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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元、成、哀、平日趋衰落，自汉武帝以来如日中天的今文经学也随着西汉的衰落而日趋衰落。
今文经学之所以日趋衰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迷信，二是烦琐。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以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糅合的今文经学、独尊儒术，盛言天人感应的儒生很多是齐人，齐地是邹衍阴阳五行说泛滥之地，也是方士宣传神奇怪力的发源处，《齐诗》和《春秋公羊传》都来自齐人，在西汉也时有发挥，又由于《齐诗》《春秋公羊传》中多“微言”，易于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随意阐释，从而杂有不少“怪异”之论。如翼奉传《齐诗》，用阴阳灾异比附解释，对《齐诗》五际说是“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以阴阳变化为政治变化的征兆。
然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虽曾得售于一时，但不能得售于永久，因为它毕竟是迷信的假托，而没有科学的依据。从而，当阴阳五行说带来困惑时，今文经学家又宣扬起谶纬。
“谶纬”，经常联称在一起，事实上它并不是一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有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议，非其实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是正确的；以谶为“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以纬为“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也有见地。
当社会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人民对自然缺乏预测以至征服能力之时，迷信落后是必然现象。“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随之而起。因此，“谶”早于“纬”，来源应很久远，而每逢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发生之际，“预决吉凶”的“谶”也随之而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上自有贡献，但他横征暴敛，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些六国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有反击发生，还蒙上宗教神学的外衣。《史记·项羽本纪》：“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是“谶”。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论衡·实知》篇：“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云：‘亡秦者胡也。’”由上可知，《录图书》即河洛谶纬一类之书。
《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夜过华阴，有“今年祖龙死”谶语。
从上述《史记》所载，这些谶语都是对秦统治的不满，对当时的反秦斗争也起过影响。刘邦反秦时，也曾有斩蛇的传说，《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而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四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
这就是所谓“高祖斩蛇”的故事，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对刘邦加以神化。
但是，刘邦只是“亭长”，出身也较低下，于是又鼓吹“”刘为尧后的传说，说什么：
尧之长子监明早死，不得立，监明之子封于刘。朱又不肖而弗获嗣。
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
在《诗纬》和《春秋纬》中也有记载：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
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执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王。
把刘邦说成唐尧之后。刘季的姓名又见于图谶，那么，刘邦之为天子，也是天意所归了。
由上可知，“谶”早于“纬”，“谶”“纬”并非一类。“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经过传播、演变，并借用“经义”，写成文字，演而为“纬”。“谶”“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经的地位也就日深。经是“圣经”，只能解释，不能更改，而“纬”却可任意发挥，并加编造。
本来，汉武帝以前，已有谶语，但还只是片言只语，尚未成书。所以申公说：“受黄帝言，无书。”
武帝以后，随着儒家的“独尊”，谶纬也就随之泛滥。他们不但对汉的称帝加以刻划，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话。
《纬书》把孔子说是“黑帝”之子，是殷朝的子孙。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龙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以孔子之父叔梁纥、母颜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而生孔子。这样，孔子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黑龙”所生的神，他不但出生与一般人不同，容貌也与一般人不同：
孔子长六尺，大九围，坐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甚至说：孔子是海口、牛唇、舌七重、虎掌、龟背、辅喉、骈齿
。这种形状，与众不同，为人类所无。纬书如此刻划，无非是说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孔子所修订的经书，也就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如《诗》为“天地之心”，《书》为“上天垂文象”，《礼》则“日月为明，上下和洽”，《易》则“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至于《春秋》，经过孔子笔削，更是含有“微言大义”了。
“经”是经过“法定”的，只可解释，不可增损，是不能修改的，而“纬”却可自行编造，任意发挥。尽管“纬书”中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天文、历史和地理知识，又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话传说，但大部分充满神学迷信，因为它是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之书，而且它是随着儒家经学的“独尊”而愈益发展，谶纬流行，迷信充斥的。
董仲舒开始把《周易》的阴阳学和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混合，把经学灾异附会到《春秋》上，比附社会关系，鼓吹“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宣扬“三纲”，视为“天意”。夏侯始昌又以阴阳五行灾异解释《尚书》，翼奉以阴阳灾异比附《齐诗》，发挥“五际”；戴德、戴圣传《礼》，源自后苍，而后苍又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曾宣扬一时。然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西汉政府的日益腐败，给阴阳灾异说带来困惑，从而今文经学家转而宣扬谶纬迷信了。
如上所述，经是不可增损的，纬却可任意造作；经是经过“法定”的“天书”，纬就把儒经神秘化。如说：《易》为“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尚书》，“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书者如也，如天行也”
。《诗》则“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礼》则“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
。《春秋》为孔子笔削，更不同一般书籍，“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把经书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经学信用谶纬，经学失去了学术和理论上的价值，堕入灾异考符的宗教神学。
今文经学日趋衰落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烦琐。
西汉经学传授，重“师法”。某一经的大师，被立为博士后，他的经说便叫“师法”。《汉书·胡母生传》：“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即指嬴公能传其师景公时博士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师之所传，不能出入，只能尊从师说，不能怀疑，只能就师法化解，不能别出新意，只能就师说疏解，不能自行发挥，这样不但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并且愈释愈细，愈演愈碎，愈来愈烦琐。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恭，据记载：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
颜师古注曰：
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
桓谭《新论》也说：
秦近〔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四个字的经书，解释了三万字，全书“增师法至百万言”，分文析字，烦琐不堪。
经学的烦琐，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尽管他带有政治目的而写这篇“移让”，但上述数语，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班固也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确成为“学者之患”
。他们把经书说成永恒不变，绝对正确，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从，不能独立发挥，势必束缚思想，锢蔽学术。
迷信、烦琐，是今文经学衰落的主要原因。今文经学在盛行一时之后，走向保守、没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正当今文经学如日中天之时，据说已有古文经书发现，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馀扩建宫殿坏孔子旧宅，在宅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文”经书，《汉书·艺文志》说：
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编，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汉书·景十三王传》也说：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同为景帝之子的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又得到“《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汉书·景十三王传》说：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如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这些古文经传的发现，在汉代以至清代虽引起不少的怀疑，但在西汉逐步传播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却是事实。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古书纷纷出现。等到他的儿子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争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也就必然引起古文经学争取政治地位、今文经学保持原有政治地位的斗争。
今文经学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而消替，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却逐渐兴起。
古文经学的由民间流传到宫廷争立，始于刘歆。
哀帝建平时，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残缺，说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多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礼经》(《仪礼》）十七篇多三十九篇。说是有的古文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简，如用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脱去“无咎”“悔亡”；用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知《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说是或者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左氏春秋》较《公羊》《穀梁》“信而有征”云云。当时“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激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是今古文的第一次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刘歆虽得到哀帝的支持
，却遭到大司空师丹等猛烈的反对，斥为“改乱旧章”，迫使刘歆请求改放外任。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崩于未央宫。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大权落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重用刘歆。刘歆没有忘怀古文经学的提倡，王莽也想从古文经书中找些“改制”的依附，这样，古文经学又重起波澜，并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除了由于今文经学的本身弱点外，还得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加以探析。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的无限制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外戚、宗室、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为代表的上层豪强，和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等政治上势力较弱的人为代表的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时，虽然存在着矛盾，但谁也不肯对农民让步；并在破坏中央集权时，起着一致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为了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他们纷纷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河南禹县）有铁官徒申屠圣等起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四川梓潼）有郑躬等起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又有山阳(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起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寿。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连京城长安的秩序都很难维持了。
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使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不能不感到严重的不安，有人甚至对刘家的统治也感到绝望。王莽的改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成帝的生母。他的叔伯曾先后在元帝、成帝时期担任过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凡九侯、五大司马”，朝廷大权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得到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好感。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为太傅，号“安汉公”。四年，自号“宰衡”。五年，弑平帝，“居摄践祚”。六年，称摄皇帝。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新”。
王莽建立起新朝，企图先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下令变法，颁布“王田”“私属”两个解决办法。前者将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后者规定民间奴隶改称为“私属”，也不得买卖。他的真实企图是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借以停止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但强迫停止的结果，却加速了社会的混乱，农民进行起义，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便取消了“王田”“私属”的禁令。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筦”法，企图限制商贾的兼并，分享商贾的利益，把持工商业，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小工商生产受到扰害，进行反抗；被打击的商贾和高利贷者也反对王莽。
“改制”的失败，农民起义的遍及全国，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和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离开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起义军的攻击下，欺骗性的政治改革彻底地失败了。
这里不拟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和实质进行详细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曾依附儒家经籍作为“托古改制”的假托；他很明显地利用经书，作为夺取西汉政权和改制的工具。
王莽是怎样利用经书作为他改制的工具的呢？
第一，王莽对《周礼》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6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 规定男子不满八口的人家，如果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就要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原来没有田地的人，便按照制度，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汉书·王莽传》载：“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按：《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经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这说明王莽是曾援用《周礼》作为企图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基本问题的依据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方面因为“托名”《周礼》是周公所作，“周公摄政”可作为他夺取西汉政权的借口。《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所谓“制礼作乐”，既可认为“制”的便是“《周礼》”，而《周礼》又可作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假托
。“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礼》中有很多典章制度可以作为他“改制”的借鉴。同时，在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一些人存在着复古思想，“托古改制”可以迎合一些人的复古心理。王莽特别重视《周礼》，并为之置立博士，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王莽的援用《周礼》，固然是企图利用《周礼》，进行托古改制，符合其进行欺骗性改革的需要。 但《周礼》毕竟是王莽以前的东西，其中不尽适用于当时，因而王莽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照单全收”。甚至在其他儒家书籍中对他有利而与《周礼》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有时虽仍托名于“周”，其实并不源于《周礼》。最明显的，如“五等爵”问题。《汉书·王莽传》载：“(居摄三年）莽乃上奏曰：‘明堂之室，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又下书曰：“州从《禹贡》有九，爵从周氏有五……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
康有为曾说他本于《周礼》
。但是，《周礼》所谓“封地五等”，却是：“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
同样是封地五等，却没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记载，而是爵三等，地五等；以公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莽“改制”的封地四等，不同于《周礼》，却大体同于《王制》：“公侯四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除掉“侯”和“附庸”稍有歧异外，与《王制》大体相同(与《孟子》也大体相同
。其他王莽的设施和《周礼》原文出入的还有不少，现不多举
。
第三，王莽除了推重《周礼》外，对其他古文经传也是提倡的。
如古文《尚书》、《左传》、《逸礼》。他的提倡，也是因为这些经传中有着利于他夺取西汉政权的佐证。如他引《逸书·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接着说：“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援古即以证今。又如《左传》有“明文”，“明刘氏为尧后者”
，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第四，王莽的提倡古文经学，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并不意味他排斥今文经学。
对今文经典中认为有利的东西，也予汲取；今文经说中认为可取的地方，也要利用。西汉哀、平年间，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家是相信谶纬、用以解释灾异祥瑞、进行迷信宣传的。王莽就大加提倡，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封“宰衡”后，引《穀梁传》说：“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为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
援引《穀梁》，刻授“宰衡”印章，以“通于四海”。翟义反对时，莽“抱孺子，告祷郊庙，仿《大诰》作策，而讨翟义”。居摄二年冬，又引《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臣莽敢不采用。”
《穀梁传》的今古文问题，虽还没有定论，但《大诰》《康诰》却都是今文《尚书》。上引的爵五等、封四等的“改制”与《王制》基本相同
，而《王制》又是今文学家用以诋击《周礼》、诋击古文的重要文献
。由此，可知王莽尽管尊重《周礼》，但对其他西汉过去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且曾汲取。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就要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势力。《汉书·王莽传》载：“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在这“千数”人中，应该有通古文经的人员在内。据《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徐）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但是，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学家，对王莽政权没有危害的，他也不排斥。《汉书·儒林传》载：“(梁丘贺)……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欧阳生……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氏学。”“(许商，传大夏侯《尚书》)……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家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章为王莽所诛。”“(冯宾，传小夏侯《尚书》)……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这些传今文经的今文经师，有的任讲学大夫，有的甚至位至“九卿”。一方面说明他们是拥护王莽的统治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莽也未将今文学家一概屏斥。
那么，王莽是否也曾屏斥今文学家呢？有的，上述吴章为王莽所诛，就是一个例子。又如传施氏《易》及《礼》的刘昆及其家属也曾为王莽所“系”。吴章为什么被王莽所诛，《汉书》没有明文可证，但“徒众尤盛”，应该是有着不利于王莽统治的言论而被诛的。刘昆的被系，则是“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
又因他姓的是“刘”，遂致处罚。所以这些传今文的人为王莽所屏除，不足以说明王莽绝对排斥今文。相反的，古文经师中如果不满王莽，也不能幸免。《汉书·儒林传》载：“高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由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直)皆未尝立于学官。”传古文的高康，反被诛夷，说明王莽对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并不是因他传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主要看他的政治倾向而加以赏罚的。
应该说，在王莽统治时，有些今文学家，并不因保持禄位而取媚王莽，对王莽的统治表示不满。“(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称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蔡茂）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除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此外，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王莽时“避去”者，有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诩，传《鲁诗》《论语》的包咸。但是，也有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孔子建并对本来“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恋，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
又如桓谭“莽时为掌乐大夫”，当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
。可知王莽尽管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的势力，并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的人，但对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仍保持其禄位。总之，他以“经典”作为其政治欺骗的工具，从而“取其所需”，并“托古改制”，企图解决土地的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的各部分势力，从而达到夺取西汉政权并巩固王氏政权的目的。“经学”只是他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的封建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曾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经学，作为维护或夺取政权的依据。西汉的封建政府利用过它；王莽改制也利用过它。但是过去很多学者为古文、今文的藩篱所囿，遂致不能透视各不同历史时期中经学的实质。
——原载《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