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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现场，围观者众，却没有一个人拨打119；车祸现场，人来人往，谁也没有伸出援手。是人们变得太冷漠了吗？半个世纪之前，纽约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心理学家受到这起谋杀案的启发，通过实验，解开了围观者冷漠反应背后的心理密码。
吉娣·格罗维斯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某酒吧担任经理。1964年3月13日的凌晨，天气有些寒冷和潮湿。下班后的格罗维斯像往常一样开车回家。她居住在奥斯汀大街的克纽公园，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居民小区，不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而且交通也很便利，她通常把自己的红色汽车停在长岛火车站停车场，然后步行走向不远处的公寓。
对于格罗维斯而言，凌晨回家已经是常事，因为酒吧的工作总是需要忙碌到深夜。格罗维斯走在林荫小道上的时候，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注意到有一个黑影正在迅速地向她靠近。格罗维斯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她发现在自己奔跑的同时，背后的那个黑影也开始跑，她甚至看清楚了那是一名男子，因此她更加恐惧。
格罗维斯突然想到在奥斯汀大街和莱弗茨大道的街角处有个警察岗亭，她想调转方向去警察岗亭求救。但是太迟了，当格罗维斯刚刚跑到停车场尽头的路灯下的时候，那名手握凶器的男子突然抓住了格罗维斯，并且向她的背后猛刺了几刀，最后格罗维斯惨叫着倒在地上。这个袭击者的名字叫做温斯顿·莫斯雷。
格罗维斯的惨叫声引起了公寓楼居民的注意，公寓楼的灯陆续亮了。居住在一楼的艾琳·弗罗斯特听到了格罗维斯的叫喊声，二楼的法国姑娘安德烈也听到了格罗维斯的求救声，她还透过窗户向外看去，似乎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人行道上，而旁边的一名男子正俯下身子殴打那名女子。居住在七楼的罗伯特·摩泽尔打开窗户对着下面的街道大喊道：“哎，快点放开那个姑娘。”施暴者莫斯雷听到这声叫喊后匆忙离开了。六楼的居住者克什金夫妇眼看着莫斯雷跑到路边停着的一辆白色汽车旁边，并且迅速上车，将车沿着街区一直往后倒，最终汽车消失在茫茫黑夜里。这时候，克什金想拨打报警电话，但是他的妻子却对他说：“有许多居民都看到了，警察局肯定已经接到了不下三十个报警电话。”克什金也觉得妻子说的很有道理，就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出人意料的是，五分钟后，莫斯雷又出现了，他好像在四处寻找着什么，没错，他在寻找受伤的格罗维斯。在莫斯雷消失的五分钟内，格罗维斯挣扎着站起来，并且试图朝着公寓楼走去。但是由于受伤严重且失血过多，格罗维斯晕倒在门厅前的地板上。
而莫斯雷则循着血迹找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格罗维斯。随后，莫斯雷对格罗维斯实施了强奸，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49美元，最后又给了格罗维斯几刀，离开了。整个作案过程长达35分钟。
大约在凌晨3点50分的时候，警察局接到了二楼卡尔·罗斯的报警电话，并且在3分钟后赶到了案发现场。警察看到格罗维斯躺在一楼的门厅处，衣物散落了一地，早已经停止了呼吸，经过检查发现格罗维斯身中17刀。
在案发后的第六天，莫斯雷就被抓获了，他在杀害格罗维斯之后还参与了一起入室抢劫案。莫斯雷对于谋杀格罗维斯的事实供认不讳，甚至还主动坦白了之前所犯下的两起谋杀案。虽然莫斯雷背负了好几条人命，不过他只是被判终身监禁，关押在纽约北部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里。
这是一起十分普通的谋杀案，在1964年这一年内，美国一共发生了9000多起谋杀案，仅仅纽约就有成百上千起谋杀案。莫斯雷犯下的这起杀人案跟其他案件比较起来，的确算不上什么大案子，但是在社会上和心理学界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起事件的转折点在一顿午餐中发生了，当时《纽约时报》的编辑罗森塔尔与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墨菲共进午餐。吃饭的时候，墨菲无意间闲聊起了发生在克纽公园的案件。墨菲对罗森塔尔说：“这个案子很奇怪，当时一共有38名目击者，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吉娣·格罗维斯被害，却没有一个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报警及时的话，吉娣·格罗维斯也不至于死。”墨菲的话立刻引起了罗森塔尔的注意，身为媒体人，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新闻题材。
之后，罗森塔尔就派记者马丁·甘斯伯格前往克纽公园进行深入的调查与采访。3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38名命案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文章。一时间，这起普通的谋杀案成为了大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愤慨。
这篇文章中写道，一位住户说：“我们以为那是一对情侣在吵架。”一位女性目击者说她当时十分害怕。还有一位中年女性劝她的丈夫不要卷进与己无关的是非中去。有的目击者甚至尝试从窗户往外看，但是由于室内的灯光太亮，根本看不清楚街道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位冷漠的目击者这样告诉记者：“当时我实在太累了。”总而言之，所有的目击者都有自己不报警的理由。但是，这种行为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一名无辜女性被杀害致死，但是38个目击者却在35分钟内没有任何作为。
这篇文章还写到了警察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一名警察十分遗憾地表示，如果在格罗维斯第一次被袭击的时候就有人报警，那么她可能不会死，因为最初的几处刀伤并不致命，如果能够及时获得救治，可能会挽回生命。
随着媒体对该案中各种细节的揭露，格罗维斯案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所有美国人都在探讨这个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么多文明人为什么会在一个弱女子危在旦夕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呢？难道目击者都冷漠无情吗？
关于格罗维斯案件，一位精神病学专家提出了一种可能，电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我们都低估了电视画面对大脑的影响力，电视画面会使我们的大脑产生错觉，那些目击者平常一定沉迷于戏剧和电视剧，在看到窗外所发生的事情时，甚至都无法确定外面发生的就是真实的事情。”
有些人则把目击者的冷漠无情归结于大都市的繁忙生活，比如在纽约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居民并不情愿向一个陌生人提供帮助。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说：“在克纽公园所发生的谋杀案可能会变成人们攻击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点。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城市被描述成麻木不仁、残酷冷漠的地方，在人情世故上，城市远远没有小村镇温馨。”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纽约市民所接受。
美国许多学者也开始大规模地反思城市生活对人的道德观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城市会让人与人之间那种曾经亲密无间的状态不复存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也会渐渐变得疏离。有的教授甚至说：“冷漠完全是一种‘地方病’，是城市才拥有的。”
就连《纽约时报》的编辑罗森塔尔也撰文附和这种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是大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为了避免被周围上百万人侵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尽可能地忽略他们。这样一来，一个人对自己的邻居和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将漠不关心，这其实是长期生活在纽约这个大城市中形成的条件反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格罗维斯案件让几乎所有学者都变得悲观起来，这些人均认为格罗维斯谋杀案其实就是一种符号，标志着现代城市生活的瓦解。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会因为恐惧或自私，而不愿意向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人道主义的光辉将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完全湮灭，就像这38名目击者一样，所有人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与此同时，格罗维斯案件还激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开始试图寻找阻止人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心理因素。在心理学领域，有人专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即“亲社会行为”，这是一种与格罗维斯案件相反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主要包括利他、合作、抵御诱惑以及帮助他人等行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看到某人需要紧急帮助的时候，促使这个人挺身而出并给某人提供帮助的行为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比勃·拉塔内对格罗维斯案件十分感兴趣，并且决定从旁观者未介入的行为着手研究，试图揭示影响格罗维斯案件中38名目击者的心理因素。达利和拉塔内经过对格罗维斯案件中旁观者（也就是目击者）的反应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目击者之所以没有向格罗维斯伸出援助之手，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感情的冷漠，也不是因为他们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时不知所措，而是因为目击者太多。当某个突发事件的目击者太多时，反而会降低目击者提供帮助的意愿，这是一种“责任分散”的现象。也就是说，当面对突发事件时，旁观者越多，人们的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即认为：“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我就不必这样做了。”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达利和拉塔内决定采用实验的方式。
达利和拉塔内决定模拟一种与真实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实验场景，进而观察被试作为旁观者的干预行为。
为了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达利和拉塔内决定向被试隐瞒这次实验的真实目的。他们从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中挑选出72名被试，并随机平均分成三个实验小组。达利和拉塔内告诉被试：“我们对一些与大学生相关的话题十分感兴趣。想要通过这次实验了解当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大学生所面临的个人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实验中，你们可以坦诚地和其他大学生讨论关于自己的问题。当然为了避免面对面的尴尬和不愉快，你们每个人需要单独呆在相互隔离的房间内，你们之间的交流工具就是内部通讯联络系统。此外，这种通讯装置是经过改装的，每次只能允许一名学生讲话，且每位同学都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
在实验开始后，达利和拉塔内会分别对不同小组的被试交代不同的事情。他们对第一个小组的被试说：“你们只能通过电话与另外一个人交谈。”对第二小组的被试说：“你们可以通过电话与另外两个人一起交谈。”对第三小组的被试说：“你们可以通过电话与另外五个人一起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人，而电话中的其他声音都是录音。
然后，达利和拉塔内设计了一个十分逼真的癫痫病发作的场景，然后观察被试对这个突发事件的反应。当被试开始用内部通讯电话交流的时候，会先听到一名男性在说话。这名男性会告诉被试：“我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学习和适应纽约生活氛围这两方面。其实我还有一个十分尴尬的困难，有时候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引发严重的癫痫病。”这名男子说完后，其他人开始说自己的情况。
当然，不同小组会有不同的情况。例如第一小组在听完这名男性说话后，就立刻开始讲话，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讲电话。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的被试在听完这名男性讲话后，会在讲话之前听到一个或多个学生的讲话。
就在讲话的过程中，突发事件出现了，那名男性的癫痫病发作了。所有的被试都会听到这样一段话：“我想我需要……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儿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我的癫痫病就要发作了……我需要一些帮助……哦……我……要死了……”然后，这名男性就没有声音了。接下来，达利和拉塔内开始等待所有被试的反应，并且记录下被试在听到这名男子的求助后到提供帮助之间所花费的时间。此外，达利和拉塔内还限制了时间，每个被试必须在四分钟内做出反应，四分钟后实验将结束。
实验结果发现，在四分钟内，第一组的被试几乎百分之百地向实验者报告了该突发事件；而在第二组的被试中只有85%；在第三组的被试中只有60%。在反应时间上，三个小组也不同。其中第一小组的反应时间最快，在平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就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三小组的反应时间最慢，平均反应时间超过了三分钟。这个结果说明，当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旁观者挺身而出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旁观者越多，人们越难伸出援助之手。此外，时间拖延也会随着旁观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实验结果足以解释为什么38名目击者在面对格罗维斯的遭遇时，选择无动于衷。
在格罗维斯案件和上述实验中，旁观者都处于一种“隔岸观火”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并未发生面对面的交流。如果旁观者能够看到彼此并且可以相互交流的话，那么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旁观者效应呢？达利和拉塔内认为这种情况也非常有可能发生。他们决定再设计一个实验证明。
这次实验的被试依然是大学生，并且是被达利和拉塔内“骗”来的，他们告诉被试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城市大学的一些生活问题。
当被试来到实验地点后，一些被试被单独安排在某个房间内；一些被试则三人一组被安排在某个房间内；一些被试则与两个实验助手（被试并不知情）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内。然后实验者在发给他们每个人一份调查问卷后就离开了。
几分钟后，房间内开始出现烟雾。这些烟雾是从某个通风口进入房间的，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混合物，主要用于实验但不会给被试带来伤害。
起初，烟雾很稀薄，但在几分钟后，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厚，甚至影响到了房间内的可视度。那个有实验助手的实验组中，实验助手起误导的作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论烟雾如何浓厚，他们都会表现得若无其事。
在烟雾出现的两分钟后，被单独安排的被试中有55%的被试向达利和拉塔内报告了房间里有烟雾的情况；而其他两个小组则只有12%的被试主动报告有烟雾的情况；当烟雾出现四分钟后，被单独安排的被试中有75%的人向达利和拉塔内报告烟雾越来越浓厚的情况；出人意料的是，其他两个小组的被试居然没有人再报告。
在此后的十二年内，达利与拉塔内前后一共进行了十几次不同的实验，都得到了相似的实验结果。这些实验都验证了“责任分散效应”（也叫旁观者效应或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的存在，即认为在一种紧急的情形下，因为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
对于之前学者对格罗维斯案件所做出的道德谴责与城市环境影响的分析，达利与拉塔内通过实验所给出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更让人们信服，因为他人在场的确会抑制救助行为的发生。
达利和拉塔内认为，在一个群体中，帮助人的责任会被分散，当旁观者越多的时候，个人感受到的救助责任就会越少。在格罗维斯案件中，格罗维斯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就是因为一共有38名目击者听到了格罗维斯的求救声，而且每个目击者都觉得应该由其他人报警，因此自己便没有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如果仅仅有一个人听到了格罗维斯的求救声，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及时采取营救的行动，例如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这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行凶者莫斯雷后来对警察的陈述也说明了旁观者效应：“虽然当时有人打开窗户呵斥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我觉得那个人肯定会关上窗户，然后继续睡觉。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责任分散效应只是为了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为那些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开脱。责任分散实验除了帮助人们解释令人困惑的行为之外，还可以用来帮助人们改变这种行为。所以当人们知道责任分散效应的存在后，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即使有许多旁观者在场，也应该及时、积极地做出干预行为，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尤其在遇到危急的突发事件时，目击者应该告诫自己，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忽略掉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
此外，责任分散效应还可以应用到团队的管理中。当领导者将一项任务交给某个团队的时候，一定要安排好相关负责人，例如这儿出问题了找谁。如果责任无法具体到某个人身上，那么就会出现责任分散的现象，从而导致执行力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