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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验证了普希金著名的诗句“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阶段，但似乎是一个美好而令人怀念的时代。
那时，移动互联网虽然已经降临，但4G时代尚未来临，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依然生活在现金、信用卡和直接沟通的时代，出门靠打出租，交友靠通电话。几十年的传统生活方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
那时，微博等互联网碎片化的工具已经产生，人们虽然已很难再潜心捧着一本厚厚的书阅读，但那依然是电视最后辉煌的时代。无数人晚饭后聚集在电视机前，看着某一台晚会或比赛，抑或听着某一位电视评论员指点江山，然后为之亢奋、激动或沉思……
但2014年4G通用以后，上面的这些生活方式似乎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被抛弃了，而且被抛弃得那么干脆、那么绝情……
但无法被抛弃的，却是人们对经济和民生的担忧。2014年是中国经济大幅下行的一年，但也是中国房价开始又一轮疯涨的一年。
从2009年以后，房价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集体“痛点”或“痒点”，有人为之疯狂，有人为之沮丧……
2014年3月全国“两会”后，我出版了《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提出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几大隐患。该书出版后，连续几年畅销各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普遍关心或担忧。
那一年的11月21日，央行宣布降息，开启了后来一年多持续降息、降准的大门。第二天，我在节目中公开预言，由于实体经济依然不振，因此此刻的降息很可能成为流通性泛滥，资金再次“脱实入虚”的有利契机，一如2009年后的4万亿无端托高了房价。现在回头看来，2015年年中的股灾，某种程度印证了我当时的这一预判……
回头来讲2015年3月的《首席经济学家大辩论》。
张燕生又是这次节目的嘉宾，另两位嘉宾也是我的老朋友——曾任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向松祚，以及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
虽然几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但一上节目现场，他们的观点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一场唇枪舌剑在所难免。那天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路径，以及究竟用什么样的途径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企业的创新。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引述这场争论的细节了，也许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有机会提到。我只记得我和向松祚的一小段对话：
邱震海： 老百姓现在只关心两个问题：南海打不打？房价跌不跌？
向松祚： 老邱，我可以告诉你，南海不会打，房价一定跌。
我第一次见到向松祚是在2012年年底北京某报刊的年会上，他侃侃而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剖析。从这以后，我开始经常邀请他出席我当时主持的两档谈话节目，而他在每一次节目中几乎都会向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猛烈“开炮”。虽然他后来经常自嘲说，“我批评了十多年了，也没人听我的”，但至少他的“开炮”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必须承认，向松祚的分析逻辑是对的。以中国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而言，中国的房价一定已经荒唐至极。以国际的经验来看，一个正常的房价与居民年收入之比，应该在10 ∶ 1的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一个年轻人的年薪是10万元，那么正常的房价若是100万元，应该是在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即便以日本当年房地产崩盘的经验来看，房价与年收入之比超过15倍，就已经进入高风险的范围。那么，今天北京一个动辄1500万元的学区房和小中产20万—30万元的年薪的比例，恐怕已经可以令房价崩盘无数次了。
但问题是：中国的楼市，有中国楼市的逻辑。
我经常开玩笑说，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分成了两部分人群，不是男人与女人，而是有房一族和没房一族。
有房一族和没房一族，其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有房一族不但希望房价不要跌，而且还希望房价大涨，这样手里的资产才能保值和增值；而没房一族则不但希望房价跌，而且还希望它暴跌，这样才能买得起房。
有房一族和没房一族，其年龄结构、社会影响力和破坏能力也都不尽相同。论年龄，有房一族基本都在35岁以上，很多都是各个公司、单位的骨干，属于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轻易不发声，承受力强，一旦难以承受，后果也很严重；而无房一族则大都是年轻人和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没有社会影响力，却有巨大的爆发力……
这当然属于社会学讨论的范围，大家若有兴趣，可以茶余饭后做些调研和讨论，我在这里就暂且打住。
但我要补充的是，即便是有房一族，这几年也被分了群，即究竟是在一二线城市的有房一族，还是在三四线城市的有房一族。因为一二线城市的风险是房价太高，而三四线城市的风险则是房价不涨，所以前者面临的压力是“抑房价”，而后者的压力则是“去库存”，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于各自在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有房一族来说，其内心的活动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担心的是房价终于撑不住而跌，哪怕是微跌；而后者则担心房价始终不涨，或涨势太慢……
但无论是哪一类城市的有房一族，有一个宿命是相同的，即用著名时评人石述思2017年6月在一次由我主持的论坛上的说法，是“被打了节育针”——限购了。今日中国，没有限购的二线城市已经不多了，三线城市恐怕也很难找到。
读到这里，你大概也会得出结论：中国的房价不会暴跌，也不允许暴跌，即便这后面有着无穷无尽的荒唐。这后面的逻辑显然不光是楼市的。
稍微研究一下中国高房价的成因就都可知道，它不仅来自需求端（刚需、投资甚至投机炒房），而更多地来自另外两个深层原因：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盛行；二、货币流通性过大。
这几年，人人在说供给侧改革，但其实最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只要上面两个深层次原因不解决，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导致的刚需持续增长，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之后的出生率上升，那么房价稳步（而非急剧）上升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君不见，过去那么多年的打压房价，恰恰印证了我的一句话：“哪个城市限购政策取消之时，就是当地房价洪水般上升之日。”2017年6月，石述思在我主持的一个论坛上讲得更为直接：“凡是打压房地产的地方，大概也都是你可以看房的地方。”
但是，中国房价不允许暴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读过我的其他著作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我在书中表达的一个观点：由于中国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尚未完全转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今天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是“经济政治学”，即经济活动的背后很多是非经济思维在起作用。
谁都知道，经济下滑不能靠行政措施去“托”，但不“托”又能怎样？谁能承受每年几千万人失业的巨大社会风险？
因此，中国经济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托”还是“不托”的问题，而是“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风雨飘摇之后，终于在2017年年初迎来了一丝曙光。来自官方媒体的各种报道显示，中国经济似乎正在显现复苏，或至少有企稳的迹象。
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6.7％的增长，重夺世界第一。各种经济指数也显示，中国的经济似乎正在摆脱前些年的低迷迹象。
早在2016年年底，《稳增长“组合拳”，冲刺四季度经济》就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标题。进入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寻找中速增长均衡点》《国企利润增四成，实体经济复苏在路上》《中国贡献全球经济1/3新增量，外媒聚焦“中国引擎”》，则更是成为媒体头条标题。
2017年这一年，持续低迷和结构性变化，依然是主导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从全球经济层面上看，世界经济低速运行和缺乏拉动增长的总需求空间，依然是两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虽然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甚至在2016年12月、2017年3月和6月几次宣布加息（2017年还将有几次加息机会），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基本面形成巨大冲击，在平面和增长两个方面把世界经济压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一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消除。
从这一全球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2016年的表现，人们终于感到一丝的欣慰。
我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未触底已反弹”。
自2014年后，我经常和各路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将在什么时候触底？又将在什么时候反弹？这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经济低谷在哪里，触底将在什么时候，那么就可以从现在开始为此做好一些准备。当时，很多学者的看法是：2017年或2018年将是经济触底的时刻，更有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触底将在2019年来临……
然而，现在的情况显然是，中国经济在还没有触底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了反弹的进程。从经济回升的角度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下面的问题来了：中国的经济企稳，究竟是基于其健康的结构性因素，还是依然未能摆脱原先的“老套路”，亦即投资拉动、货币推动……
发出这个疑问不是偶然的，因为2009年以后那4万亿所带来的后果实在太大、太可怕了。如果没有4万亿，今天中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可能完全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今天中央描绘中国经济一直是三句话“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改革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最后一句说的就是4万亿带来的后果。
这里省略一万字，直接跳到重点：凡是稍微关心一点近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人都知道，2009年的 4万亿之所以出台，可谓“好心办了坏事”，其目标是为了“保8”（保住每年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前些年，中国经济设定的最低目标是“保7”。据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经济当局的最高负责人一度还承诺，保住7.2％应该没有问题。但实际情况是，2016年上半年当“十三五”规划出台之际，中国最高当局给未来五年设定的经济增长底线是6.5％。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底线从2009年时的“保8”，经过2013年的“保7”，已经大幅降到了2016—2020年的“保6.5”。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浅显的背景：2007年，亦即距今将近1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14％；而2016年上半年则仅为6.7％。
下面的问题来了：未来五年，如果中国经济保不住6.5％怎么办？
这当然完全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十分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如果保不住，又会有一个4万亿降临吗？……
2016年6月，我在广州主持一个金融论坛。出席论坛的有商务部原副部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以及来自外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论坛上，我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保不住6.7％怎么办？”
听了我的这个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您怎么知道不能发生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了，怎么办？发不发行货币？”我追问道。
这里的背景，大家也许知道，过去若干年，我们采用行政措施“托”经济，主要采用两招，一是发行货币，二是搞基建投资。两者都被我称为“强心剂”，短期一定带来“脸色红润”，但长期却必定带来无穷的后果。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最高当局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三句话“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改革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其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两大刺激措施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大发货币，必然导致大量货币进入并冲击市场。
西方有句谚语“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意思从狭义上说的是戏剧“接受美学”里对于观众参与对角色的创造。这句话用到其他场合就被演绎成：凡是对一些重要的信息，不同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不过，从现实主义者的角度看，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会把“稳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便这个说法将因国情而有所不同。
20多年前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曾惊奇地发现，欧洲许多国家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就是“充分就业”，亦即竭尽全力保证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从今天中国的眼光来看，这不就是“稳增长”的另一个写照吗？
但只要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保证“充分就业”背后的某些行政措施，不见得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但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实。若没有“充分就业”，欧洲的社会稳定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届时遭到连累的恐怕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许多领域。
这么一想，你恐怕就会坦然得多了。
读到这里，你如果刚刚开始陷入思考，那么请允许我再为你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谁都知道，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折射了美国社会多年来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次问题到底是什么？归纳起来，无非是底层百姓日子过得不好，中产阶级萎缩，贫富不均加剧。但这些问题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那就涉及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了，其中之一就是被西方学者称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那个东西。
我曾在很多场合举过一个例子：不少从事实业的企业家都有体会，卖房建厂不如卖厂买房。深圳一位从事电子业的老板告诉我，他搞了20年的实业，最后发现最值钱的原来竟是他的厂房。
其实，这样的荒诞在美国早就出现过了，其背后就是金融的魅力和金融的荒诞。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手工作坊进入大机器生产是一个飞跃，大机器生产高速发展后又依赖金融业的支持，又是一个飞跃。这两个高速飞跃后，产生了对外贸易，亦即自由贸易的前身，于是有了西方对东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侵略之举。但就其发展阶段和本质而言，金融确实是促使大机器生产如虎添翼的重要因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但金融之所以为金融，就是因为它是资本，而所有的资本都是逐利的，于是，那些操作资本的“聪明人”就想出了无数花招。于是，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里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公式就出现了：
R>G
这里的R是资本利润率，或称资本回报，G是经济增长率。这个公式简单说来就是，任何时候资本的利润率都将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个结论很残酷，但却是事实。于是，下面的结论就十分符合逻辑了：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资本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落差就将增大，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收入中的占比就会上升。
于是，一个更残酷的结论出现了：所有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缩小与资本利润率的差距而已，或抵消资本回报的负面冲击而已；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整个经济就将陷于被资本全盘接管和玩耍的境地。
这个结论太令人沮丧了！
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和客观逻辑，除非我们像朝鲜一样全盘拒绝市场经济。自从走上市场经济的那一天起，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只不过市场经济所有的弊端，在美国这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展开出来而已。
既然这样，我们怎么办？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被上面的一大套学术理论搞得恹恹欲睡。但这段学术阐述的核心结论就是：只要经济还在增长，那么所有的矛盾就都有缓冲的机会；但若经济增长不再或急剧放缓，那么所有的矛盾就都将浮出水面。
这个时候，引述下面这句名言也许是贴切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谁都知道，这句话的作者是邓小平。这句名言稍稍改一下就变成了：“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能稳住经济就是好手段。”
记得法国人有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把它交给将军们。”
我们不妨把这句话稍作改动，也许将成就另一句名言：“经济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不是废话的废话，是希望给各位读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更多元的思维逻辑。这些背景和思维逻辑，在我们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与社会时，一直都是需要的。
好了，现在我们暂且把这些宏观的东西摆在一边，先聚焦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面的问题吧。
我与张燕生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
我与张燕生的相识，起源于2007年春天我邀请他出席我的节目，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展开对话。当时他的职务是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政策里应该有一些他的思考的影子。与美国人的对话很成功，我和张燕生也成了朋友和合作伙伴。
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很多时候是由于“化学成分”相投。我与张燕生的关系，大抵就是如此。2007年晚秋，我们一起在大阪出席一个会议，会后张燕生又邀请我一起赴关西大学讲课。10年过去了，我们有过几次合作，但在关西大学的讲课经历一直是我们的美好回忆。
如前所述，早在2011年9月，当中国经济还因4万亿刺激措施而处于高峰时，我请张燕生出席节目，预测一个当时看来似乎有点痴人说梦的问题，即：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将实质性放缓。
2011年下半年谈这个问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当时4万亿的风头正劲，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房价飙升，令很多人一夜之间衣食无忧，甚至把中国一线城市的人们分成了几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但在我看来，即便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也有一个周期性下降的问题，因此未雨绸缪是明智的战略之举，更何况由4万亿撑出来的风头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当时，张燕生提出了“2015年猜想”，亦即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前后面临拐点。当时，至少在公开舆论上，这一观点不但大胆，而且是很需要勇气的。就在这次节目上，张燕生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弯道超车”的说法。
6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的“弯道超车”的说法。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在同一个道路上，面向同一个方向，用同一种速度，后面的车无论如何不可能赶上前面的车。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超越，那就是当弯道出现的时候，这就是弯道超车。
中国经济的“弯道超车”将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弯道”是什么？它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中国经济能否抓住这个“弯道”？中国经济是否已具备了抓住这个“弯道”的能力？
6年过去了，我很想与张燕生再次探讨这些问题。
在这6年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几乎全世界的关注。你也许会觉得我说得有些夸张，但只要看一下这篇文章透漏的信息，以及释放这些信息的消息来源，就可以知道文章的重量了。文章的标题是《开局首季看大势——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
这里的“权威人士”的说法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文章发表当天，在中国香港，有几个驻港外国记者指着iPad上的这篇文章问我：“这里的‘权威人士’到底是谁？在中国，到底谁是‘权威人士’？”说实在的，他们的问题也正是我的问题。
“你认为，在中国谁是‘权威人士’？”我又把问题抛回给他们。
文章长达11000多字，总共回答了五个问题：一、经济形势怎么看？二、宏观调控怎么干？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推？四、预期管理怎么办？五、经济风险怎么防？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
·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形，更不可能是V形，而是L形的走势。这个L形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的资源开始寻找新去处，这就产生了创新；有的比较迟钝，还停留在原处等着熬着，指望着什么时候“风水轮流到我家”。
·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
·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总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处，脱颖而出，前景光明。
一般情况下，在谈论经济下行的复苏前景时，人们习惯于用一些英文字母来形象地予以形容，比如V形、W形、S形、U形、L形等，每一个字母的背后都蕴藏着完全不同的复苏轨迹和逻辑。
所谓V形，那就是经济突然下滑，然后跌到低谷后又迅速上升。这种形态属于经济遭遇重创，突然下滑，然后又突然遇到重大需求，因而迅速反弹。一般而言，这种形态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一是战争爆发以及战后重建；二是重大灾害以及灾后重建。W形和S形的复苏形态是比较糟糕的，那意味着经济复苏的轨迹很不稳定，其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和隐患。
比较靠谱的是U形。从该字母的形态上可以形象地看出，经济下滑到低谷后，在底部盘整一段时间，再继续上扬复苏。无论从人性的感受还是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这种形态都是人们能够接受和值得期待的复苏轨迹。当然，U形复苏的关键是，经济下滑到底部后，在底部盘整多长时间？同时，在盘整期间又做些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经济重新上扬后的新的质量和形态。
据“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描绘中国未来经济复苏的轨迹是L形，乍一看有点让人吃惊。从该字母的形态上看，L形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跌到低谷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在底部徘徊，而不会再有上扬的势头。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疑问都是对L形经济的误解。
所谓L形经济，其最精髓的内容有两个：一、中国经济将告别长达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而将长期维持一个中速运转的形态（注：试想，中国经济若能在未来20年维持6％的增长，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二、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将不可能是简单、粗放的生产要素拉动，而必将转为由创新和核心技术驱动的拉动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用小U形和大U形的说法来比喻中国经济新旧两种形态之间的差异。
所谓小U形，就是一般人们希望的，中国经济下行触底，然后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后迅速回升。由于是在底部徘徊不久就上升，那么其拉动的手段必然就是一些常规手段，如基建投资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这样，那么人们在U形的底部咬咬牙，过一段紧日子后就可以迅速重建天日。但这种回升的经济形态，其动能基本没有改变，依然是靠基建投资、货币政策和简单的生产要素拉动。换言之，这种回升之后的经济依然是“旧常态”，虽依然高速增长，但却毫无意义。
而所谓的大U形就完全不同。可想而知，大小U形的差别就在于底部的长或短。作为大U形的经济复苏，其在底部徘徊的时间必然很长。但唯其时间很长，就有了充分调整和转型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将多长？3年、5年、10年，还是20年？
其实，大U形底部的时间长或短，取决于我们在大U形的底部做些什么。而在大U形的底部做些什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形态的基本认知。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具有两个面向的特征：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从一个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型。前者乃中国特色，无先例可循，而后者则具有普遍意义。
从现阶段来说，既然中国经济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就应该在大U形的底部，认真对待其中出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由于涉及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
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大U形底部究竟将延续多久？我的回答很简单：“权威人士”之所以用L形来形容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状况（虽然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误解）就是要破除大家对小U形的迷思，亦即在小U形的底部过几天苦日子，熬一熬、撑一撑，靠货币政策或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结果重新恢复之后的经济形态依然是“旧常态”；未来几年，中国必须在扎扎实实地完成下面三大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三大结构完成之时，亦即中国经济重新腾飞之日。
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根据其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道路和经验，完成这三大经济结构调整，一般的时间是5—8年。我们都说中国人民勤劳勇敢，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缩短一些，就6—7年的时间。具体来说，在2025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全面完成这三大经济结构的调整。
这三大经济大结构调整，具体如下：
一、简单的生产要素拉动，变为创新驱动；
二、由基建投资和货币政策拉动，变为创新拉动；
三、由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尤其是生产类的服务业主导。
这就是常说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而在这段转型期内，经济适度下行，勒紧裤带似乎都是可以预见的现象。
但经济学家或官方释放的这些信号，与我们在民间感受到的氛围，总是有些看似不符合的地方。
请听我下面细细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