、谈论女孩和说笑的样子。他们相互挑衅，有时玩笑开过了头也会生气，但很快就又和好了。灯光缓缓划破黄昏的天空。我想起了从前在慕尼黑的生活，那场意外让它戛然而止，思乡之情不过是褪色的伤疤。
等我回到寄宿学校，天已经黑了。我推开学校的大门，食堂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饭香、汗臭和止汗剂的味道混合成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空气中满是期待、哄笑和被压抑的恐惧。我沿着过道往前走，迎面走来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一脸怀疑地打量着我这个新人。我本能地挺直身子，装出一副大男孩的模样，不敢露出马脚。那个男孩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走进房间，坐在自己的床上，掸去头上的雪。待在此地的我只是一个游离的灵魂，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其他人都在吃晚饭，只有我迷茫地呆坐在房间里。之后，我还会因为无故旷课受到惩罚。我望向窗外的黑夜。
父母去世后，我们姐弟三人被送进这所寄宿学校。它并不像我们当初幻想过的那样，是一所有着网球场、曲棍球场和陶艺工场的精英学校，而是一所廉价的乡间公立学校——有两幢灰色的宿舍楼和一个食堂，就建在当地中学的旁边。我们早上跟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学，下午和晚上则在宿舍、湖边或是足球场度过。这儿的孩子已经适应了这种军营生活，但久而久之，看着走读生们在下课后就能回家团聚，而我们却只能像囚犯一样待在学校里，仿佛天生便低人一等，抑郁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我们必须跟人分享简陋的宿舍；有时候，陌生的室友最后也会变成朋友。一年过后，我们又得换宿舍。想要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过上多彩的生活，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会相互争吵，也会彻夜长谈。我们很少聊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很少触及那些平日不愿提起的话题。大多数时候，我们议论的不是老师就是女生：“她今天吃饭的时候又过来找我了。”或者，“什么？你不认识她？天哪，莫罗，她可是这所该死的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
许多住校生在来这儿之前就不太安分，有些挂过科，有些还吸过毒。不时有一些前科累累的家伙像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沉船残骸一样被送到这儿。作为公立机构，寄宿学校有义务接收任何学生。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里那些不知所措的少年，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安逸的乡村生活被这群城里来的疯子搅乱。“你也是从院子里来的吗？”他们这样问。他们嘴里的“院子”与其说是寄宿学校，还不如说是疯人院。吃饭的时候，我们个个饥不择食，把盘子刮得一干二净。我们永远吃不饱，我们内心的空洞永远填不满。学校里总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谁跟谁说过话，谁跟谁成了朋友，以及谁深受女孩欢迎，都会被准确地记下。并不是每一种改变都能得到认可。有些衣服刚被主人骄傲地展示了一番，便因为没能得到认同很快被塞进了箱底。有些住校生想在暑假后以全新的面貌示人，但自信满满地从家里回来没几天，就被打回了原形。每个人都是他人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
前些年，我的内心更有安全感；现在，我时常会注意到傍晚照进过道的昏暗日光，以及树木在黄昏时投射在地上的魅影。每当这时，我总是不由得心头一紧。无论是我所生活的地球在宇宙中高速运转这一事实，还是挥之不去的“人终有一死”的念头，都足以引起我的恐慌。恐惧就像一条撕开的裂缝在我心中蔓延。我变得害怕黑夜，害怕死亡，也害怕永恒。这种想法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世界。我越是想着这一切，就越跟那些无忧无虑的同学疏远。我形单影只，直到遇见阿尔瓦。
刚来这儿的时候，我在课上开了个玩笑。在从前的班上，我是插科打诨的好手。但这次，还没等包袱抖出来，我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望着一张张陌生的脸，我曾经的自信荡然无存。最后，没有一个人被我逗笑。从此以后，我在班上的角色便被定了型。我是那个新来的古怪男孩，不修边幅，经常紧张到说错话，比如把“免费”说成“费免”。为了不成为全班的笑柄，我变得寡言少语，孤零零地坐在最后一排。直到几个星期后，一个女孩坐到了我身边。
阿尔瓦有一头金红色的秀发，戴一副角框眼镜。她一眼看上去就是个美丽却胆小的乡村女孩，只会用各色彩笔把板书抄在笔记本上。但她也有特殊之处。有那么几天，她似乎有意要避开其他人。这时候，她会闷闷不乐地望向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坐到我边上，我们也没说过话。她的女伴们看到我们，总忍不住咯咯发笑。两个星期后，我又是独自一人了。她突然离开了，就像她突然出现时一样。
从此以后，我经常在课上观察她。当她被叫到讲台上回答问题时，我注意到她不安地把双手背到身后。我听着她甜美的嗓音，盯着她的红头发、眼镜、雪白的肌肤和美丽苍白的脸庞，但我最喜欢的是她那颗微微凸起的门牙。为了不让大家看见它，阿尔瓦说话的时候不敢张口，笑的时候也总是伸手捂住嘴。但有几次，她微笑的时候没太注意，还是露出了那颗歪门牙，而那正是我的最爱。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隔着几排座位观察她，好不容易等到她回头，我又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心里其实乐开了花。
但几个月后出了一次意外。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最后一节课，全班一起看电影，一部根据埃利希·克斯特纳
的小说改编的片子。电影放到一半，阿尔瓦哭了。她蜷缩在座位上，肩膀颤抖着，最后还是没忍住哭出了声。这下，其他同学也注意到了。老师连忙暂停了视频——当时电影正放到一个夏令营中的场景——走到她身旁。她俩走出教室的时候，我匆忙瞥了一眼阿尔瓦通红的脸。全班同学应该都吃了一惊，但几乎没有人说什么闲话，只有一个人说，阿尔瓦的爸爸从来不参加家长会，也很少露面，她哭可能跟这个有关。这番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但我从没跟她说起过。此后，她的痛苦就像从前一样被她小心地埋藏在心里。
几天后，我在放学后独自朝宿舍走去。
“尤勒斯，等等我！”阿尔瓦拉住我的衬衫不放，直到我转过身。她陪我走到了寄宿学校的门口。
“你一会儿做什么？”她问我的时候，我们俩正不知所措地站在大门口。她说话总是细声细语，只有凑近了才能听清。虽然她是住在家里的走读生，但她似乎不太愿意回家。
我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想了想说：“不知道……可能听音乐吧。”
她红着脸不敢看我。
“你要一起听吗？”我问。她点了点头。
我的室友都不在房间，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继承了母亲的唱片机和她收藏的唱片，有近一百张马文·盖伊、艾萨·凯特、佛利伍·麦克合唱团和约翰·克特兰等人的专辑。
我把尼克·德雷克
的《粉月》放进了唱片机，这是母亲最爱的专辑之一。从前我对音乐不怎么感冒，但现在，每当唱针被放到黑胶唱片上时，我总能度过一段欢乐的时光。
阿尔瓦听得很认真，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很好听。”她说。说来也怪，她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我的书桌上。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一声不响地读了起来，好像我的房间是她家一样。见她在我身边感觉这么自在，我也很开心。午后的阳光穿透云层，将房间映成了白兰地的颜色。
“你在读什么啊？”过了一会儿，我问，“好看吗？”
“嗯。”阿尔瓦点了点头，给我看书名：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她跟我一样，那年都是十一岁。我注意到她又沉浸在了书里，两眼顺着文字的方向左右移动。
终于，她合上书，开始检查我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家伙，莫名其妙地闯进了我的房间，好奇地研究起了我的蜘蛛人漫画和相机。她先拿起那台玛米亚，接着又逐一观察父亲后来经常用的那几台相机。她用心地触摸着这些物件，仿佛要证实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从没见过你拍照。”
我耸了耸肩。阿尔瓦拿起我的全家福，上面有我的父母。
“你父母死了。”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我记得自己当即关掉了音乐。自从来到这所寄宿学校，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问过一个管理员。”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
“没错，他们半年前死了。”每说一个字，就仿佛有一柄铁锹插进冻土里。
阿尔瓦点了点头，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我们相互望穿对方内心世界的这一瞬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那么一刻，我看到了她一直极力用言语和表情掩饰的痛苦，而她也发觉了我深藏在心中的情愫。但我们没有再深入下去。我们各自站在对方心灵的门槛上，没有再问更多问题。
约三年后，一九八六年年底，阿尔瓦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每周我们都会一起听好几次音乐。她时常讲一些自己的故事。她崇拜运动员，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她想在毕业后去俄罗斯，因为她最喜爱的作家是俄国人。但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真正重要的事情，也没说起过她那次看电影时哭泣的原因。
就在我们快满十四岁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八年级出现了一道鸿沟。一边是阿尔瓦和其他一些同学，他们看上去更成熟，更强壮，嗓门更洪亮；另一边则是一群发育比较晚的家伙，笨手笨脚，营养不良，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已经有好几年没长个子了，如果说我在童年时还展现过一些天赋，那这段时间绝对是我青春期最为黯淡的时光。我以前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梦，而梦也有狂野的一面。当这一切都消失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有时一个人独处，我甚至会讨厌自己。
一个秋日的晚上，我去哥哥那儿。他住在二楼西侧，在我这种低年级住校生眼中，那儿可是危险区域。那一层住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空气中弥漫着骚乱的气息。这个年纪的人精力过剩，却又无所事事，突然拉扯、谩骂、扭打在一起，是家常便饭。我注意到几个大孩子紧张地在走廊里游荡，另一些人坐在敞开的房门口，有几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就像猛兽盯上了擅闯它们领地的不速之客。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哥哥的宿舍在走廊最里面。与我和姐姐不同，马蒂这些年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毕竟他失去的东西是最少的。他就像一只经历了核战的蚂蚁，在风浪过后，不受任何影响地继续爬行。那会儿他已经有一米九了，活脱脱一个笨手笨脚的瘦巨人。长发被他编成辫子披在脑后，他的样子就像伍迪·艾伦年轻时的翻版：他只穿一件黑色的皮衣，嘴里成天说着一些没人能懂但又若有所指的话，再加上他的鹰钩鼻和眼镜，简直就像一个活的稻草人。他不怎么受女孩欢迎，但十六岁的他已经成了一群奇葩和怪人的头目。马蒂所率领的这支影子大军，成员主要包括寄宿学校里的外国人、各种傻瓜和自作聪明的人，以及他多年的室友托尼·布伦纳。他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奥地利人，因为浓重的奥地利口音，理所当然地成为寄宿学校坐标系里的边缘人物。
快到马蒂门口的时候，两个男孩拦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个很瘦，浑身脏兮兮的，嘶哑的声音配上高耸的头发，像极了一条小鬣狗。另一个是个胖子，模样我已经记不清了。
“喂，莫罗！”瘦子抓住我说，“慢着！”他俩轻蔑地笑了笑。
太可笑了，我心想。这两个跳梁小丑，还真当自己是号人物啊！就像每次跟人打架前一样，一股无名之火涌上我的胸口，但我很快就软了下来。这里我能打得过谁啊？我连变声期都没到呢！我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扯开嗓子，朝着一米外马蒂的房间使劲叫喊。没有回应。我继续喊道：“救命，马蒂，求你了！”但任凭我怎么叫喊，那扇门始终没有打开。
那两个抓住我的家伙相视一笑，把我拖进了澡堂。一路上，又有几个手舞足蹈的学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最后竟有五个人将我擒住。我使劲挣扎，但根本没有机会逃脱。他们将我连人带衣裳拽到喷头下，把我淋得浑身都湿透了。空气里全是廉价洗发液和霉菌的味道，我闭上眼，耳边是其他人的嘲笑声。接着，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说要把我剥光衣服扔到女生住的那一层。于是，他们又大声叫嚷着抓住了我。
“我恨你们！”我咬紧嘴唇，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闭上你的臭嘴！”有人说。就在这时，一个棕发男孩走进了浴室，是托尼，我哥哥的室友。我心里一阵狂喜。托尼是个天生的滑雪健将，有一身发达的肌肉，经常在健身房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到那条小鬣狗跟前，一把把他放倒在地，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接着，他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还好吗？”
我还在发抖，喷头里的水实在太冷了。托尼把手搭在我肩上，送我进了哥哥的房间。他的脚有些跛，这是第二次膝盖手术的后遗症，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放弃滑雪。
突然，他冲我咧着嘴说：“她给我回信了吗？”
他大概是想让我振作一些。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托尼也是姐姐的追求者。就在几个月前，托尼央我给丽兹送了一封情书，但她一直都没有回信。从此，托尼就总拿这件事开玩笑，问丽兹是否终于有时间读信了。
来到哥哥的房间，我的衣服还在滴水。马蒂这几年越来越沉迷于电脑，这时，他从电脑前转过头，问我：“怎么回事啊？”
我没理他，扭头看向窗外：另一座宿舍楼此时正灯火通明，远处依稀可见森林的剪影。马蒂继续敲着他那台二手康懋达电脑的键盘。从他故作忙碌的身影中，我隐约能看出他内心的愧意。
“你没来帮我，”我说，“我向你求助了。”
“我没听见。”
“你听见了，就在你门口。”
“我真的没听见，尤勒斯。”
我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只要你开开门，他们就会放我走的。你只要露个面就行了。”
哥哥僵在那儿没有说话。最后我说：“你至少该承认听见我喊你了。那样我也会原谅你。”
见马蒂过了几秒仍未回答，我走出了他的房间。在那些年里，一想起哥哥，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那扇紧闭的门。
我们朝着湖边走去，我想给阿尔瓦看点东西。前两天刚下过雪，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带上了父亲留给我的一台相机。我用滑雪衫、围巾和帽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却发现阿尔瓦就像从某个苦修教派逃出来的孤儿一样，穿得十分单薄，薄外套里面就一件褪色的衬衫。她虽然肯定也觉得冷，却没有任何表现。
等我们来到湖边，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几个住校生穿着冰鞋在湖面上溜冰。
“跟我来。”我把阿尔瓦引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那儿几乎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两人面对着结冰的湖面。
阿尔瓦尖叫起来。她发现了那只狐狸。透过冰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它冻僵的嘴，而他身体的一部分还露在结冰的湖面上，蓬乱的毛发上覆盖着一层晶莹闪亮的冰珠。它似乎是在奔跑中被冻住的。
“这死法太悲惨了，”阿尔瓦吐出一口雾气，“干吗要给我看这个？”
我用手套掸了掸湖面上的雪，好让狐狸的眼睛显得更清楚一些。
“我曾经见过一条狗溺水身亡。但这只狐狸却不一样，我以为你会感兴趣。它看上去那样安详，那样不朽。”
“我觉得这糟透了。”阿尔瓦扭过头说。
“你现在觉得它糟糕，但我敢打赌，二十年后，你还会想起这只冻死的狐狸。”说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就连卧床等死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
“别说傻话了，尤勒斯。”
我拍了几张照片，便与她一道朝着村里走去。随着最后一缕晚霞消逝在天边，周围的一切都遁入了黑暗之中。天越来越冷，我的手在口袋里攥成拳头。终于，我们来到了咖啡馆。
走进室内，阿尔瓦一个劲地搓手取暖。她刚刚涂过指甲，我一脸狐疑地盯着她亮红的指尖：这是一个觉醒和改变的信号。我们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聊着我姐姐。她最近因为在晚上偷偷开溜，又惹上了麻烦。
“我听说她快被学校开除了。”我说，“可她还是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
“我喜欢你姐姐。”阿尔瓦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她跟丽兹在我的房间里有过一面之缘。“我觉得她漂亮极了。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我看见“小鬣狗”从窗边走过。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阿尔瓦则在一边心神不宁。我没来得及细想，就把那晚在浴室的不光彩经历告诉了她。现在，我担心她会把我看作一个懦夫。
“我该狠狠地揍他一拳的。”放过大话后，我喝了一口热巧克力，“以前我当他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什么都没做。”
阿尔瓦笑着说：“尤勒斯，我觉得那样挺好的。他的块头可比你大多了。”说着，她扬起了半边眉毛，“你多高啊？”
“一米六。”
“什么？你绝对没这么高。站过来跟我比比。”
我们并肩站在桌子旁。阿尔瓦还是比我高几厘米。有那么几秒钟，我们面对面贴在一起，我都能闻到她新买的香水那股发甜的味道。之后，她重新坐了下来。
“你的胡子是巧克力色的。”她说。
“你知道我有时候是怎么想的吗？”我擦了擦上唇，盯着她说，“这儿的一切就像播种的过程。寄宿学校，课堂，还有父母的不幸。这些种子都被撒进了我心里，但我还不知道自己最后会长成什么样。等我长大成人后，才能迎来丰收的日子，但那时一切都太迟了。”
我殷切地等着她的回应。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尔瓦竟然微笑起来。
我有些困惑，直到我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年级的男孩出现在我身后，他肯定满十六岁了。他像演员一样，自信地笑着朝我们走来。阿尔瓦还从没有用那样的眼神看过我。在他俩有说有笑的时候，我只感觉自己懦弱无助。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几年里也没能完全消失。
我在食堂门口看见了姐姐。她像女王一样端坐在一条长凳上抽烟，身边围着一群她的同学。丽兹那年十七岁，穿着一件橄榄绿的连帽衫，脚踏一双匡威运动鞋，一头金发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她的个子在女生中算是很高了，得有一米八，可她还是喜欢跑跑跳跳，不愿意安静走路，还总是把别人的赞美当成爱慕，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时，她对男人的身体有一种轻率的好奇；她要是喜欢谁，就会毫不遮掩地贴上去。假期里，她经常跟年龄比她大的熟人一起出去，有两次被警察送了回来，还摆出一副引以为荣的架势。
周围的同学正饶有兴致地听她讲慕尼黑一家迪斯科舞厅的事。这时，一位实习老师走过来，对她说：“丽兹，过来一下好吗？你干活的时间到了。”
“烟还没抽完呢！”姐姐说，“而且我怎么都想不通凭什么我要干活。”
丽兹低沉的声音很容易把人吓一跳。她的嗓门很大，仿佛她正站在舞台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站在舞台中央。
她当着众人的面跟那个实习老师争执起来，不停地叫道：“你休想，我才不干呢！”
对所有实习老师，她一律称“你”，而不是敬称“您”。
“而且我身体也不舒服……”烟头还叼在她嘴里，“我病了。”
接着，她自己都笑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好吧，我过五分钟就来。”
“三分钟。”那个年轻的实习老师说。
“五分钟。”丽兹放肆地朝他抛了个媚眼，搞得他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这一切都发生在圣诞节前。每一层楼的门上都挂上了花环，晚饭也供应起了胡椒蜂蜜饼、橘子、榛果和潘趣酒。过节的喜庆气氛洋溢在宿舍的每一个角落，但我讨厌过节。没有哪个同学的家长愿意将我带回家。当其他同学都回去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只能去慕尼黑的阿姨那儿，而这每次都让我感到痛苦。
阿姨那年五十出头，她和蔼可亲，晚上总爱端着葡萄酒杯玩填词游戏。妹妹的离世把笑容从她的脸上赶走了。过去几年，她变胖了许多，看上去就像一个不再了解游戏规则的观众。但每当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她的脸上总还能挤出些许笑容。她带我们去打保龄球，看电影，给我们讲父母的往事，而且她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弄明白马蒂脑子里那团糨糊的人。晚上，他俩经常一起坐在厨房里喝茶聊天。坐在她身边，哥哥的语气里少了那种“我比谁都懂”的感觉，说到自己不受女孩欢迎的时候，还会任由阿姨把他搂到怀里。
圣诞节期间，我们在阿姨家的客厅里打地铺过夜。丽兹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堆在上面。马蒂则将自己的东西归置得井井有条，地铺也打理得十分平整，搞得我们都不敢坐在上面。再次与哥哥姐姐离得这么近，感觉有些奇怪。平时，我们很少一起做什么。进入寄宿学校后，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尽管吃午饭时只隔着一张桌子，感觉却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可现在，我们三个并排躺在电视机前，看一部介绍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纪录片。片子里说，拉美西斯二世认为自己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无穷的力量。他管这叫“强大到娘胎里”。我们三个相互打趣着问道：“你强大到娘胎里了吗？”说起某个人的糗事，我们会说：“哎呀，怎么说呢，他还没有强大到娘胎里啊！”
圣诞前一天的早晨，我去找蜡烛，却在储藏室里遇到了姐姐。她匆匆关上我身后的门，说：“圣诞节快乐，小鬼。”拥抱完我，她又自顾自地卷起了烟卷。我有些出神地看着她舔了舔滤纸，然后闭上双眼。
“你跟阿尔瓦怎么样了？”她吸了一口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散，“她跟你挺配哦！”
“没什么，我们就是朋友。”
姐姐遗憾地点了点头，又撞了我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亲过女孩子？”
“没，除了那次之外……你不记得了吗？”
丽兹摇了摇头。她似乎总能活在当下，将过去的许多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则喜欢回顾和反思经历过的事情，把它们整理到一块儿。
“怪不得你找不到女朋友。”她瞧了一眼阿姨陪我在沃尔沃斯
买的衣服：“你穿得就像八岁的小屁孩。我们得赶紧给你买衣服去。”
“我得打扮得更酷一些？”
丽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听着，我现在说的话很重要，你永远不能忘记。”
我满心期待地望着她。我知道，这时候她说什么我都会相信的。
“你不够酷，”她对我说，“很不幸事实如此，这也不是你能改变的。所以试也是白试。但至少你可以做到看上去很酷。”
我点点头：“你真的快要被开除了吗？”
丽兹倒吸了一口凉气：“什么？这是谁说的？”
“不知道，有人这样说。要是他们抓住你嗑药了，会怎么样？我不是说大麻，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不会的，我强大到娘胎里了。”
我指望她会补充一句：“反正我也不吸那些东西。”但显然她不愿意帮我这个忙。“你知道吗，”她的笑容有些僵硬，“前几周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时候，我真觉得我……”
她努力想找出恰当的词语。
“怎么了？你觉得什么？”
我睁大眼睛看她的样子显然逗乐了她，但她只是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小鬼，当我没说过。我不会被开除的。”她冲我眨了眨眼，“但挂科就说不准了。”
后来，我们跟阿姨一起装饰了客厅。广播里放着香颂
，有那么一刻，一切仿佛都跟以前一样，只是少了两个人。一如往昔，只是一切都变了样。
平安夜，矛盾再次升级。那年，丽兹头一回没有送我们她的画，而是弹着吉他为我们唱歌。之前，我就经常见她坐在寄宿学校的台阶、长凳或跑道上，聚精会神地练习。但是，她虽然也有甜美的嗓音，却怎么都不愿意像母亲当年一样弹唱那首《月亮河》。
“我宁愿一头栽倒在地，也不愿意弹这首糟糕的曲子。”丽兹盯着自己的指甲说，“我一直很讨厌它。”
“你明明喜欢的。”马蒂小声说，“我们大家都喜欢。”
晚饭后，我们一起玩马勒菲兹跳棋。马蒂本来已经快赢了，但我和姐姐组成联盟，用白子围住了他。他嚷嚷着骂我们，听到丽兹获胜后情不自禁的欢呼声，他的嗓门更是高了八度。
收拾棋盘的时候，丽兹把一个白子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权当吉祥物吧！”她小声对我说。
在我看来，那是那个圣诞节最美好的一刻。那个晚上原本风平浪静，直到阿姨问起寄宿学校的情况。
我默不作声，马蒂抱怨个不停（当时的他在空房间里也能自己跟自己拌嘴），丽兹则挑衅似的说起了湖边的夜晚、派对和男孩子们。她津津有味地逐个剖析老师们的弱点，说起她的那些爱慕者拙劣的表现，时不时幸灾乐祸地笑上几声。
马蒂皱着眉头说：“丽兹，你就非得一直将这些故事挂在嘴边吗？我不想扫你的兴，但这的确有点招人烦。”这是典型的马蒂句式。他总爱说“我不想……”，然后说出意思相反的话。
丽兹不屑地挥了挥手，说：“你自己没有女朋友，就来忌妒我。你知道学校里的人管你的房间叫什么吗？手淫室。”
“什么？”阿姨问。
“喂，闭嘴！”马蒂玩弄着皮大衣的领子。就算在有暖气的房间里，他也不愿意脱下大衣。他的脸色就像泛黄的纸张，一头油光发亮的长发配上他刚留的山羊胡，就像费城那些打扮得脏兮兮、随时可能在超市里抢个五美金和一袋牛奶的小贼。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议论你的吧！”他说。
“什么？他们说什么了？”丽兹问。
“哎呀，没什么。”马蒂显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丽兹先看看他，又看向我：“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我不说话。我当然知道哥哥说的是什么。那些人在背后议论姐姐的话也传到了我耳朵里。那些肯定都是谎言，出自那些失望的男孩和忌妒的女孩之口。可我对姐姐又了解多少呢？
“他们在学校里怎么说？”阿姨问道。
“他们说她是个……婊子。”马蒂自己也被这句话的破坏力吓到了，我能看出他不想再说下去，但好像有一股内在的力量逼迫他继续，“还有人说她打过胎。”
咣当一声。丽兹把吃甜点的勺子摔在了盘子里。她猛地站起身，走出了房间。几秒钟后，我们听见了大门关上的声音。我跑到窗边，看到姐姐快步消失在夜色中。
虽然丽兹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但没过几个星期她便辍学了，自此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好几年。她跟一个同学说，她对高中毕业考试没什么兴趣，更想去外面闯荡。她大概也这样做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寻原因。我每天都在等她的消息，等她寄来一封信、一张卡片或是打来一通电话。我就像海难幸存者一样，不停地拧着无线电的旋钮，想听到一点动静。但连着好几年，从姐姐那边传来的只有沙沙的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