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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电脑准备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正好是201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
此刻，静谧的书房窗外传来阵阵鸟鸣，一缕阳光迫不及待地隔着窗户挤进房间。这一切似乎都在急切地告诉人们，虽然已是深秋，但大地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此刻，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中国正式进入了新时代。近70年的共和国历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进入了“强起来”的时代。
在这个“强起来”的时代里，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前后，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2020年前后的目标实现了，后面的“两个15年”的宏伟规划才有基础，21世纪中叶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
在2020年之前的这几年里，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最新科技革命，都将再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而这最终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每个企业的订单、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工作位置，还有许多人的职业或事业转型。
此时此刻，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大潮来势之凶猛，已远远超过过去5年移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为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主要是便利，其特征是便捷＋甜蜜；而人工智能则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将导致很多人职业转型，其特征是便捷＋痛楚。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将感受到这一“便捷＋痛楚”。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经济这一两年开始复苏，一大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迅速升级，被学者们称为“消费大爆炸”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我们的制造业还大都停留在“制造便宜货”的阶段。因此，一方面是许多企业转型艰难；另一方面消费者则路远迢迢地跑到国外去“买买买”。
如果说，上面这两个现象，前者涉及可能受人工智能威胁的一些岗位和人士，后者主要涉及企业家，那么下面的这个问题就更加困扰每个人，那就是两个字：创新。
谁都知道，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本书的对话将提出一个核心观点：2012年前，谁创新谁死；2012年后，谁不创新谁死。但是，究竟如何创新？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被称为创新？我们会创新吗？中国目前的创新状况究竟如何？
最重要的是，谈创新，首先是思维模式的创新；如果不改变我们现有的思维模式，那么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就是你，或者是我？
讲一个故事吧，你一下子就会明白。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后，受到许多人的刁难。有人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没有任何东西的桌子上，把一个鸡蛋竖起来。面对这明显的刁难，哥伦布略一思索，把鸡蛋在桌上一击，蛋黄流了出来，但鸡蛋竖起来了。后来，西方的一些语言中就有了“哥伦布的鸡蛋”这一说法，借以表示突破常规的思维方法。
未来几年，你我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哥伦布的鸡蛋”。
所有的这些，你可以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慢慢阅读、体会。
但这些后面可以阅读的内容，却不是我在这篇序言里要讨论的重点。
这篇序言的重点是：既然谈到了中国经济和国际科技大趋势，那么以国际和历史的视野，从理论上梳理一下中国曾经走过的，以及未来将要继续走的道路，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只是，下面的这篇长文可能略显枯燥，因它涉及对人类过去250年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整体思考。
如果你只是对未来几年可能影响你实际生活的经济和科技趋势感兴趣，建议你可以跳过下面的文字，直接阅读本书后面的章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愿意将正在影响你生活的经济和科技趋势，放在历史和国际的维度下做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以使你的人生过得更为通透，那么花一点时间阅读本文，也许不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
还是从我们身边的事情说起吧。
此刻，在我脑中出现的，是我在前几本书里写过的几个故事。
我在2015年出版的《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序言里，曾记述过古城西安一位中年女白领对我说的话：“邱老师，你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你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接着她又说：“还有，我如果把手里那几套房子卖了，你得告诉我，2015年有没有新的投资渠道，让我至少能保值？”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2014年的深秋，距今整整3年。
我在书里评论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样写道：“2015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多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
再往前，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里，曾记述过地产大亨潘石屹与地产评论家牛刀的对话，时间是2011年房地产调控最严厉的时候。
牛刀，作为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当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那时的潘石屹，自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话总是小心翼翼，但还是说出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实情：“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北京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几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再回首当年的这些场景时，发现很多情况已时过境迁了。
今天的中国民间，恐怕没有几个人还会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无论是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的经济数据，还是散落在民间的信心，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不但出现回暖，甚至出现了我称之为“未触底已反弹”的现象。从2011年开始，我就与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2017—2018年中国触底”，是过去几年里各路经济学家似乎比较一致的共识。
但时至今日，这些预测似乎一个都没有应验。相反，最近几年里，人们看到的是：
·中国经济开始企稳，而且 2017年的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维持在6.9％以上，这一点与2012—2014年人们的担忧相比，完全呈天壤之别。
·2014年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以后出门可以不带钱包，我还以为这是玩笑之言。但这几年，“不怕钱包没钱，就怕手机没电”在中国大陆真正成为日趋普及的现实。从美国、欧洲、东南亚、中国港澳台地区再回到中国大陆，没有人会否认，移动支付以及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发展得最为兴旺。
·与移动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时在中国兴旺的，是这几年在中国年轻人中方兴未艾的创业浪潮。大家可能都还记得，2012年之前，中国年轻人几乎清一色的以报考公务员为自己的择业趋向。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报考公务员在年轻人中已悄悄地为另一种趋势所替代，那就是创业。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其实，年轻人的创业之风在2014年就已悄然吹起。
既然谈到了 2014年，那就来谈谈 2014年这一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14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两件外人并不一定知晓的事情：一是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总量，首次超越中国引进外资的总量；二是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其中，前一条消息尤其值得重视。
也许你会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看得很清楚。
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吸引外资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招商引资也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业绩目标之一。这后面的背景不言自明：当时的中国极其需要外部资金和技术。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日益成为趋势，并在2014年首次超越引进外资的数量。几乎就是从2014年开始，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西方品牌的中国企业家，就连德国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公司，也被中国的企业家买下。
这个细微而不引人注意的现象，其实正是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正在“强起来”，而这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除此之外，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你身边的现象就可发现，2014年是改变你我生活形态的关键一年。
2014年之前，你我的生活形态几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从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用手机付钱、用手机约车。
·从2014年前后开始，我们几乎不看电视了，而这之前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是我们的日常习惯。
·2014年之前，我们的工作联系还主要是通过打电话，但从2014年之后我们则更多地使用微信和微信群组来工作，一天也用不了一次电话在今天成为常态。
请注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这些重大变化和进步，恰恰就出现在被我们称为经济下行的那几年里。
从2014年到2016年，人们发现，一些过去若干年里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的经济顽症，开始得到整治并初见成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一锤定音，给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治定了方向。2016—2017年，一系列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出台。经过一年的发酵，2017年“十月黄金周”里，第一次出现了看房人流大幅减少的冷清现象。
前文提到2011年我邀请潘石屹和牛刀进行的对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楼市始终没有崩盘，而上面提到的“中国楼市崩盘论”却早已“崩盘”。而那边厢，据坊间传闻，某房地产大佬则正以大手笔出售资产……
与此同时，一个“消费大爆炸”的年代似乎正在向中国走来。前几年，当我们忐忑不安地担心中国经济下滑时，中国的人均GDP却仍以加速度增长，以至于出现了“经济下行，财富增长”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以消费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过去20年里多少学者和官员的雄心和梦想，只可惜都未能真正实现。只有到了2017年年尾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时代真的来临了！
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老三”。
2008年，也就是举办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从而开启了本书后面称之为“享受型消费”的时代。
2010年，也就是举办上海世博会的那一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200美元。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
2014年，如前所述，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资本对外投资首次超越吸引外资的总额，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94美元。
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900美元。按照这一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
虽然这一步距离美国的54000美元和德国的48000美元还相去甚远，但全世界恐怕没有人不为中国的这一速度而惊讶。
2017年夏天，英国《金融时报》敏锐注意到，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消费习惯，已从以前单纯的“买买买”转型到了“体验型消费”。
“消费大爆炸”时代的来临，正在带动中国各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从南到北对企业转型做一番调查就会发现，各地的企业转型各有千秋，有时几乎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赶上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潮流，以智能化的工艺改进其自身的生产和工艺流程；凡是已经踏上转型之路的企业，无不显得信心满满，而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正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不谈中国的创新。
谈到创新，这曾经是中国多少年的一个痛。“自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就没有给过世界更多的贡献”，这曾经是多少人对中国的责难，也确曾使我们感到无地自容。
但几乎也是从2014年前后开始，这一切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如前所述，几乎是2014年前后，中国在引进移动互联网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引进”二字，因为那时中国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更多的仍是引进别人的核心技术，使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但这几年，更准确地说是最近的一两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积聚能量。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人工智能这个决定这一轮科技革命方向的领域里，中国与美国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第一个回合可能就将在2020年前后决出胜负。
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新起点上。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这个民族的内在创造力正在呈井喷式的增长和爆发状态。
写到这里，一系列更为深层的问题渐次浮出：
·导致中国潜力厚积薄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所有这些转型、升级、厚积薄发的进程中，中国不是没有面临过风险，但几乎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同时取得更为长足的进步，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就以我正在撰写这篇序言的2017年而言，在过去的30年里，凡是遇到逢7的年份几乎都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噩梦之年：
·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以至于30年后的今天，华尔街的许多人对此依然谈虎色变；
·1997年下半年，从泰国开始继而蔓延整个亚洲，亚洲金融危机曾使多少人一夜赤贫；
·2007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正在进入“崩溃前的最后疯狂”……
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2018年，距离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好整整10年。
10年后的今天，虽然西方各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复苏轨道，但必须承认，世界经济从整体上说，还没有从10年前的那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低增长率、低投资率、低贸易量、低利率、低物价等，就像依附在世界经济复苏轨道上的“魔鬼”，使世界经济复苏这趟列车始终步履艰难。
这几年，西方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让人看不明白的东西：美国的“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欧洲集体右滑、民粹主义盛行、恐怖袭击更为猖獗……所有这些现象，孤立地看似乎都有其各自国家的国情背景，但若放在一起看，一定是折射了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是过去250年世界市场经济（或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中极少见到的现象。
曾记得，自从18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第一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就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当时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使其在后来的250多年时间里，成为人类几乎唯一能在最短时间内创造最大财富的一种经济体制。但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体制如影随形。不同的是：在过去25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始终周而复始，似乎具有强大的自愈能力，甚至包括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
但这一次的情况却显然不同：2008年以来的10年里，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似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它不但体现在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如上所述的一连串社会情绪和政治动荡上……这个时候，简单回顾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1918年一战结束，世界进入“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的20年动荡期；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继而蔓延全世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的研究都已证明，在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相当严密的逻辑联系。
再把眼光拉回到当代。谁都知道，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银行家们的“金融创新”，亦即创新过度，监管缺位。此后，美国严格加强了金融监管。但将近10年后我们发现，特朗普上台后，在“让美国更伟大”的旗号下，美国又在大力放松金融监管，10年前的那一幕，像一连串阴影，在我们的眼前晃动……
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
这是过去10年里，许多西方学者（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思想家不断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思考。
但10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无法否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家的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
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介入和干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就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第一次会议就是2008年11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其直接成因就是当时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
了解西方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争论焦点之一。以20世纪为例，主张政府介入的凯恩斯和主张市场至上的哈耶克，几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主要流派，其主张各有利弊。在德国，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尤其强调和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即所谓“（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少干预，在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多干预”（So wenig Staat wie moeglich，so viel Staat wie noetig）。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其主要表现就是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主张市场力量至上，并实行大幅私有化以提高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德国求学，亲眼所见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铁路等国营机构都被大幅实行私有化。
那个年代的西方，刚刚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带来的繁荣，又正处于冷战结束的狂热之中，因此也正是所谓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当时，即便在西方，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一直到2008年，由于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了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但此时为时已晚，因为过去250年的资本主义虽历经不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其本质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
2017年9月，是马克思《资本论》诞生150周年。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有人提出“重读马克思”和“重读《资本论》”，因为虽然时代不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当年的著作中被揭示得十分清晰，而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但是，讨论西方的危机不是我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我想指出的是，某些曾导致西方产生危机的思想，过去若干年恰恰深深地误导过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下面马上就要谈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天相当一部分经济上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误导。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吃惊。别急，我在本文后面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这里，有必要先简单谈一下，新古典自由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的背景是：在中文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是个被广泛错用的概念；很多人狂批新自由主义，但岂不知他们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新古典自由主义。
今天很多人嘴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严格说来是西方经济学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英文表达是Neoliberalism，德文有时干脆就用Neoklassiker （新古典主义）来予以形容。它是英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近40年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既然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那么在它的倡导者看来，就是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读过或听过《国富论》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主张经济上放任自由，发挥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看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后来被人歪曲了，“市场之手”被人束缚住了，因此亟须在经济政策上重归亚当·斯密。
确实，在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New Liberalism的经济学思潮，直译过来才是新自由主义。
这个思潮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存活了整整100年。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新的政治要求，T. 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New Liberalism。与亚当·斯密不同，New Liberalism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
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100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调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平衡，也是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适度修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整整10年后的世界经济情况来看，这反而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稳健做法。
在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存活整整100年的时间里，还产生了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存在多少思想资源上的联系或遗传？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之列。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平衡，这不但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而且在二战后30年（1949—1979年）对西方经济的“大繁荣时代”做出了贡献，包括福利国家的完善与成熟。
但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在欧洲遇到艰难，尔后的石油危机、连串经济危机又导致西方经济出现动荡，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学者逐渐兴起，并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张再次强化市场力量，让国家力量淡出。
请大家注意新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哈耶克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格格不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两者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哈耶克的理论受到美国和英国的重视，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其直接支持者和体现者就是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即后来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以大幅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的30年“大繁荣”。70年代末，这个“大繁荣”走到了尽头。其时，也是全球化开始产生的年代，同时更是互联网正在酝酿并即将横空出世的年代，世界从此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政治上，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自由民主大潮，10年后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世界进入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候，人类历史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政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和特殊的阶段。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并对西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冷战结束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继而形成“华盛顿共识”，但也终于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挑战。
如前所述，过去30多年里对中国造成重大影响甚至误导的，主要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亦即主张以全盘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强调国家力量全方位淡出。但中文世界把它称为新自由主义，可能是翻译时望文生义，也可能是照顾中文读者对“自由”二字的或爱或恨的感受，单刀直入，简单粗暴。岂不知曾存活100年，并产生过凯恩斯主义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New Liberalism，今天看来才是更有积极意义的。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快睡着了吧？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段文字太枯燥，可以直接跳过而读下面一段。如果你觉得尚有学术和思想价值，可以留着以后慢慢阅读和品味。
但我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以一大堆枯燥的西方经济学名词让大家恹恹欲睡，而是让大家尽快明白：西方经济学里的这些流派，与中国究竟有些什么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过去的30多年里，曾经如何影响过中国，又对中国造成哪些伤害？
正在阅读本文的你一定了解，房地产、医疗和教育在中国是三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房价高企、医疗和教育费用昂贵，曾经被称为“新三座大山”。
但你知道这“新三座大山”是哪里来的吗？
答案很简单：它们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以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一股脑儿将住房、医疗和教育全面推向市场。
但当时，我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教育，它们既是商品，同时更是公共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它们必须具有价格和价值，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几乎免费住房、医疗和教育自然难以为继；但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它们又必须以服务全社会绝大多数人为目的。
一个健康、稳健、安全、祥和的社会，必须达到这么一种境界：这个社会的所有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有病还是健康，甚至不管能力大小，都必须获得与其尊严底线相符合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当然，这个社会依然是市场经济，因此住房可有大小之分，医疗和教育的程度与水准也可有一定差异，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它们必须符合人的最低的尊严底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化，显然严重偏离了这一境界，而其根源恰恰就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你一定觉得奇怪：远在西方的那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又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
在我2013年出版的《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有一个小节“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盲点在哪里”，我在这个小节里这样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立刻为之迷恋，进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为高层提供了大量具有强烈市场化倾向的参考意见，以为在计划经济的中国，只要实行了全面市场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我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怀有敬意，但从他们身上，我能颇为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思维的盲点。时至今日，当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后，我还读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大批凯恩斯主义，几乎将凯恩斯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岂不知，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不光是市场化，而是程度不同地带有政府干预的成分，无论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如此。
当然，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又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政府干预角色。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性形态下的政府适度干预，政府不拥有对经济活动的生死大权；而后者则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正在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经济形态，政府角色依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色彩。
……
如果循着上面的思路，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程，存在着绝对市场化和绝对行政化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前者一味迷恋市场化，结果忽视了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并导致了政府角色的缺位；而后者则继续固守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高度行政化特征，导致政府角色的严重越位。
……政府角色的越位，导致腐败盛行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而政府角色的缺位，则导致高度市场化下的民众利益受损，人民连医疗、住房、教育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法公正地享受到，何谈对社会乃至执政党的信心？
……
因此，中国的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如果仔细分析，其实是一个广义经济模式的问题。
5年之后回头看当年的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逻辑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适用的。
不同的是：5年前，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还只是把它放在中国的维度上；而5年后的今天，我们既需把它放在中国的维度上，也需把它放在世界的维度上。因为过去这5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5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刚刚进入所谓的“下行通道”，上上下下都处于紧张、焦虑和忐忑不安之中；其时，世界经济也处于焦虑和骚动之中。那个时候的中国，坦率地说是无暇他顾，但无暇他顾的最后结果其实是无暇自顾。原因很简单：以为不抬头看路就能拉车，最后一定是连车也拉不成。
但5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中国自身还是世界，许多局势都在渐渐明朗化。在这个时候，重新站在世界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审视世界，并审视中国究竟能为世界做什么，同时通过为世界做什么而进一步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有了厚实的基础。
在中国内部，过去5年，当人们以为经济下滑一定难以避免，以至于呼唤更多市场力量介入的时候，中国经济居然奇迹般地回升了（“未触底已反弹”），而且中国赶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潮流的步伐居然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沿，令中国经济转型前景光明；过去5年，当全世界都以为中国的各种债务风险一定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候，中国居然平稳地渡过了难关。
在世界范围内，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并未真正从10年前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同时各国民粹主义盛行，直接催生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两个现象：一、过去将近40年里，西方世界的贫富分化在迅速扩大，2013年法国学者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详尽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其他西方学者研究贫富分化的各类著作近年也层出不穷；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快速而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流程，同时正在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而新的产业革命的爆发又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贫富分化。
西方世界和人类这250年的根本问题，我在本文的后面将会谈到。这里先谈一下中国应该告别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问题。
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规律。一、只要不遵循市场的规律，一味采用计划经济的僵化做法，中国经济就进入一潭死水的状态；反之，只要采用市场经济的做法，经济就立刻被搞活，财富立刻就滚滚而来。二、只要是单纯实行市场化，在财富滚滚而来的同时，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立时扩大，不但经济风险逐渐增加，而且社会矛盾立时激化。
前些年，我们经常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以为政府“越位”才导致僵化，而政府“缺位”则导致社会不公。这自然是就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转型而言。其实，我们的认识还应该更深入一步，从市场经济的本质上来审视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西方的左派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是过去近250年人类摸索出来的唯一能在最短时间内推动经济、积聚财富的一种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是效率，而最大的缺点则是不公。因此，市场经济显然是一把双刃剑，过去250年西方社会经历的所有风波，几乎都逃不出这一铁律。
对中国来说，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实践被证明行之无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90年代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没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
但毋庸讳言，从90年代开始，有一股全盘市场化的风潮在推动着中国经济，以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每当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人士就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化不到位，只要继续市场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岂不知，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足、社会矛盾激化，恰恰是由于市场化过度，或至少是在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之手没有紧紧跟上所造成的。
前面提到的住房、医疗、教育之所以全面推向市场化，就是在那个年代造成的失误，以至于今天的所谓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与其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有一部分是在纠正当年改革的失误，亦即所谓“纠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住房、医疗、教育完全由国家大包大揽，自然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但推向市场则不等于把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完全市场化。这就像给不会游泳的人发一个救生圈，然后就强行推入海中，最后的结果及其导致的怨气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90年代把住房、医疗、教育全盘推向市场后，当国家之手完全淡出，中国普通百姓经历的动荡和磨难，就有点像上面的这个比喻。
如上所述，这种做法有当时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我们的一些学者和智囊也不幸染上了这一“疾病”。而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市场经济导致的不公，恰恰可以用中国制度的优势予以弥补。当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形态也面临转型。但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全面的定义，已是当务之急了。
这些需要重新定义的内容包括：哪些是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调整的政府干预，必须坚决改革，还市场以活力；哪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应作为对市场经济的适当而必要的补充。
实际上，过去的中国曾经有一些做法，虽然有不少缺点，但现在看来却至少维持了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比如曾风靡全国的“赤脚医生”就是一个覆盖了全国农村的公共医疗网络。市场化下需要做的，不是拆除这一网络，而是如何使这一网络更具现代专业性。这几年，一些地区正在尝试重建农村基层医疗网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拆除了全部重建，毕竟是件耗时费力和令人唏嘘的事情。
另外，谈到城市化（或城镇化），许多人都认为，其途径就是让农民拥有土地，并实行土地流转。岂不知，这一目标说易行难。若按照这一做法，起初拥有然后又通过流转最终失去土地的农民，既融入不了城市，又无法返回农村，最后只能沦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平民窟”的栖身者。而中国的做法显然不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与中国的“以代际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所有的这些原有体制的做法，一定有继续改革和完善的必要。但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今天，我们已到了对自身优势和纯市场化的弊端进行全方位思考的时候了。
至少，中国经济彻底摆脱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误导，现在是时候了。
但是，仅仅摆脱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误导，对已经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站在人类过去250年的历史维度下，站在东西方发展模式共同的高度，来审视自己和审视人类共同问题的时候了。
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仅仅“站起来”的阶段，这句话只是一个憧憬和愿景；在“富起来”的阶段，当中国忙于“和国际接轨”时，距离这句话的实现依然有很长的距离。只有在走向“强起来”的今天，这句话的实现才有了现实的基础。我们只需把这句话稍稍改一下即可：“中国将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本文前面提到，西方这些年出现了一系列似乎令人看不明白的东西，比如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的“脱欧”、欧洲大陆连绵蔓延的极右思潮和政治生态明显右滑，还有持续不断的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
孤立地看，这些现象似乎都有其各自国家的国情背景，但若放在一起看，一定是折射了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问题。
这些共同的规律性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过去将近40年，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贫富差异有了迅速而剧烈的扩大，中产阶级萎缩。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近年，在西方世界可以观察一个财富分配加剧不平衡的趋势，归纳起来就是“两个50％”和“三个1/3”。
所谓“两个50％”，就是整体的社会财富只掌握在50％的人手中，而另外50％的人群则完全不拥有任何财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了，但更为可怕的结论还在后面。
所谓“三个1/3”，乃指在掌握财富的50％的人群中，1％的人群拥有1/3的财富；9％的人群拥有1/3的财富；而40％的人群则拥有最后1/3的财富，这部分人群才是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换言之，长期以来被称为西方社会“稳定器”、“安全阀”和“橄榄形结构基础”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财富大蛋糕的分配中其实完全是个弱势群体。
但20—40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研究表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为迅速和剧烈的时期，是小布什和奥巴马任期的16年：
·1974年，美国顶层1％收入所占只有8％，到了2007年已提高到18％，而到了近年则更是——如前所述——提高到了逾30％。
·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1993—2000年，美国顶层1％享受的整体收入增长的收益只有1/2，而这一数字到了小布什担任总统的2002—2007年则提高到了2/3。
·从1979—2006年，美国实际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近50％，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即便算上各种福利，也仅上升了10％。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问：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为什么过去近40年贫富差距尤甚？过去40年中，为什么近20年尤其严重？
这就必须谈到方兴未艾的这一轮科技革命。
翻开世界历史可以发现，过去250年是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原因很简单：自从1760年进入第一次科技革命后，人类的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在其中，有三场革命性的变革却始终如影随形，那就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
以1760年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机械化革命）到186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的这100年为例，由于机械化革命的诞生，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进入了工业化，引发了最早的产业革命。由于大机器生产的诞生，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里最早的产业工人，这就是最早的城市化诞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机器生产领域里的劳资矛盾开始激化，继而引发社会矛盾，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1843年，恩格斯以人类最早的产业——纺织业及其重镇曼彻斯特为例，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诞生；1864年，第一国际诞生，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有组织的行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诞生。
从上面的简单勾画可以看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的这100年间，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先后发生，如影随形，其根源是科技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就是对这100年欧洲社会由于科技革命而产生的重大变化的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正当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年代，人类又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电气化的产生，使人类进入了第一次全球化，而第一次全球化的结果，又直接促使当时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的冲突白热化。这就进入了被列宁称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矛盾得以暴露并激化，人类也由此进入了探寻出路和方案的阶段。因此，整个20世纪实际上是人类为解决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引发的矛盾而寻找出路和解决方案的100年。只不过，这一个世纪走得很艰难，但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消除。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得到了些许缓和或掩盖，那就是二战后30年的“大繁荣”阶段。其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还没有出现如机械化和电气化那样根本颠覆人类生活和生产形态的科技革命。既然这样，市场经济下的贫富不均就没有达到引发社会革命的地步。
战后30年的“大繁荣”，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将效率与公正处理得最好的阶段。可惜好景不长，因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快就打碎了这一“盛景”。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亦即信息化革命，同时人类进入了第二次全球化。这个进程迄今已延续了将近4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恰好就是在这40年里。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40年里世界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想起来了吗？
对，你可能想起来了。大概有三个事物，是过去40年里几乎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是互联网的诞生；二是全球化的发展；三是金融创新的大幅飞跃。
先说说互联网。互联网的诞生，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其间，两个阶段是有时代意义的：2000年前后，世界进入了宽带时代，电商诞生并不断发展；2010年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G时代速度很慢，3G时代时间很短，但直到4G诞生，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但这种根本改变，在社会学上的后果却是剧烈而严重的。
首先，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时至今日，在互联网领域环视全球，就只剩下了那么几家巨头公司。如今，若再有新的互联网公司诞生，几乎就只剩下了被这几家巨头吞并的命运。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而这些垄断完全是随着科技力量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一点，十分类似马克思时代的康采恩的垄断。不同的是，今天是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的垄断。
这就是“赢家通吃”的逻辑。150年前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时代如此，今天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也是如此，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将更是如此。
其次，在这种高度垄断的基础上，财富的分配开始迅速倾斜。举例来说，每一年的某一个时刻，当全民在为某一个网购节日而狂欢的时候，其实就财富分配的角度而言，是全民在为某一个互联网巨头“打工”而已。这一点，似乎也与马克思时代因垄断而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均颇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今天的财富分配不均以更为隐形的方式呈现，却丝毫不能掩盖“相对贫困”的状况及其本质。
谈到互联网，不能不谈下面的这个值得注意甚至警惕的现象。
听上去，这个标题似乎是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这却是在当今西方市场经济里已经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从哈贝马斯开始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和研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现，西方社会正出现“公共空间的再封建化”（德文： Refeudalisierung der Oeffentlichkeit），后来被西方学者归纳为“现代资本主义再封建化”（德文： Refeudalisierung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哈贝马斯发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某些公共领域出现私有化，其社会公器的作用被大幅削弱，因此当代西方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倒退现象，一些过去曾经已被克服的封建的残余开始沉渣泛起，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富阶层的特权化”；二是媒体使命的淡化。
如果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现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随着科技力量的更为迅猛的发展，当西方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封建化”则更有增无减。以媒体为例，从表面上看，西方媒体依然喧闹，但实际上其背后商业势力的影响则十分明显。
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体和“点赞经济”（Like Economy）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精准定位的自媒体开始壮大。过去的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商业势力的操纵，但毕竟还具备“大众”的特征，亦即以大众关心的话题为使命。但精准定位的自媒体则基本上是“小众传媒”，亦即以精准的受众定位为诉诸对象。比如，今天一个以售卖红酒或以妇女服装搭配为定位的微信公众号，其商业利润甚至可能超过一个报道大众关心事务的主流媒体；今天，一个“大众传媒”可能处境很艰难，但一个“小众传媒”可能日子很好过，其中的逻辑就是商业投放大都从“大众传媒”流向了更为精准的“小众传媒”。
但问题是，在“小众传媒”那里，其精准定位的粉丝与其说是受众，还不如说是更为直接的客户或消费者；“小众传媒”与其说是“媒体”，还不如说只是更为直接的“销售平台”，因为它不具备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的特质。所有的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媒体使命，在“小众传媒”那里几乎都不存在，也不需要。
更严重的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小众传媒”，而不是从“大众传媒”获取资讯，继而导致“大众传媒”的日益式微，而越来越多的分发平台则也以精准的算法向其客户推送资讯，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左右了客户的资讯基础和价值形成。
必须承认，包括算法（Algorithm）在内的现代科技是人类难以回避的趋势，而其从整体上看必然将有益于人类。但在资讯的发放上，如果说大众获得的资讯不是在自由流通的公共空间里可以任意获取，而是经过一些出于商业和其他利益的“算法”（Algorithm）的推送，那么不但公众借以形成价值观的资讯基础将被严重扭曲，而且社会的公共空间也将由此而严重萎缩。
另外，在垄断不断出现，“赢家通吃”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食利一族”出现并壮大，支付已不再是对劳动付出的报酬，而且越来越多的非合约制员工出现，所有这些都带有一定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现代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封建社会，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一、公共空间的出现；二、平等观念的建立。前者有赖于全面、公正的大众传媒，而后者则有赖于对财富分配的掌控和社会公平正义机制的确立。但在互联网时代催生的、在当今西方已经十分明显的“再封建化”风潮中，现代社会的这两大基石都正在受到挑战。
这一小节的部分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说，有的也许很接地气，而有的也许稍有隔靴搔痒之感。但作为一种当代科技革命下的全球性现象，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加以讨论。
再谈谈全球化。所谓全球化，最简单地说，就是各种资源的全球配置。但从全球范围而言，当各种资源全球配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富裕经济体和贫穷经济体、发达产业与落后产业放在同一个水平上，任其自由竞争；若相关经济体和产业不做自我保护措施，那么其遭遇的“滑铁卢命运”一定是难以避免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全球化最鼎盛的时期，凡是世贸组织开会，必有抗议团体如影随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由电气化革命而导致的第一次全球化，最后居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终结。
过去40年，有两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比如中国和印度），而另一部分欠发达国家与富国的差距却在扩大；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去40年里的贫富差距都在急剧扩大之中。其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基本上都与我们讨论的几个问题有关。其中，第一个现象显然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而后一个现象，就涉及下面要说的金融创新问题了。
现在该谈谈金融创新了。毋庸讳言，过去的近40年，是全球金融创新大发展的年代，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金融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占比过大、过高，往往是经济不健康的苗头，而这一特征目前恰恰就出现在很多经济体身上。
研究1500 —1800年的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最早期的工业活动都是手工劳作，其中最早的产业是“衣食住行”里的首位——纺织业。18世纪60年代机械革命产生，纺织业的手工作坊渐渐被机器替代，大机器生产开始产生；当大机器生产需要扩大规模时，金融业就应运而生了；金融业产生后，大机器生产如虎添翼，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最后就产生了对外贸易的需求；而在当时全球封闭的状态下，西方世界往往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世界贸易大门的。
在上面这个发展链条中，金融显然是作为对大机器生产的补充和支持而出现的。但在过去的40年里，金融的这一补充和支持的作用有所减弱，其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作用明显增强。尤其在过去近20年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在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也酿成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已过去了将近10年，但被西方学者称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依然没有消除。特朗普上台后，为了振兴美国经济，又重新放宽了对金融的监管。与此同时，过去10年里，各种金融科技手段大发展，其中鱼目混珠的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令人走火入魔的本质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加剧之势。
金融创新的大发展，先不管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带来的是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在美国，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1980年还处于全社会薪酬的中间位置，但到了2000年则已超出中间线60％。前面提到了“两个50％”和“三个1/3”的财富分配怪圈，有很大部分都可归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但是，无论是互联网、全球化还是金融创新，就其本质而言都来源于科技的发展。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人类就难以拒绝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卷入其中。人类已不可能返回到过去那种返璞归真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困惑。
如前所述，科技革命一旦产生，很快就会传导到产业革命并继续造福人类。但产业革命一旦掌控不好，很快就会引发社会革命；而引发社会革命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产业革命过程中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贫富差距扩大。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准确分析了1760—1860年欧洲在科技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产业革命及其在劳资领域里的贫富不均现象。
从《资本论》第一卷诞生到现在，150年过去了。今天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都与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由科技和产业革命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本质依然相同。
必须指出的是，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环境，恰好是推动产业革命的极好契机，但也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极大诱因。150年前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两个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继续迅猛发展；二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往往对社会能起到稳定作用。
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世界刚刚进入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第一次全球化也才刚刚露出端倪。第一次全球化导致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列宁捕捉并经历到了。当然，马克思没能预见到后来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革命，似乎是一个遗憾。20世纪上半叶到中叶发生的事情，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大繁荣”的出现，似乎让人觉得，资本主义似乎有自我修正机制。但直到这一轮科技革命爆发才让人感到，西方资本主义逃不出这一铁律，乃是由于其制度设计使然。
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城市化的社会里只有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中产阶级尚未产生。从19世纪末开始，中产阶级在欧洲产生，并继而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一度似乎让人觉得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又在发挥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干年，由于财富分配不公，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萎缩，人们才发现，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的环境，必然导致产业革命和财富大爆炸；但是，在财富大爆炸的同时，若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又必然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爆发。
250年来，纯资本主义体制始终无法摆脱三个根本性的痼疾：一、持续不断、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二、无法提供周全到位的社会共同服务产品；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赢家通吃”、贫富不均问题。
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倡导消灭私有制，以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规划社会大生产，解决贫富不均矛盾，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予以实现。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至少有些理想化了。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补充，这一点却依然有效。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效率，而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公；那么，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们不应由于过去一些道路实践的失败而对这一根本理念产生动摇，而应该继续探索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世界拉回到中国。
如前所述，虽然人们对中国经济总有种种期待、抱怨甚至责难，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实施市场经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的经济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颠覆”了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与此同时，每当经济遇到重大挑战的关头，中国总能化险为夷……
这背后自然须归功于中国国家力量的强有力的干预。虽然从理论上说，国家力量的干预，会对市场的活力构成挑战，但在危机来临时，国家的力量就像一道最后的保障，保障了人民生活不会遭遇重大的动荡。这无论如何都是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后，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干预，美国恐怕不会那么早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当然，国家力量的干预应该适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将依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以市场力量拓展上线，增强经济的活力和繁荣，同时以国家力量守住底线，维护经济安全和人民财富的稳定，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特征。
不仅如此，国家力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应当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这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尤其在最近几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中国具有天生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就更可做好平衡。
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一路走来，无论是18世纪的机械化、19世纪的电气化，还是20世纪末开始的信息化，以及正在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只要是科技革命遇上市场之手，那么“赢家通吃”的逻辑就必然难以避免。而能扭转这一逻辑，并能让民众既受益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繁荣，同时又能避免贫富不均的，只有国家的力量。
因此，当21世纪的1/5时间即将过去，当科技之手和市场之手正在催化新的社会不公，而这种社会不公也正在导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的时候，具有体制优势的中国的国家之手，就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经济领域告别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国，同时应该告别的是二元对立思维，亦即非“左”即右，不是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更应采用一种协同、融合的思维展开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治理。
过去250年的世界经济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增加财富、促进经济繁荣的经济体制，其秘诀就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但这不等于说，纯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国家力量就必须全部淡出而无所作为。
当然，这样做绝非让国家力量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也绝非让官员寻租空间死灰复燃，而恰恰是探索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兼容和彼此界限的界定。
过去150年，在人类探索的进程中，两种体制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凡是成功融合的经济体，都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正在从事的事业，不但是中国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