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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训诂方法论》是一部在我的老师陆宗达（颖民）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阐释训诂学总体方法及其原理的专书，198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责编是当时已很资深的温颖先生。训诂学举例时常有繁体字和异体字，当时的排版系统缺字严重，全书是由颖民师在辅仁大学的学生梁天俊先生抄写后制版的。我收藏有温颖先生提出本书再版的信件，最终没有再版，我记得好像是抄写版因社会科学出版社搬家一时没有找到。1994年逢颖民师逝世五周年，我师妹张凤瑞在山西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她将颖民师与我合写的三部书《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
编在一起出版，书名采用《训诂与训诂学》。这些年，《训诂方法论》就是借着这部合编的《训诂与训诂学》和网上的流传继续与读者见面。这次由中华书局恢复原样将三部书分开再版，与初版时已距34年，读者已不熟悉上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颖民师在那个训诂学再次登上学坛时，引导我们深入反思、认真策动训诂学走向当代的苦心，《训诂方法论》所承载的那份期望训诂学从应用转型到理论的初衷，也已很少有人知道。因此，我觉得有责任跟今日的读者有所交流，对这部书成书的背景和过程，写作时的想法，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训诂学的复甦时期——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的教学计划中恢复了训诂学选修课程。为了培养师资，徐复先生在南京、颖民师在北京，分别主持了第一、二届训诂学高级研讨班。之后，在北师大召开了“训诂学教学与教材编写研讨会”，一批训诂学教材陆续再版和出版，其中包括颖民师的《训诂简论》。颖民师担任了第一届训诂学会的会长，还招收了一届文字训诂学研究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颖民师和他的同门友朋一起，在杨克平先生的资助下，筹划了多次纪念太炎先生和季刚先生的学术研讨会。老师多年呼唤训诂学的复生，面对这样的学术环境非常兴奋。就在这一时期，我因青海省文化厅的推荐、借调到文化部清理“文革”前积压的电影剧本而到了北京，之后又由于准备在青海师院开设训诂学课得到了一次做颖民师访问学者的机会。为此，我有幸能在老师左右协助老师带研究生并在老师指导下协助他撰写著作和文章。
颖民师是一位中国传统语言学忠实的传人，并且一生遵循章黄之学的精神，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同时，还十分关心现实，关心教育。在学坛复甦的环境下，他一心想到的是训诂学复生后，在当代如何培养人，如何将这门学问传播下去。形音义互求，是他特别强调的训诂学总的方法。那些年，我的师兄弟们都准备开训诂学课，来看望先生并求教，颖民师的话题总是落到这个问题上。一来二去，“训诂方法论”的论题渐渐形成，由四篇文章组成的书稿结构，也就呼之欲出了。
就时间先后说，《训诂方法论》最早写的一篇文章是《“因声求义”论》。颖民师应该是早已打算撰写这篇文章的，每次我去前青厂，总看见写好题目的稿纸一直放在书桌上。我按老师意见整理完《训诂简论》书稿后，老师把这个题目交给了我，完稿后，老师着人送到北师大学报编辑部。大约过了四个月，文章仍未刊登，多次催促未有结果。正值师弟谢栋元来京，他征得老师同意，将文章带回沈阳，及时刊登在《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上。因声求义是乾嘉和章黄“小学”最重视的训诂方法，“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是不刊的事实，说明其原理、阐发其运用都不困难。但是既然说到声音，必须要涉及上古音韵的研究成果；可是，即使很简要地把上古音说清楚，本身就能写一本书；在谈训诂方法时，上古韵部与上古声纽反映到什么程度，分寸很难把握。颖民师嘱咐我：“只要读者知道上古音是怎么回事，而且说明韵部和声纽，用哪一家都没有关系。”他又提出：“可以举例，就用叔迟（俞敏先生）的说法吧，他的研究最新。”我理解，老师是想用一个出于章黄又最新的成果作例子，而俞敏先生刚从梵汉对音的研究中作出的结论与季刚先生的说法契合。不过，在《训诂方法论》交稿后，先生又觉得，还是应当先反映黄季刚先生的二十八部和十九纽；由于梁先生的抄写已经结束，无法加上了。
1981年年底，我把大家经常在颖民师那里谈到的一些共识，归纳写成《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一文，1982年《训诂方法论》集稿时，将它放到第一篇作为总论。1982年政协会上，罗竹风先生为一本论文集向颖民师约稿，老师也把这篇文章交给了他，但直到1986年，文章才在吴文祺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发表，反而在《训诂方法论》出版之后了。
《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一文，是奉命为颖民师主编的《训诂研究》第一辑写的稿件，这篇文章的第一节，阐述了探讨意义自身规律对训诂的重要性。没有意义自身规律的保证，只从形、音这些外在的形式出发，训诂会产生较多的随意性。有了探求意义自身规律的方法，才能构成全面的训诂方法。上世纪80年代，语义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兴盛，而且，语义的内在性、经验性和人文性，决定了它在理论阐述上的困难；但是，从规律上探求和解释意义，又是颖明师最擅长的强项；所以，写这篇文章我的压力很大，生怕不能把老师的思想传达清楚。这时，冯胜利师弟的论文提出“同律互证”的说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多训诂实践证明，意义问题不是用形式逻辑的推论能够完全解决的，有时要用语言事实归纳和比照。颖明师也曾针对胜利的论文说过：“‘互证’二字用得好，就是‘以义证义’，但‘同律’要改一改，既已知其‘律’，就不需要探求了。”斟酌再三，改成了“比较互证”。但这样概括是否妥当，我心里还是没数的。1982年4月《训诂研究》出版，正逢“训诂学教学与教材编写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训诂学前辈师长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都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好的评价，我才略微解除了一些紧张的情绪。
《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得到肯定，也进一步促进了颖民师出版《训诂方法论》的信心。会还没有散，老师就对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形义关系的文章，训诂方法就全面了。”《〈说文解字〉与“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是在这次会后，专门为《训诂方法论》结构的完善而写的，是唯一的一篇除了《训诂方法论》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的文章。讲“以形索义”，必须首先提出《说文》。这是章黄“小学”的最大特色，颖民师充分继承了太炎、季刚先生的《说文》学，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内容也非常丰富，如何用一篇文章从训诂方法的角度概括出通过字形探求词义的方法，是我在撰文时一直冥思苦想的问题。颖民师说：“以形索义道理看似简单，可最容易出错，要从理论和方法上把问题说透。”以形索义的依据是汉字的表意特性，形义本是统一的，这是根本的大原则。由于汉语和汉字是两个密切相关而本质不同的系统，形音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必然形成形义脱节的现象。如何处理汉字在发展中形义脱节的情况，是运用以形索义方法的关键。所以，以形索义的难度在于“索”，不可犯望形生义的毛病。找到基本原理和问题的关键，才有了这篇文章的主题。
书后所附的《训诂学名词简释》，是在书稿集成后，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用来解释本书中使用的名词术语含义的，这次再版，基本保持原貌，没有改动。
《训诂方法论》出版后的这30多年，也有很多文章补充训诂方法，这些方法很多是作者在实践中的体会，不少是有价值的。需要说明的是，一门学科理论意义上的方法是有层次的。《训诂方法论》总结的三种方法，是传统训诂学形音义互求的总体方法的理性分解，是训诂学性质和特点决定的顶层方法。本书第一篇在引用了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的一段话以后说：“这段话说明了‘小学’是在形、音、义的关系中寻找答案，又说明了形、音、义既有横的联系，又有纵的发展，还说明了词义是制字的出发点，又是考字的落脚点。它与黄季刚先生所说的训诂内容系统恰有互见之妙，是训诂方法的一个全面的概说。”这段话说明，借助字形、借助声音、借助意义自身的关系来探求和证实意义，已经构成训诂学的总体方法，那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都是被它的总方法覆盖了的，与这三种方法不在同一层次上。
这些年，我自己也不断重读这部已经出版了近34年的书，回想颖民师在当时的耳提面命，重温章黄的一些成说，更加钦佩先师们的远见卓识；但我在当时执笔时对先师的教导领会还不十分透彻，有些说法自然也不十分到位。《训诂方法论》这次再版，本来有不少地方可以修改。鉴于学术是在不断发展之中，书稿又是颖民师亲自审阅过的，本书需要保留当时的历史面貌，所以，只对两个地方做了改动，这两个地方都是颖民师生前已经发现，嘱咐过修改而未及修改的：
其一是关于文字、音韵、训诂三分的时间问题。1986年12月，我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前去开设介绍训诂学的讲座。这次讲座使我能够见到海峡彼岸的文字训诂学同行。他们都已经读过《训诂方法论》，对我说及读这本书的感想时，同时提出：书中第一篇第一节谈到《隋书·经籍志》把“小学”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是否说得早了一些？回京后，我重新核查了文献，并向颖民师汇报这个意见。老师根据我的核查，指示我再版时这一段要说得详细一点，以免引起误解。利用这一次再版的机会，我根据当时的笔记改写了这一段。
其二是《“因声求义”论》第四节“‘因声求义’要运用古声韵的研究成果”中，关于举例说明上古韵部和声纽的问题，根据1983年颖民师的想法，这次我加上了黄季刚先生的古韵28部韵表，以显示传统古韵学集大成的最终成果。在训诂学实践中运用古韵学的成果，宜粗不宜细，一般情况下可用自己熟悉的一家，在有疑难问题时，再去细究各种差别。
除了这两个先师有过指示的地方，其他地方就保持34年前的原貌了。
《训诂方法论》和另一本书《古汉语词义答问》是同时策划的，当时的想法是用《古汉语词义答问》为《训诂方法论》提供更多的例证。我常常忆起老师在这两本书上花费的心血。颖民师对这两本书的写作非常投入，有时会用绿格的稿纸写一些便笺给我，要我作为例子分别放在两本书上，并嘱咐我：“如果用，都要查证，还要写得好懂。”如何把训诂方法说得通俗易懂，老师非常在意，曾对我说：“书不在厚，在言己之能言而人之未言；话不在多，要明其理得其法，自己真懂了，才能让别人懂。学问做到家，反而平易，千万不要故弄虚玄。”做到这一点，是我终身的追求。
30多年前的事，回忆于斯，使读者了解撰写这本书的初衷。
2017年10月2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