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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经部、子部，搜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经学和儒家典籍。近年对这类经、史，时有新的结集。本文准备就接触到的清季、民初结集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清季、民初结集的来源，较古代人物结集有两点不同：一是手稿的存留，一是报刊的登载。
清季、民初人物，距离现在较近，他们的手稿尚有存留，这些手稿，有的没有收入别人为他编辑或他自己所编的丛书，原因是由于作者后来思想发生变化，对早先之作，“既而弃之”。
康有为的《教学通议》过去未见刊布，只是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二十九岁”中有这样的记载：“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自称有《教学通议》之作，但后来“弃之”。查康有为早年“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尔雅》《说文》”等古文经籍和解经之书，至于今文经学的主要著作《公羊传》，则“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知他早年信奉《周礼》等古文经籍，对今文《公羊传》的何休注，却曾“纠缪”。那么，康有为早年是信古文、崇周公，而对今文专书则曾“纠缪”。但《何氏纠缪》，已“自悟其非，焚之”了。《教学通议》如有存留，将是探究康氏早年经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康有为家属捐赠的书稿中，逐卷细查，终于发现了这部手稿，确是他的早年字迹。《教学通议》刊目二十：《原教》，《备学》，《公羊》，《私学》，《国学》，《大学》，《失学》，《亡学》，《六经》，《经亡》，《春秋》，《立学》，《从今》，《尊朱》，《幼学》，《德行》，《读法》，《六艺》上(礼)、中(射御）、下。内《六艺》下有目无文。另“缺目”三，即《言语》《师保》《谏教》。《言语》《师保》“缺目”有文，正文另有《敷教》一篇，或即“缺目”中的《谏教》。全书约三万八千字，上署“光绪十二年正月辑定”。
康有为在《教学通议序》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教学通议》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康有为认为，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万民无不曲备”(《六经》)。“言古切今”，周公也是典范，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从今》)。
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为他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制作典章”，“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从今》)，“教学大备，官师咸修”。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拜的偶像，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至于今文经学家则是尊《公羊》、崇孔子的。康有为既著书批驳何休，《教学通议》中对孔子也作如是评价：“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即射行明备，亦不过与史佚之徒佐翊文明，况生丁春秋之末造，天下失官，诸侯去籍，百学放黜，脱坏大半矣。孔子勤勤恳恳，远适宗周，遍游于列国而搜求之”(《六经》）。认为孔子“不得天位”，只是“搜求”遗文，退而讲学。
周公、孔子对六经的关系也有不同，康有为认为：如今的六经“虽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经纶之迹”。过去六经都有官守，“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如《易》出于太卜，《春秋》出于外史，《诗》出于太师，《论语》《诗经》出于师氏”(《私学》）。但“自夷、懿以降，王迹日夷，官守渐失”，孔子就是生于“失官之后，搜括文、武、周公之道，以六经传其徒，其徒尊之，因奉为六经”的(《失官》）。那么，六经本是“周公之制”，孔子只是“搜括文、武、周公之道”，“宪章祖述，缵承先王”(《六经》）。它和古文经学家之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何其相似！
以周公为“有德有位”，以六经为“周公经纶之迹”，康有为是尊崇周公的；至于孔子，他对经书的功迹，则在于传授六经、讲明六经之道和“制作《春秋》”。然而，孔子处“王官失守”之时，“六经之治扫地”之际，他只是“缵承先王”，讲明其道。他写《春秋》，也是因“六经之治扫地”，从而“感乱贼，酌周礼，据策书，明制作，立王道，笔则笔，削则削”的。其中自有所谓“微言大义”，而“孔子微言，质之经传皆合”，他讲《春秋》之治，也只是“继周”，尊的还是周公。
如众所知，康有为是利用今文经学议政言事、进行变法活动的；但他早年却是尊周公、言古文。《教学通议》手稿的发现，不但可以弄清康有为思想演变的迹象，寻求言政依附的艰辛，并且可以证明他的援用今文，是在第一次上书不达以后，是在受到廖平启示以后；还可以看到，康有为的援经言事，尊孔改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那么，手稿的发现，对研究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发展是何等重要。尽管康有为后来思想变了，“既而弃之”，但如再结集，还是应该收入的。
近代报刊盛行，一些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每每跟随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表政论。但有的自己没有结集，有的在流传中散佚，致不为人所注视。例如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发表在《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8、9号，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署名章绛。而章太炎自己编的《章氏丛书》，却没有辑入。
章太炎为什么在辑集时不收《诸子学略说》？不是因为此文佚失，而是因为当时“深恶长素(康有为）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继而悔之，从而把它刊落的。
《诸子学略说》首谓：“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接着，对儒家、道家、纵横家、法家等加以说解。论儒家时，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教弟子，“惟有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还说“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以至“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等“批孔之辞”。
《诸子学略说》发表后，章太炎弟子黄侃曾向他责询，文中“孔子窃取老子藏书”出自何典？章氏只是支吾其辞。此后，这篇文章没有收入《章氏丛书》。
到了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对《诸子学略说》加以批判。章氏见到后，回复柳诒徵，略谓：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啼之语，作逢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
应该说，对过去文章偶有的失实进行纠正，这是可贵的，也正是信奉古文的“朴学”实事求是的风范。但当年他批判康有为(长素），却是生气勃勃的，如今却因前文失检，深感“前声已放，驷不及舌”，而不收入《丛书》了。
信中所称“向载《民报》”，实际载于《国粹学报》。自称“《丛书》中已经刊削”，说明章太炎在结集时是因为过去“激而诋孔”，自感“狂妄逆诈”，自行刊削的。自行结集，将旧作抉择删落，是可以理解的。清季以前作者，也不会将旧作尽行搜入。但近代报刊所载，每有根据当时形势，有感而发，这类文章，针锋相对，对研究作者思想发展，极为重要。我认为，如果没有结集的，应该辑入；已经结集，内容有较大增删的，应该校注。就以章太炎来说，所撰《客帝》，最早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旋又发表在日本《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前者署名“章炳麟”，后者署名“台湾旅客来稿”。收入《訄书》原刻本时，增改颇多，如“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蒙古之主支那是也”。《訄书》原刻本作“客帝者何也？曰：满洲之主震旦是也”。改“蒙古”为“满洲”，易“支那”为“震旦”，并在“而支那旷数百年而无君也，如之何其可也”下，增加了一千五百余字，续予发挥
。他揭露了清政府“奉表以臣敌国”的媚外丑态，指斥清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提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开始提出“逐满”的口号。
《客帝》认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是“仲尼之世胄”。说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他在文章中，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和《春秋繁露》，说明他还未摆脱康、梁的思想影响。这种“客帝”的论调，也是章太炎后来所说“纪孔保皇”的表露。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
这一段话，是章太炎写在后来写的《客帝匡缪》上，作为《訄书》重印本的《前录》刊发的，辛亥革命后，他手订《章氏丛书》，把《訄书》改为《检论》，却把它删除了。那么，如果把《訄书》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编入，再将此后多次改动辑录汇刊，无疑对研究章氏思想发展、演变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因此，我认为尽管他已自行结集，但搜辑寻求，校订编集，也是必要的。
手稿的发现，可以寻求人物的思想演变发展；报刊的登载，可以考察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针锋相对。经、子结集，对手稿、报刊文献不容忽视。但一经整理，也有几点可资探究：
有些手稿，曾不止一次地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演变。如果只收最初的结集，不易看到他在结集前的增订缘由；如果只看后来的结集，可能有的文篇已经删除。如上面提到的《訄书》，我就看到不止一次的修订手稿。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旅居台湾，曾将已刊、待刊论文，汇成《訄书》，共五十篇，于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付梓，这是《訄书》最早的刻本(即“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行），对早先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篇，已有较多增改，如《客帝》。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和自立军失败的影响下，思想发生变化，写《客帝匡谬》，并校订《訄书》。这部“手校本”，列《原学》第一，到《解辫发》第五十七，另附《客帝》，实为六十四篇。“手校本”的存目和部分新增文篇手稿，今藏上海图书馆。
1902年6月，章太炎由日本返国后，又在1900年《訄书》手校本的基础上重行“删革”。是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称：“余始著《訄书》，意多不称，自日本归，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这就是1904年在日本东京翔鸾社的铅字排印本。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对《訄书》亦多所修治矣”，增订了不少篇文，也删除了一些篇目，如拟增《原儒》《原经》《六经说》《小疋大疋说》《八卦释名》《孝经说》等自认为“闳雅”的传世之作。这部“手改本”改笔都是蝇头小楷，今藏北京图书馆。
1913年8月，章太炎“时危挺剑入长安”，为袁世凯幽禁，将所撰论著编成《章氏丛书》，1915年由上海右文出版社排印出版。不久，又由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其中《检论》，就是在《訄书》“手改本”的基础上修订印行的。从编目到内容，和原来的《訄书》都有显著不同，我在《章太炎年谱长编》和《章太炎传》中，都曾论及
。
如果单看《章氏丛书》中的《检论》，不但删除了过去《訄书》中的一些革命文篇，而且看不到他自甲午战后到民国初年的思想演变。如果“结集”能把他的历次改本，一一搜集影行，那对深入研究章太炎思想，以至中国近代史，无疑是有帮助的。
或者以为，清季以前的结集，很多是作者晚年自订，他们对早年之作，也会有增删、修订，为什么近代人物结集要如此细致，岂非繁琐。其实，占有资料，繁琐非罪，问题是结集的目的何在？作为“全集”，总希望搜编齐全，清季距今较近，手稿存留，这是一件好事，不将这些作品搜辑齐全，怎能对作者作出正确评价？况且在历次修订的手稿中，可以察觉各该时期作者的思想活动及其周围环境，以至人物的关系，这是不容忽视的。况且，近代社会发展迅速，人物思想每随时代而有变化，这和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自有不同，思想的演变，修订的频繁，自非过去人物“结集”可比。
当然，在处理手稿以至刊本进行结集的时候，带来一些困难，如以初稿为底本，以历次修改脚注、正文、注文检查不易；如以历次改本照录，读者又必重新勘覆。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为好，可以探讨。但不能因为编校困难而任意放弃。作为近代人物的“结集”，对这种比较重要而历经修改的文篇，还需慎重对待，不能弃而不顾。
其实，报刊发表的文篇在结集时又经修改的情况，近代人物也不只是章太炎一人如此，其他人物也时有所见，如严复《原强》一文，最初登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至十二日(1985年2月4日至9日）的天津《直报》，后来收入《侯官严氏丛刻》，前后就有很多改动，除《物类宗衍》改为《物种探原》等名词改动外，很多牵涉词意的改动，如《直报》载：
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物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未由见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
《侯官严氏丛刻》则作：
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借天地二字，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教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言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
可知修改异同，勘校探寻，还是必要的。
谭嗣同的《仁学》，最初刊登在《清议报》和《亚东时报》，但它们不是同源。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刊《清议报》，自第二册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899年1月2日）开始刊登，直到第一百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1901年12月21日）刊完，共登载十三次，历时近三载。较《清议报》略后，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自第5号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公元1899年1月31日）连载《仁学》，至第19号(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即公元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登载十四次，历时也有一年零两个月。但他们不是同源：《清议报》本源自梁启超所藏“副本”，而《亚东时报》本则源自唐才常。1901年10月10日，由“国民报社出洋学生编辑所”署名，在日本发行之本，以至后来各本，都沿自梁启超所藏“副本”。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建议“重印《仁学》，应以《亚东时报》本为依据，而将各本比勘”
。中华书局重印的《谭嗣同全集》就曾按照这一意图进行，并从《湘学报》《湘报》《时务报》《农学报》《清议报》《亚东时报》增补和校订了一些文篇。
至于没有在以前结集登载的，也应补辑，如唐才常有《觉颠冥斋内言》，收录他在戊戌前的文篇。政变后，他续在《清议报》《亚东时报》发表诗文，如《论戊戌政变有益于支那》《答客问支那近事》《砭旧危言》《日人实力保华论》《正气会序》等，都很重要，即戊戌前的函札，《觉颠冥斋内言》也未收录。重编的《唐才常集》，也把这些补录进去了。
清季、民初报刊的寻求，并不那么容易，但不能由此忽视。只有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掌握资料，才能编成真正的“文集”或“全集”，只有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料，才能对各该人物有一正确的评价。
清季、民初人物结集，在如何写好前言或后记，以及编排、标校等方面，也有几点值得注意：
作者生平、著作情况、版本依据、编集源由，可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但不要“趋时”。
经、子结集，是要传之久远的，“前言”或“后记”就不能随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作“趋时”之论。举例来说，《龚自珍全集》在1959年出版的，1974年重印，重新改写了“前言”。改写的“前言”说是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学是在二十八岁以后，断然说是他与“公羊学无关”。事实上，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学确在二十八岁，《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诸文，也写在二十八岁以前；但不能说他与“公羊学毫无关系”。因为：
1.龚自珍同时期的人和受他影响的人，都强调他“好今文”。
魏源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
，梁启超说“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存与）、刘(逢禄)”，以为他是“今文学派的开拓者”
。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也说：“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芒接董生(仲舒)。”即所学与之殊科、学宗古文的章太炎，也说龚自珍“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
，都承认他与今文经学的关系。
2.公羊学的特点是援“三统”“三世”以言变革，它每易为隐忧国事、期待变革的人所接受，龚自珍年轻时就有“经世之意”，二十八岁以前的著作中，也有迹象可寻。 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从夏、商、周三代“夷兴”指出：“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有夏、商、周因革损益的微义。《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谈到“三世”，不能说它和《公羊》毫无渊源。
3.乾隆、嘉庆年间，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庄存与揭橥于前，刘逢禄、宋翔凤推衍于后，形成“常州学派”。 庄、刘久宦京师，里第也与龚自珍相迩。龚自珍于十一岁随父到京，此后屡来京、苏，对复兴的今文经学和庄、刘行事应有所闻。1817年，当龚自珍二十六岁时，写有《江子屏所著书序》，有讲三统循环论的迹象。同年冬至，看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认为以清代经学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其中一条：“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唯其是而已矣，亦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宜指清代经今文学的开创者庄存与而言。他对“创获于经”的“绝特之士”是有所知的。就在遇到刘逢禄的前一年，庄存与之孙绶甲馆于龚家，为龚自珍“言其祖事行之美”，龚自珍即拟为写碑铭。次年，从刘逢禄受公羊学，并识宋翔凤。如果他对今文经学毫无品味，不会一遇到刘逢禄，即从之受学。也正由于从小有“经世之意”的思想基础，从而甫经遇刘，即从之受学，誉今文经学为“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之学，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显露了今文的“微言”、《公羊》的“奥义”了。
龚自珍受今文经学的熏陶是事实，他在二十八岁以前已和今文经学有关也是事实
，为什么《龚自珍全集》重印时，“前言”视而不见，特地加“与公羊学无关”这一段呢？查此书重印是在1974年，正是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之时，他们把龚自珍定为“法家”，从而在书籍难于出版之时，会把此书重印，如果说龚自珍和“公羊学”有关系，如果说他受了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岂非要影响龚自珍的“法家”地位？它特地加上这一段，不是没有缘由的。但序文的“趋时”，却影响了《全集》的发行，可知“前言”或“后记”还是稳定为是。
结集编排，应该根据材料的特点，力求保持资料的完整性为原则，不能任意取舍，主观编排。一般说来，“全集”中的专书，可按专书编入；“全集”中的单篇诗文以至奏稿、函电，可按年月编排。如果自出“专题”，那么奏札函电，每每不是专言一事，势必任意取舍，顾此失彼。同时，档卷、手稿整理时，还应与文物保管相结合，因为这些毕竟是近百年、甚至百年前的文稿，稍有不慎，即易带来研究时的困难。如有的函札，原有信封，邮票上有时日可稽，未加注意，甚至丢失，对考定时间、地点会带来极大困难。
当今重行结集，自宜进行新式标点。我认为标点时首先要弄清文义，辨明句读。其次，有的文稿，曾自行断句，应予注意，如章太炎的《客帝匡谬》，最后一句“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有人在“劾”下加点，而章太炎手校本则自己在“劾录”下加点，自宜按照作者原意进行标点。至于校注，宜力求简明，避免读者知道的去注、该注的却不注。过去引文，每凭记忆摘录，似加引号即可，不必另将原文注出，总之，编排力求合理，标校力求简明。
近年海峡两岸颇多经、子结集，因草此文，供讨论参考。
1997年5月31日于上海
——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8卷第1期，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