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与雅典的民主制

位于希腊大陆东南角的阿提卡半岛，是与斯巴达争辉的雅典城的所在地。阿提卡海岸沿线拥有数个良港，因此，与大部分生活在内陆的斯巴达人相比，雅典人对于航海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更感兴趣。由于地理环境的眷顾，阿提卡地区没有受到多利亚人南下的侵袭，所以雅典人一直有一种原住民的骄傲，并且以己为荣，声称是他们向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传授了文明的生活方式。

雅典最初也实行君主制，自从最后一位国王科德洛斯在一次战争中为了击退敌人而牺牲后，雅典的氏族贵族利用这一局势开始了贵族统治。他们巧妙地把对国王的爱戴与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协调起来，扬言没有人够资格做像科德洛斯这样一位英雄国王的继承人，从而取消了王权。公元前1068年，他们立科德洛斯的长子墨冬为政府首脑，称号为执政官。这个称号起初与过去的国王称号一样，兼有国王的权力，为终身世袭制。但是渐渐地，执政官的称号渗入了越来越多的共和精神。执政官不再是终身制，任期被限制为10年，并有义务向世袭贵族述职。自公元前683年起，执政官从1个增加到了9个，分别掌管宗教、军事、司法、立法等事务，任期也从10年缩短为1年。这样一来，权力就被分散了。很多世袭贵族都担任过这一最高职位。因此，雅典的统治权转移到了贵族寡头手上。

但是，雅典的变化并非到此为止，这只不过是雅典今后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生活继续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度过了黑暗时代的艰难岁月，雅典面临着与斯巴达类似的问题，促使它必须做出变革。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这一百年间，阿提卡的人口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增长，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自耕农成了人口数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人。这些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开始寻求在城邦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认为要想获得公正对待，就必须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这种情况与既有的贵族寡头政治产生了矛盾，人们越来越强烈和迫切地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需要编写法律反对贵族执政官的专横。但是，公元前620年当选的执政官德拉古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加剧了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德拉古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一个微小的过失，甚至是偷窃水果都要判处死刑。许多人为了还债而出卖土地，甚至沦为债务奴隶。

德拉古立法25年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内战一触即发。无可奈何之下，雅典人于公元前594年特别授权梭伦修改法律，以化解社会危机。公元前638年，梭伦出生于雅典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期，梭伦为避免破产，出去游历经商。他的足迹遍及希腊各城邦，也曾到过小亚细亚等地，熟悉各地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公元前6世纪初，麦加拉占领了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岛是雅典的门户，毗邻雅典西海岸。此时，雅典人因久战无功，而心灰意冷，甚至立法不许世人提起这个话题。梭伦巧妙地创作了一篇名为《萨拉米斯》的哀歌，唤起了雅典人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热忱。于是雅典任命梭伦为指挥官，夺回了萨拉米斯岛。从此，梭伦名声大振。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第一任执政，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雅典投票时用的陶片

梭伦试图在富人保护自身财富的需求与贫民希望从大地主手中重新分得土地的要求之间，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著名的“解负令”，就是让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的农民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却又无需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他还禁止将负债的雅典人贩卖为奴，释放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那些雅典人。

为平衡富人与贫民之间的政治权利，梭伦按财产而不是出身将男性公民划分成四个等级：“五百麦斗级”（其农产品收入相当于500麦斗者，1麦斗相当于大约34公斤）、“骑士级”（其收入达300麦斗）、“牛轭级”（其收入为200麦斗）、“劳工级”（其收入不足200麦斗）。男性公民的等级越高越有资格担当较高级别的官职，第四等级虽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精英阶层无法垄断，从传统的四个雅典部落中，每个部落选出100人，组成四百人会议，其成员经由抽签产生，任何等级的男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机构负责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向公民大会提交议案。

此外，每年从前两个等级中选举九位执政官。其中一位担任首席执政官，拥有一定的权力。一人一生中只能担任一次执政官，但职责履行完之后，他就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终生会员。战神山是雅典卫城西方的小山，由战神阿瑞斯得名，山上有著名的帕特农神庙，议事会在这里集会。这是一个专事处理重要法律诉讼的上层机构。作为对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平衡，梭伦另外组建了由各个阶层公民控制的陪审法庭，以便公正地审理诉讼。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梭伦有意使法律措词模糊，这样陪审法庭就可以完全控制法律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梭伦最民主的改革。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不过此后，雅典的民主制经历了僭主时期的反复，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才由克里斯提尼推翻僭主政治，恢复了民主制。接着，又经过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执政时期的再次改革，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形态，才最终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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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政治

多利亚人南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许多希腊城邦的贵族阶层开始崛起，往往几个特权家族垄断权力，形成寡头政治，从而引起了社会中下层的普遍不满。

在公元前650年到前550年之间，许多城邦爆发了内乱，导致一些人可以依靠武力上台，成为统治者。希腊人把这些以实力而非世袭得到权力的统治者称作“僭主”，以区别于传统的国王。起初这个词是不含贬义的称谓，一个僭主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但是，由于是依靠武力来获取权力，“僭主”一词后来便带有了贬义色彩。

公元前560年，雅典政治领袖庇西特拉图趁局势动荡，率领自己的支持者，武装占领了卫城，建立了僭主政治。由于支持者主要是山区小农，因此庇西特拉图在位期间，采取支持农民、限制贵族权利的政策，并保留了梭伦时期制定的法典，使雅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亚里士多德甚至称赞：“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不过，他的儿子希庇亚斯继位后，却骄奢淫逸，专横跋扈，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公元前510年，贵族克里斯提尼领导雅典民众彻底推翻了僭主。这以后，克里斯提尼担任了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包括：清扫氏族制的残余，取消四个氏族部落；以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创立十将军委员会和陶片放逐法等，铲除了僭主制的土壤。 V7TwibnMxccSKp0Jlx1iSX+pBaeUQnTrBSrHTfVzo/5fwZS/SwFTPr7Ta7/GcX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