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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那年，我们举家去南法
度假。父亲斯特凡纳·莫罗的老家在贝迪拉克，那是蒙彼利埃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千八百个居民，一家面包房，一间啤酒屋，两座酒庄，一家木工作坊，还有一支足球队，这就是村里的全部。我们要去看望住在那儿的奶奶，她已经有好些年没离开过那儿了。
每次开车出远门，父亲总会叼起烟斗，穿上那件亮棕色的旧皮夹克。大半时间都在打瞌睡的母亲把一盘披头士的磁带放进录音机，转过身来对我说：“给你听，尤勒斯。”
《平装书作家》，这是我当时的最爱。我坐在她身后，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但音乐很快就被哥哥姐姐的争吵声盖过去了。姐姐拧了哥哥的耳朵一下，马丁——我们平时管他叫“马蒂”——痛得失声大叫，向父母告了状。
“让你打小报告！”丽兹又掐了一把马蒂的耳朵。
他俩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母亲转过身去看了他们一眼。她的目光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杰作，马蒂从中看到了对他被姐姐捉弄的同情，丽兹则从中看到了对她有个爱小题大做的弟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母亲的眼神仿佛在暗示，这样的争吵完全没有意义，谁现在最听话，就会在下个加油站得到一个冰激凌作为奖励。于是，他俩很快就住了嘴。
“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开车去奶奶家呢？”马蒂问，“就不能去一次意大利吗？”
“因为就该如此，而且奶奶见到你们来看她，肯定会很高兴。”父亲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公路，一边用法语说。
“才不是呢，她一点都不喜欢我们。”
“而且她身上有股怪味，”丽兹应和道，“闻起来就像破旧的皮家具。”
“哪里，她闻上去像发霉的地下室。”马蒂纠正道。
“不许这样说奶奶的坏话！”说话间，父亲开车经过了一个环岛。
我望向窗外，百里香和歪脖栎组成的灌木丛在荒地上绵延不绝。南法的空气中天然地有股香味，这儿的景色也比家里绚丽多了。想到这儿，我把手伸进口袋，玩弄起去年剩下的一枚法郎银币。
天色渐晚，我们终于来到了贝迪拉克。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成天打盹的老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总体上依然讨人喜欢。同法国南部的许多地方一样，这儿的房子也是用砂岩建造的。简朴的百叶窗和剥蚀的红瓦屋顶正沐浴在夕阳下。
我们的两用车在勒高夫大街尽头的一座房子前停下，车轮压得砾石咔咔作响。房子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屋顶有些破损，散发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闻上去满是岁月沧桑的味道。
父亲第一个下车，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大门。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那会儿正是属于他的时代。三十来岁的父亲黑发浓密，待人总是彬彬有礼。我常能见到邻居和他的同事们围在他身旁，神情专注地听他说话。奥秘在于他的声音：他嗓音柔和，从不故作深沉，音调不高，重音也只是轻轻带过，却能像隐形的索套一样把听众牢牢拴在自己身旁。作为一名会计，他深得众人喜爱，但他的心里却只有家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为全家人做饭。他总能腾出时间陪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大男孩般的笑容。直到多年后再看他的照片，我才发现他当时就有些不对劲。他的脸上有一丝痛苦，或许还有一丝恐惧。
奶奶出现在门口。她歪着嘴，几乎不看她的儿子，仿佛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怀愧意。他俩拥抱了一下。
我们几个坐在车上，望着眼前这一幕。据说，奶奶年轻时是游泳健将，也是村里的红人。这一定是好久之前的事情。她的双手已经使不出什么力气了，脸上也爬满了龟甲般密布的皱纹，孙辈的喧闹声更是让她难以忍受。小孩子都很怕她，也害怕走进这座糊着过时的墙纸、支着铁架子床的破房子。父亲为何每年夏天都要来这儿，绝对是一个谜。“他似乎必须每年回一次那个令他饱受屈辱的地方。”马蒂后来有一次说。
但这儿也有清早的咖啡香，有洒在客厅瓷地砖上的阳光。马蒂和丽兹去厨房取餐具，弄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父亲认真地读着报纸，母亲则细心规划着当天的行程。之后则是山洞探险、骑自行车和在公园里玩滚球的时间。
八月底，贝迪拉克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每天晚上都有乐队演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烤肉的味道弥漫在大街小巷。我和哥哥姐姐坐在议事厅高高的台阶上，望着大人们在村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我手里拿着父亲交给我的相机。这是一台昂贵而笨重的玛米亚
相机，我的任务是用它拍摄节庆场面。我把这当成我的荣幸，因为父亲不会轻易把相机交给旁人。就在他风度翩翩地牵着母亲穿过广场时，我骄傲地按了几下快门。
“爸爸舞跳得很好。”丽兹用内行的口气说。
姐姐那年十一岁，留着一头金色鬈发，是个大姑娘了。当时，她已经患上了被我和马蒂称作“戏剧综合征”的毛病。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在演戏。她容光焕发，仿佛有灯光打在脸上；她的声音清澈响亮，即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在生人面前，她总爱装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但实际上她才刚刚过了做小公主的年纪。她爱画画、唱歌，喜欢跟邻家的孩子一起玩，常常好几天不洗澡。她一会儿想当发明家，一会儿又幻想成为精灵。总之，她的脑袋里能够同时想几千件事情。
那时，很多女孩都喜欢拿丽兹取乐。我经常能看见妈妈坐在她房间里安慰她，多半是因为她的那些女同学又惹恼了她，或是把她的书包藏了起来。妈妈走后，我被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她使劲用拳头捶我，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在我皮肤上的热气。接着，她会把跟妈妈说的事情再跟我说一遍，有时还会说更多。我爱我的姐姐，即便她后来弃我而去，也没能改变这一点。
午夜过后，村里还是有些闷热。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每换一支曲子便会交换舞伴。我们的父母也在其中。虽然手中的相机已经有些发沉，我还是又拍了几张照片。
“把相机给我吧！”哥哥说。
“不行，爸爸可是把它交给了我。我得保管好它。”
“就一会儿，我就拍张照片。你拍不好。”
说着，马蒂一把夺过相机。
“别这么小气，”丽兹说，“你看他有得玩多开心啊！”
“可是他不懂曝光，拍出来的照片简直一团糟。”
“你就爱自作聪明，怪不得没有朋友。”
马蒂拍了几张照片。他是我们家的老二，那年十岁，戴眼镜，黑发，脸上没什么血色，平时也不怎么引人注意。在我和丽兹身上都能找出父母的影子，只有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就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陌生人，突然就在我们中间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哥哥总是保护弟弟妹妹的英雄。而我的哥哥却独来独往，成天只知道蹲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蚂蚁，或是在死蝾螈和死老鼠身上抽血玩——他收藏的小动物尸体数都数不过来。就在不久前，丽兹还管他叫“恶心的怪物”，这可真说到了点子上。
对于那次法国之行，除了最后那场戏剧性的变故，我只依稀记得一些片段。但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我们姐弟三人望着在广场上踢球的法国小孩时，一股陌生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我们三个都出生在慕尼黑，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在我们家，除了几道特殊的菜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我们的根在法国，平时我们也很少说法语。我们的父母是在蒙彼利埃认识的。父亲为了逃避家人，毕业后就搬到了那儿。母亲去那儿则是出于对法国的喜爱（当然也有想离家闯荡的成分）。父母每次说起当年的事，都会提到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的夜晚，母亲弹吉他的晚上，以及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办的派对上初次相遇的情景。再往后，就是他俩一起去慕尼黑的故事了，当时母亲已经怀有身孕。听完这些故事，我们姐弟都认为已经对父母了如指掌。直到他们过世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有一次，我们出门散步。出发前，父亲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哪儿，一路上他几乎一言不发。我们五个爬上一座小丘，朝着一片森林走去。在一棵硕大的橡树前，父亲停住了脚步。
“你们看，上面刻着什么？”他嘴上这么问，看上去却有些心不在焉。
“埃里克的树。”
丽兹念道。
我们一起望着这棵橡树。“有根树杈被人砍了。”马蒂指着树干上一个圆圆的隆起。
“真的哎！”父亲嘟哝道。
我们姐弟三人从没见过埃里克伯伯，据说他在许多年前就过世了。
“这棵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丽兹问。
“因为我哥哥就是在这儿钓到了心爱的女孩。他把她带到这儿，一起坐在长凳上望着山谷。他给她念了一首又一首诗，最后还亲吻了她。”父亲说。
“诗？”马蒂问，“这样也行？”
“这招几乎屡试不爽。所以不知哪个捣蛋鬼用小刀在树皮上刻了这几个字。”
他望向清晨湛蓝的天空，母亲偎依在他身旁。我看了看那棵树，心里默念道：“埃里克的树。”
之后，假期进入尾声，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次郊游。头天晚上下过雨，饱满的露珠在树叶上莹莹欲滴，晨风吹过肌肤，格外清爽。早起总能带给我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一整天的光阴都是属于我的。几天前，我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女孩。她叫路德维娜，我跟妈妈说起过她。父亲一如往常，每当法国之旅快结束时，他都显得如释重负，因为下次再来就是一年后了。他有时停下脚步拍照，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丽兹在前面领路，马蒂则拖着脚步走在最后，我们一再停下来等他。
在树林里，我们遇见了一条碎石密布的河流。一座独木桥将两岸连接在一起。因为无论如何都要过河，我们三个便聊起了在树干上保持平衡的可能性。
父亲到桥上查看了一番，摇摇头说：“太危险了，我肯定过不去。”
我们也上了独木桥。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下面的水很深，脚下的树皮很滑，宽阔的河床上满是突起的石块。这座桥足有十米长，要是一不小心失足落水，免不了要受伤。
“反正那边还有座桥。”丽兹说。她一向喜欢尝试新东西，但这次却退缩了，继续沿着河岸往前走去。哥哥也跟了上去，只有我还站在原地。当时的我还不知恐惧为何物。就在几个月前，我刚刚成为全班唯一一个敢骑车冲下陡坡的人。冲出去没几米，我便对自行车失去了控制，翻着跟斗跌下来，把胳膊给弄折了。但还没等拆下绷带，我已经开始寻找下一次冒险的目标了。
我盯着眼前的树干，没有多想，一步接一步往前走去。
“你疯啦！”马蒂在我身后喊道。但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有一次，我差点滑倒。看着河底的碎石，有一刹那，我感到头晕目眩，但这时我已经走到了桥中间。我的心越跳越快，还剩两米的时候，我铆足了劲，冲了过去，总算幸运地到达了对岸。我松了口气，高高地举起了双臂。我的家人沿着河的右岸走，我则独自一人走在左岸。我不时看向他们，朝他们微笑。我从未如此自豪过。
这条河一直通往森林之外。河面越来越宽，河水越流越急。昨晚下过雨，水位上升了许多。河畔的路泥泞松软，一块竖起的牌子提醒着行人远离河岸。
“这要是掉进河里，非得淹死不可。”马蒂望了一眼湍急的河水。
“但愿你掉下去，就没人烦我们了。”丽兹说。
马蒂朝丽兹走去，丽兹却巧妙地躲开了，用她独有的方式懒洋洋地挽住母亲的胳膊，脸上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你又开始调皮捣蛋了？”母亲问，“看来我们该把你丢在奶奶家。”
“不要，”丽兹惊恐的表情半是做作半是认真，“求你了。”
“你叫我没得选啊！奶奶会好好照顾你的。”说着，她学起了奶奶责备的眼神。丽兹笑了。
至少在我们三个看来，妈妈无疑是家里的明星。她优雅迷人，在慕尼黑遍地都是朋友。许多艺术家、音乐家和戏剧演员都会来参加她举办的派对。天晓得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顺便说一下，说她“优雅迷人”其实已经算相当低调了。这些词根本无法形容我们的真实感受。在我们看来，母亲就像是格蕾丝·凯利和英格丽·褒曼的结合体。还是孩子的我想不通她为何没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员，而只是个普通的教师。对于家务，她总是微笑着欣然接受。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当时受到了多大的束缚。
我们在河畔的一片草地上歇脚。父亲给他的烟斗里装满烟草，我们吃起了随身带着的火腿面包。之后，妈妈用吉他弹起吉尔伯特·彼高德
的歌。
就在她和父亲跟着哼唱的时候，马蒂翻了翻白眼，说：“别唱了，太丢人了。”
“这儿又没别人。”母亲说。
“谁说的，看那儿！”
马蒂指了指河对岸，有一家人刚刚在那儿坐下。他们家那群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一条矮小的混种犬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
当时正值中午，烈日当空。马蒂和我脱下T恤，躺在桌布上。丽兹拿着写生本，她没在画画，只是在上面一遍遍涂画着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才最美，所以经常在纸、桌子、文件夹和餐巾上签名。丽兹，丽兹，丽兹。
我们的父母起身去散步，相互依偎着消失在远处，草地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地上被阳光烤得发烫。马蒂和丽兹玩起了纸牌，我一边在吉他上瞎拨弄，一边打量着河对岸那家人。对面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夹杂着几声狗叫。那个男孩扔出去一根短棍，那条混种犬马上就跑出去把它叼了回来。后来，男孩厌倦了这个游戏，就把短棍藏在了桌布底下。那条狗却还想玩，于是不停地在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穿梭，后来又往河下游跑去。河畔的灌木丛绊住了一根较为粗大的树枝。那条狗想用嘴把它叼起来，却没能成功。那个地方水流湍急，只有我注意到了这一幕，看得汗毛都快竖起来了。
那条小狗拽着树枝，离河岸越来越近。我刚想提醒对岸那家人，就听见一阵汪汪的叫唤。河岸那一处发生了坍塌，将小狗也带进了水里，它用前爪和牙齿紧紧地抓住树枝。它哀鸣着，挣扎着想要爬上河岸，但激流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它的哀鸣声越来越远。
“哦，我的天哪！”丽兹说。
“它死定了。”马蒂说。他的语气如此肯定，好像他就是主宰这一幕的法官。
对岸那家人朝小狗跑去。他们刚跑到跟前，河水已经将树枝冲离了灌木丛，裹挟着那条小狗朝下游而去。
小狗在水面扑腾了一会儿，便消失了。就在对面的孩子急得连哭带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姐姐。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没能忘记。
夜里躺在床上，我依然能够听见小狗的哀鸣。丽兹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马蒂也几乎没怎么说话。最奇怪的是，这次惨剧发生时，父母竟然不在我们身边。当然，他们回来后也试着安慰我们，但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在河边目睹的事情确实令我们三个颇为震撼。
那天半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对面那家人无忧无虑的快乐瞬间被终结的一幕始终令我难以释怀。我又想到了埃里克伯伯，想到曾经有人告诉我们，他是“遇难”而死的。此前的我一直生活在家人的悉心呵护下，但显然存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和暗涌，能将这一切毁于一旦。有些家庭会得到命运的宠爱，另一些家庭却只能面对不幸。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家庭是否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