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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肖：前两天，有同事突然跟我说，有几个朋友正竭力劝说他，把即将进入幼儿园的女儿送到一家私塾。一旦送到私塾，就意味着今后的教育规划脱离了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建议的人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只能教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而不具备一套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解决了自身问题、建立了价值体系之后，职业只不过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对于这样的建议，我的同事颇感犹疑，后来，他还是给女儿选择了幼儿园。其实，办私塾这件事，也就是最近这八九年才开始在内地渐渐多起来的，不知道台湾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您觉得当今时代为什么有人想要办私塾了呢？
薛仁明： 相较起来，台湾开办私塾的情况稍早。在二十几年前，一是台湾的应试教育恶化；二是教育只专注知识传授；三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有人开始行有余力，并愿意尝试一些新可能。他们最初成立了一些体制外的学校，比如森林小学、华德福学校等，后来，政府慢慢开放了在家自学，于是，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私塾便开始多了起来。
至于现阶段的大陆，有人想办私塾，可能与眼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有关。这两者都是中国人想找到真正的文化身份，想借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具体说来，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教育体制内的问题的确不小，他们觉得私塾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是中国教育的某种回归。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中，除去近代这一百年之外，私塾一直是中国教育的真正主流。回到这样的历史主流，对于文化的复兴、对于下一代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王肖：您曾当过中学老师，但是您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家自学。当初有这样的想法，不会是别人规劝的吧？
薛仁明： 让孩子在家自学的想法，真要追溯起来，其实很早。早在我还没有结婚，当然也没有小孩之前，就有这样的念头了。
我自己在中学教书多年，很明白现今教育体制的问题有多大。教得越久，越清楚眼下这种照搬西方的教育体制实在没办法担当中国教育的重责大任。但是，如果真的下决心让孩子“在家自学”，毕竟兹事体大，还是得因缘俱足，草率不得。再说，现今的体制问题虽大，但我知道，有时候小孩还是得学会在体制下生存，我不喜欢把小孩的成长环境弄得像是无菌室一样。换句话说，我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虽然有意见，却不会完全排斥。虽然我觉得我的小孩现在在家自学会好一点，但如果哪天形势变了，需要回归现行的体制时，我也不觉得是件多严重的事。因此，常常有人问我，小孩子要在家自学多久？我总是说，我也没有特定的想法，一切随缘吧！如果有一天，他们真要回学校也无妨。
我其实不喜欢、也不习惯把事情给绝对化。学校固然有学校的问题，私塾或者在家自学也一定会有自己的问题。相对来讲，私塾或者在家自学在许多方面比现在的学校好一点，但我相信，现行体制所培养的那些小孩，有可能比私塾里培养出来的更好。谈及私塾的问题时，一定要清楚其局限性与不可预估性，先别把它绝对化，这样会比较全面一些。
王肖：追溯起来，“学校”“教育”这些词从日本传到中国，也不过百年，我自己也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我的体会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包括多数校长和老师在内的很多人，对学校的定位、功能，以及家庭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相对清晰的基本共识。
薛仁明： 简单地说，现今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移植了一个不符合自己文化的基因、甚至与自己的文化基因相背离的学校教育架构。大家知道，现今海峡两岸，从小学到大学，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育架构。这种架构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只专注于知识层面，很难对学生的人格与生命气象产生教育的力量。在西方的传统里，他们习惯于二元分割的世界——属灵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原本就切割开来。属灵的事归教会负责，教授世俗的知识则是学校的责任。因此，学校教授知识，其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机构。可是，这样的学校，一旦移植到中国，就必然要出大问题。一方面，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系统，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世界从来不是二元分割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体的，属灵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既教授知识，又更关注修身；既关注现实，又更关注生命的安顿。今天体制内的学校，在知识或者就业上，当然有其便利性，毕竟，它设计的教育目的本来就是如此。但如果学校只是孤零零地专注在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社会就难免出现价值真空、道德崩溃的困境。如果小孩完全融入这样的体制，也必然要面临精神空虚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这个问题就越凸显。
现今教育的问题之二，是即使只谈知识，学校所讲的知识也有着很大的偏差。直到我年龄很大了，才猛然发现，自己在台湾所受的学校教育，教科书里所有关于身体的知识，比如小学、初中的健康教育与初中、高中的生物课等，内容完完全全是以西方为中心。这些教科书里讲的纯粹是西方概念，连一个中医的词语也没有，好像只有西方人才懂身体似的。近十几年来，我基本只看中医，不看西医。我对中西医的优劣长短日益清楚之后，更觉得学校的身体教育简直荒谬。像我父母亲都没受过学校教育，都是文盲，但他们起码还知道些食物的寒凉温热，也知道些基本的饮食宜忌。至于我，一直到台大毕业后，还没有这方面的基本常识。
教科书的西方中心化，当然不仅仅在于身体教育，其实所有的科目，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甚至连语文课那种充满概念分析的讲述法，也都受到西方很深的影响。中国人学语文，根本就不该是语文课上的那种学法。上回我在重庆，就听精典书店老总杨一说道，幸亏他以前上语文课都在睡觉，现在才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而当初语文课上认真听课的同学，现在大都不愿意看书、接触传统文化了。
学校的知识如此彻底的西方化，这就意味着，当你受越多的教育，常常会离自己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越远；这也意味着，当你受越高深的学校教育，通常的结果，就是你越不清楚自己心灵的家在哪里，使得你常常陷入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彷徨。这是当代中国读书人的集体悲剧。
今天谈到私塾，或许可尝试着解决上述的问题，也或许可以让一些悲剧不再发生。
王肖：其实，私塾对“先生”的要求更高。在一个习惯了用学历、教龄、职称等标准来评价老师的社会认知体系中，“私塾”好像有一种让人回到原始社会去冒险的感觉。
薛仁明： 如果回到中国的教育传统，就必须承认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一切的根本。人的生命气象与器识格局，才是教育的关键。除此以外，用任何标准化的东西来评价老师，都无关宗旨，甚至在根本上就是错乱的。
讲得更简单些，只要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明师（我所谓的“明”师，是明白的老师，而不是社会上通常所谓的“名”师）。如果把小孩放到他身边，我们自然就会比较放心。小孩在他身边经过几年的熏陶，生命气象或多或少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不敢说会好多少。毕竟，老师的教育能量，还是有局限性的。办教育的人，常常喜欢高估教育的能量。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我们都不太愿意诚恳地面对自己的有限性。办教育的人，动不动就把教育讲得非常伟大，动不动就说我们可以改造什么。可实际上，教育的功能何其有限。老师或家长，都有必要把自己的有限性传达给小孩，这对他们会有帮助的。你要让他知道，老师或者父母，能帮他做的，其实很有限。他生命中的绝大部分事情，还是得靠自己。我在家里，对三个小孩其实管得不多，只是给他们提供些大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家有三个小孩但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有那么多事情的原因。如果管得太多太细，不仅会把自己累得够呛，甚至管得太细的本身，就是一种逾越，逾越了我们当师长该守的那条底线。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私塾。目前，我觉得大陆首先可以做的，就是让私塾合法地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的教育可以开始慢慢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双轨。政府在基本规范的体制之外，可以让教育更自由一点、空间更大一点。自由一点、空间大一点，同时意味着存在风险，但实验性的东西都是如此，比如改革开放。中国也需要有一些教育的“特区”，需要有不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东西。如此一来，才可能把中国教育的整个气脉给打通。更关键的是，透过这些实验性的东西，可以促使教育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回归，让教育更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受教育，就是找到自我，而不是迷失自我。这么一来，中国教育就与目前的文化重建绾合在一起，这是一件根本大事，政府责无旁贷。
王肖：对您这样的看法，目前有一部分人会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举棋不定，仍在观望。比如私塾这个问题，它未来的发展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通过办私塾可在现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重新建构比较亲密的纽带，在目前看来，还是比较困难。
薛仁明： 我的想法是，可以先让两者并存。也就是说，在体制之外，政府慢慢开放私塾的种种可能性。一如现在的台湾，既有体制内的学校，也允许“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存在。这样的“实验教育”，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操作方式，既可以是私塾，也可以是家长互助共学，还可以是在家自学。即使是在家自学，和体制内的学校还是可以维持某些联系。比如说，我家的小孩目前还会到学校定期参加考试，他们仍然保留学校的学籍，如果想重返学校，还可以回去。因此，我们依然使用体制内的教材，每天大概花两三个小时研读就够了。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教育”，没打算与体制内学校维持联系，他们就完全不用体制内的教材。
王肖：我很好奇，如果在家自学的话，比如在你们家，小孩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怎么办？
薛仁明： 找我内人呀！偶尔她教二女儿数学教得没耐性，会找我帮一下忙。因为我二女儿的学习接受能力较弱。除此之外，辅导小孩功课的事通常是由她处理。
王肖：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吗？尤其遇到比较难的题目时。
薛仁明： 不难吧！初中毕业之前的题目，应该都不算难。
王肖：那是因为你们家有这个先天优势。
薛仁明： 对！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有些人会考虑送到私塾，有些人则不妨考虑组织个共学团体。
我的意思是，这些“实验教育”，尽可以有各种操作方式。比如说私塾，如果你能办得彻彻底底，办得像王财贵先生那样老老实实就只是读经，其实也很好。各种不同的操作形式，都无妨。只要在大方向上，政府愿意放宽教育这一块区域，开放一些教育特区，许多看似实验性却具有真实生命的东西，自然会慢慢出现。一部分人先这么做，过一阵子就可以反馈给体制内的学校。等到做得成熟，且做出成绩之后，再进一步思考如何调整现行的教育体制。
当孩子到了十八岁，再继续往上学，就如同我的《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刍议》
一文所提，所有的中国学问，不论是儒释道、经史子集，还是中国音乐、美术、建筑与医药学，都应该从现今西方架构的大学体系中彻底独立出来，另外成立一个体系，暂且称之为“书院体系”。在这个书院体系中，一可以结合学问与修行，让学生的生命得以安顿，不再孤零零地只是追求知识与技术；二可以建立中国式的生命观与世界观，重新绾合学生自身的文化基因；三可以用中国人的思维与语言来重做中国学问，不再像今天学院里“西体中用”做法，即用西方知识与概念来分析中国学问，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弄得中国学问了无生趣、奄奄一息。这样的书院，培养的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者。这些人必须有古代士人的气度与担当，如果中国要行王道于天下，依靠的就是这批新时代的士人。而要培养士人，就要从建立书院做起。
王肖：说到大学，我记得有阵子，内地教育界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今天很多科学家不会写文章，或者说写得佶屈聱牙，于是便开始怀念有艺术修养、有人文情怀的中外科学家，大学呢，就开始效仿西方的大学，倡导通识教育。
薛仁明： 西方所说的博雅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台湾引进了很多，也学了很多年，可到头来，效果极其有限。学生都知道，那种课最好混，上课轻松且给学分又大方，所谓通识学分，就算了结了。这样的课程，与原来期待的通识与博雅教育，当真是八竿子打不着，毕竟那都是西方概念的产物。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真正成效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引进中国之后的效果不彰，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看来，与其空谈注定成效不彰的通识教育，还不如回过头来，重新建立中国式的书院体系。书院一旦办得好，就可进行分流。正规的学生，修习四年或者可以更久，目标就是培养新时代的士人。此外，书院还可以广辟先修班，让所有的大学生在入学之前，都能去书院修习个一年半载，接受真正的中国教育，打好中国生命学问基础。然后，再去读大学，再去追求专业知识，他们就不易陷入生命失落、精神空虚的困境。有了最起码的中国文化熏陶，比起所谓的通识教育，更能让这些专业人才受益终身。
王肖：有时我会天真地以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知识至上主义，是因为生存压力所致。像我外公外婆那辈人，家里有四五个小孩，却不觉得有多辛苦。虽然孩子长大后，不算优秀，也就是个普通人，可在外人眼里，他们都很谦和、温良、勤勉。然而，从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开始，常常是四五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全家人的辛苦付出，都是为了让小孩的社会竞争力变强。可也因此，人对人的评判标准就改变了，不论大人小孩，大家都觉得活得好累。
薛仁明： 他们何止是辛苦、何止是累，恐怕更大的苦痛还在后头呢！再过几年，他们可能会发现，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成效却从来不会成正比。这些被苦心栽培的小孩的素质，很可能不但不会好，反倒更差。
就说台湾吧。家长们整天焦虑着小孩未来，整天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大概也就是这二十几年的事。这二十几年，许多父母从胎教开始，就进入备战状态。为此一个个用尽手段，一心一意要让自己的小孩素质高、竞争力强，唯恐将来在社会生存的压力之下惨遭淘汰。按理说，大家这么全力以赴，所培养出来的台湾年轻人应该是极优秀、极有能量的一辈，然而不幸的是，结果恰恰相反。台湾目前除了少数惯于讨好年轻人的媚俗者之外，许多人都在纳闷：“台湾的年轻人怎么了？”更多的企业主则在问：“这一辈年轻人的竞争力都哪里去了？”
很吊诡的是，他们这一辈，从小被极力栽培，长大后却是这个模样。他们幼时拥有最多的书籍，长大后，却对阅读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许多人从小就被送去学钢琴，长大后，对音乐的品味则是空前恶俗。我想，这些父母，大概都陷进了某种迷思。这样的迷思，不仅仅在家长，即使教育部门，也陷入了同样的迷思。台湾这些年来，一直说学校的班级人数减少，就会对学生有利，就会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成效。乍听之下，似乎有理。毕竟，每个学生平均获得的教育资源的确变多了，受到老师的关注度也增加了。可是，当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从二三十年前的五六十人慢慢减少到现在的三十人之后，你会发现，学生的学习成效并没有预期的上升，反倒是逐年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按照顾的程度来讲，当然是班级人数越少越好，但是教育的根本并不在于照顾。照顾，那是幼儿园的事；事实上，即便是幼儿园，也未必是照顾越多就必然越好。教育的根柢，其实是整个生命的启发。呵护过多、安排过甚，通常只会妨碍生命的启发。生命的启发，与无微不至的照顾无关，只与能否准确对应有关联。比如说，小孩犯错了，我们该“修理”时，有没有办法“准确地”修理；该批评教育时，有没有办法“准确地”批评教育，有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到点子上。如果能三言两语说到点子上，那你还整天照顾他干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