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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几年开始，中国经济就有一个看似诡谲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已经进入下行的通道，理应勒紧裤带；另一方面，这一点在人民的消费习惯上却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都在说经济下行，但扪心自问，作为消费者，你的周围感觉到经济在急剧下行了吗？绝大部分人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从2015年开始，有好几个“黄金周”的时间，我正好也在日韩和欧洲等地，也借机到当地商城感受一下商业气氛。
2015年10月，我在韩国首尔的商业中心区，发现当地几乎被中国旅游者和购物者所“攻陷”。微信和支付宝已经通用无比，几乎每一个商家的门口，都有至少一位华人售货员。离开首尔，我又到了东京，发现银座等地几乎也是一样的场景。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攻陷首尔”“攻陷东京”是中国购物大军形成的一股无可阻挡的大潮。
这之前的两个月，我到了伦敦。到机场办理退税手续，发现中国“购物军团”的退税长队一直排到了退税大厅的外面……
看了这些场景，任何人都会发出疑问：这是经济正在下行的中国吗？
2016年10月，我在巴黎“老佛爷”商城见到的场景更为夸张。整个商城2/3的顾客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游客都是35—40岁的夫妇，手牵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手里推着两个空的大箱子，完全一副扫货的雄心和架势……
名牌LV专卖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上前一问，清一色的全是中国顾客……
“这些名牌在中国也有，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买？”我问其中一位顾客，虽然多少有些明知故问。
“同样品牌的包，在这里折算人民币只要9600元，而在国内却要11000元，而且我在这里保证不会买到假货。”一位年轻女士的回答十分坦率。
就在我抵达首尔、东京的几个月前，有一位财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到日本买个马桶盖》。原因是他发现他的公司中层到日本开年会，回来的行囊里大都装着两样东西：日本的电饭煲和马桶盖。
“为什么要到日本买电饭煲？”他这样问他的下属。
下属的回答也很简约和干脆：“日本的电饭煲做出来的米饭就是好吃，晶莹剔透和不粘锅底，国产电饭煲绝对比不上。”
那么马桶盖呢？相信不需要再继续询问和讨论，答案已经十分明了。
这位财经作家于是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了那篇著名的《到日本买个马桶盖》，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的制造业结构面临深刻转型。
都说中国也是制造业大国，但如果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不出让自己的消费者满意的产品，那么这个制造业大国就无论如何是不称职的。
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者变了。他们不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仅仅只从价格的角度来审视商品；他们更愿意从价值的角度，来满足自身对高品质和审美的追求。
而这一切细微的变化，就发生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而有意思的过程。一切又回到了本小节开头提出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似乎人人应节衣缩食，开源节流；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似乎很难感受到这一点。
最关键的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节衣缩食，而且还开始买好的，甚至更贵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后面还会重点提到，这里暂且打住。
在过去30年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3次经济危机，不过都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让我来告诉你，经济真正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经历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在1991年后的德国。当时，两个德国刚刚统一，波黑战争刚刚打响，欧洲也恰好遭遇经济危机的袭击。其时，我正在德国读书。那时的情况是，人们会认真计算晚上是否要去餐厅吃饭，夏天是否还要照常去度假，因为手里的这份工作明年很可能不保。1994年，正当德国经济危机陷入低谷时，大众汽车公司甚至还推出了一个“四日工作制”方案，即每人每周仅工作四天，但相应工资减少1/10，以换来公司不裁员，保证充分就业；每个员工都必须在公司的新合约上签字，表示接受这一方案……
我经历的第二次经济危机，是1997年10月以后在中国香港，那是我从德国抵达香港3个月的时候。那年的7月2日，泰国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并逐渐蔓延到亚洲各地。10月22日，一场股灾席卷香港，导致多少人的资产顷刻间大幅缩水。起初，很多人以为股灾会稍纵即逝，但没想到一波接着一波，并很快波及楼市。香港楼市开始一落千丈，办公室里多少人唉声叹气。接着，很多公司开始裁员，一些稍有良心的公司宣布不裁员、不加薪；再往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到裁员、减薪的队伍之中。这一路狂跌中，到了2003年年初，“非典”（又称“SARS”）爆发，电子媒体每天实时播报死亡人数，人人出门戴着口罩，房价跌到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我的一位朋友素以“买楼达人”著称，但那一次他对我说：“命都保不住了，谁还有心思买楼？”
我经历的第三次经济危机，是在2008年后的美国。那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忽然倒闭，由两房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随即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与美元挂钩的港币开始迅速贬值，但幸亏那时近在咫尺的人民币开始升值。但在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生活一落千丈。
2014年我到美国度假，在一家二手书店发现一本畅销书，书名叫《第三世界美国——我们的政治家在如何抛弃中产阶级并出卖美国梦》。书名颇为耸人听闻，禁不住拿起书翻阅。书的作者名叫安丽娜·修弗恩顿，是美国的一位报社总编辑和畅销书女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从希腊移民美国，经历了过去30多年美国市场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段时间。我在本书的后面，将不断谈到这30多年在美国和西方的市场经济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该书出版于2010年，那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美国经济正进入急剧衰退期的时候。书里写了一连串真实的故事，我选择了两个翻译出来。
第一个故事：
隆·贝德纳和玛丽·麦克科宁住在加州，是一对夫妇，但去年离婚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再恩爱，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他们所需的资源。由于健康状况长期不佳导致了失业和破产，他们的银行账号上只有300美元了。离婚后，麦克科宁就可以作为她1989年去世的丈夫的遗孀，获得社会保障遗孀自助。“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计划的。”
第二个故事：
瑾贝莉·里约斯住在马里兰州，刚刚卖掉了她的结婚戒指，这样她才能支付一些家庭费用。“这不是玩笑，请做一个严肃的买家吧。”她在广告里这样写道。……卖掉了结婚戒指后，她在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自己，准备洗个淋浴，只有这样她才能大哭一场而不惊扰家人。“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我留下的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她说道，“我从浴室出来，像平时一样笑意盈盈，竭力让丈夫和女儿感到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直接或间接经历的这三次经济危机，从今天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似乎有恍如隔世之感了，或至少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十多年前，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曾对中产阶级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敢生儿育女？
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产阶级。
这三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也依然是适用的。但这三个问题标准似乎稍高了一些，而且适用的人群也不是那么广泛。
今天，我在这里要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作为给读者各位鉴定你的经济状况的标准：
一、今晚如果有朋友远道而来，你是否会因开支原因，为和他（她）一起到餐厅吃饭而犹豫？
二、你是否担心明年会失业？
三、你是否会压缩你和家人旅游或度假的时间和开支？
如果这三个问题中，有两个答案为“是”，那么中国经济就真的是进入了危机阶段了。
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实际情况是，在今天中国的大城市，谁会为晚上是否要去餐厅吃饭而纠结？谁又会天天为明年保不住工作而发愁？即便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几个月里，广州的各大餐厅也依然天天爆满……
另外，从社会治安的角度看，从欧美回到中国，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深夜行走似乎不用太过担心，而这在欧美许多城市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其间固然有国情的不同，但社会治安与社会就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里一个不争的命题。
1991—1992年，我经常到民主德国地区采访。那是德国刚统一，几乎百废待兴的一段岁月。在民主德国大城市的街头，到处可见身强力壮、无所事事的男青年，眼睛贼溜溜地盯着过往的路人；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抢劫和殴打。这情景让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在上海的街头也有很多这样的男青年，当时被称为“流氓阿飞”，时不时就有抢劫、殴打发生……
不知怎么，今天每当我在中国街头见到快递小哥勤快、敬业地送着快递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的这些场景。我时常对朋友说：“年轻力壮的男孩子一定要有事情做，不然就很危险。”
有一天中午，在广州一个办公大楼底层的电梯口，由于午餐时间电梯繁忙，一位美团外卖的快递小哥几次都进不了电梯，急得哭了起来：“能否让我先搭电梯？外卖送晚了，我要被扣很多钱。”
今天中国的治安相对良好，相当程度上与就业情况相对良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就在所谓的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中国消费者的品位反而提升了。按照一般的常理，凡是经济下行，不但要节衣缩食，而且更要打消一些不切实际的购物欲望，因此消费者的消费品位是下降的，而不是提升的。但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经济下行期，中国的年轻消费者却依然全球各地“买买买”，而且买的不再是过去的便宜货，恰恰是比过去更加昂贵的商品。
这哪是经济下行期的消费行为？这分明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消费行为！
从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来看，这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国家，又一次颠覆了人类经济史的一般规律！
其实，说中国经济下行，是一种不甚准确的说法。无论是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下降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6.9％，还是人们对未来L形经济的担忧，其实谈的都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非总量的减少。
我经常半开玩笑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下行，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从表面上看，经济下行似乎总是坏事，但我们若以少年的身体骨骼成长来作比喻就可发现，18岁以后生理成长放缓是一个必然、正常的趋势，相反18岁以后将日益知识丰富、人格成长、智慧成熟。这就是人格的转型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不可能长达数十年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若真有这么一天，那么中国经济也一定长成了一个怪物。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自然下行，一如少年的骨骼生长在18岁之后的放缓，不但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个值得庆幸的现象。关键是：下一步，中国的“知识丰富、人格成长、智慧成熟”顺利吗？这才是人们真正应当关心的。
如果还是以18岁少年的例子来比喻，就可发现，当18岁少年骨骼生长开始放缓的时间，一方面他要面临“知识丰富、人格成长、智慧成熟”的转型，另一方面那个阶段恰恰是他精力最盛、活力最旺，各种需求和潜能得以全方位爆发的时候。
中国经济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中。
以这个眼光来反观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同时人们为经济转型而“忧心忡忡”，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购物军团”却不断“攻陷”世界各地。
消费，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让人窥见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经济体的实际能力和潜力，也有该经济体制造业升级换代的潜力和前景。显然，一个低水平的经济体只能带来低水平、生存型的消费；而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欲望、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会带来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中国消费的提升或升级换代，是有许多具体的数据支撑的。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小康目标是：到了21世纪初，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一步，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顺利达到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超越了开始的规划。
2001年“入世”时，中国只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仅仅过了六年，到了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又仅仅过了三年，到了2010年，中国又“一不小心”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做“老二”已经七年多，下次超越只有一次机会和一个对象，那就是美国。对此，美国人心知肚明，因此在奥巴马时代才有了那么多试图阻止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未就此停止。
但2014年，中国经济在增速大幅下滑和房价疯狂上涨的进程中，却完成了另外两座里程碑：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首次超越引进外资的数额。那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一份内部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对中国这么一个厚积薄发的国家来说，一旦进入上升通道，即便经济有所下行，但其整体上升的趋势和势头却依然未减。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几年一方面经济下行，但另一方面中国居民“买买买”的消费势头为什么完全未见。
再来看这几年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
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人均1000美元小康水平，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仅仅满足温饱的水平，或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生存型消费”的时期。
2008年，当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跨越300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按照经济学的研究，3000美元前后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居民的消费活动开始活跃。
因此，你也许会同意我下面的说法：我们和周边朋友们以较大的精力关注消费、愿意消费、敢于消费，同时开始愿意出国消费的趋势，大致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人均GDP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居民消费金额显著提升，原先温饱型、小康型的消费开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型。
“享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长期来一直是个负面词。但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享受”开始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
学界也有人用“炫耀型消费”来描述这一轮消费大潮的特征。这里的“炫耀”二字并非一定是负面的概念，而是意味着中国居民开始从原来的“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型，其间的行为举止多少带有一些毛糙的成分——毕竟艰苦了这么多年，些许的毛糙总归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2008年跨越人均GDP 3000美元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更大、更快阶段的开始：
仅仅三年后的2011年，中国人均GDP就超过了5000美元；又过了三年，到2014年，人均GDP达到了7594美元，2016年达到了790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0000—12000美元。
2010年，中国的消费总量是13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应该可以达到46万亿元，其中的扩容总量达到33万亿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人均收入进入5000美元，并在走出15000美元之前，经济增长实际上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当然是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的，中国这几年面临的更换增长动能的挑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就消费的角度而言，这段时间恰好是人民消费潜力井喷式爆发，消费自信爆棚的年代。
过去近40年，中国生产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的进程，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我与张燕生的对话，首先就从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历史进程开始的。
邱震海： 生产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的进程，在中国过去近40年的历史中，其实已有过好多次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更高层面上的消费促进生产而已。
张燕生： 过去近40年到现在为止，经历过三次消费升级的热潮。有什么样的顾客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消费才有什么样的供给。
第一波消费热潮是1979—1999年，消费升级第一浪。这一浪重点是解决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此时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国际竞争优势产品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
第二波消费热潮从2000年开始。那以后，中国消费升级开始进入第二浪，进入老百姓要买车、买房、买手机，这一浪带动重工业、钢筋、水泥、电解铝、玻璃和重大装备制造业，涉及工程机械、造船机械和发电机械、发电设备，以及建材、房地产。第一轮资本利用效率比较高的是在资本比较少的轻工业；第二轮都是资本系数比较高的，投资比较高的。
第三波从2012年开始。那以后，开始进入现代服务的消费热潮，保健、医疗、养老、文化、信息、旅游，比如现在老百姓愿意付出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去买有机的蔬菜、有机的肉蛋。第三波热潮特点是轻资产，开始转向高增值服务和高技术制造。三浪热潮导致形成三波产业发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中间也暴露出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前面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即指一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5000—15000美元，都会遇到一个发展的瓶颈。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 7900美元，“十三五”期末争取达到12000美元，恰好在这一区间内。“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被称为“瓶颈”，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其发展的早期，基本上都是靠简单的生产要素拉动。
以中国为例，这就是以人口红利、土地资源、“三来一补”等简单生产要素拉动的模式。当年的这个模式有其无奈性，因为当年的中国一穷二白；但也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是最为经济、有效的发展模式。同时，这一模式也有当时“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而中国则正好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融入其中，在全球化的价值链中占据了一个最为有利的位置，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迅速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当时的中国，虽没有核心技术，但靠着人口红利做世界加工厂，同时迅速出口赚取外汇。中国的绝大多数财富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得来的。这一点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尤其明显。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这一发展途径颠覆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基本轨迹。研究1500—1850年的欧洲经济史就可发现，手工作坊——大机器生产——金融业诞生——更大规模的大机器生产——对外贸易，这是过去350年里世界经济史的基本轨迹，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进步大都由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所推动，而对外贸易（出口）则是整个发展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但中国的发展则正好相反：中国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以世界工厂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然后将原本在发展链条上最后一环的对外贸易迅速提前，由此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这就是过去近40年中国成功的奥秘。这个奥秘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对内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对外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
然而，这两个条件到了今天，基本已经或即将全部消失。对内，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红利全面消失，简单生产要素拉动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对外，虽然全球化是否面临全面终结尚未有结论，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这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问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与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两者在同一时空下发生。这就是近一两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处境。
这就回到了前文提到的L形经济以及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发生的细微变化。
从表面上看，经济学家口中的L形经济，巴黎“老佛爷”商城里“买买买”的中国消费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即这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深刻变化，那就是：中国经济过去那种简单粗放、以世界工厂和贸易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动能和发展源泉，那就是向着更有技术含量和创新的模式转型。恰好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的品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简单地以购买廉价商品而满足，而是开始追求价值。
这两个进程之所以同时展开，恰恰折射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经济的一个旧阶段结束了，而新的一页必须迅速展开。
这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16岁之前可以按着母亲的意愿专心学习、艰苦朴素，但到青春期后，必然向往更为浪漫的情怀；此时，她的骨骼也许不再像前10年那么迅猛增长，但她的魅力却正像一朵逐渐绽放的鲜花，让人看到美丽，更看到潜力。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的真正实力，在于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实际消费能力。如果其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你还担心这个经济体没有活力和潜力吗？
当然，消费能力的前提是消费欲望。很多时候，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并非合二为一。有的人消费欲望强烈，但消费能力有限，比如年轻人；有的人却正好相反，消费能力虽强，但消费欲望有限，比如中年以上的人。只有当既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欲望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和潜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谁都在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升级的时代。但在今天的中国，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在很多时候似乎呈现了彼此分割的情况。
还是举一些例子吧。
走进商场，你有没有观察过，上了年纪的人们和年轻群体的不同购买行为有什么差别吗？
让我们把前者称为“旧生代”，其年龄多在50岁以上；而后者则可以称为“新生代”，年龄多在35岁以下。35—50岁的人群，我称之为“过渡代”，兼有“旧生代”和“新生代”的双重特征。
“旧生代”的行为特征大都是这样的：他们拿起商品，眼光首先停留在价格上，然后再看商品的其他方面，包括外观、质量、可用度等。每当消费行为完成，“旧生代”的行为特征是这样的：首先计算今天获得了多少优惠，若优惠幅度大于预期，那么他（她）在完成消费行为后的幸福指数就会爆升。
有一位“旧生代”的朋友，每次有儿辈给他买东西，他首先必问价格。当得知价格合理时，他的回答必然是：“这东西好！”古话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到了这位“旧生代”朋友那里，似乎变成了：凡是便宜的就是好货。但是，你没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吗？当他只是以价格作为衡量物品好坏的唯一标准时，他忽略的必然是商品的品质和他自身的消费需求。
“商品品质好又有什么？关键是要价格合理。”这位朋友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潜台词其实已十分明显了，那就是：与价格合理相比，商品的品质和个人的消费需求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然，“旧生代”的消费模式并非追求“价廉质次”，而是尽可能追求“价廉物美”。比如，同样到菜场买菜，与20元买到新鲜的蔬菜相比，“旧生代”会尝试用10元钱买到同样的新鲜蔬菜，而不会用5元钱去买一堆开始腐烂的蔬菜。但是，在高品质、高价格的消费品面前，“旧生代”的朋友们一般多会选择低价格、品质稍低但不差的商品。
这种消费行为，显然与“旧生代”早年生活环境有极大关联。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旧生代”物质贫困的儿童和青年时代，正是那个时代给这一代朋友打下了挥之不去的消费行为烙印。“旧生代”虽有消费欲望，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这种欲望和向往在“节约为上”的美德和“量力而行”的古训面前被严重压抑了。
甚至有时候，这些贫困时代留下的消费行为的烙印，似乎与他（她）的财富多少似乎并无直接联系。有一位50多岁并有亿万家产的朋友，每次在餐厅吃饭，必然像理财或商业谈判那样，要对今天的菜单先进行一番价格角度的经济学审核，然后取出各种优惠卡和折扣券，总有一款能用上。最后，经过这么一番经济学的精算，总能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为精美的菜肴。
但这样的消费，似乎总是让人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那位亿万家产的朋友发现了我的困惑，对我说：“你是否以为我消费质量不高？不是的，我给你提供的这顿晚餐，质量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差，但价格却相差了很多。我只是让自己不吃亏而已。”
听着似乎很有道理，我还是没能说服这位亿万家产的朋友，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安排的人生，似乎还是有着一丝缺憾……
但是，“新生代”完全不是这样。“新生代”的消费行为一般是这样的：他们拿起商品，首先看的是款式、质量及其与自己的需求和品位的契合度，然后顺便看一下价格。2016年10月“黄金周”期间，我到巴黎“老佛爷”见到的场景，就是这一消费行为的最好写照。
在“旧生代”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但在“新生代”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正常。
“旧生代”和“新生代”的消费行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只是满足于生存消费，即满足生存所需要的各种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后者则开始追求精神（心理）消费，即以精神契合决定消费取向，更为注重个人精神气质、喜好与商品之间的契合度，因而更追求商品的品质。
前面提到2001年人均1000美元到2008年人均3000美元是“生存型消费”，2008年之后开启了“享受型消费”或“炫耀型消费”的阶段。在人均5000—8000美元，中国居民开始进入了一个“精神契合型消费”或“品位型消费”的阶段。
而一旦进入“品位型消费”，表面上看似乎是进入一个更少数人的阶段，其实不然。所谓“品位型消费”，指的是人们在消费上追求一个更高的阶段，但就消费者的基数而言，这却是一个真正进入“大众消费”的时代。换言之，在“炫耀型消费”时代，能够或敢于消费的仍仅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仍处于观望或不敢消费阶段；但进入“品位型消费”时代，当先前追求炫耀的那部分人群开始追求品位，普罗大众才真正进入敢于消费的阶段。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也可以得到足够的验证。
消费拉动经济，这已是世界经济史上被不断证明的铁定规律。更重要的是，凡是消费拉动经济的时代，一定是居民收入大幅上升，同时各种产业随之进入调整、提升的重要时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与生产唇齿相依，有了消费就能促进生产，而生产的东西若没人消费，则自然就会被淘汰。
凡是人类都离不开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这四大需求中，衣和食显然更为重要；而在这两大基本需求行业中，最早以工业化方式得以推进的，是“衣”这一领域。纺织业之所以成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行业，原因就在于此。
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生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人类的纺织业劳作大都通过手工作坊。珍妮纺织机发明后，手工作坊才提升、演变成为大机器生产；而恰在当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其首先得以应用的领域也是纺织业。
18世纪8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产生20年后，英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在随后的5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中产阶级逐渐在英国诞生。这批英国最早的中产阶级不但摆脱了农业劳作，也开始逐渐摆脱穷苦时代的一些陈旧观念。
最重要的是，在消费行为上，当时的英国开始从少数富人的“炫耀式消费”变成了普罗大众的“大众式消费”。在那个纺织业为主要产业的年代，英国上层社会流传着一句名言：“时尚比美德更重要。”稍后的时间里，对整个住宅的占有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强烈愿望。
这一切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
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来自西方世界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品面前，英国中产阶级眼花缭乱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那个时候在英国，正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被称为英国近代史上的黄金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追求、品位、价值观，英国绅士的风度、英国淑女的风范、英式下午茶的时尚，还有许多今天我们所欣赏的那些来自英国的高贵、典雅的事物，很多都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确立并流行的……
这一切又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消费大爆炸”年代在中国已经来临，这并不是夸张的结论。
然而，与张燕生对话时，他下面的一段观点，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我与张燕生的对话，首先从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有所好转谈起。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谈到中国经济近年逐渐向好的原因，亦即“未触底已反弹”的原因。
但刚进入这个话题，张燕生就抛出了一个听起来让人吃惊的观点。
邱震海： 在中国经济“未触底已反弹”的背后，经济主管部门提出了不少的新思路。归纳起来是什么？
张燕生： 包括政府对现阶段经济的调控的政策体系，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很明显的进步。今年提出了一个适应新常态宏观调控体系，这个体系是比较系统的，包括三句话，那就是：一要适应新常态，二要供给侧结构改革，三是把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积淀，
邱震海： 供给侧改革在消费领域的目标是什么？现在看来达到了吗？
张燕生： 供给侧改革是作为“十三五”的主线，“十三五”“十四五”是10年的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明确三点，第一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新需求。
邱震海： 满足谁的需求？
张燕生： 不是“50后”“60后”“70后”的需求，因为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节俭，有钱没钱都不花钱，花钱也是买最便宜的东西。现在的新需求是“80后”“90后”“00后”甚至“10后”，他们是有钱没钱都买，他们没有缺过钱，所以他们敢于负债、消费，敢于买好东西，所以国家结构性调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有的调整是为了满足新生代的需求。
邱震海： 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满足新生代的需求？这听上去似乎有点令人震惊。
张燕生： 我看到一条微信说，一位40多岁非常优秀的女演员，她去年一年都没拍戏，她发现“80后”“90后”“10后”的需求是小鲜肉，对一个好的演员来讲，她觉得我怎么能演这种剧呢？她的选择是，一年不演戏，两年不演戏，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旧常态”。这个例子也说明，得有一个调整，就是怎么适应“新常态”，怎么在小鲜肉的电影中有创新，有好东西。
邱震海： 这个跟我们行业非常相近。无论是电视还是视频，基本上主要观众就是“80后”和“90后”人群，新锐中产。
张燕生： 怎么认识“90后”“00后”“10后”的需求？小鲜肉好不好？这是他们的时尚，但是怎么把时尚转移到新价值发掘的常态，怎么引导他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导向很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新需求，用什么方式满足需求，就是提供有效供给。
邱震海： 这样说，似乎“50后”“60后”，甚至“70后”都快要成为被“新常态”忘却的一代了？
张燕生： 之前是一个不一样的格局，那时候搞市场经济就是改革，不搞市场经济就是保守派，现在也是这样，是适应新常态，还是留在旧常态？不管年轻与否，不管受什么教育，不管处于什么位置，要能提供新的供给引领新的需求。
邱震海： 所谓的“新生代”，就是指“80后”“90后”“00”后那一代人。如果说，未来的消费趋势主要以这一代为导向，那么这一代人与之前的“50后”“60后”，甚至“70后”相比，在消费趋向上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张燕生： “50后”“60后”“70后”，本质上都是价格的敏感者，也就是买东西首先看价格是否便宜；而“80后”“90后”“00后”“10后”是价值的追求者，这就代表经济本质的变化。“50后”“60后”“70后”要买便宜的东西，节俭，因此企业的员工用农民工，材料也是最便宜的，零部件是最便宜的，高管是最便宜的，企业家也用最便宜的，世界上说我们的特点就是最便宜。便宜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一支笔美国的老百姓想买要花2美元，但是你只卖85美分，老百姓买完这支笔还可以节约预算，得到更多的其他福利。但是现在，企业的员工要用最好的，具有工匠精神、丰富经验的，材料用最好的，零部件用最好的，高管用最好的。过去高管是管理游击队，现在高管是管理正规军。从这就发现，有效供给是非常明确的，用什么方式完成这个转型，是改革。
邱震海： 这两代人的不同，来源于他们成长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50后”“60后”，甚至“70后”的成长期，中国还很落后，因此他们是“苦出身”，血液里流淌着节约的“基因”。而“新生代”一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代”，中国已经富裕，或至少开始富裕，因此他们的“消费基因”是勇敢，钱可能不多，但特别敢于消费。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新生代中的一些人，其用于消费所花的钱，并非自己所挣，而是来自上一代的奋斗。“富二代”的正负面效应及其对价值观的影响，是个社会学的课题。但从经济学，尤其是从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消费结构向新生代倾斜，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下面的问题来了：将消费注意力全部放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身上，就能提振中国的消费，并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了吗？
如果说，“新生代”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与“旧生代”存在本质区别，那么“新生代”对消费品有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说，“旧生代”的诉求主要是生存型消费，那么在“新生代”的品位型和精神契合型消费的背后，又是什么？
换言之，需要“新生代”来提振的中国经济，做好迎接这一代消费者的准备了吗？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到日本买个马桶盖》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折射的荒诞，不在于买马桶盖，而在于为什么要到日本买马桶盖？显然，当消费者的需求提高后，他们发现，国内买不到这么好的产品。这背后的逻辑，与每年“黄金周”世界各地中国游客的“买买买”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就本质而言，这其实并非一个好现象。试想，当中国人有钱后，从“炫耀型消费”走向“品位型消费”时，他们却没有把大把的金钱撒在中国，而是撒到了别国的土地上，这对提振中国经济有用吗？
于是，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样的消费才能提振经济？这是一个颇有学问的东西。
千万别以为只要消费就能发展经济。要是这样，那么大肆挥霍、坐吃山空也能提振经济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荒唐。
消费刺激经济，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通过消费提升产业，并使之形成消费对经济的良性刺激。人类历史上，对此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先后出现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世界强国，但仔细研究其兴衰规律就可发现，除了拥有海洋这一军事霸权武器外，在经济和国力发展上，离不开两个根本的规律，那就是：一、以消费促进经济，并以此提升产业；二、以创新和科技革命提升整体国力。
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虽为当时海上霸主，但通过霸权获得的财富在这两个国家只是被用于上流社会的挥霍（如果挥霍也能被称为一种消费的话）。那个年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的黄金滚滚而来。仅西班牙一个国家，1501—1600年的近百年里，就从墨西哥和秘鲁输入了1700万公斤纯银和18.1万公斤纯金。这么多财富的输入，自然导致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歌舞升平，一片奢华。
但是，那个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内部的消费品供应量却没有提升，其原因是产业没有提升，因而经济没有获得质的飞跃。
这个歌舞升平时代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十多年前有一部《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道：“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般地流走了。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
那么，西班牙、葡萄牙的财富流去了哪里？答案很简单：流到了当时正在酝酿崛起的荷兰、法国、英国等国。那个年代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从早年的“少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逐渐转向“多出口”以获得贸易顺差。用伏尔泰的话来说，“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又落入了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
这个教训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而言是惨痛的，以致今天到了这两个国家，看着眼前的败象，人们很难再把它们与当年叱咤风云的两个海洋强国联系起来。但这个教训对后来者（包括今天的中国）而言，则具有十分的警示意义！
还是回到前面叙述的巴黎“老佛爷”商城现场。
那些30—40岁、手牵一个孩子，同时拖着两个空箱子的“买买买”的中国消费者，无疑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写照。
这些“新生代”的消费者，他们也许绝对财富并不太多，但消费勇气以及深藏背后的对品位的追求，无疑与欧洲那个年代兴起的中产阶级并无二致。
“为什么一定要买国外的商品？”我问一位“购物军团”的女性成员，虽然有点明知故问。
“买国货？还没有这个准备！主要是不放心”那位女士倒也坦率。
“对什么不放心？肯定会便宜一些啊，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说。
“质量不过关，价格便宜有什么用啊？保不准还是假货呢。”女士更为坦率，“东西贵一些没关系，关键质量、款式要好，更何况同样的外国货，在巴黎买要比在北京买便宜多了。”
这段对话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
千万不要以“爱国或不爱国”这样的政治思维来看待这一切。只要问一个十分简单、人性的问题就可以了：“如果中国自己可以生产出这样质量、价格的产品，中国年轻的消费者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国外购买？”
一切的一切，还是回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
2017年的某一天，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国很多圆珠笔的笔芯依然需求进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震惊的消息！甚至像对我这样的媒体人士，或长期跟踪中国经济转型的人士来说，这个消息也不啻晴天霹雳。
我们常说，中国制造业的特点是“大而不强”。这里请允许我稍稍跑题一下，讲几个小故事。
2015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注：那是一个由伦敦国际在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政府合办的年度世界国防部长的“二轨”对话平台），一位中国少将对我说：“经常有越南和菲律宾的人士问我，你们中国的扩岛建礁的速度怎么这么快？我们填扩一个岛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你们忽然两三个月就完成了。”
“你怎么回答他们？”我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
“我回答说，对不起，我们的施工能力就是这么强。”少将的回答毫不含糊，也充满自豪。
那一刹那，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少将的自豪情绪也感染了我。但再仔细一想，扩岛建礁确实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国的施工能力。但另一方面，这只能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大”，而并不一定能说明其“强”。同样在军事领域里，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能让原子弹爆炸，也能宇宙飞船上天，但就是无法造出航空母舰。当然，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然而当年的情景确实也印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的尴尬。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居然在圆珠笔的笔芯上依然要依赖进口！
但再仔细一想，在今天充斥中国内需市场的商品里，能真正满足“新生代”以品位和精神契合度为指针的消费需求的，可谓少之又少。
再讲一个与居民消费直接有关的真实故事。
某生产汽车儿童座椅的企业，原先主要以外销为主，一个儿童座椅的外销售价在1300—1500元人民币。近几年，由于出口疲软，这个企业有意将目光拉回到国内市场，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国内市场的同类产品售价只在300—400元。以外销的价格，显然无法在内需市场上取得竞争力。
但是，内销儿童汽车座椅的质量又如何呢？这个企业于是对外销和内需市场的儿童汽车座椅分别做了一个冲击力测试。结果，外销的儿童座椅基本完好无损，而内需市场上的座椅则已“粉身碎骨”。
这是汽车座椅啊，显然安全可靠度是第一位的！然而，1000元左右的差价，显示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质量可靠度。于是可以想象，“新生代”和“旧生代”面对这一情况，其心态和最后的消费决定是完全不同的：
“旧生代”的反应可能是这样的：汽车发生碰撞的概率极小；更何况，若真的发生车祸，人都死了，这个座椅又有什么用？因此，这1000元的差价能省就省了吧。
但“新生代”的反应则很可能是：现在事故这么多，谁家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为了孩子的安全，当然要买最好的；更何况，一旦发生车祸，能否存活很可能就取决于座椅的抗冲击力的强度；再说了，1000元的差价多吗？如果能在车祸中救孩子一命，这钱值啊！
表面上看，这里的逻辑似乎已很清楚了：当人均收入已经逼近甚至超过8000美元的今天，尤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新生代”的父母显然会对售价1300—1500元的外销儿童汽车座椅更为趋之若鹜。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的内需市场上，根本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1300—1500元的儿童汽车座椅，因为中国的相关制造企业根本不具备这么庞大的制造容量。换言之，中国的企业不是没有能力造出质量高的产品，但其生产容量仅够出口而已；若要满足国内市场的大规模高端需求，对不起，目前还真不行。
换言之，即便中国的“新生代”消费者对1300元以上的高质量儿童汽车座椅趋之若鹜，中国国内市场上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商品。于是，结论就很清楚了：大量的“新生代”消费者只能去海外购买他们心仪的商品。
注意，是购买心仪的商品，而不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商品，要不然300—400元的儿童汽车座椅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这就是中国消费者到海外“买买买”的主要原因！
其间蕴藏的两个信号是十分强烈的：一、在人均收入已经跨越8000美元大关，“消费价值大爆炸”年代即将来临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极其正面的信号；二、中国国内的制造业依然停留在满足“旧生代”基本生存需求的层面上，完全无法适应“新生代”业已改变了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由此，你也许已经明白，中国包括消费在内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看似容易、简单，其实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换言之，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在未来6年左右的时间里，扎扎实实完成这三大经济结构调整，那么就必须对包括制造业、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领域进行全面升级。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我的对话伙伴张燕生，尤其是他那大胆、开放的说法，即“所有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是为了满足“新生代”的消费需求”。
如果我们把“新生代”定义为“80后”“90后”“00后”的人群，甚至有人从更苛刻的意义上，把它定义为从“85后”开始，那么一个令很多“老同志”沮丧的结论就出现了：是不是“70后”“60后”“50后”的人群，终将被这一轮的经济调整大潮所“抛弃”？
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肤浅的。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消费大爆炸”，无论是“85前”的人群，还是“85后”的人群，在这一轮的消费大潮中如何生存？这显然已是一个超越生存本身的问题了。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满足“旧生代”，亦即“85前”以前的人群的生存型需求，那么面对已经来临的“消费大爆炸”年代，产业如何提升？品质如何精良？如何将每个“黄金周”蜂拥前往世界各地的“购物军团”吸引回国内市场？这显然也是一个超越消费本身，而切入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深刻问题了。
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