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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也是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并使儒家经学成为封建文化正统的时代。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诗》(《鲁诗》《齐诗》《韩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五书成为“法定”的儒家经典，博士也就限于儒生。这些经书都是今文，从此，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煊赫一时。
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今文经学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而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却逐渐兴起，王莽改制还利用了它。西汉古今文学是怎样兴盛和消替的？它的兴替和西汉政治有什么关联？又是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本文准备探讨的问题。
汉初，面临秦末动乱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创伤，“民无盖藏”，“人失作业”，“天下苦秦久矣”，不能再蹈秦朝横征暴敛、严刑苛法的覆辙了，急需安定社会，恢复生产。还在入关之初，刘邦就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无为而治”，并不是“无为因循”，汉初曾采用各国遗制，如“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
，“连敖”是楚官制，见《史记索隐》引“李奇曰”。《汉书·曹参传》：曹参以军功“迁为执珪”，注引如淳曰：“《吕氏春秋》‘得五员者位执珪’，古爵名也。”可知当时曾采用各国遗制。刘邦进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认定它的档案价值，作为后来沿用秦制的参考。这种积极行动，不能说是“无为因循”。
“无为而治”，也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积极的有为，它要求“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
，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局面。它不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国君应不给人民增加烦劳而能统治广大民众，这才是“君子之为治”。所以陆贾说“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
，它是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与民休息”，以达到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巩固新王朝的目的。事少政宽，“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无为”其实“有为”。
汉初君臣崇尚黄老，黄老之学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但并不因此排斥其他学术流派，对其他学派的存在和发展，也不干预。刘邦灭楚，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弦歌之声不绝，讲习礼乐，对新朝廷并不信任。刘邦并未杀戮，反而礼葬项羽而去。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成为帝王祀孔之始。惠帝亲幸传儒家《易》学的田何草庐。《史记·礼书》称文帝好道家之学，不喜儒家繁文缛节，“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但他还遣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为置博士。当时诸侯王竞相聘贤招士，如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搜集文献，礼贤下士，使各种学术并存共进，《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汉初对儒家的逐渐重视，又是和儒家思想的多面性及其有利于封建统治有关的。刘邦从儒生叔孙通定朝仪，大为高兴，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也被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刘邦从叔孙通的定朝仪感到踌躇满志，而叔孙通为“绵蕝之仪”，也为部分儒生开拓了道路。《史记》续称：“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同时，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粗述存亡之征”，使本来“不好儒”的刘邦明白儒家学说有利于安邦定国。稍后，贾谊撰《过秦论》，指出秦统一后“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依靠武力不能维持政权长久，应该考虑“仁义”。鉴于秦朝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提出“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亲，六亲有纪”的政治主张。这种明礼制，重教化，正是儒家之所长，和秦朝的重视刑法截然不同，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贾谊区分礼、法的不同，要求“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这和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旨意相同。文帝的下诏废除肉刑，也应是受了儒家德教礼治思想的影响。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时，对儒学既不罢斥，而儒学的德治礼教，随着时代的推移，渐为臣下所称道，并引起帝王的注视。
“儒术之兴”，除陆贾、贾谊总结秦亡经验，对皇帝陈说利害外，儒家思想的内容丰富、理论相容，也是重要因素。姑举两例：
其一是提倡“孝”。
孝是封建宗法制度维系的纽带，是封建伦理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史记·礼书》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天祀祖，就是儒家鼓吹的孝。皇帝对上而言是天子，对下而言则是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天子和家长的身份是合一的，天下可视为天子的家。这种天子和家长的身份，造成了维系和巩固汉王朝在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的生活中的至尊无上，“天子至尊也”，“至尊同于父也”
，天子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天子和家长成为中国皇帝的共性，还集中表现为孝的性格。礼天就是孝天，这和孝事祖先、孝事父母相一致。另一方面，在家既能尽孝，在国也能尽忠，因为天下是天子的家，忠于皇帝，也是孝事“以天下为家”的家长。皇帝是天子，是家长，这是社会政治制度，也是社会政治观念，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自然能起作用。所以汉代重孝，自惠帝以下的谥称都加“孝”，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等。《汉书·惠帝纪》师古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西汉“贵孝弟而好礼义”，已渐形成风气，并长期延续下来。儒家鼓吹的“孝”，无疑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
其二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 秦用法家，汉初重黄老，两者都会走向极端。儒家则讲中庸，孔子所谓“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在思想上不偏不倚，在政治上既不同于法家的严刑重罚，而是主张“为政以德”，用礼教来整顿社会秩序，对刑法又不绝对排斥；又和黄老的无为有别，较之积极得多。中庸之道，能够吸引和消化其他学派学说而加以折衷，它吸引和包含了道、法学说的某种合理东西而加抒发。它没有法家的刻薄寡恩和道家的消极无为，尽管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却对长期维持政权和安定社会有着特殊的作用。它的政治效果既比法家的暴政容易为各阶层所接受，它的“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提倡，也较黄老理论更适合于宗法封建社会。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容丰富，理论缜密，富有融合力的中庸能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儒学之逐渐“独尊”，绝非偶然。
儒家独尊，在武帝即位之初，正是“文景之治”经济恢复发展之后，也是吴楚七国之乱平定、社会安定繁荣之时，还是汉初统治者倡道和奉行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之际。这样，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论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就代替了黄老思想。
武帝即位后，诸侯王权势削弱，中央威信提高，“中外乂安，公私富溢”。政治上是逐渐中央集权了，思想上也要与之相适应，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正能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儒家的尊崇，也是时势使然。
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高级官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朝廷受策问。武帝连下三制，策问古今治道，希望应举者从“天人之际”来阐明先王之业，以帮助其实现德泽四海的伟大目标。在一百多个应举者中，有儒家，也有其他学派。儒家代表董仲舒在对策中发挥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的结论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的《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赞赏，“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准其奏。罢黜的实际是法家(申不害、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两家，这两家正是董仲舒所要“罢黜”的主要对象。他反对法家，是为了禁止严刑苛法，代之以孔、孟的德治；反对纵横家，是为了谋求社会政治上的安定。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把儒家抬高成官学。
汉武帝立的五经博士，是今文五经博士，他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又精研《春秋公羊传》，这样，就有如下特点：
第一，董仲舒讲“天人感应”，采用“阴阳五行”学说，其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籍，就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议论，并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还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二，董仲舒长于《春秋公羊传》，“五始”“三世”诸说，都源于《公羊》并加发挥，以阐明“大一统”的必要。这固然因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独尊儒术”，就得首重《春秋》，同时也因为《春秋》辞简义隐，可以随加阐发。在《春秋》诸传中，《公羊》是以“义”胜，是能“独得”《春秋》的“微言”，知圣人之“隐”。这样，董仲舒以《公羊》为博士，今文经学也以《公羊传》为主要经典。《公羊》多“微言”，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也是重“微言大义”，与当时政治的关系也较密切。
第三，董仲舒讲今文，参杂阴阳五行，带有神秘色彩，这和后来的“经学谶纬化”有关，和西汉今文学者的一般信谶纬有关，所以有人还以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
第四，“独尊儒术”，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大一统”的需要，是为了加强思想上统治的需要。为此，董仲舒在伦理道德上也制订了一套新的规范。
伦理道德规范，是一定的社会向人们提出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董仲舒对此极为重视，提出了“三纲五纪”的规范。《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循三纲五纪”，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所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也……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
。纲是提网的总绳，君、父、夫为纲，是属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纪，指君臣、父子、夫妇之外的人伦关系。《白虎通义》把“五纪”发展到“六纪”，又对“三纲”作了说明：“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三纲六纪”渊源于董仲舒而予以推演。
董仲舒对“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三纲五纪”，特别是“三纲”，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因为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由于这是“受命于天”，所以“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而“卑胜尊”即是“逆命”。“逆命”必须抵制，所谓“直行其道而不忘难，义之至也”。
如果遇到“君不君”“父不父”，那也可以“臣不臣”“子不子”，甚至可以“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
，但只是“君”“父”严重违迕礼法、为非作歹时才能“不君”“不父”。至于妇人，则因男尊女卑，应顺从男子。
“三纲五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汉时的新发展，它予以阴阳五行化，添附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用这种伦理思想，对当时确立君主的尊严，对中央集权的维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曾起过作用。
董仲舒在“三纲五纪”之外，还提出了“五常之道”的伦理思想，“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仁、义、礼为主。“五常”可说是孟子“四端”(仁义礼智）的继承和发展，内容更充实，含义更深刻，其目的还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巩固中央集权。
董仲舒根据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和遵循程度，把人性分为上、下、中(善、恶、中）三等，有所谓“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区别。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为“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须“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性有三品，人可分为圣人、仁人、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
，是最能贯彻三纲、五纪和五常之道的。“仁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圣人”相仿佛，“贤人”“法圣人”，不与民争利。“君子”则天性，知仁义，能做到“仁之宽”和“义之全”，与“圣人”略同。“庶人”忙于求利而怕破产。“小人”则“负担者，小人也”。董仲舒以为“圣人”“仁人”可当三公，“贤人”“君子”可当卿大夫，“正人”可为士。但有的“圣人”“仁人”可以为天子，有的“君子”可以任公侯。“庶人”可以富有财产，但要加以限制，使富而好礼。“小人”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衣食应有保证，但须贫而好义。“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都属“中民之性”，尽管职务不同，都要尊奉、宣扬伦理纲常，以仁、义、礼为行为准则，向“圣人”“仁人”学习。他歌颂“圣人”“贤人”，赞扬“君子”“贤人”，批评“庶人”，同情“小人”，痛斥“斗筲”，借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如上所述，董仲舒宣扬三纲五纪、五常之道、“性三品”，提高了西汉君主的地位，确立了封建等级体系，使纲常伦纪成为从君主到臣民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和活动准绳，从而更好地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因而，董仲舒的出现，儒家的独尊，今文经学的开始盛行，是西汉政治的需要，也是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典籍被法定为“经”，《论语》《孝经》成为吏民士人的必读之书。从此，儒家经学在政府的扶持下高踞堂庙传经授业。
《史记·儒林列传》说：“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赞》说：“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样，便有了五经博士。这五部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写成定本，故称今文，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书。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准公孙弘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经博士弟子主要是从普通百姓中选拔的。博士执教传经、弟子受业学经，博士代表官方传道授业，弟子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后备力量。
儒家博士“援经立说”，西汉皇帝“引经下诏”，他们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取可资运用的资料，作为政令的依据。“博士秩卑而职尊”，“秩卑”，是说博士本身的政治、经济地位，表面上并非高级官僚；“职尊”，是说博士能参预政权，通过博士，弋获高官厚爵，如请列博士弟子员的公孙弘，“曲学阿世”，援经论政，“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由儒生而封侯拜相。至于“直言正论”，不符合或触犯皇帝意旨的，也会受到处罚，如宣帝初即位，诏下列侯、二千石、博士议武帝“功德茂盛”，“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博士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宜为立庙乐”，结果以“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而下狱
。又如王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大夫，上疏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希望宣帝“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引《春秋》“大一统”，要求宣帝“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以改变“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状况，还提出“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宣帝“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
封建政府依赖“经术”，博士传播经术以宣扬官方思想，“曲学阿世”的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守经据古”的又无力改变腐败的政治。“儒家独尊”后，“经术”已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皇帝利用儒家学说，建立上层建筑，以巩固皇权，博士掌握经学传授，“成为官学”。伴随着时代的不同，经说的分歧，博士弟子员的增加，如何更有利于封建统治，对经书以至经说，也就有了再次“平议”的必要。
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此后，博士弟子员数量日增，说经者日众，经说越详密，异说也越分歧，所谓“虽曰承师，亦别名家”
。为了“平定”五经同异，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御前会议，史称“石渠阁议”。
宣帝出于民间，表示“奉承祖训”，对武帝极为尊敬。武帝独尊儒术，宣帝在诏书中也屡引经文，崇经尊儒，并于经学的传播范围在官方民间不断扩大，经学内容在不同经师间发生变化之时，以皇帝名义召开石渠阁会议。
《汉书·宣帝纪》说：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
(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
“石渠阁议”主要是“诏诸儒讲五经同异”
。参加阁议的，有《易》学博士施雠(从田王孙受业）、黄门郎梁丘临(贺子，受业于施雠）；《书》学博士欧阳地余(高孙）、博士林尊(欧阳高弟子）、译官令周堪(事夏侯胜）、博士张山拊(事夏侯建）、谒者假仓(张山拊弟子）；《诗》学韦玄成(父贤，受诗于瑕丘江及许生）、博士张长安(事博士王式）、薛广德(事王式）；《礼》学戴圣(后仓弟子）、太子舍人闻人通汉(后仓弟子）；《公羊》为博士严彭祖(事眭孟）、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许广；《穀梁》学议郎尹更始(事蔡千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
等二十二人。“石渠阁议”的结果是“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
，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这样，《易》学除施(雠)氏外，益以梁丘说；《书》学除欧阳博士外，又有大、小夏侯说；《春秋》除公羊外，又有穀梁说。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都起于“石渠阁议”。它所增立的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都是与当时朝廷博士说经不同的“异说”，允许同博士并存。从此，本来某经只有“一家”的，现在增添其他家说了。所以“石渠阁议”是汉武帝以后又一次整齐“归于一是”的重要辩论会。但它与武帝时不同：武帝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次却是平定经说同异。前者是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斗争，后者则是儒家学派内部经说异同的争辩。这次争辩的结果，使博士经说分家，而穀梁学也随之而兴。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汉代统治阶级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儒家内部也以不同说法争取统治阶级的信仰。因此，当时的儒生各以经说争立博士，企图取得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权势。
“石渠阁议”之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穀梁春秋》为博士，一方面反映他们争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梁丘《易》始于梁丘贺，他曾受《易》于田王孙，为人“能心计”“小心周密”，曾以治《易》而为宣帝所喜。当宣帝“饮酎行祠孝昭庙”时，“先驱旄头剑挺堕地，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帝“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刚好霍光外孙任宣谋“逆”，于是梁丘贺“以筮有应，由是近幸，官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在宣帝心目中已“喜梁丘《易》”。等到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参加“石渠阁议”后，就立为博士了。夏侯胜讲授时，曾对诸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取其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他喜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渐为宣帝所“亲信”。夏侯《尚书》之立为博士，也非偶然。穀梁学在“石渠阁议”前，宣帝即“善穀梁说”，并“湣其学且绝”，曾授穀梁学者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
，宣帝之所以“善穀梁说”，可能因穀梁的尊王说能邀皇上的欢心。按《穀梁传》对周天子极为尊崇，如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周平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左传》都以戎为戎狄，而《穀梁传》却说：“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以为卫伐天子之使，故贬称为“戎”。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公羊传》《左传》都无传，《穀梁传》独说聘诸侯非“正”。《穀梁》的这些尊王理论，应为最高统治者所喜。那么，宣帝的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传》，还是因为符合其需要的缘故。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汉宣帝“石渠阁议”，讨论对象也主要是今文。所谓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如《书》出于伏生，《礼》出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胡母生。汉武帝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那么，所谓“今文”，就是用汉时通行的文字所书，也就是用现代文字书写的意思。西汉博士传本，都是今文。
至于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汉代发现的古籍，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凡数十篇，都用汉以前的文字(隶书以前的文字）书写，叫做“古文”。另有景帝之子刘德(河间献王），史家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罗致山东儒生。相传曾得《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先秦旧书，也是古文。但当时古文虽在民间流传，立于官学的却是今文。今文、古文还没有对峙，他们的经籍虽有不同，也不过是文字、来源和篇数方面的不同而已。
到了汉成帝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以中古文校《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所谓“中古文”，就是汉代藏于皇帝秘府中的古文经籍。尽管后来学者对这个中古文存有不同看法
，但即如《汉书·艺文志》所云，也还是文字、脱简的问题。此后，随着今文经学的逐渐衰落，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他们之间的争论，也不只是文字训诂之争了。
西汉王朝元、成、哀、平日趋衰落，自汉武帝以来如日中天的今文经学也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而日趋衰落。
今文经学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有二：一曰迷信，二曰烦琐。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以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糅合的今文经学，独尊儒术。盛言天人感应的儒生很多是齐人，齐是邹衍阴阳五行说泛滥之地，好多方士宣传神奇怪力的发源处，《齐诗》和《春秋公羊传》都来自齐人，在西汉也时有发挥，又由于《齐诗》《春秋公羊传》中多“微言”，易于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随意阐释，从而杂有“怪异”之论。如翼奉传《齐诗》，用阴阳灾异比附解释，释《齐诗》五际说为“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以阴阳变化为政治变化的征兆。
然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虽曾得售于一时，但不能得售于永久，因为它毕竟是迷信的假托，而没有科学的依据。于是，当阴阳五行说给人们带来困惑时，今文经学家又宣传起谶纬。
“谶纬”，经常联称在一起，事实上它并不是一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以“谶”为“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以“纬”为“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当社会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人民对自然缺乏预测以至征服能力之时，迷信落后是必然现象，“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之“谶”随之而起。因此，“谶”早于“纬”，来源久远，每逢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发生之际，“预决吉凶”的“谶”也随之而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上自有贡献，但他横征暴敛，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史记·项羽本纪》“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就是“谶”。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
《论衡·实知》：“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云：‘亡秦者胡也。’”由上可知，《录图书》即河洛谶纬一类的书。
《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夜过华阴，有“今年祖龙死”谶语。
从上述《史记》所载，这些谶语都是对秦统治的不满，对当时的反秦斗争也有过影响。刘邦反秦时，也曾有斩蛇的传说，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对刘邦加以神化。《诗纬》和《春秋纬》中也有类似记载。
由上可知，“谶”早于“纬”，谶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武帝以后，随着儒家的“独尊”，谶纬也就随之泛滥。他们不但对汉的称帝加以刻划，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话，甚至说孔子是海口、牛唇、舌七重、虎掌、龟背、辅喉、骈齿
。这种形状，为人类所无。纬书如此刻划，无非是说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孔子修订的经书，也就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如《诗》为“天地之心”，《书》为“上天垂文象”，《礼》则“日月为明，上下和洽”，《易》则“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至于《春秋》，经过孔子笔削，更是含有“微言大义”。
“经”是经过“法定”的，只可解释，不可增损，是不能修改的，而“纬”却可自行编造，任意发挥。尽管“纬书”中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天文、历史和地理知识，又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话传说，但充满迷信。因为它是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之书，而且它随着儒家经学的“独尊”而愈益发展，谶纬流行，迷信充斥。今文经学信用谶纬，经书失去了学术和理论上的价值，堕入灾异的宗教神学。
今文经学衰落的另一原因是烦琐。
西汉经学传播，重“师法”。某一经的大师，被立为博士后，他的经说便叫“师法”。《汉书·胡母生传》“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即指嬴公能传其师景公时博士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师之所传不能出入，只能尊从师说，不能怀疑；只能就师法化解，不能别出新意；只能就师说疏解，不能自行发挥。这些不但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并且愈释愈细，愈演愈碎，愈来愈烦琐。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恭，据记载：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
颜师古注曰：
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
桓谭《新论》也说：
秦近〔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四个字的经书，解释了三万字，全书“增师法至百万言”，分文析字，烦琐不堪。经学的烦琐，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尽管他带有政治目的而写《移让》，但上述数语，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班固也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确成为“学者之患”
。他们把经书说成永恒不变，绝对正确，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从，不能独立发挥，势必束缚思想，锢蔽学术。
迷信、烦琐，是今文经学衰落的主要原因。今文经学在盛行一时之后，走向保守、没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来。
正当今文经学如日中天之时，据说已有古文经书被发现，上面已经谈到。今文经学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而消替，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却逐渐兴起。
古文经学的由民间流传到宫廷争立，始于刘歆。
哀帝建平时，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残缺，说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多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礼经》(《仪礼》）十七篇多三十九篇。说是有的古文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简，他用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脱去“无咎”“悔亡”，用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知《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说是或者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左氏春秋》较《公羊》《穀梁》“信而有征”云云。当时“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激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是今古文的第一次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刘歆虽得到哀帝的支持，却遭到大司空师丹等猛烈反对，斥为“改乱旧章”，迫使刘歆请求改放外任。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崩于未央宫。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大权落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重用刘歆。刘歆没有忘怀古文经学的提倡，王莽也想从古文经中找些“改制”的根据。这样，古文经学又重起波澜，并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王莽对《周礼》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6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规定男子不满八口的人家，如果占用超过一井(九百亩），就要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原来没有田地的人，便按照制度，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他援用《周礼》作为解决土地和奴隶这个基本问题的依据。王莽企图利用《周礼》，托古改制，以满足其欺骗性改革的需要。但《周礼》毕竟是王莽以前的东西，不尽适用于当时，因而王莽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甚至在其他儒家书籍中对他有利而与《周礼》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如王莽改制的封地四等，不同于《周礼》，却大体同于《王制》。至于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经学，对王莽政权没有危害的，也不排斥。当然，王莽也摒斥今文学说中对他统治不利的，如传施氏《易》及《礼》的刘昆，“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
，又因他姓的是“刘”，遂处罚了刘昆。
在王莽统治时，有些今文学家，不愿因保持禄位而取媚王莽，对其统治表示不满。“(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称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蔡茂）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除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此外，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王莽时“避去”者，有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诩，传《鲁诗》《论语》的包咸。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对本来“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恋，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
又如桓谭“莽时为掌乐大夫”，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
。可知王莽尽管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势力，并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的人，但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得保持其禄位。总之，他以“经典”作为其统治欺骗的工具，从而“取其所需”，“托古改制”，企图解决土地的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势力，从而达到夺取西汉政权并巩固王氏政权的目的。“经学”只是他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
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附，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而今文经学却因迷信、烦琐而逐渐衰落。东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今文经学。西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事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之时，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既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专谈训诂的“郑学”正符合“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流传很广。“郑学”实际是古文经学的支流，这样古文经学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今文经学则被冷落了两千年。
——原载《中国经学》第3辑，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