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道德作用、重视从政道德的传统，最早的一部政论文集《尚书》，就有“德唯治，否德乱”的记载。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得更为形象和精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是说德行是为政治国的根本。“德为善政”。一个地方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果它的党员、干部整体上是道德高尚的，那么人民群众自然就会真心诚意地拥戴和支持他们，施政就有了可靠的思想保证、精神支柱和群众基础。

中国传统从政道德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做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做到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有知善知恶的荣辱观念，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道德，对个人来说，是做人做事的重要基石；对党员干部来说，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基石；对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石。

2014年11月3日，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让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

王岐山书记撰文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最早是由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总结提炼出来的，世称“朱子八德”，是儒学的精髓，是古时做人的基本道德。下面我侧重于《论语》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表述以及百度的解释为大家逐一阐述。

孝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孝”的解释：孝是孝顺。孝顺父母，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孝顺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往大了说，可以是对国家尽忠，这也是大“孝”。

百善孝为先。“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经》）孝排在八德之首也就是这个道理。试想：一个不孝之人，一个连对父母都不知报恩的人，如何会悌、忠、信、礼、义、廉、耻呢？曾国藩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古代以孝治天下，“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等内容中都有“不孝”这一条。“人不孝其亲，不如禽兽。”鲁迅先生说，“不孝敬的人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人”。在安徽黄山市黟县西递村的“敬爱堂”中，有一幅由朱熹所书的“孝”字。该字有1米见方，右部轮廓酷似一个仰面作揖的后生，而左边却像一只猴头，其寓意非常明显，就是说只有孝敬老人者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人，如果忤逆不孝则与畜生无异。

孝是重要的德行。“孝，德之始也。”（《家语·弟子行》）孝敬父母是道德的开始。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只要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双亲，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自然就可以太平了。”试想：人人都具备了孝的良好品德以及孝所带来的其他良好品行，何患天下不平？在隋唐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之前，朝廷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途径就是举孝廉，即推举品行孝廉的人出来为官，当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之后，孝廉也是考察、提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时期推行的丁忧制明确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去也，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期间不得为官，这一规定更是将孝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1年底中组部发文要求对官员的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四部分进行道德考核。各地在细化道德考核标准时，大多纳入了是否孝敬父母一项。如在北京市2012年出台的公务员考核意见中，道德考核在总分100分的评分标准中占了20分，其中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各占了4分，而家庭美德一项中很重要的标杆就是是否孝敬父母。在地方，是否孝敬父母一项占的比重则更大，甚至可以一票否决官员的升迁。如江西萍乡规定，拟提拔官员若被发现不孝敬父母，将撤销提拔。

那么该如何去尽孝呢？

及时行孝。《韩诗外传》卷九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这是做子女最大的遗憾。为了不留遗憾，我们要及时行孝。那种总要等以后发达了回家给父母盖房子，让父母住好的、吃好的、穿好的才是孝顺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而且是极其低级的错误。我们行孝更多的要注重细微处，如《二十四孝》里面讲到的拾葚异器、怀橘遗亲、扇枕温衾、恣蚊饱血等故事都是于细微处见真情。另外，行孝，更多的要注重精神领域方面，如《二十四孝》里有一个戏彩娱亲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有一次为双亲送水，他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所以我们要及时在细微处和精神层面尽孝，节假日常回家看看父母，帮父母洗洗筷子刷刷碗，揉揉肩膀捶捶腿，平常多打电话给父母报报平安、关心他们一下，哪怕是听他们唠叨唠叨，都是一种孝顺，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孝顺，也是一种必需的孝顺。2012年网上推出的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与时俱进，高度契合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丰富了孝的内涵，我现在摘录如下，大家可以对照一下：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4.亲自给父母做饭，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9.教父母学会上网，10.经常为父母拍照，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12.打开父母的心结，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15.定期带父母做体检，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17.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23.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24.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廉洁是官员最大的孝顺。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此可见中华孝文化的观念并不止于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当今社会，对于从政的党员干部来说，最大的孝顺就是廉洁，最大的不孝就是贪腐。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留下的一种美德。

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却片面地理解了“孝”的含义，奉行错误的“孝道”观，将孝止于孝顺父母，这是有违“孝道”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调北京之后不久，便把从没出过远门的岳父母接到北京住了两个多月，让两位老人游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1994年到1998年，胡长清三次回乡看望岳父母，即使再忙，每次都必定要在岳父母家里住一个晚上。不论怎样劝说，胡长清总是让岳父睡在床上，自己则在床边铺个简易的地铺。曾经拥有“安徽第一贪”称谓的原阜阳市长肖作新也是个“大孝子”，一提起87岁的老母，他就眼圈发红，潸然泪下，他说：“当年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俩，拉过大板车，给人洗衣服、做鞋子、帮过工……”这两人在生活中确有孝顺之心，但由于自己的贪腐，最终结出的却是“不孝”的恶果。

贪官身陷囹圄，或走上不归路，完全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但贪官年迈的父母，却成为最难堪最可怜的人，他们有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有的天天以泪洗面凄凄惨惨戚戚，有的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雷政富案开庭前五天，他76岁的老父去世，75岁的母亲见人就一遍遍地念叨“做啥子官嘛”；胡长清年近90岁的岳父看完处决胡长清的新闻后气得魂归西天，96岁的老母从电视上看见胡长清在刑警押解下出庭受审气得用头撞墙；开封市原市长周以忠落网，老母哭瞎了双眼……

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这样的：父亲在世时，每次回家，总是说一些本地或者在电视新闻里听到的案例给我听，我知道这是在敲打和警示我。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家中住。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天早晨，我去母亲房间里请安，母亲坐起来一本正经、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我听到又有某某被抓了起来，你今天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做坏事。”我说：“妈妈你放心，我整天教育别人不要做坏事的，我答应你这一生一定不做坏事。”“真的？”“真的。”随即妈妈做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举动，她一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肯松手。我知道妈妈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愿望，就是一万个不愿意失去我这个依靠、希望和骄傲。父母嘱咐的声音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父母告诫的画面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回放，这些声音和画面我是记住了，大部分贪官也记住了，可是他们却没有遵从，在自己身败名裂的同时，也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和伤害。

曾子曰：“幸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意思是说，孝有三点，大孝是尊重父母，其次是不使自己的言行给父母带来耻辱，再次是能养活父母。有人认为只要能让父母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就算是尽了孝心，这其实只是“小孝”；有人认为动用一下手中的权力为家人打招呼、谋私利是尽孝，这其实是在行“逆孝”；更有甚者，少数腐败分子以尽孝之名，行敛财之实：父母生日寿诞，广邀宾朋大摆寿宴，父母生病住院，则广发消息笑纳厚礼，这实质上已经到了“大不孝”的地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行为表面上看是在行“孝敬”，其实都已悖离了“孝敬”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对于天下的父母来说，最幸福的生活莫过于：子女谨遵长辈教诲，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群众的夸奖和拥护，让他们为子女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子女体现孝心的最佳方式。试想一名领导干部如果沦落为被人民唾弃的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不仅自己无法为父母颐养天年而尽责尽孝，还无情地将莫大的耻辱留给父母老人，这岂非最大的不孝！

悌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悌”的解释：悌是悌敬。是兄弟姊妹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扩而充之，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这样人和人之间才能消除矛盾，相互谦让。

《论语·学而》记录了孔子的学生有子的一段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弟通悌——引者注），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孝悌是人的根本，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根本。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第一》）意思是说少年弟子回到家里要孝敬父母，外出要敬爱兄长。悌，放在当今就是说对待朋友也要相互友爱、相互团结。李·艾柯卡离开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临危受命前往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担任总裁时，曾专程拜访了美国著名橄榄球队教练文斯·隆巴迪。作为一名神奇的王牌教练，隆巴迪曾多次带领球队获得全美橄榄球比赛总冠军。“您能取得如此不菲的成绩，一定有高超的秘密技战术吧？”见面后，艾柯卡钦佩地问隆巴迪。“没有。”隆巴迪摇头应道。艾柯卡顿感尴尬：“那么一定是严格的规章制度？”“更不是。”隆巴迪又一次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靠的究竟是什么？您取胜的秘诀在哪里？”艾柯卡大惑不解地问。“是教会队员们彼此真心友爱。”隆巴迪的回答出人意料。看着艾柯卡一脸的惊讶和不解，隆巴迪解释道：“许多橄榄球教练习惯于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运用各种技战术，但却无法赢得比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球员们要彼此关怀和爱护，他们的球员间缺少那种亲人般真挚的爱。这让他们在场上很少真正去顾及队友。”艾柯卡听后，觉得有点道理，接着他又问道：“那怎样才能让他们懂得彼此关怀和爱护呢？”“我会让每位队员知道，他们在场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个队友。”隆巴迪说道，“让他们觉得如果我阻止不了对方的球员，那么我的队友鲍尔的腿就会被踩断，鲍尔一旦受伤，他的下一个队员杰克的脚也就有可能会受伤。因此，我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让对手突破，这样鲍尔和杰克他们才能守好自己的位置，并且不受伤。”艾柯卡恍然大悟，原来，平庸的指挥者和卓越的指挥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让每位跟随者时刻想着关照和爱护自己的同伴。

靠着这套“关怀友爱”理论，艾柯卡最终把克莱斯勒从绝境中拯救过来，奇迹般地再创辉煌，成为全美第三大汽车公司。“关怀友爱”是这个世上最有效的管理和营销之道，懂得运用“关怀友爱”的人将无往不胜。“关怀友爱”就是我们所说的“悌”的核心。

“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孔子的弟子曾参解释，老师所谓的“道”就是孝悌而已，“孝”提高一点就是“忠”，“悌”放大一点就是“恕”，有了“忠”和“恕”，别的就都好办了。孔子认为有忠又有恕，人际关系就不会恶化，就没有争斗。而在时下，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或者同事之间因为一己私利或一点个人恩怨，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上演“全武行”群殴，有的甚至发生血案。《新京报》记者梳理，自2009年以来，媒体曝光的官员打架事件就有21起。2009年4月13日，湖北省监利县环保局局长周某与副局长朱某因在谈论工作时发生争吵，双方在办公室动起拳脚；2010年6月，茂名市茂港区副局长高达明因不满局长梁日添在人事安排和单位公车使用等方面的做法，用铁锤击伤对方头部；2010年5月12日，江西乐安县教育局副局长捅伤副书记后跳楼自杀；2011年10月15日，江苏滨海县司法局副局长陈步良当街打骂科长，致使科长左股骨粉碎性骨折；2013年12月12日，湖北孝感公安局纪委书记拳打政治部主任，被网友们戏称“双双袭警”；2014年9月10日，陕西宁强县住建局局长闫亮等干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在县内一家音乐会所里打架，致检察院一干部脸部受伤被缝76针……

而在大学校园这个象牙塔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往往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或者一点口角，竟然置同学于死地。2004年，马加爵因为打牌与同学发生口角，在云大宿舍连杀4人，引发了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2009年11月14日，吉林农业大学学生郭力维用事先准备好的尖刀扎死同寝室同学赵研；2010年3月30日，因被人嫌弃样貌丑，曾经的县高考状元、四川某高校大二学生曾世杰在校园内持刀杀死1名女生、刺伤2名男生；2013年4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被同寝室的林森浩投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隆巴迪、艾柯卡等人靠“关怀友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和辉煌，而作为“关怀友爱”理论发源地的中国，同事、同学之间却发生了这么多的摩擦、打架甚至血案。怎么办？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习并践行我国传统的孝悌文化，倡导仁者爱人、相互友爱，把“关怀友爱”发扬光大，做到团结协作、宽恕为怀、立人达人。

团结协作要做到“三同”：一是一班之长要求同存异。讲团结是高素质，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真本事，真团结是高境界。我们说一龙九种，种种各别。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作为单位的一把手要讲团结、善团结、会团结，要听得进不同的声音，要协调好不同的性格，要有海纳百川的境界，要有有容乃大的胸怀，要一身正气、大公无私，要率先垂范、敢于担责，要知人善任、扬长避短，要关心同事、爱护下属。二是班子成员之间要同心共济。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要互相包容、坦诚相见，做到政治上互相信任、思想上互相交流、工作上互相支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每个人都要做到补位不越位，补台不拆台，正确对待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三是同事之间要风雨同舟。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作为今生我们认识并且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和同事，需要我们前世多少次的回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缘分意识，相互认识是一种缘分，同在一个单位是一种缘分，能在一起共事更是缘分！要把朋友和同事作为上天赐给我们的珍贵礼物，精心呵护、珍惜缘分。要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不能相互猜忌、相互排挤，更不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体意识，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友爱、相互关心、相互团结。

宽恕为怀要做到“三容”：一有容人之心。俗话说：“将军头上能跑马，宰相肚里好撑船”。宽恕他人，要顾全大局、发自内心、体现真诚，不作秀、不虚伪。战国时，蔺相如“完璧归赵”，因其功大，拜为上卿，居于廉颇之上。老将廉颇居功自恃，不服相如，耻居其下，多次羞辱相如。蔺相如为保持将相和睦，始终宽容忍让。最后廉颇被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感动，亲自上门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二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容人就是要有气度和海量。春秋战国时期，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管仲为了自己的主子能够成为国君，向公子小白射了一箭，差点将他射死。最后的结果是公子纠兵败，被迫自杀。后来成为齐桓公的公子小白是怎么对待他的“一箭之仇”的呢？当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齐桓公派鲍叔牙亲自前去迎接，并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齐桓公拜自己的敌人和仇人为相，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容人之量，齐桓公容人的气度和海量成就了一代千古名相，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三有容人之策。即使是宽容他人，也要讲究一定的策略和技巧，尽可能做到雁过无痕，也就是说要容人于无形之中，将团结友爱体现在细微之处。春秋时期，楚庄王有一次宴请群臣。有个大臣喝高了，就趁黑灯瞎火的当口调戏楚庄王的美人，美人一伸手把这个人的帽缨扯了下来。美人告诉楚庄王说：“刚才蜡烛灭后，有人调戏我，我把他的帽缨弄下来了，你赶紧命人点灯，一看就知道是谁了。”这时的楚庄王显示了他超人的容人之策，他马上命令群臣说：“大家都把帽缨扯下来，一醉方休。”大臣们都把帽缨扯掉，然后点灯接着喝酒，尽欢而散。三年以后，晋国与楚国交战，这位大臣为了报恩，冲锋陷阵，奋力杀敌，五场战斗都冲杀在最前面，最后晋国被打败。楚庄王以自己的宽宏大量造就了一位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的大臣，也使自己的国家免于战败并强盛起来。

立人达人，要做到“三观”。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己所不欲”，又该以何施人呢？一种做法是损人利己，另一种做法则是“立人达人”。损人利己者，一边为自己铺路，一边给他人拆桥，影响感情，破坏团结。“立人达人”者，在自己追求成功的同时，也时刻考虑着为别人的成功修路搭桥，以求共同进步，实现“三观”。所谓“三观”：一是多赢观。要始终牢记“己之所欲即人之所欲”的道理，积极扶持、善待同事，把对手作为自己发展的助推器，不断完善自我，以求达成增进友谊、提高能力等多赢的局面，而不要把输赢得失锁定在单一的目标上。二是亲情观。要在心理上把追求进步的同事作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只有这样，才能像帮助家人一样，带着浓厚的亲情，从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关照，尽自己所能帮助其实现理想。三是人本观。要以人为本，多作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深切体味他人的处境、感受，切实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团结友爱做到极致。

忠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忠”的解释是：忠是尽忠。尽忠国家，就是要忠于祖国和人民，这是国民的责任。“忠”也要求忠于组织和自己的工作职责。

“天下之德，莫过于忠。”忠诚老实、坚守道义，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忠”主要指忠于“国君”、忠于“皇上”。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孝经》里提出：“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这种“忠诚”的思想，培养出了许多忠臣良将，如比干、伍子胥、诸葛亮、魏征、狄仁杰、包拯等；创造了很多荡气回肠的成语，如肝脑涂地、在所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死如归、舍身取义，赴汤蹈火、马革裹尸等；也谱写了无数志士仁人流芳千古的光辉篇章，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这些忠臣良将的言行、荡气回肠的成语以及铮铮作响的爱国名言中所包含的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伟大思想，一直是鼓舞中华民族为国尽忠的精神动力。

忠诚是人生的本色。（清·黄宗羲《明儒学案》）2014年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提出的“五个坚持”，第一条就是“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对党忠诚，只有绝对，没有相对；只有100%，没有99%。绝对忠诚就是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每日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我们说讲忠诚不是喊口号，表决心，而是更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把自己摆进去，自我拷问。我们要像曾子那样一日三问：我今天忠诚了吗？古代讲的忠诚主要是指忠君，而现在则应该体现在对党的忠诚上。对党忠诚就是要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

忠诚于党。对党忠诚是党员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政治品质，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丧失了对党的忠诚，就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最起码资格。我们党早就把“对党忠诚老实”规定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入党誓词”中也明确要求党员要“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对党忠诚，就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能动摇，不被各种噪音所干扰、杂音所迷惑；对党忠诚，就是要始终坚定理论自信，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对党忠诚，就是要始终坚定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作为奋斗目标，坚决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坚决维护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对党忠诚，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都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人民是对党忠诚的本质要求，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力量来源，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法宝。忠诚于人民，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切群众利益；忠诚于人民，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于人民，就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和服务员，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最快捷、最高效的服务，切不可慵懒散慢、吃拿卡要，更不能索贿受贿。

忠诚于事业。忠诚于事业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忠诚于事业要有奉献精神。顾炎武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一句歌词说得好：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国家之安危、民族之振兴乃至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我们党的长期执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更需要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的付出和奉献。所以，从更高的站位看，我们的职责是光荣的，我们的使命是崇高的。忠诚于事业体现在哪里？就是体现在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尽心尽职地工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忠诚于事业要有事业意识。我有一句座右铭：把作业当作品、把职业当事业。因为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吃财政饭的不能去经商办企业，领导干部更是不准经商办企业，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唯有把职业当事业，把自己的职业上升到事业的高度去尽心尽力地对待，把每一项工作都当成自己的作品一样一丝不苟地完成。我经常对我的亲戚朋友说，你做数学老师就要做溧阳最好的数学老师，你做骨科医生就要做溧阳最好的骨科医生，你做村会计就要做溧阳最好的村会计，唯有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唯有确立把职业当事业的事业观，你才会去专攻业务、潜心做事、努力工作，才配拥有自己的事业。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忠诚于事业要永葆激情。当前出现的很多干部极不适应的“为官不易”其实是正本清源、回归正常，而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不为”才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古人讲“为官避事平生耻”，老百姓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要以想干事的激情、敢干事的气概、干成事的韧劲永葆干事创业的高昂斗志，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要奋发有为、淡泊名利，要既干事又干净，能干事也要不出事。唯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自己的一生才不会虚度，生命才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忠诚要忠于原则。《论语》中涉及“忠”的一共16篇，仔细品味孔子提出的忠，主要是两层意思：一指对朋友或一般人际交往之间的诚信和尽责，一指在政府机关任职时忠于职守。他其实是反感忠君、反对愚忠的，即使是他提出的“以忠事君”，也不是忠君的意思，而是指以忠于职守的行为和态度来侍奉国君，其实乃是指“忠于原则”。至于后人提出的忠君思想甚至愚忠的思想，乃是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威严，由拍马奉承者、“好事者”给出的曲解、误读和愚弄。所以，我们现在要坚持的忠诚，不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愚忠，也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情感，更不是忠于小圈子、关系网的山头主义，而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这里我要重点说说严重走样的另类“忠诚”：“山头文化”和“圈子文化”。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清单”披露了当前存在的“五大突出腐败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信奉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了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毋庸讳言，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不仅涣散了组织，而且易滋生腐败，往往会造成窝案、串案、案中案、连环案，引发塌方式、系统性、抱团扎堆的集团化腐败。

对败坏党风政风的“小圈子”，我们党历来坚决反对、从不姑息。延安整风时期，党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文革”期间，毛泽东就严厉批评帮派之风。邓小平曾讲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山头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封建化的表现。今天，我们反对“小圈子”，重在反对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确保党的思想纯洁、作风纯洁；重在反对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确保党的队伍纯洁、组织纯洁；重在反对以公权为“小利益团体”牟私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实施重点打击，确保党的肌体健康。

信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信”的解释是：信是信用。信用朋友，对朋友言而有信，不可失信用。将来到社会服务时，“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说出的话，一定要有忠有信，不欺骗他人；所做的事，必须要有恭恭敬敬的态度，认真去做，绝对不敷衍了事。

“信”，五常德之一。在《论语·颜渊》中，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个的话，三个当中要去掉哪个？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的话，要去哪个？孔子答“去食。”并给出了他的理由：“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信”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讲“信”一般指忠信和诚信。

为官讲忠信。“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忠信”是真正的、纯粹的德行。作为官德的“忠信”之“信”，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君上讲“信”，就是“忠”，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一是对民讲“信”，就是要取信于民，对民讲信用，不欺骗民众。孔子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只要讲诚信，即使在文化落后的地方，政令也能行得通，相反，如果不讲诚信，即使在文化发达的地区，政令也难以实行。“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一个官员只有讲信用，才能取得成就，完成任务。可见，“信”，是居官之本，也是政事之本。在中国的德治政治中，历来不允许欺骗民众，因为欺骗民众，结果会失去民心，失去民众的信任，就会危及政权的稳定。明代汪天赐说：“信者，国家之宝，不可一日无者也。是以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立矣。”要使上下信任，主要矛盾应在执政者方面。“信也者，民信之”，“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执政者必须在民众中树立一言九鼎的形象，百姓民众一旦体会到了执政者的信义，他们也就自然以信义对待执政者了。

为人讲诚信。诚是信的根基，诚的内涵比信广，信是诚的外貌，诚则生信，无诚则无信。一部《论语》，有38处讲到“信”，其中有24处含守信、真诚的意思。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古代哲学家程颐说过：“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此乃人际关系中的一般规律。管仲说过，最大的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友谊。一个人可以挡住不容易挡住的诱惑，却难挡感人肺腑的真诚。武则天说过：“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真正的道德行为出于真诚。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古今中外都非常注重诚信。因为涉嫌论文剽窃，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于2011年3月1日宣布辞去部长职务，虽然他之前已为此道歉，并放弃博士学位，还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声援，可民众并不领情，压力之下他只有辞职。2012年4月2日，匈牙利总统米特·帕尔宣布辞职，让这位总统下台的原因同样是博士论文抄袭。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绯闻曝光后，共和党在国会提出了弹劾议案，克林顿最后接受司法部门调查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的私生活，而是事件之初他对美国人民说了谎，不诚信。近年来，我国也加大了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老赖”信息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从2014年7月1日起，被列入这一名单库的人，不仅不能获得正常贷款、出境，而且在购买飞机、列车软卧等票时，各售票系统将无法出票。2014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截至2014年12月，因抽查核实发现报告中真实性和完整性存在问题的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数十名拟提拔厅局级和县处级考察对象被取消提拔资格。

千百年来，为什么诸葛亮得到那么多人的佩服、仰慕、怀念，“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重要因素，是诸葛亮的忠信和诚信。诸葛亮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辅佐刘备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20多年里，其思想和行为始终坚守一个“信”字。故而刘备在临终时当着诸葛亮的面说：“我的儿子没有治国才能，您可以取而代之。”后主刘禅虽然平庸懦弱，无所建树，也依然能够听凭诸葛亮处理军国大政而深信不疑。

如何做一个有“信”之人呢？要做到“三立”：一要以德立信。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培养良好的政治品质和思想道德，走端行正、诚实可靠，言而让人生“信”。二要以实立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哗众取宠，不尔虞我诈，不逞一时之快而落不实之柄，以免日久“失”人心。三要以践立信。要信守承诺，也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面对托付，要量力而诺，切忌不自量力、大包大揽。一诺既出，就要想方设法全力践诺，切忌事前拍胸脯保证、事后拍脑袋后悔。若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履行承诺，要实事求是地向对方解释说明，取得谅解，切忌遮遮掩掩，失去诚信。

我们党员干部一定要把诚信作为必不可少的人生素质和工作素养，作为最基础的价值观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道德根基、人格底蕴、立世之本。党员干部真诚守信，平等待人，就会使群众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我们应当从自身做起，把哲人的教诲当做生命的航标，把圣贤的衷言当做人生的座右铭。

诚信立身，必须以实干落实承诺。老百姓最讲实际，往往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来评价领导干部是不是真的诚实为民、信守诺言。要使群众满意，在群众中树立诚信的形象，最根本的就是实干，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可以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十次夸夸其谈的会议不如一次实际问题的解决。实干是掷地有声的品质，只有实干才能取信于民。

诚信立身，领导干部需要以身作则。“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如果领导干部在从政过程中诚信守信，以身作则，不论大事、小事，对人、对己，不论对上级、对下属、对工作、对事业，都心怀诚意，实事求是，就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就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反之，为政不诚，言而无信或轻诺寡信，虽可哗众取宠于一时，但最终必将失去民心。各级干部以民为本，诚实守信，为群众作出榜样，广大群众就会效仿。久而久之，就能营造真诚和信任的社会氛围，建立起互相信赖的人际关系。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前要切实推进和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一是要把诚信教育作为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的突破口，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到“信乃德之基”，把诚信意识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摒弃弄虚作假、不守信用、背信弃义、急功近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诚信行为，逐步树立起“人无信不立”的道德观念，为防止信用缺失筑起一道心理屏障。二是要建立起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档案，使党员干部的诚信行为有据可查，并成为实实在在的考核内容。三是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让“失信成本”远远高于“守信成本”，让失信者领受失信苦果，吸取教训，从而牢固坚守诚信从业的道德底线。

礼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礼”的解释是：礼是礼节。见到人要有礼貌，我们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也包括礼貌）。学生见到师长要敬礼，见到父母要敬礼，见到客人要敬礼。不但表面上要敬礼，心里更要恭敬，这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体现。

《论语》中“礼”字出现了76次。“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意思是说：礼法礼制，可以治理国家，使社稷安定，使人民有序，对子孙后代有利。《礼记》曰：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人而无礼无异于禽兽。所以，“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放到现在，“礼”也可以引申为制度、法律、纪律，也可以理解为规矩。在这里我重点和大家说说学礼和守礼。

学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作为道德行为规范的“礼”，有正身和自律的功能，不懂得礼就不能立身处世，不能立身处世，怎么能居官执政呢？《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所以“礼”是为官者必须要学习和重视的。从贪官的检查、忏悔甚至自白来看，不学“礼”，是他们违法犯罪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我又不懂法”。堂堂的一个政法委书记竟然不懂法，委实可笑。当然你如果不学法，就不懂法，更不会去守法。

“从十八大以来查处严重违纪违法‘活’的案例看，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当回事，毫无戒惧之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谆谆告诫，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决不能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守礼。“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制定纪律，更要遵守纪律、执行纪律。毛泽东同志说过：增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下面我以两个同一时期的案件来阐述遵守纪律的重要性。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黄克功，一位身经百战并且经过长征的青年红军将领，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当时的情况是，红军经过千难万险，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官兵，才到达陕北，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发生这一恶性事件后，有不少人替他说情，要求不判他死刑，但最后毛泽东坚决同意法庭判他死刑立即执行！而就在一年前的1936年大年三十，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妻子吴海兰不忠，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当时张灵甫在国军里不过是个多如牛毛的小团长，两者相较而言，黄克功在共产党军队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张灵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重要性，但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义愤，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允许他“戴罪立功”。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总结失败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彻的检讨：共产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意思是说：做人没有礼节就不能生活，做事没有礼节就不能成功，治国没有礼节国家就不能安宁。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4次提到了“规矩”一词。他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的忠诚度的重要检验。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所以，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藐视规矩、践踏规矩，必然要受到惩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严惩腐败、正风肃纪，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心。

从八项规定到六条禁令，从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到严禁公车、办公用房超标，从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度的笼子越编越紧，法治的篱笆越扎越密，为的就是给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立规矩、定规则，使其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曲礼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小，都应强化规矩意识，从内心真诚敬畏和坚守规矩，做带头遵守执行规矩的表率。

义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义”的解释是：义是义气。是说人们应该有正义感，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无论谁有困难，要尽力去帮助，解决问题。对朋友要有道义，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绝无企图之心。（当然这不是指那种狭隘的“哥们义气”，那不是义，只是愚昧而已。）

“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墨子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一个“义”字，士的根本当然也就在于“义”，义甚至重于士的生命。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君子认为义是最可贵的，君子只有勇没有义，就会捣乱造反；小人只有勇没有义，就会做土匪强盗。孔子说的“义”包含了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十种美德。他强调做事要遵循大道，不做违背道德的事，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己不为乱，不损人；二是制止别人为乱为害。现在讲的“义”多指正义，是有利于人民、民族、国家的大义。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坚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舍生取义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代仁人志士当做评估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一直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壮士豪杰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真理和梦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如群星般在历史的天穹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一身侠胆的荆轲，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血洒秦宫，慷慨就义；写下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状元郎文天祥，用自己的生命为舍生取义作了最好的注解；直至近代，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说到义，就一定要说到义利观。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人生观、利益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从政道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义”是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利”是维持和增进人们生活的物质利益。义利观不仅贯穿于人们的整个行为过程，而且也贯穿于官员从政的整个行为过程，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因此，义利观和由其支配的从政行为选择，就成为古往今来从政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对利的追求要以“义”为准绳加以节制。墨家把义视为“天下之良宝”，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天志上》）儒家、墨家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为政的道德境界来看待，提倡“见利思义”，做人为政见到“利”时要考虑合不合“义”。孔子反对不顾仁义道德而拼命追求个人利禄富贵的行径。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认为做人为政都应当临大节而不可夺，见利诱而志不移。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反观现在的一些贪官，心中不但没有法律纪律，就连普通的道义也荡然无存，什么钱都敢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雁过拔毛、火中取栗，见利忘义、中饱私囊，明着索贿、暗着受贿，为了一己私利大搞权钱交易。这些贪官以自己的贪婪行为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中国传统道德还强调“义为利本”、“义以生利”。义能“利民”（《墨子耕·柱》），义能“丰民”（《国语·晋语二》），义能“聚民”。孔子赞扬“博施于民而济于众”的圣人，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他们所说的义，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大义，这个大义所产生的利，是社会整体的大利。所以，中国传统的为政道德一直倡导重义轻利，“重”代表整体利益的“义”，“轻”代表个人利益的“利”。

“君子临政思义”。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在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好干部也做出了榜样：“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不计名利、忘我奉献”的孔繁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杨善洲，“做事先做人，做万事民为先”的郑培民，“一心只为百姓好，不图芳名千古流”的牛玉儒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诠释了“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廉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廉”的解释是：廉是廉洁。廉洁的人，无论见到什么，不起贪求之心，没有想占便宜的心，而只有大公无私的精神。

廉洁，即清廉、清白，与“贪污”相对。《楚辞·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洁兮。”《辞海》引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中国传统伦理有诸多德目——礼、仁、忠、义、孝、悌、廉、信、节、贞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把“廉”奉为国家“四维”之一。

我国古代清官名垂青史，流芳千古，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人们常以数字绰号、称号、雅号赠送给他们，以朴素的形式表达对这些好官、清官的敬慕和感恩之情。

一钱太守：后汉刘宠在会稽任太守期间，操守清正，政绩卓著。他离任时，会稽老百姓为感谢他，特推选几位长者带了一百钱去送他。他执意不收，在大家的苦苦哀求下，他只选了一钱留做纪念。自此，刘宠“一钱太守”的美名便传开了。

二不尚书：明朝范景公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在自己府门上写了六个大字：“不受贿，不受馈。”携带礼品者看到这六个字便不好意思入府求见了。自此，他被人称为“二不公明”和“二不尚书”。

三汤道台：清汤斌曾任岭北道道台，三年为政，两袖清风，每日三餐以豆腐清汤为肴，百姓因此给了他一个“三汤道台”的美名。

四知先生：后汉杨震任东莱太守时，一日出差路过昌邑县。到了晚上县令王密携十金求见杨震，悄悄说道：“天黑，无人知晓。”杨震答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被说得惭愧至极，急急携金而归。此事传开后，大家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五代清郎：袁聿修一生经历了五个朝代，即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他为官50多年，始终以清贫为本，连一升米的薄礼也未收过，于是人们称他为“五代清郎”。

八一巡抚：张伯行居官清正廉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奉旨调任江苏巡抚。赴任后，张伯行立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檄文中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段名言，就是“八一巡抚”美誉的来历。康熙称其为“天下清官第一”。

对清官的纪念也有很多，比如包拯的“廉泉”、陆绩的“廉石”、米芾的“廉池”等。

知政失者在草野。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给清官雅号的同时，对贪官也毫不留情地给以令人发笑或令人不齿的“绰号”，以示痛恨。

“四尽太守”。南朝梁时，鱼泓做过南谯、竟陵、新兴、永宁等地太守。他经常对人说：“我当一郡太守，要搞它个四尽：水中鱼蟹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百姓尽。”百姓恶其贪，称其为“四尽太守”。

“十钱主簿”。北魏时期，元庆智做太尉主簿，事情无论大小，总要先有贿赂，然后才处理，连十来个钱都收，被称为“十钱主簿”。

“金牛御史”。唐朝时，有个侍御史名叫严升期，他特别爱吃牛肉，巡察时所到州县烹宰的牛极多。他同时又是一个贪官，问题不论大小，只要交纳金银，就一概不予追究。所以，他所到之处，金银价格暴涨。时人讥讽其为“金牛御史”。

“李草鞋”。南宋宁宗时，李汝翼任九江元帅，贪欲十足，连营中最穷的士兵也不放过，规定他们每天交一双草鞋。士兵们私下称其为“李草鞋”。

“老庆记公司”。清末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卖官鬻爵的典型，他所卖的官位不可胜数，人们称其“老庆记公司”。

现在的很多贪官也有绰号。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称为“季挖挖”，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称为“李拆城”，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人送绰号“拆迁大佐”，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秀”的则是“江湖义气”，坊间人送绰号“武爷”，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五毒书记”，坊间传他“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

廉洁就要不贪。左丘明《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文：不贪为宝。廉的对立面是贪。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早已清醒地看到，贪污腐败会导致亡国，也会累及身家性命。班固《汉书》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唐《贞观政要·贪鄙》说得很直接：“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纵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一不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皇帝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官吏廉洁自律、奉法尽职。而纵观一个政权的丧失或者一个朝代的灭亡，官员腐败是主要原因，当腐败流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官员的血液，就像癌细胞扩散，到最后世风日下、贪贿成风，政权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无法挽救，兴亡周期律由此而来。纵观历史上的大贪官诸如梁冀、杨国忠、严嵩、刘瑾、和珅等，无一不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有的甚至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不贪就要从俭。明代史学家宋濂认为：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俭的对立面是奢，从俭就要戒奢，因为奢侈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尚俭戒奢的名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且夫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国语·周语》）“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体过》）“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几乱亡亦无所不至。”（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我们现在一起来分析一下腐败的一般路径：不俭导致奢侈，奢侈导致自己的钱财不够，钱财不够然后就动歪念以权谋私，以权谋私尝到甜头以后就有了贪欲，贪欲的闸门打开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自取灭亡。正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所写：“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变化，地位的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人生境界没有同步提升，相反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滋生膨胀。”季建业悔叹：“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私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党员干部只有克制贪欲，克服享乐主义，抵制奢糜的生活方式，才能不给人以可乘之机，才能做到清正廉洁。

从俭就要淡泊。“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作为党员干部，要做到淡泊就必须远离名利搅扰，摒弃世俗杂念，不被所谓的奢华环境左右；就要甘守清贫，甘守寂寞，不被声色犬马所打扰，行得端坐得正；就要不断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自觉性，自觉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时时、事事、处处绷紧抵御贪欲诱惑这根弦；就要用道德规范、党纪国法约束自己的言行，用落马贪官的警示案例教育警醒自己，像远离毒品那样远离私念，像拒绝毒品那样拒绝私欲。唯有这样，廉洁才有条件，自律才有基础。

“廉者，政之本”，“廉者，民之表”，“政者，廉以律己”。廉洁从政、克己奉公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是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因此，党员干部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切实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耻

百度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耻”的解释是：耻是羞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耻”也是自尊自重。孔子曰：“知耻近乎勇”，知道错误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不也是勇的表现吗？

“耻”，在古代写作“恥”，《说文》中说：“恥，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说：“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对“耻”字的解读就可以知道，人们对于“耻”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看重。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我理解的儒家强调的“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无耻非人。儒家将羞耻意识作为脱离动物界、人之为人的标志。孟子认为，是否知耻，有无羞恶之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所以他讲，“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不知道羞耻的那种羞耻，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将缺乏羞耻感视为非人，认为“无耻”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他说：“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陆九渊集》）朱熹也强调耻感的有无，乃士人成圣成贤或堕落为无良之人的根本分野。他指出：“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上》）清代学者石成金也说“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果“心无羞耻，天良已绝，日习日邪，愈趋愈下，与禽兽相去几希。”（《传家宝·人事通》）他将无耻辱感，视同天理良心和人性的缺失。

二、耻为尤要。儒家认为“耻”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孔子提出“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即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管子将耻与礼、义、廉一起，视作“国之四维”，认为它们是国家盛衰安危的根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顾炎武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提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他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日知录·廉耻》）朱熹说：“耻便是羞耻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类》）康有为也强调：“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孟子徽》）

三、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纵观我国古代史，几乎每个时代都要求士这个阶层具有更强烈的荣辱意识，将讲究廉耻作为衡量君子贤人的重要原则。欧阳修强调“廉耻，士君子之大节。”（《廉耻说》）汉代桓宽称“贤者不容辱”（《盐铁论·备胡》）清朝王豫说“士不可一日忘却耻字。”（《蕉窗日记》）龚自珍特别强调士人荣辱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若缺乏正确的荣辱观则会导致辱没家国的后果。他说“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顾炎武说：“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日知录》）他认为由知识分子和官吏组成的士大夫阶层的荣辱观决非仅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世风、民风甚至社稷国家，“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廉耻》）这些观点很有道理，由于士人阶层的身份地位，他们能“知耻”，为社会作出表率，甚至以自己的知识教化学生、影响世人，对促进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极其重要。

毋庸讳言，在当下，不知耻者大有人在，“知耻”却“行耻”者也不鲜见。例如，普通民众随地吐痰、随意插队、乱闯红灯，在公共场合随意接听手机、大声喧哗等现象，企业商家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现象，学术界论文抄袭、著作剽窃现象，演艺界的潜规则、吸毒现象，官员贪污受贿、包养情人等，“耻行”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其实，自人类学会用树叶来遮盖耻部开始，耻感就已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古代文化经典也一再把“知耻”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后底线，“礼义廉耻”四字格言更是把“耻”字作为归结。因此，要减少甚至彻底杜绝以上种种“耻行”，必须推行耻感文化，推广耻感教育，培养国民的耻感。

“人须知耻，方能过而能改。”我国历代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耻感教育，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春秋《管子·牧民》）宋代学者范浚将辨荣辱、知羞耻作为为学“入道”的前提，“夫耻，入道之端也。”（《香溪文集·耻说》）周敦颐认为，人生的不幸是不“闻过”，而最大的不幸则是“无耻”，并将知耻作为能否进行教育的前提条件，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周敦颐集》）龚自珍强调“以教之耻为先”（《龚定庵全集类编》）他认为只有有了羞耻之心，才会自觉接受思想道德教化。康有为认为应将知耻情感的培养作为施行教育的根本，提出“耻者，治教之大端。”（《孟子徽》）

“不朽之名誉独存于德”。只有懂得羞耻的人，才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人格，缺少道德的支持，人格是保持不住的。而要使一个恬不知耻的人为自己的失信行为感到耻辱是极困难的，他们既没有真正的耻辱感，也没有真正的荣誉感，即便看似有，也不过是掩盖他们虚伪的本质罢了。要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就要从培养“耻感”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人处世要有羞耻之心，进而建立一种注重内省、反求诸己的思维模式，以此自觉正己、修身。同时形成一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让丧失廉耻之人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受到制度的惩处，促其廉洁从政。唯有这样，陋习颓风才会日益减少，正气新风才会蒸蒸日上，唯有这样，知荣明耻才有基础，以德治国才有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劝告更是警告，那些浑浑噩噩、心存侥幸乃至现在都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干部必须警醒起来，痛改前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反省悔悟，知耻后勇，改过迁善，方为自新之基。 3gR9E8164WZcYkb7oF7ZeKbVmxmRR4G+xZSHGeRhjVj3Pm0DxwU2c3LV/7lyII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