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博士和今文经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诗》(《鲁诗》《齐诗》《韩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传》）五书成为“法定”的儒家“经典”；博士也就限于儒生，并为博士设弟子员，选拔高第为郎中，借以奖励儒术。

“经”作为书籍解释，是在战国以后，而儒家书籍的“法定”为经，则始于汉武帝。

“经”，甲骨文中未见，可知殷商时代没有“经”。“经”或“巠”，始见于周代铜器。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晋姜鼎有“巠”字 ，克钟有“泾”字 ，虢季子白盘、齐陈曼簠、叔夷钟有“经”字 。但“经”的释文是“经维四方”，就是经营的意思。郭沫若以为“经”的初字是“巠”，而“经”是后起字。他说：

大盂鼎“敬雍德巠”，毛公鼎“肇巠先王命”，均因用巠为经。余意巠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前鼎作巠，后鼎作巠，均象织机之纵线形。从系作之经，字之后起者也。《说文》分巠、经为二字，以巠属于川部，云巠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一曰水冥巠也，说殊迂阔。

照此说来，“巠”“经”应是一字。“经”的初字是“泾”，“经”为后起字。金文中虽有“经”字，但并不释作“经典”，它的本义作“经纬”“经维”解。“经典”的说法，到战国后才出现。先秦诸子提到“经”的记载有：

《管子·戒篇》：“泽其四经。”

《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于诵经，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庄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经。”

《管子》是战国时的作品，《四经》就是“四术”，即“诗、书、礼、乐”。《荀子》将“经”作为典籍解释。《庄子·天道篇》属“外篇”，是后人所作，所以把“经”作为中国儒家书籍的解释，应在战国以后。

然而，战国以后，不是儒家书籍也有称之为“经”的，如相传老子有《道德经》(马王堆出土帛书作《德道经》），道家的书籍也称为“经”；李悝有《法经》，法家的书籍也称为“经”；《墨子》有《经上》《经下》篇，墨家的书籍也称为“经”。那么，战国以后，“经”已作为书籍解释，但它还不是儒家书籍的专称，而是各家书籍的通称 。

秦始皇统一中国，禁止“私学”，只许士子学习秦朝的法令制度，但朝廷仍有博士官和儒生(见下）。西汉初年，“尚有干戈，平定海内，亦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对儒家并不重视，博士建置尚未健全。文、景之时，对儒家学说已渐重视，长于治某经的儒生，曾经延立为博士；但当时尚未“罢黜百家”，博士并未为儒家所专有，只是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籍，才正式成为封建政府“法定”的经典。

《史记·儒林列传》说：“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可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儒学独尊的标志，是儒家典籍“法定”为“经”的滥觞。

于此，还得将博士的建置及其发展变化作一简单追述。

“博士”的名称，战国时已有，但“博士”作为学官，则始于秦朝。《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以高第为鲁相。”稍后，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宋有“博士卫平” ，《汉书·贾山传》：山“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 。宋国是否置有“博士”，还乏明文可证。但公仪休曾任鲁缪公相，鲁缪公曾尊养曾申 、子思之徒；曾申、子思都是儒家，鲁国又是儒家的策源地。贾袪，史称为“魏王时博士”。魏文侯曾师子夏而友田子方、段干木，是著名的“礼贤下士”的国君 。根据这些文献，鲁、魏是建置有“博士”的，它与儒家之为“显学”，又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齐国的“稷下先生”，疑亦与“博士”异名同实。因为：第一，齐国的“稷下先生”，在汉代的著作中，也有称为“博士”的。如淳于髠，《新序》：“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而《说苑·尊贤》则谓：“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髠仰天大笑而不应。”《新序》《说苑》同为刘向所撰，而一称“稷下先生”，一称“博士”。又如许慎《五经异义》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与别的记载不同。第二，秦代博士，很多是齐人，如叔孙通，薛人，薛于战国初期为齐所灭，成为田婴、田文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距离临淄城西稷下不远。传《尚书》的伏生(胜)“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 。伏生当生于齐襄王晚年 ，这时稷下学宫还不及威王、宣王时之盛。但襄王之后，继以齐王建，近人钱穆云：“余考邹衍使赵，已在王建八年前后，则稷下故事，疑下逮时，犹未全泯矣。” 伏生原籍济南，距稷下亦仅二百里。又如淳于越，《史记·秦始皇本纪》：“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也是齐人。第三，汉代博士，还有续称“稷下”的，如汉高祖拜叔孙通为博士时，称为“稷嗣君”，说他“嗣风于稷下”。《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盖言其德业足以纵稷下之风流也。”以他为齐地稷下学派的继承人。《尚书正义·虞书》大题引郑玄《书赞》：“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亦好此学。”“棘下”，据《水经·淄水注》引《郑志·尚书志》：“张逸问《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可知“棘下生”非人名，而是学派名，“棘下”在齐，古时学者会集处，“棘”“稷”同音，“棘下”即“稷下”。郑玄说“齐田氏时”，指齐威王、宣王时，值稷下学者群聚极盛之时，“无常人也”，谓不是固定何人，而是时来时去，战国时齐地确有不少著名人物。汉代孔安国是西汉博士，郑玄称为“稷下生”，还能传承稷下学风。第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上引《新序》亦称“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属七十二人”，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员额亦几相似。根据这些文献，齐国也曾设有博士。所以，战国初期，已有“博士”的设立，他和国君“礼贤下士”有关，和儒家之为“显学”有关。沈约《宋书·百官志》所谓“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是可信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置博士，正式作为学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和古籍典守。秦代博士的姓名可考的，根据王国维的考证，有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羊子、黄疵、正先等六人 。叔孙通、伏生是儒生，已见上述。周青臣、淳于越见《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进言，恢复商、周分封制，攻击仆射周青臣，丞相李斯以淳于越“以古非今”严加驳斥，“衅成而秦燔书” 。羊子，《汉书·艺文志》也列于儒家。黄疵，《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正先，不详。又，刘向《说苑·至公》：“始皇召群臣面议，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蒙文通先生以为鲍白系鲍丘之误，即《盐铁论》的包丘子，汉初传《诗》的浮丘伯。又据《陈留风俗传》：“园庾字宣，明《公羊春秋》，为秦博士。”《史记·叔孙通传》亦载秦二世时，博士以《公羊》义对二世，如系园庾，亦可补王文之不足，《诗》《公羊》，是儒家编著的书籍。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又有“占梦博士”。可知秦代博士中有儒生，但也并不都是儒生。

汉承秦制，仍置博士。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积嗣君”。惠帝时，据《史记·孔子世家》：“(孔）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高祖、惠帝时可考的，现存史料只有这些，这因为当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所以对博士建置尚未健全。到文帝时，“颇登用”儒家 ，所立博士较前为多。据《汉官仪》：“文帝博士七十余人。” 这样，在武帝独尊儒家以前，博士员数已与秦制相同。

从文帝到景帝时期，所立的博士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儒家“专经”博士的设立。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今本“一经”误作“五经”）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母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他们以治《诗》《书》《春秋》而立为博士，可见汉王室对儒家学说已渐渐重视，所以清人臧琳说：“《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文帝纪》无立博士事。余考两汉人所言，则文帝已立博士矣。”

第二，文、景时所立博士，并不限于“专经”的儒生， 如鲁人公孙臣，以言五德终始召为博士 ，贾谊以“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也召为博士 。辕固生与黄生争论于景帝前，黄生是否博士，史无明文，假使也是“博士”，那也不是儒生。孝文本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者，“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

第三，这些“一经”博士，并不只治“一经”，有的且兼综儒家以外的学说。 前者如韩婴除“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外，“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 。后者如晁错在从伏生传授《尚书》之前，曾“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 。可知他们虽称以治某经立为博士，但并不只治一经。

根据以上史料，文、景之时，对儒家已渐重视，长于治某经的儒生，曾经延立为博士，但当时尚未罢黜百家，博士并未为儒家所专有。

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凭借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他本人的雄才大略和在位久长，对内对外自然多所创建，在文教方面，也将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从此，儒学就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家五部书籍也被“法定”为经，而所立“博士”，也同文帝、景帝时期的博士制度有异。

根据《史记·儒林列传》，武帝之后，言《诗》自申培公(《鲁诗》）、辕固生(《齐诗》）、韩婴(《韩诗》），言《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有胡母生、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赞》谓“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样，就有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按：申公、韩婴都在文帝时以《诗》为博士，辕固生在景帝时为博士；张生、晁错从伏生受《书》，任博士；胡母生、董仲舒都治公羊《春秋》，在景帝时为博士。那么，武帝时所增加的有《礼》《易》二经，这样，“五经博士”始行完备。

或者以为，辕固生、董仲舒、胡母生都在景帝时为博士(《诗》《春秋》)；《汉书·儒林传》又称：“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另有田王孙在景帝时受《易》于丁宽；从而认为文、景之际已立“五经博士”。但是这话很有问题，因为第一，武帝以前“虽立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鲁、齐《诗》，景帝立韩《诗》，但有《诗》博士而已” 。徐生为礼官大夫，不是博士。大夫与博士虽同为礼官，同属太常，但究自有别。田王孙的立为《易》博士，是宣帝时事。到武帝，才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博士，这五部儒家书籍才被正式法定为“经典”。第二，武帝以前的博士，并不限于儒生 ，有的儒生且兼治儒家以外的学说。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的都被罢黜。第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博士员数并不限于五，有一经数博士的，如《诗》；有虽列五经而无博士之名可考的，如《礼》；有一博士而兼通数经的(这种情况，以后仍有）。但儒家独尊之势既成，此后增列和争论的，也就都在儒家经籍之内了。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准公孙弘议，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儒林传》序说：

……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孔臧)、博士平等议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制曰：‘可。’”

按：在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前，博士原有弟子，如叔孙通拜博士，为汉定朝仪，“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但这是弟子跟从其师，和朝制无关。等到武帝准公孙弘议，才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并选拔高第为郎中。这样，博士弟子便受到了国家的优待，列为仕途正式的出身，而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所以史称此后“学者益广”。这正是朝廷奖励儒术的一种重要措施。

总之，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五部经书遂成为法定的儒家“经典”，所以博士也就限于儒生。并为博士置弟子员，借以奖励儒术。这样，汉武帝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皇权，而博士也就专掌经学传授，成为“官学”了。

于此，有两个问题需予探讨，其一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书籍“法定”为经，是否所有儒书都能称“经”？其二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和“经学”形成的关系。

从第一个问题来说，这些儒家书籍之所以“法定”为“经”，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含有多样性，它总能适应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时代的统治需要，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但是，不是所有儒家编著的书籍都叫做“经”，也不是所有流传下来的封建专制政府认为合法的书籍都叫做“经”。“经”又是从古代儒家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得称之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得称之为“经”。

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在学术界占优势，据《韩非子·显学》：“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孔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些儒家，有的也曾编著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等。除子思系孔子之孙，孙卿子即荀卿外，曾子、漆雕子、宓子、公孙尼子都是孔子弟子或“七十子”之弟子，这些书，有的已经亡佚，有的即便流传下来，也未尊称为“经”。《汉书·艺文志》也只是把它列在《诸子略》“儒家”类中，而不是列于《六艺略》，又如《孙卿子》(荀子），秦汉儒生所传的《诗》《礼》《易》《春秋》诸经经说，多出自荀子 。但《荀子》一书却不是“经”。这是因为他不法先王，轻视仁义，否认命运，不如孔、孟传统儒学合用的缘故。至于后来儒家解释“经典”的著作，则只能称之为“注”“疏”“笺”“解”，不能称之为“经”。

照此说来，“经”是中国封建政府认为“合法”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籍，它大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还曾经过挑选；这些作品之所以尊之为“经”，是因为它的学说，对统治阶级有利，并可用来进行文化思想教育以加强统治。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五部儒家书籍挑选出来作为“经典”，此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也会逐渐扩张。

关于第二个问题，儒家书籍被尊之为“经”，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形成“经学”，其盛衰、分合、争辩，往往与当时的封建政治相关联。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的儒家“经典”，都是今文，所以西汉经学，有人称之为“今文经学极盛时期”。

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的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记：“书同文字。”《琅玡石刻》也说：“维二十六年，同书文字。”后来又有隶书。秦时文字有旧的古文和新的隶书。汉代普遍通行隶书，有的儒家书籍在秦火焚毁后，由学者师徒父子相传，到汉代写成定本。如《书》出于伏生，《礼》出于高堂生，因此产生了用隶书写成的今文经籍。今文由隶书书写，隶书在汉代，好比我们现在通行的楷书一样。所谓今文本就是用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本子。汉武帝时，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本。这时古文本虽也有发现，但只在民间流传 ，还不存在今古文的争辩。

汉武帝立的“五经博士”，是今文“五经博士”，他又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又精研《春秋公羊传》，这样，就有如下特点：

第一，董仲舒讲“天人感应”，采用“阴阳五行”学说，这样，他们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籍，就有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议论，并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还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二，董仲舒长于《春秋公羊传》，“五始”“三世”诸说，都源自《公羊》并加发挥，以阐明“大一统”的必要。这固然因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独尊儒术”，就得首重《春秋》。同时也因为《春秋》辞简义隐，可以随加阐发。在《春秋》诸传中，《公羊》是以“义”胜，是能“独得”《春秋》的微言，知圣人之“隐”。这样，董仲舒以《公羊》为博士，今文经学也以《公羊传》为主要经典。《公羊》多“微言”，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也是重“微言大义”，与当时政治的关系也较密切。

第三，董仲舒讲今文，参杂阴阳五行，带有神秘色彩，这和后来的“经学谶纬化”有关，和西汉今文学者的一般信谶纬有关，所以有人还以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

第四，“独尊儒术”，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大一统”的需要，是为了加强思想上统治的需要。为此，董仲舒在伦理道德上也制订了一套新的规范。

伦理道德规范，是一定的社会向人们提出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个人和社会以及人们彼此间的关系。董仲舒以为“行有伦理，副天地也”，“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 。

董仲舒对伦理道德极为重视，提出了“三纲五纪”的规范，《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循三纲五纪”。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所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也……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 。纲是提网的总绳，君、父、夫为纲，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纪，指君臣、父子、夫妇之外的人伦关系。《白虎通义》把“五纪”发展为“六纪”，又对“三纲”作了说明：“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三纲六纪”是渊源于董仲舒而予推演的。

董仲舒对“张理天下，整齐人道”的“三纲五纪”，特别是“三纲”竭力维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因为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由于这是“受命于天”，所以“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而“卑胜尊”则是“逆命”。“逆命”必须抵制，所谓“直行其道不忘难，义之至也”。

如果遇到“君不君”“父不父”，那也可以“臣不臣”“子不子”，甚至可以“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 。但只是在“君”“父”严重违迕礼法，为非作歹时才能“不君”“不父”。

至于妇人，则因男尊女卑，应顺从男子。董仲舒赞扬贞节，如说“观乎宋伯姬，知贞妇之信”，但对丈夫死后，认为不宜长期守节，可在父母的主持下改嫁，要服从父母之命，不能自专。

“三纲五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汉时的新的发展，它予以阴阳五行化，添附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用这种伦理思想，对当时确立君主的尊严，对中央集权的维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确曾起过作用。

董仲舒在“三纲五纪”之外，还提出了“五常之道”的伦理道德，“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却以仁、义、礼为主。他认为“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应该目正色，耳正声，食正味，身行正道以“制欲”，非礼不言、非礼不动以“度礼”，从而“体情”“防乱”而致防。

礼和信又是相辅相成的，董仲舒说：“《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把礼、信视为天意，必须遵循，并援引古代史事作为经验教训。

礼、信是“五常”之二，特别是礼，董仲舒明确指出应根据各人的等级地位，享受不同的衣食住用，不能稍有逾越。应该按其爵而制服，按其禄而用财，应该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武器有禁。“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飨，以庙；将军大夫不得以燕飨，以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命士止于带缘。散命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刑余戮民不敢服丝掉乘马。” 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乡党有序，则民有礼而不敢争。对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有一定的限制，对中央集权的巩固也有作用。

董仲舒对仁和义也予探讨，说是：“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仁是恻怛爱人，和顺不争，好恶合理，而无伤害之人、嫉忌之气、邪僻之行的，“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义在正我，“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义者，谓之自不好。以此参之，义，我义明矣” ，照此说来，仁是对别人的，所谓“仁者爱人，不在爱我”；而义则是对己的，所谓“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和义的区别在于人和我，《春秋》讲治理天下，正是分清人和我，即仁和义。对此，要认真考察、正确运用，如果弄颠倒了，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责人，“诡其处而道其理，鲜不乱矣”。为此，王者爱天下四夷，霸者爱诸侯各国，安者爱封国之内，危者爱自己周围，亡者则仅爱自己，仅爱自己的人，虽是天子、诸侯，也不过是一夫，得不到臣民的拥护，终将灭亡。那么，能否正确认识仁义、区别仁义，以至施行仁义，将导致国家的兴亡治乱和个人的成败得失。

非但如此，要正确领会仁和义，还应进一步责己严、责人宽。董仲舒说：“《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之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矣。先其事，后其食，谓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也。此之谓也。” 如果以治己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以治人之度治己是“为礼不敬”。它援引《诗经》《春秋》以言仁义，并谓治国应以仁义为本，说：“夫尧、舜三王之业，皆曰仁义为本。仁者，所以理人伦也，故圣王以为治首。或曰发号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谓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谓之仁心，二者备矣。然后海内应以诚。”

董仲舒又认为，要做到仁义，必须有知，“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是“先言而后当”，“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事，其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故无故，残类灭宗亡国是也” ，要求根据人们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办事，所谓“其动中伦，其言当务”，从而更好地维护三纲和贯彻仁义。

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可说是孟子“四端”(仁义礼智）的继承和发展，内容更充实，含意更深刻。其目的还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巩固中央集权。

董仲舒根据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和遵循程度，把人性分为上、下、中(善、恶、中）三等，有所谓“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区别。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为“中民之性”是可上可下、可善可恶的，须“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性有三品，人可分为圣人、仁人、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 ，是最能贯彻三纲、五纪和五常之道的。“仁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圣人”相仿佛。“贤人”“法圣人”，不与民争利，“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也”。“君子”明天性，知仁义，能做到“仁之宽”和“义之全”，与“贤人”略同。“庶人”忙于求利而怕破产。“小人”则“负担者，小人也”。他以为“圣人”“仁人”，可当三公，“贤人”“君子”可当卿大夫，“正人”可为士。但有的“圣人”“仁人”可以为天子，有的“君子”可以任公侯。“庶人”可以富有财产，但要加以限制，使富而好礼。“小人”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衣食应有保证，但须贫而好义。“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都属“中民之性”，尽管职务不同，都要尊奉、宣扬伦理纲常，以仁、义、礼为行为准则，向“圣人”“仁人”学习。他歌颂“圣人”“贤人”，赞扬“君子”“贤人”，批评“庶人”，同情“小人”，痛斥“斗筲”，借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如上所述，董仲舒宣扬三纲、五纪、五常之道，“性三品”，提高了西汉君主的地位，确立了封建等级体系，把纲常伦纪成为从君主到臣民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和活动准绳，从而更好地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因而，董仲舒的出现，儒家的独尊，今文经学的开始盛行，是西汉政治的需要，也是西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原载《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edbpjJcE4DrlLmq75hq2FV3NpGvgG8bTcTOBFlz+7VL88xBlvI9YsyEKQ6hNC4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