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余新忠

14年前那场肆虐中国、震动世界的“非典”流行，让国人顿然意识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机制并没有使瘟疫的威胁远离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记忆。这一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注疾病和医学的历史，反省现代卫生保健政策。数年后，当今中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韩启德教授在重版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的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医学本来就是为了救治生命的科学与技艺，何以还会漠视人文，需要回归人文呢？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确确实实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史学史家伊格尔斯评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的一段话：“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大厦，正如列维指出的，仍保留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大量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研究路数——可是竟然没有人入住。” 由此看来，人文的缺乏并非只是医学的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连自身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也迷失在对“人”也即生命缺乏关注的窠臼之中。

对于这样一种倾向，2016年5月，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man）在中山大学发表的题为《对社会的热情：我们如何思考社会苦痛》的讲演中，提出了自己的省思，他说：

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自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肇始。在创立之初，社会科学关注重点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改良社会，因此将人类苦痛看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并通过研究试图找到解决人类苦痛的办法，并以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医学则是关心个体问题，尽管当代医学研究已经认识到许多个体问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变迁，社会科学逐渐演变成一个客观科学，并从学科自身的需要来对社会展开研究。社会科学家们强调，对社会的客观化不仅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也能改善社会。然而，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帮助人们，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们，这一宗旨却逐步被遗忘。

自19世纪以来日渐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往往聚焦于事关社会发展和大势的宏大主题，而甚少关注个人乃至社会的苦痛。在努力追求成为“科学”的一分子的过程中，研究者基本的目标往往是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探寻人类生活的轨迹以及呈现一般性（也就是均质化）的社会及其生活，而无意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具象个人日常经验与体验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语境中，生命即便没有完全消失，那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道具而已。

缺乏生命关怀的历史，必然无以安放具象的人的苦难经验、体验及其应对。虽然人类苦难的来源纷繁复杂，但若立足于个人，由疾痛而引发的诸多苦痛无疑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再忘却其宗旨本来就应是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有意无意将社会发展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不再忽视个人和社会的苦痛；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再一味追求宏大叙事，不再一味执着于社会科学化，也不再无视个人角色和具象生命，那么，关注生命，构建关注具象生命的苦痛，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的“生命史学”体系，自当为目下中国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虽然生命史学涵盖的内容可能相当丰富，但直接勾连于个人生命的疾痛、聚焦于生命健康的疾病医疗史无疑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若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引下展开医疗史的探索，又将对我们当下的历史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在历史研究中关注和思考疾痛和生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在整体的学术研究中彰显史学的价值呢？

一　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的兴起

若放眼国际学界，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以呈现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为出发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已出现，至1990年代，在个别地区，比如台湾，还展现了颇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而言，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史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大陆的情形，这一研究日渐受到关注和兴起，仍可谓是新世纪以来之事。这一新的研究兴起，无疑应置于世界医疗史不断发展的脉络中来观察和思考，同时，亦应将其放在国际中国史研究演进的背景中来认识与理解。也就是说，它的出现和兴起，必然是国际以及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环。关于这一研究学术史，笔者以及其他学者已有不少的论述，毋庸赘言。于此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医疗史这样一个传统上属于科技史范畴的研究的日渐兴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地推动这一个研究的兴起？

在当今中国的史学界，医疗史自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应是不争的事实，只要随便翻翻这十年中的各种专业期刊以及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报刊，就很容易感受到。但对这一形势，看在不同人的眼里，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感受。对很多自己并不从事该研究的学者来说，往往都会有种直观的感觉，这一研究当下颇为热门，不过内心的感受却未必一致，在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研究，甚或是未来社会史发展的新增长点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会将其视为未必有多少意义的时髦。而对从事该研究的人来说，虽然大多会认同这一研究意义和潜力，却有往往会在现实中遭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困惑。这些差异，除了一些个人的因素以外，主要应是研究者对医疗史的了解和认同度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期望值的不同所致。对该研究缺乏认同甚或不屑一顾的现象，放在任何地方，都必定多有存在，不过相较于欧美以及台湾等学界，中国大陆史学界整体上对医疗史的了解和认同程度较低，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当其冲也最直接的当是大陆医疗史研究的兴起时间较晚，整体研究还相当薄弱，而若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原因，则应与中国历史学受传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较深，尚未比较深入地经受欧美学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洗礼，以及包括医学人类学、医学史在内的医学人学研究的整体学术积淀还颇为薄弱有关。不过，不管怎样，这一研究能在新世纪的史学研究中，呈现异军突起之势，必然自有其缘由，而且就笔者的感受，该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是乐观可期的。

医疗史能在新世纪的中国兴起，大概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因素，是内动外促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外而言，我想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谈。首先就地域而言，是中国社会与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与国际学术思潮汇合而共同推动所致。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界就一直在反省和引进中追求创新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史学界“还历史以血肉”诉求的出现，社会史研究开始在大陆全面兴起，并日渐成为是史学界的显学，而医疗史或医疗社会史的出现，可谓是这一潮流的自然延伸。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民众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亦不可避免地会不时遭遇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自然也会促发其中的一部分人去关注这一课题。故而这一研究的出现，首先是史学界内省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学术界的刺激和促动，而且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这本在国内史学界造成重要影响著作的作者杨念群早期有关医学传教士和西医东传研究，明显与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美国游学的经历有关，而其关于疾病隐喻的论述也直接源于苏珊·桑塔格的影响。较早从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树基也特别提到其研究与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书的关系。而笔者的最初兴趣，虽然源于在从事灾荒救济史研究时，发现了不少有关嘉道之际瘟疫的资料，但最后颇具理论自觉展开这一研究，则无疑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和台湾的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和指引。或许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前三十年教条主义史学研究广泛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期望更新理念和拓展史学研究范围来推动中国史学的向前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疾病医疗的探究意义，而此时海外相对成熟的相关学术理论和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则不仅为那些早期的介入者提供了学术的启发和指引，还更进一步提振了他们继续探究的信心，并让他们比较容易地找到了为自己研究辩护的理由。不仅如此，海外一些从事医疗史的重量级学者，比如台湾中研院院士梁其姿等人，与大陆史学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利用其崇高的学术地位，通过呼吁倡导和奖掖后进学人等方式，直接参与大陆的医疗史研究的倡导和推动。

其次，就学术层面来说，则为学术界的内在冲动与社会的外在需求的结合。前面谈到，海内外史学思潮的共同作用，激发了中国史学界对于探究疾病医疗史的意愿。虽然中国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出现较晚，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但史学界整体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甚至鼓励，曹树基1997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在翌年即荣获中国史学会颁发的“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笔者于2000年完成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后，也颇出意外地获得了广泛好评，并于两年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四年后，再有李玉偿（尚）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再次获得这一奖项。与此同时，继曹树基的论文后，疾病医疗史的论文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史学界的顶级刊物中。这些表明，医疗史研究虽然可能尚未成为大陆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主流史学界对这一研究总体上是欢迎和认同的。如果没有学界一些重要人物的认可和接受，这些成绩的取得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学界之外，这样一种研究在2003年萨斯爆发以前，似乎可以说几无影响，近数十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传染病在现实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小，社会对其历史的兴趣自然更付阙如。而医学界内部的医学史研究虽然一直在持续，但不愠不火，从业者较少，影响也比较少溢出学界。不过萨斯的爆发，可以说极大地促动了社会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刚刚出版，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顿时引起各大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还在当年年底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3年社科十大年度推荐图书”（2003年12月24日）。此后，随着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疫病的不时骚扰，社会上对疫病史基本能保持比较持续的关注。不仅如此，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萨斯事件也引发了医学界对医学人文的关注，医学史是医学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的社会影响力毋庸置疑，而医学人文则是相对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内容。不仅如此，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而当今中国社会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又相当严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医疗保障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加之本来就比较受社会关注的中西医论争问题依然热度不减，这些都使得社会很容易对从历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探究产生兴趣，从而形成这方面的知识需求。对此，笔者颇多切身体会，近年来，不时会有媒体或社会组织来采访、约稿以及邀请讲演，有些编辑还会采摘笔者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写成新闻稿来宣传疾病医疗史。这两方面的动力和需求相结合，无疑有助于促进学人特别是青年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之中。

最后，就条件和根源而言，则是医疗史本身的价值适切地得到一些拥有较高学养的研究者的发掘利用。毫无疑问，医疗史之所以能够兴起，最根本应是这一研究本身具有其价值和意义，疾病医疗不仅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而且也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通过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研究，去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身体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以及对生命的感知和认识的历程，不仅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更深入地把握和思考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和医疗本身。不过，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若未能在合适的时间得到合适的研究者的关注和投入，可能也不利于这一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相反，其意义若能得到一些重要学者的认同和倡导，则往往会直接推动其迅猛发展。台湾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为亮眼，显然与梁其姿、熊秉真等一大批重要学者的积极倡导和投入是密不可分的。而大陆的情况，虽然没有台湾那么明显，但显然也与上个世纪末以来，有一批颇具实力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研究中直接相关。对此，常建华在前些年对国内该研究的总结，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

二　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

关注生命，秉持生命关怀意识，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活动来说，原本都是十分自然的题中之义。然而，当我们将对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和重视凌驾于对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的关注之上时，当我们将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化约为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在高大上着眼整体的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生命的状况、体验和情感往往就没有了安放之地，对生命的关怀也就成了追求小资或个性的奢侈品。

20世纪出现的这一研究取向，虽然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人类理性的进步，但无疑也导致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后果，历史学家精心构筑的精致的历史学大厦竟然没有人居住。正因如此，上次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界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等学术思潮的带引下，出现了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等一系列新兴的史学流派或分支，这些研究虽然有各自不尽一致的特点和诉求，但整体上都可以视为是对以往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反动，都希望将具象而非均质化的人重新拉回到历史中来，都倾向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去理解历史上的人与事。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的语境与逻辑，那么对生命的关注就变得自然而不可避免，个体的生命离不开生老病死，缺乏疾病与医疗的历史，不仅会让历史的内容变得残缺不全，也必然会妨碍我们更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中的生命状态和行为，乃至历史的进程。李建民借用William E. Connolly的说法，指出：“医学要比已经知道的更多，尤其是更多地揭露了历史中关于‘人’的故事。” 显然，如果让我们的史学立足日常生活，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以及由此透视出的时代意识和“地方感”，那么我们便没有选择地会更多地关注到疾病、医疗和卫生等议题。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著作时，也很容易发现它们对这类主题的叙述。而在众多西方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中，则不乏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内容。

有鉴于此，笔者一直主张，医疗史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新史学”的一份子，应该尽可能地以新理念、新方法来探讨新问题，应参照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更多关注并汇通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社会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等新兴前沿研究，以使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更多更好地彰显“新史学”的气象。并藉由将具象的生命引入历史，构筑以人为本，立足生命，聚焦健康，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放入历史学大厦的“生命史学”体系。要达致这样的目标，路径和方法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都需要我们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展开。一旦如此，便不难看到，尽管任何个人的生活与命运不可能逃脱于时代和社会的大势之外，不可避免会受到时代思潮和文化、国家的政经大事等因素的影响，但个体生命，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应只是可以体现时代文化及其变迁或佐证社会发展趋向或规律的道具，生命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其价值与意义也自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苦难的应对与拯救等等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对于社会的宏观大势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却是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故而，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置身日常生活的语境，不仅让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向，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的历程与体验，还可以更具人性地去理解和书写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生命，在对生命的关注中探究人类的疾病、医疗和健康，并进而在对疾病、医疗和健康的探究中呈现生命的历史与意义。

对于上述的认知和理念，很多人也许并不反对，但也很可能会觉得“说说容易落实难”，这样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要想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研究者比较系统全面地更新学术理念和方法，而且也要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较强学术洞察力，要做到做好，诚然不易。但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和目标，只要真正体认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努力进取，也完全是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已出现一些比较成功的范例。比如，Joan Jacobs Brumberg通过对发生在女孩身上近代厌食症的探析，呈现了近代英法中产阶级家庭中女孩的生命状态，并进而探析了诸多社会文化权力在女孩身体上交织和博弈，认为文化和青春期女孩身上的压力在疾病的发生上起主导作用，而生理的和生物学的力量则掌控了疾病的经历过程。Laurel Thatcher Ulrich以美国缅因州哈洛韦尔的产婆玛莎·巴拉德（不是医生）的日记为主要分析文本，通过充分引用日记的篇章让读者感觉到了日记“详尽而反复的日常性”，并努力在日常中彰显了18、19世纪美国社区中的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医疗行为、医患关系以及性别角色与特征等等直接关乎生命的信息。Barbara Duden利用现在留存下来的1721—1740年一位德国医生约翰尼斯·斯托奇记载的1816份女性病人的陈述，细腻地探究了当时德国普通妇女对自身身体的经验、体验与认知。吉多·鲁格埃罗，从微观史入手，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老妇人Margarita Marcellini的离奇死亡为分析案例，细腻而情景化地呈现了17世纪初意大利疾病、宗教、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对疾病与身体的解读。在中国医疗史界，虽然还缺乏此类比较成熟的专著，但也不乏颇为成功的论文问世，比如，张哲嘉利用晚清名医力钧的医案《崇陵病案》，细致梳理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力钧为光绪皇帝治病的经历，并着力探讨其中所展现的医患关系。该文很好地实践了从例外中发现正常的理念，尽管力钧为龙体把脉是个特殊的个案，但是透过这样的“例外”，我们仍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韩依薇的《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利用广东商业画家林华于1836—1855年间为医学传教士伯驾的肿瘤患者所作的医学绘画，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绘画制作的背景、技术和内容，来探讨19世纪早期有关病态和中国人身份的信息是如何在文字和视觉文化上被传播和变化的。笔者在有关清中叶扬州医生李炳的研究中，也通过对有限资料的细致解读，努力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网络中来理解李炳的医疗行为和心态，呈现了一位普通医生的生命状态和历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只要能够更新理念和方法，努力挖掘资料，在生命史学理念的指引下，以疾病与医疗等主题为切入点，比较深入细腻地呈现历史上生命的存在状态、体验和表达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与国际史学界相比，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成绩还甚为薄弱，但国际同仁的成功范例以及目前业已出现的良好开端，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医疗史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取得重要进展充满期待。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笔者的考量，以下两方面的努力应是可行的路径。一是通过广泛搜集、细致解读日记、年谱、笔记、医话和医案等私人性的记录，尽可能系统而细腻地呈现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人的医疗行为和模式、疾病体验、身体感、性别观和健康观等情况。二是将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来的相关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破解史料背后关乎生命的文化意涵，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生命状态、体验及其时代特色。

我们借《新史学》一角，编纂医疗史的专辑，并名之曰“医疗史的新探索”，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藉此向学界展示海内外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更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现这一新兴研究的新追求、新取向，阐发其意义和价值，来推动该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这里所收入的6篇专题论文和2篇学术述评，虽然在内容和方法上未必完全如我们上面所述，可归于比较典型“生命史学”的范畴。但相较于大多比较传统的研究，称其为中国医疗史的新探索，应是名至实归。这些研究基本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且颇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和性别史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还大多与我们倡导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的诉求相关。周启荣的《医治公众：清代士商社会的公共文化与慈善医疗服务》最终的落脚点虽然是期望通过明清慈善医疗的探讨，展现清代社会的士商社会特性，但其文章中诸多具体论述，实为我们更好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医疗场域、行为和方式提供了可能。边和的《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是一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中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医疗行为中医学和药业关系的力作，不仅颇为清晰地梳理出来医药关系从医者医药合一到医药分业的演变历程，而且还能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语境，对这一演变的原因和意义做出颇为深入的阐释。董琳的《“药气蒸为瘴”：大黄隐喻与清代士人的边地观》通过大黄这味常见药物的隐喻的文化史解读，赋予药物以生命的意涵。而张瑞的《疾病的文化意义：晚清日记中的病痛叙事》则更是利用日记等私人化记录，探究了生命应对病痛苦难的体验及其所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皮国立的《从镇静到补养的救赎：民国时期新医药对纵欲致病的医疗史》则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和颇为细腻的笔触，书写了民国时期人们在面对诸多所谓纵欲行为的身体经验。沈宇斌和范瑞的《近代中国的疾病、身体与成药消费文化：以五洲大药房“人造自来血”为中心的考察》则以“人造自来血”为例，重点考察了近代药物的消费文化是如何型塑和影响人们的疾病感受和身体体验的。陈昊和杨璐玮的两篇学术述评，则直接面对国际医史学研究中身体、性别、药物交流和知识生产等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和全球史研究前沿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评述几本较新重要著作，探究了同样是前沿研究的中国研究和西方研究在立意和旨趣的异同。

三　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两年前，笔者曾在回顾和展望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文章中谈到：“近年来，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所带来的红利正日渐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探明可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研究的未来之路必然会更加困难重重。而要让这一研究不断发展，最重要的不外乎研究者能够持续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以真正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学术的发展，并不断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实力坦然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质疑。” 一项研究要想取得持续的发展，无疑有赖不断有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奉献于学林，而高质量的成果需要的不仅是研究者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扎实而深入的钻研，而且也往往离不开新鲜而有意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刺激和指引。对于当下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在作为新兴研究在名词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新鲜感日渐消退之时，适时地提出恰当的新的理念、方法和发展方向，凝练出新的概念，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如前所述，“生命史学”作为新的理念、方法和学术概念，对于当下的医疗史研究来说，不仅具有适切性、可行性，而且对于在总体上推进史学理念的更新，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终将大有助益。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若能较好地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践行“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贡献出有品质的学术成果，还将有助于更好地彰显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更有人性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振历史论著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和语境出发，将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具象的人拉回到历史中，去关注和呈现时人的疾痛体验、苦难经历、健康观念和生命状态等，必将会让我们的历史书写更具情趣和人性，也必将有更多的可能触动学界乃至社会之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和认知阀门，引发他们更多的兴趣、共鸣和思考。

其次，有助于从历史的维度促进对疾病和医疗的意涵和当今医学发展趋向的理解。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提升了现代医疗水平，然而在征服了人类众多疾病的同时，也遭遇了科技发展瓶颈以及诸多难以以科技解决的相关医疗社会问题，这些又推动了现代医学人文的兴起，众多的医学人文学者，尤其是医疗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者纷纷开始重新思考疾病与医疗的本质，现代医疗模式与医患关系的困境，疾病对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生意义的影响等等问题，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这些研究显然大大推动了人们对当今医疗技术、模式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反省，对于人类的健康和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些研究，若缺乏历史的维度，缺乏历史学的介入，显然就不利于更全面系统而深入认识疾病与医疗，也不利于目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对诸多深具文化意涵的疾病和医疗技艺的深入探究，比如上火、肾亏、麻风、肺痨以及温补、辨证论治和道地药材等等，不仅可以藉此从全新的角度来展示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且也可能和社会人类学一道来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实际上，社会人类学家对此应该是相当关注和欢迎的，梁其姿有关中国麻风病史的英文论著问世后，很快就引发了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许小丽（Elisabeth Hsu）等著名医学人类学家的关注，并发表书评，就是很好的证明。

最后，有助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加强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似乎一直在蚕食人文的领地，科技的日渐强势，业已成为现代世界一种常态。科技固然给人类带来无尽的嘉惠，但其宰制和利用的本性，不仅将自然化为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同时也使占有并操纵科技的少数人把多数人当作利用与控制的对象。故而，一个社会必须思考如何消化科技的危害，以便蒙其力而不受其害。为此，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通过有意识保护和支持人文学术发扬科学文化来平衡科技的强势和人文的被挤压。不过在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虽然国家也有一定相应的举措，但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推崇和对人文的轻忽，则明显比发达国家严重。在这样大的情势下，不仅整个社会的人文与生命关怀相对薄弱，而且即使是历史学这样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在不断追求科学化同时，日渐淡化了其原本的人文属性，让我们的研究和教科书中，甚少有关乎生命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内容。故而，如果我们能够引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去关注不同时空中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入情入理地去梳理和思考健康文化和生命状态的变迁，一旦这样的成果有了足够的累积，必然会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中去，而藉由教科书的传播和渗透，引导和熏陶人们更多地拥有生命关怀意识，推动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