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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宫廷到塞下

封藩的第二天,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们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 。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对他们讲道:“辅导之臣,就好像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开导赞助。我将此重任交于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恶。”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家庭,打天下不易,对于坐天下格外用心,希望这份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因此对于诸子的教育也就特别重视。朱元璋在儿子们身上寄托了大明皇统的希望。

几个年长的儿子虽然出生于战争的年代,其实并未经受过什么锻炼,也没有真正吃过苦,这总是让他感到不能放心。他便有意安排儿子们去吃些苦,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他就命内侍制成“麻屦行膳幐”(麻鞋和行囊),就是让儿子们穿麻布鞋,出门时一定要自己带上行囊。如果出城外去稍远的地方,朱棣和几个年龄稍大些的兄弟就不能全程骑马了,而是规定要“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至因环境优异而骄惰 。朱棣虽小却也明白这是父皇让他们不要忘记得天下的艰难。

其实这时候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还是个少年。当然,朱元璋本人十二三岁时即已父母双亡,为人家放牛看羊,挨冻受饿了。

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朱元璋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对于诸子读书的事情格外重视。战乱年代没有条件,开国后为教育诸子,当年冬天,朱元璋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点名望,便亲自写信,延请来做诸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责怪的。朱元璋听到后平静下来,这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直到他们陆续就藩后,才又重归故里

朱棣从未受到过先生责罚,他虽然不像二哥那样聪明外露,却也并不调皮。应该说朱棣在兄弟们当中似乎并无出色的表现,他不大爱说话,性格有些内向,但凡遇事有自己的主意。不过毕竟他还算是朱元璋儿子当中年龄稍长的一个,他与二哥朱樉、三哥朱 年龄比肩,朱元璋正好将北边的三座重镇西安、太原和北平安排给了他们三人。既然如此,对于这些儿子们朱元璋就不能光让他们去读圣贤书,还必须让他们按照历史上皇族的传统去习武,将来能够领兵打仗。

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教育训诫

洪武元年(1368)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菜地附近时,那时的宫中竟然还种了蔬菜,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此非不可以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棣和兄弟们虔敬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 。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明白的,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多为善行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再后面是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楚王……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胙肉(祭祀用的羊、猪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年。

洪武八年(1375)冬天,朱元璋命太子朱标率诸王出游中都讲武。这是朱元璋对诸子的一次重要安排,可是燕王朱棣却未同行,这一年他十五岁,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 达连忙起身拜谢,皇帝的话自然是不能违背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

册妃迎亲的礼仪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已经正式确定了,当时虽然是为了太子朱标的婚事而定,不过规制中也明确了亲王婚礼仪式,于是一切按照规制而行。礼部事先移文司天监,选择吉日,先行纳采之礼,任命官员为赞礼正、副使,并且告示文武百官,就如同一次隆重的朝仪,所不同之处,礼部官员们在御座南陈设大雁和其他的礼物。承制官到御座前承制,再由中门出,到丹陛前宣布规制,再由正副赞礼官员跪读制书。

奉制曰:奉制纳徐氏女为燕王妃,命卿等行纳采礼。

宣读制书完毕,赞礼官员再去拿了大雁和礼物,依次而出,文武百官也随之于鼓乐声中鱼贯而出。

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东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傧相。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

这一年朱棣十六岁,所谓弱冠之年。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四岁。对于徐家的这位大小姐,朱棣并不陌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但是朱棣当时绝然没有想到,他迎娶的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在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在朱元璋诸子中,虽然也有娶功臣之女为王妃的,却都不及朱棣。二哥秦王朱樉正妃乃是元朝著名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妹妹,次妃是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鲁王的王妃是开国功臣信国公汤和之女。这几位王妃无论家世还是本人才能,都无法与朱棣的徐王妃相比。

亲王的婚礼自然十分隆重,一时间也成为了朝中的一件大喜事。热闹一番后,朱棣与徐王妃只过了一个月的蜜月,便告别新婚的妻子,前往凤阳,与已经在那里的兄弟们一起,开始了军旅生活。十六岁的朱棣在父亲眼中,已经长大成人了。朱元璋的用意十分明确,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更多接触武备,为将来就藩镇守做好准备,至于选择凤阳,当然也是要他们看看这片祖宗肇基之地,要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当然,让儿子们离开宫廷,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百姓的生活。这确是他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凤阳。中都凤阳是朱元璋出生和少年时代生长生活的地方,朱元璋就是在这里出家为僧,在这里投军从戎,迈出了打天下的第一步。这里也是朱元璋的父母,也就是朱棣的祖父母陵墓所在地,他们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皇陵之中。如今那座气势恢弘的陵墓,在当初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着两个衣着破烂、棺椁皆无、贫病交加中死去的老人。看着祖父母的陵墓,朱棣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知道了父皇取天下的艰难。而且更让他难忘的是洪武十一年(1378),江阴侯吴良来到凤阳开工扩修皇陵。在新修建的皇陵前,朱元璋亲自写成了《皇陵碑》。这是一篇让人读之而心酸的家史,朱元璋毫无隐晦地饱含泪水写下了自己幼年的经历,写下了自己投军和定天下的过程。他在碑文最后写道:“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

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这是朱棣第一次离开宫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时间,这四年的生活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朱棣来说十分的关键。

四年时间转瞬即过,朱棣在凤阳渐渐长大,从一个初涉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英武的藩王。

多年以后,朱棣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道:“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是心酸的回忆?是对于生活经历的慨叹?或者只是他深知那段生活对于自己一生的重要?朱棣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他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刻,得到了这样的历练。

分封诸子,各立藩国,统辖军卫,利用他们去取代功臣掌管军权,这是朱元璋巩固家族统治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同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藩王与皇储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花了不少心机对他们反复教诲。当时正在修建的诸王宫殿城门,也统一定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等名称,以使诸王睹名思义,诚心藩屏帝室 。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来触一触朱元璋这根异常过敏的神经。这个人便是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国子生出身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初九,钦天监奏称:“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照当时人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皇帝照例要诏求直言,叶伯巨的“万言书”便在此时呈了上来。一些朋友劝他不要上书,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他却说道:“如今天下有三事可虑,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见而患速。即使没有求直言的诏书,我尚且要讲的,更何况皇帝已下明诏?”他讲的“易见而患迟”的二事,是指“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那所谓“难见而患速”的一事,则是指“封藩太侈” 。他在“万言书”中写道。

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明初无此藩)、楚、吴、闽(明初无此藩,《明史》卷139《叶伯巨传》作蜀,亦误。蜀王封于洪武十一年,此时尚未封)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这番话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事实。但是当时诸王尚未就藩,各藩府护卫官属亦未齐备,其实叶伯巨实在太过文人气,硬是要以史为鉴,说一番不识时务的警示之言。可是他的一番话却让朱元璋感到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他的这份万言书也确实戳到了朱元璋的痛处,自然惹得朱元璋怒不可遏,他让人将叶伯巨逮至京师下狱。叶伯巨被下狱后不久便瘐死于狱中,这可谓是杀一儆百,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及宗藩之事。

但是叶伯巨所说的那些历史教训后来皆成为事实,到洪武后期,宗藩之弊则日渐明朗。诸王就藩后,更多参与征战,逐渐形成强枝弱干之势。不仅如此,太子和诸王嫡长不分的情形十分严重,直到朱元璋晚年,太子、诸王尚未明长幼之序。户科给事中卓敬看在眼里,忍不住要委婉地劝说朱元璋:“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卓敬从长幼嫡庶有别来谈此事,更容易说服朱元璋,目的还是要改变已渐形成的强枝弱干的局面。

“尔言是,朕虑未及此。”这一回朱元璋总算听进去了

不过在诸王当中,朱棣跟诸王们还有所不同,他没有一个在后宫拥有名份的生母,虽然有马皇后的抚养,但是那只是抚养,却不曾有过生母之爱,因此朱棣总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与兄弟们不同。

这样的处境加之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养成了朱棣审慎行事的性格。面对太子和诸王间危疑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表现。

诸王各就藩封国之前,朱元璋开始在各地为诸王兴建王府,燕王府就建在故元大都北平。北平的元皇宫尚在,于是在故宫旧址改建成为燕王府。朱棣对这件事情十分在意,因为在所有兄弟们中间只有他有这样的运气,将王府建在了胜国故都之上。虽说秦王府建在西安唐朝故都,但那唐朝旧宫已经荡然无存;周王府建在开封宋都,宋宫也基本不见痕迹。只有燕王府建在北平,元故宫仍存,无论如何这也是其他诸王不能相比的。

受命前往北平督建燕王府的勋臣,是朱棣的表哥曹国公李文忠,朱棣为此专门致书信给李文忠说道。

燕王今遣承奉吴祥赉手书致表兄曹国公:为营造事,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其营房务要好去布置,如法起盖。开河之事,若有人力可以兴工,若人力不敷且歇,今当仲夏,宜善保,不具。洪武九年四月。

这还是朱棣刚刚新婚之后来到凤阳未久。朱棣是个聪明人,要求表兄李文忠在施工中节省工费,向父皇表示了自己的节俭,同时也可以保持元朝皇宫旧貌,年仅十六岁的朱棣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成熟。这样的做法当然会令朱元璋感到很满意,因为当时他正在提倡撙节。

洪武十年(1377)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补充。秦王府在原有西安护卫军士1451人的基础上,补充了羽林卫军士2264人。晋王府在原有太原护卫军士1630人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兴武等卫军士2251人。朱棣的燕王府也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1364人的基础上,补充了金吾左等卫军士2263人 。这是对他们即将就藩的安排。

第二年春天,秦王朱樉和晋王朱 便离开京师,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朱棣却未能与他们一同就藩。他同周王朱狘、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重新回到中都凤阳,在那里又生活了整整两个年头。其实这一年朱棣已经十八岁了,按道理是可以同两个哥哥一样前往藩地,开始新的生活,而且一切安排都应该如此,却在最后一刻被改变了,谁也不知道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

朱棣当然不能去问父皇,他一向都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在凤阳的这段时间,他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跑到一些平民百姓的家中,看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民间的轶闻,这对于朱棣来说也是满有趣味的事情。朱棣就这样,又在凤阳生活了两年,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接到父皇让他就藩北平的旨令。

朱棣接到旨令赶回京师的时候,京城上下已经是一片人心惶惶。洪武十三年(1380),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正月,正旦大朝之后的大年初二这一天,御史中丞涂节便告发丞相胡惟庸谋反,而且连带出御史中丞陈宁等人,而告发此事的涂节,其后也牵连案中。这个被定性为谋反的大案,株连官员和戚属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一大批开国的功臣名列谋反的“奸党”之列,戚属遭到诛杀,这个事件史称“胡惟庸案”。

虽然朱元璋此时还把握分寸,当群臣请诛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时,朱元璋说道:“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书记,赞计画。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升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遂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问。” 虽如此,却并非称其无罪,不过天子法外开恩,不予追究,而生杀之柄仍然握于朱元璋的手中。有心计的功臣们已经感到自危,魏国公徐达虽然还在北方主持军务,但其必将为藩王所取代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朗。

正当朱元璋大肆追治“奸党”的时候,他却突然让朱棣就藩北平,没有人能够看出他的用意,他究竟是急于让儿子们成长起来,取代功臣们,还是不愿意让年长的儿子们在身边看到他的这场残酷的政治清剿。

这场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当然与朱棣毫无关系,他率领王府的燕山左右二护卫的五千七百余将士,从京师出发,前往封藩之地北平。这应该是朱棣期待已久的事情,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新奇,而且充满了挑战,这也正是朱棣的期望。

这一年朱棣二十一岁。

暮春三月,朱棣告别父皇,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离开了血雨腥风中的京师,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的中都,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北国重镇,而那个陌生之地才是他命中注定今后生活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父皇、兄弟,只有他一个人,和伴随他同去的徐王妃,他们将是那里的主人。

不过朱棣丝毫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是孤独的,这一切当然都因为他从小失去的母爱。虽然马皇后对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但是马皇后对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那只是抚养,教育,有时甚至会很严格。所以朱棣是这个皇室中的另一类孤儿,他甚至更渴望独立的生活。这一切,从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十一日壬寅这一天便开始了。

朱棣自信他是诸藩王中的出类拔萃者,也确如此。他诸多的兄弟们中,太子朱标虽有长兄之风,可惜书生气太重,处事柔弱。秦王朱樉身为诸藩之长,却寡德失行,朱元璋对他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晋王朱 倒是英武聪敏,颇多智数,深得朱元璋钟爱,但他生性骄狂,毫无顾忌,就藩途中曾因小事鞭笞膳夫,朱元璋得知后很不放心,专门派人告诫他说:“我帅群英平祸乱,对任何人都不曾姑息。惟独膳夫徐兴祖,侍奉我二十三年,从未折辱过。怨不在大,你要牢牢的记住。” 元璋是恐怕膳夫结怨,谋害爱子。除去这三位兄长之外,其余诸王,都是燕王朱棣的兄弟之辈,就藩晚,势力一般亦较差,只得屈居于朱棣之下。

然而朱棣却并未满足于这种状况,他时刻都在觊觎着皇位的继承。当然,怀有这一野心的并不只朱棣一个人,秦王、晋王,甚至那些势力较弱的藩王,几乎都无时不在梦想着取代太子,由自己来继承父亲的皇位。皇家的父子、兄弟之间,利害之争代替了骨肉之情。但是从表面上看去,一个个又都是那么忠孝本分——他们都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竭力表现自己是忠孝本分的。

北方的雄关重镇确实与江南迥然不同。北平这座胜国故都是通往辽东及塞外一带的咽喉重地。本不十分高大的城垣,经历了兵燹之后,更无昔日的神采,但在煦煦的春风中,却仍然能够显示出帝都的独特形势:它周围的山峰,从西向东北起伏蜿蜒,群山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 。向东南望去,则是无垠的平原。朱棣不由得喜爱上了这个地方。

燕王府就建在元朝的皇宫基础之上,当朱棣走进去的时候,感到既新鲜又满意,这里基本上保留了皇宫旧貌,只是做了一些修缮。这也正是他当初嘱咐李文忠不要浪费,尽可能保留宫中旧建筑的结果。原来皇宫的旧宫门,都已经按照王府的规制改建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朱棣知道,这里面包含着父皇对自己的期望——做一个“仁、义、礼、智”的藩王。“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

朱棣就藩北平后的第三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中秋,突然得到了母后马氏于本月十日病逝的噩耗。马皇后并非朱棣的生母,但是自从掑氏生下他来,一直是由马氏安排抚养的,名义上便也成了马氏嫡出。小时候朱棣并不知道这段隐情,年长后尽管渐有所知觉,他当然不敢也绝不会自认生母,谁不知道嫡出与庶出之别?马皇后从未生育过子女,太子、秦王、晋王为李淑妃所生,其他诸王也各有其生母,而太子与几个年长的藩王,统由马氏抚育成人,也都以嫡出自命。这次当然都会尽快赶赴京师奔丧,以表孝心。

朱棣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带着侍从官校,匆匆启程上路。谁曾想到,他此次南行奔丧,竟得以结识了一位怪杰,与之同归藩府,从此赞助他夺位之谋,终于成就了二十年后登极称帝的大业。

八月二十六日。燕王朱棣和秦、晋、周、楚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先后赶到京师,城内已被一片悲哀笼罩。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都被规定按制服丧,一切娱乐活动都被暂时禁止了。

对于马皇后之死,最感到悲痛的是朱元璋本人。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是患难夫妻。马氏父母早丧,被他父亲马公的好友郭子兴收为养女,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义军后,颇显才能,郭子兴做主将马氏嫁给他,婚后马氏一直随夫在军中,对于调和朱元璋与郭子兴及子兴旧部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一次,朱元璋触怒郭子兴,被囚禁,饭食断绝,马氏怀藏炊饼偷偷送去,胸前的肉都被烫伤了。朱元璋与群雄争战之际,马氏或亲缉甲士衣鞋佐军,或发所藏金帛犒士,对朱元璋帮助很大。马氏待人宽和仁厚,多次劝说朱元璋保全功臣,对待宫中妃嫔宫人严而不苛,常有所照顾,因此德高望重。这次病危,自知不治,既不要群臣祷祀,又不肯求医服药,惟恐死后连累他人

洪武十五年(1382),是朱元璋登极以来家庭生活最不幸的一年,五月间刚刚埋葬掉皇长孙雄英,事隔三月,皇后又遭病故。一年之内,孙夭妻丧,这位五十五岁的老皇帝几乎吃不消了。他一面安排礼部议定马后的葬事,一面支撑着处理日常政务。

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发引入葬仪式,将马后葬入钟山的孝陵之中。

一切都渐渐平静了,只有宫人们时时唱起不知谁编写的哀歌。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

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

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于是又唤起朱元璋一阵心酸,为了感念马皇后,他决心不再重立皇后。

朱棣和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孝敬之心,提出要求父亲选派高僧,各随归藩国,为已故的母后诵经荐福。这很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找来僧录司左善世宗泐,要他去办理。这是僧录司左善世的分内之责。宗泐除去请人选荐之外,自己亲自推荐了三位高僧,其中有一位法名叫做道衍,被朱元璋安排给了燕王朱棣

道衍,本姓姚,幼名天禧,祖籍汴梁。宋高宗南渡,合家随之迁居于平江(苏州)长洲。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道衍出生时,其家已南居三代。他家贫无寸土,祖父及父亲两代均靠行医为生。道衍自幼便显露天资,聪颖过人。家里本想让他继承祖业学医,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一心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

一天,他到苏州城里去,走在街上,行人忽然骚动起来。纷纷躲闪到街旁。道衍从人丛中望去,只见大街上走过来一行人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原来是僧官出行。道衍打心眼里羡慕,决心出家为僧

十四岁那年,他出家到附近的妙智庵中。四年之后,至正十二年(1352),正式剃度。而恰恰是这一年,凤阳皇觉寺和尚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郭子兴义军。这两个明初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与佛教结下过不解之缘。

道衍虽然在元末乱世之中出家学佛,却并未拘泥于一家之学。距妙智庵不远的灵应宫有位道士叫席应真,是位博通的杂家。青年僧人道衍便拜之为师,向他请教阴阳术数之学,并且研习了兵法。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道衍与望斋门外比邻而居的徐贲、高启、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等所谓“北郭十友”相交甚密,并与杨基、王宾等人结为诗文好友。道衍博学而不迂阔,出家而不厌世。了解他的友人,都知道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 。一次,他出游来到嵩山寺,遇见一位名叫袁珙的相士,袁珙看到他说道:“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秉忠乃是当年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得天下的开国功臣,道衍正欲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道路,去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他因此不仅不怒,反而大喜,从此与相士袁珙结交,成为了事业中的朋友。

在这次选赴京师之前,道衍曾有过两次应选的机会。一是洪武四年(1372),朱元璋诏取高僧,道衍本欲应诏,谁知届时却不幸病倒了,卧床不起数月,直到第二年初。正月初六这天,天气分外晴和,道衍久病初愈,在友人陪伴下起身试步,来到屋外檐下小憩。这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之中,煞是惹人喜爱。友人们兴奋地对道衍说:“此雀五色,是文明之象,你病起而遇之,将来文章必定大有进展啊!”然而道衍所凝想的,却不同于这些文墨之友。他当即吟诗道: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借着对这五色雀的赞誉,道衍抒发了自己满怀的宏图壮志

另一次机会是在洪武八年(1375),那一年道衍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次他仍未能得授官,于次年春被“赐还吴门”。但是这次赴京,使他得以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从而更增添了他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不禁吟道。

谯橹年来战血干。

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

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

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

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的宗泐窥知了诗中的心思,说他道:“此岂是释子语耶?”道衍并不回答,仅报之以一笑

道衍回到苏州,在西山海云院“莲花室”中又禅居四年。洪武十三年(1380),他再次出游名山,扬帆江上。这一次的出行之中,他突然发现,虽然自己年仅四十七岁,但有时竟然要倚杖而行了,“死期将至”的念头,在他头脑中倏忽一闪,然而,理想中的事业尚未成就,他还要“痛自鞭策”地走下去 。恰在此时,因宗泐推荐,他第三次被选赴京师,这次,才是他毕生事业的真正开端。

道衍来到宫中拜见朱棣的时候,朱棣当即被这个“形如病虎”的怪僧吸引住了。道衍望着眼前这位年轻英武的燕王,那种逾众的风度和气魄,也使他感到,这正是他多年来寻求而不遇的“明主”。两人遂一见如故。

没有人知道他们初次见面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后人只是从他们的投契及此后的活动去揣测,并且编造了这样一段故事:道衍入京,觇得燕王朱棣有天子气,乘间对他说道:“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如今国家初定,东宫太子生性仁柔,希望大王您多自珍重。如若能让我随您赴燕,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当然明白他的暗示——“王”字上面加上“白”字作帽子,则成为“皇帝”的“皇”字 。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道衍在与燕王朱棣初次见面时,作如此露骨的表示,是要冒杀身之祸的风险的,除非他们在谈话中互相有所了解,但这只是初次的见面,便言及夺嫡之谋,似不大可能。事实上,朱棣对人才的渴求及道衍的满怀抱负,才是他们一见如故的真正原因。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之中,两位胸怀大志的历史人物就这样结合到一起了,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历史的巧妙安排。他们将要共同改写那一段历史。

道衍是九月二十四日赴京的,见过燕王朱棣后,十月一日便匆匆登舟北上赴燕。

深夜,舟中卫士多已入睡,道衍却独坐难眠。随着有节奏的摇橹声,他不由思绪万千,五十年来坎坷的经历,即将开始的事业,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在他心中萦绕。东方欲晓,道衍望着两岸退去的山林吟道。

石头城下水茫茫。

独上楼舡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

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多橹声摇月。

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难苦际。

无愁应只为宾王。

这诗句听来难免带有孤凄之情,这对于道衍来说,也确是一次全新的人生经历,远离江南故土,毅然前往北国塞下,只是为了相助于燕王朱棣的事业,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因此才使得他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朱棣动身要比道衍晚几天,他是十月十八日北上归藩的。两个月的奔丧结束了,朱棣的收益是如此之大,他得到一位相投默契的高僧,一位帮助他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谋臣。

北平燕王府西边不远,有座大庆寿寺。道衍来到北平后,便做了这座寺庙中的住持。这是一座创建于金代的庙宇,因为原来地处京师,所以不仅殿宇宏丽,而且多有名僧住持。庙中有两座砖塔,一座九级,一座七级,九级的那座是元初名僧海云国师之塔,元朝开国勋臣怪僧刘秉忠,就是这位海云国师的弟子。寺中保存的海云画像上,还有刘秉忠所作赞文 。这实在使道衍感到有些兴奋,刘秉忠是他所崇拜的人物,他也素以藏春子(刘秉忠别号)自命。他在这座寺庙中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刘秉忠本是邢台人,墓也在邢台,道衍在北平期间曾两次去拜谒刘秉忠的墓地,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 所说的大业就是辅佐燕王朱棣,成就帝王之业,名垂青史;所谓“勋名照简牍”,实在不是一个出家人四大皆空的志向。

但是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解释的问题,道衍凭什么条件来支持燕王朱棣的夺嫡?这时候皇帝朱元璋还健在,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还在,更何况还有秦王、晋王这两位兄长,朱棣这个并不具备任何夺嫡优势的藩王在此后夺嫡登极的道路上,几乎是杳无希望。

朱棣同道衍开始密谋此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得知。自从道衍来到北平后,他便经常出入燕王府,这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但在后来的史书中却记载说,他们常常避人密谈,为夺嫡的大事谋划着,等待着。…。 wnrX6QjFgNVbDlMUa1/mLpUxwo3ZnaW96+5mJZx5vHoO18m6/OAhvIws+dEKr7dX



三、强藩之首

洪武十六年(1383),魏国公徐达再度奉命赴北平主持军务,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年便病倒了。朱元璋得知徐达病情后,派徐达长子徐允恭(后因避皇太孙朱允炆之讳,改名徐辉祖)赶往北平探望,待其病情稍痊,又命将其接回京师养息。徐达的病情本来已有好转,谁知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突又恶化,延至次年二月病故

徐达位居明朝开国功臣之首,封魏国公,又与朱元璋是所谓“布衣之交”。徐达病危之际,朱元璋曾四处召求名医为其诊治、祈祷,待其病故后,又追封为中山王,并命其长子徐辉祖袭爵魏国公,表示了对这位开国功臣的最大恩典。可是仍然有人传言,徐达之死与朱元璋猜嫉功臣有关。据说徐达身患背疽,忌食蒸鹅,朱元璋却偏偏赐蒸鹅给他。徐达自知不免,洒泪吃下,病发而卒 。这个传说不足为据。但是徐达于此时病故,既消除功臣执掌军权之忧,又显得保全了功臣,这恐怕正是朱元璋求之不得的结果。不过若说朱元璋有意致徐达之死,则并不可信,在明朝开国功臣中,徐达最守君臣之分,小心谨慎,并无半点过分之举,他素与胡惟庸不合,在功臣勋贵中从不结党,更何况所谓背疽不能食鹅云云本来便是无稽之谈。

徐达的病故,朱棣的心情更为复杂。徐达与他有翁婿之情,王妃徐氏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性,感情素洽,她有丧父之哀,朱棣自然难免陪着伤感一番。但是徐达生前是主持北方军务的主帅,他死后,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样众望所归的人选。朱元璋封藩的目的也正是以诸子取代功臣,朱棣则可乘此机会发展势力。如此看来,徐达的病故为燕王朱棣掌控北方军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最初代替徐达主持北边军务的,是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但是冯胜洪武二十年(1387)率师出征纳哈初,虽获胜而归,却即因有人说他多匿良马,向纳哈初之妻索要珠宝等不法之状,获罪而遭免职,于是由左副将军蓝玉代替冯胜主持北边军务。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因为能征善战,积功至凉国公,颇有些骄横跋扈。常遇春女儿嫁给太子为妃,蓝玉也便自然成为了太子一党。然而诸王之中,太子与秦、晋二王同母所出,凡遇秦、晋二王遭朱元璋罪谴,太子便每每为之说情,但是太子与燕王则过往较少,显然不及与秦、晋二王的亲情。

蓝玉主持北边的军务,当然知道燕王的分量。他移师蓟州后,便专程到北平的燕王府来拜望燕王朱棣,并且献上此次出征俘获的名马。朱棣对蓝玉则有所提防,不仅因为蓝玉与太子的关系,即无此等关系,像蓝玉这种骄横的武夫,不仅难于驾驭,而且往往会败坏大事。他对蓝玉说道:“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拒绝了蓝玉的礼物,蓝玉自然心中不怿,回去后少不了劝太子朱标对燕王有所防备 。不过朱棣这件事情处理算得上极为明智,他既然知道蓝玉与太子的关系,当然不能取小利而授人以柄。

两年后,朝鲜恭让王遣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赴燕府送礼,朱棣在答书中写道。

致意署高丽国事与国人、陪臣等。

迩以礼物来,安敢易纳!古人云,臣子无外交之理,却之必艰人意。故物留,使还。谨以状闻于父皇,以通三韩之意,必命乃报,国人陪臣等审焉

这一回既收下了礼物,又做了好人。

朱棣既然有夺嫡之心,他必然不能与秦、晋二王及太子身边近臣们来往,也必然不能进入到他们的圈子之中,在朱元璋的诸子之中,他是一个孤独的藩王。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太子一脉,他的力量显得是那样渺小,但是他却坚信自己能够成长起来。他必须抓住一切时机,让自己在诸王当中崭露头角,这个机会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年初到来了。

正月初三,朱元璋正式下令晋王朱 、燕王朱棣分路率师北征。随同晋王出征的有定远侯王弼等,随同燕王出征的有颍国公傅有德、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兴等。齐王朱榑也率领山东都司兖州护卫及徐、邳二卫精锐马步军士参加了燕王的出征

二月间,朱棣接到信使送来的一份有关北方军情的敕谕。

询及来胡,言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马称之。有急则人皆一骑,趁水草长行。大军负载且重,追袭甚劳。今降臣尝与彼同仕大官,已使在彼,而晃忽儿又能辞说,由是其众二心,欲南向者多,北向者少。且将粮饷运至上都及口温集于各程,然后再俟人来,知其所在,一举而中矣

从这些安排来看,对这次出征安排感到紧张的不仅是晋王朱 和燕王朱棣,而且还有朱元璋本人。他选择这样一次万无一失的机会命晋、燕二藩王将兵出征,是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如此则二十年来他封藩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可得以实现了。

正月初三,朱元璋命晋王朱 、燕王朱棣分别率师出征。在朱元璋的儿子们当中,他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比如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他就最喜欢晋王朱 。这可能是因为朱 长得英俊,有美髯公之称,而且聪明外露,知道如何顺从父皇的心思,不似燕王朱棣那样少言寡语。这一次出征前,为了给晋王朱 鼓舞士气,朱元璋给他送去一百万贯钞作为奖励,对于燕王朱棣却并无半点儿表示。不过朱棣对此并不大在意,倒是对于父皇让人送给他的那份敌情报告十分重视。

晋王朱 和燕王朱棣得到的是同样的一份敌情通报,但是晋王朱 未曾在意,他率领定远侯王弼等人出塞,在草原大漠上毫无目标去找寻敌踪,直到粮尽不得不回师,竟然劳师而归,一无所获。

朱棣于三月初二率颍国公傅有德等出师。大军出古北口以后,便只见一片片沙丘荒原了。初次率师出征的朱棣在兴奋之中开始意识到了这场出师的艰难,他没有盲目进军,把诸将们召集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我与诸将军受命提兵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郭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师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朱棣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于是商定选派骑哨侦查,得到敌人踪迹后大军再行。不久骑哨来报,侦查得乃儿不花等驻于迤都(二连浩特东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附近),于是率军突进。

塞外的春天,天气瞬息万变。正当朱棣率师赶赴迤都时,漫天大雪将这未露春意的荒原又铺成一片银白,不惯于北方寒冷的明军将士们有些畏缩不前了。但朱棣不愿失此良机,行军途中,再遇大雪,将士们欲暂停歇息,朱棣说道:“天大雪,虏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于是督促大军进抵迤都,与敌营隔一沙碛埋伏下来。

朱棣的军事才能至此已经得到了极出色的表现,但是还不仅如此,他随后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才能,更令人惊叹。朱棣并未立即使用武力突袭,而是采用了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他要对乃儿不花等人劝降。

这一次随征的指挥观童是乃儿不花的旧交,朱棣命他前往乃儿不花营中。乃儿不花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在此时此地与故人相见,两人不禁相持而泣。正当他们欲诉别情时,朱棣突然率军压逼营门。乃儿不花闻讯大惊,乘乱上马欲逃,这时观童拦住了他,向他转陈了朱棣的劝降之意。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依从了。朱棣对他以礼相待,请他到行帐中,并设宴招待。当乃儿不花等人醉饱而归时,部属家人们放下心来,决定归附。这是朱棣第一次受命出征,便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天是三月三十日,距朱棣率师出征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获胜凯旋了。

一个月后的闰四月初一日,朱元璋得到了燕王的捷报,他大约事先未曾想到会是如此的结果,于是命人给燕王朱棣送去一百万贯钞作为奖励,朱棣将赐钞分给了从征的将士们。这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奖赏,因为在尚未出师之前,晋王朱 便已经得到了一百万贯钞的奖赏,而燕王朱棣却是在出师获胜后,才得到了同样的奖励。

不过据说朱元璋得到燕王捷报时曾经对身边群臣说道:“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对于燕王朱棣来说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有父皇的这样一句话就足够了,他此时已经在诸兄弟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朱元璋在北边的倚靠。这一年燕王朱棣已经三十一岁。

这次大获全胜的出征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朱棣的信心倍增,此后数年间,率师征战,成为了燕王朱棣的主要任务。虽然此后未曾再见如这一次征讨乃儿不花的功业,但是燕王扫北的故事,也从此在民间传播开来。正值“而立”之年的朱棣凭着自身的勇气、毅力和才能,赢得了政治征途上的胜利。

朱棣这次出征成功的另一个结果,是令朱元璋感到诸王已经成长而可依靠,对于开国功臣的新一轮诛杀也由此开始。

就在朱棣北征凯旋的第二个月,监察御史在朱元璋授意下,弹劾了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十年前已经处理过的“胡惟庸之狱”旧案重提。牵连到这场大屠杀中的功臣除李善长外,还有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济宁侯顾敬、靖海侯吴忠等,连同他们的家属姻亲共两万多人。为了说明这次诛杀功臣有理,朱元璋还亲颁《昭示奸党录》于天下,但是当时人们似乎都明白这场屠杀的真正原因,只不过无人敢道破罢了。

但是第二年,终于还是有一位名叫王国用的工部郎中上疏为李善长辩冤,言辞之中对诛杀功臣微露指责之意。朱元璋自知理亏,没有怪罪,李善长的冤案却依然如故,不了了之

诸王中受到这场屠杀影响的只有潭王朱梓。这位文弱多情的藩王,因王妃的父亲都督于显及其子俱入“奸党”被杀,潭王恐怕王妃于氏难逃罪责,夫妻抱头痛哭一场,相携投火自焚而死,为这场大屠杀又添上一抹悲剧色彩 。后来有人将这件事附会到陈友谅之妃阇氏身上,说潭王朱梓是阇氏入朱元璋宫中后所生的遗腹子,年长就藩后,起兵为其生父陈友谅报仇,兵败阖家自尽而死 。编造这段故事的人,显然是出于对朱元璋杀戮功臣的不满。

燕王朱棣却是无暇顾及此事,此时他正在北边追击阿失里和元辽王,他已经全身心于北方军务之中。

最早就藩的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朱樉最不争气,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北征没有他参加。第二年,因为过失太多,朱元璋将他召至京师训斥了一番,并且派太子朱标出巡秦地。太子回京后帮秦王说了不少好话,朱元璋才又让他归藩西安。当时也有人告发晋王“心怀异谋”,太子又忙为他解释,朱元璋本来就偏爱晋王,教训一番也就算了。晋王朱 这个人生性聪敏,从此以后一改过去骄狂的举止,变得折节知礼,恭慎仁和,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其实朱棣的行迹也并非谨慎到一丝不露的程度,只是他能够做到不让朱元璋有所察觉。朱棣自从懂事以来,就有非常强的自抑能力,他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从不逾矩。他主要利用参与北方军务的机会,着力于在北方军卫中交结英豪智勇之士,这也是他扩大势力的重要步骤。傅友德旄下的济南卫指挥佥事李彬,北征时多有擒获之功。朱棣得知后,连忙请他到王府,表现得格外亲近 。朱棣所结交的大多是这类中上级军官,对于那些功臣主将,他分寸把握得极好,绝不表示一点逾分之交,他确实独具过人的胆识。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毫无破绽。旁观者清,朝鲜使臣赵浚来为朱元璋祝寿,路经北平,到燕王府拜见朱棣,只不过见到朱棣一面,便有所觉察,他出来后私下对同行的使臣说道:“燕王有大志,其意殆不在外藩乎!”

在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最长,封国西安,也是当时朱元璋最重视的地区。其次便是晋王的封国山西太原,自从徐达、常遇春北伐大都,元帝北走后,元朝重臣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就拥兵西北,与明朝对抗,今日的陕西、山西首当其冲,北平虽然是胜国故都,但是军事地位反倒不及山陕重要。不过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洪武八年(1375)去世,北元以其弟脱因帖木儿为詹事府同知,而其军力大衰,虽为明朝边患,已非昔日可比。再到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北元丞相纳哈初数侵扰辽东,从北平到大宁一带遂成边防重地。其后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将第十七子朱权封为宁王,封藩之地即在喜峰口外大宁。两年后,宁王就藩,拥兵之众,诸王皆不能相比,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并有朵颜三卫蒙古骑兵。而与此同时,朱元璋却有意将国都北迁至相对稳定的关中地区。

关中是秦王的封藩所在之地。朱元璋的这个第二子,与太子朱标、晋王朱 是一母同胞,性格与作为却截然不同,每每令朱元璋对他感到失望。

朱元璋出身贫寒,是一个讲求节俭的皇帝。朱棣是很了解父皇心思的,所以他给管理燕王府工程的表哥李文忠写信,让他尽可能保留元宫的旧建筑,最好能省钱少兴工程。可是他的这个二哥秦王却跟他正好相反,自从朱樉来到西安,王城里大兴土木,就未曾停止,建造了不少亭台水榭。这还不够,他还将当年元宫中一个名叫王婆的女人找到王府中,又带上王婆的儿子王二、王六,出入于秦王府,朱樉这样做无非是想学着过元宫里面那种荒淫无度的生活。不知道谁的主意,知道秦王朱樉喜欢苏、杭的女子,就请画师来,想象着美女的样子,画成多幅美人图,然后派人照着画出的美人,去苏、杭找美女入王府。找到的有奖赏,如若找不到,轻则剜膝致残,重则当场打死。

朱元璋为了调控国家经济,推行使用大明宝钞(纸币)。这种宝钞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损坏以后便无人愿意再要,只能低些价值兑换。秦王朱樉凡是买老百姓的牛羊,一律使用烂钞,并且强行用烂钞换人家的新钞。向民间征税,他不要钞,只要金子,百姓往往被迫变卖房产、田地甚至卖妻儿,换来金子上缴,逼死人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秦王朱樉好色成性,他嫌西北女人不缠足,脚太大,就让人从苏、杭买来一个名叫王金奴的女子,把她留在宫中,虽然没有王妃的名份,却宠爱无比,凡事言听计从。除此之外,秦王朱樉还找男宠在王宫中乱搞,甚至找些尼姑到王宫中,放荡无羁。地方老人上本奏报,他得知后,将老人上枷不给饭吃,活活饿死。

朱元璋得知这些情况,自然又生气又失望,曾经把秦王召回京师,给予惩戒。太子朱标身为兄长,又出于骨肉之情,总是从中相劝,为这个不争气的弟弟说了不少好话。

朱元璋自知这个儿子已无指望,好在第三子晋王朱 、第四子燕王朱棣分守太原、北平,在诸王当中不仅属年长之列,而且表现格外出色,使得这位老皇帝稍有所慰藉。

秦王不才,朱元璋最初设计的三藩鼎立之势,也就只能是两强并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前往关中出巡,三个月后,太子还京,献上陕西地图。人们都知道朱元璋要陕西地图的目的仍为迁都,至此,一切皆按他的布署进行之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突发的事件,将朱元璋的计划彻底打乱。

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回京后便病倒,此时的朱标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龄,竟然一病不起,并于次年病逝。朱元璋作为成功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却经历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的不幸。

太子的病逝对于朱元璋打击极大,迁都的计划也只好搁置了。这一年岁末的腊月二十三日,朱元璋来到光禄寺,他要按规矩祭灶神了。这是一篇情绪低落的祭文,那位处事果断意气风发的开国皇帝的影子已经不见一丝的踪迹。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顾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朱元璋对于太子朱标的不满,归根到底就是太子的宽仁。朱元璋总是担心他不能应付那些手握军权的功臣。当“胡惟庸案”发生,太子老师宋濂因为孙子宋慎被牵连到案中获罪时,太子曾经以投河自尽以求父皇免去老师的死罪。因为他是接受了儒家那种忠孝仁义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朱元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矛盾,新朝需要一位仁德的君主,但是新朝同时也需要一位铁腕的君主。在他的眼中,太子朱标是过于仁德了。而如今,即如这位仁德的皇位继承人,却也英年早逝,在这位年迈的老皇帝面前摆出了一个新的难题:谁能够继承他的皇位和他的事业呢?朱元璋为此思考了五个月的时间,直到这一年的九月。

在众多的儿子当中,并非无一人选,但是嫡长子继承的限制之下,他却无法迈过那个不争气的秦王去另选皇位继承人,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在太子这一支大宗中选择皇储。他于是选定了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朱允炆,将这个未满十六岁的少年确定为皇太孙。

如果说太子朱标还是宽仁的话,那么这位皇太孙就只能称为仁柔了。许多传说故事都将他描写成一个过于善良而显得不成熟的青少年。朱元璋给儿孙们出对联,他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道“雨打羊毛一片毡”,而燕王朱棣却对成“日照龙鳞万点金”。一个委靡,一个发扬,二人的成败已见端倪 。这个故事虽然明显出于附会,却是人们对于皇太孙的普遍看法。这里面只有朱元璋似乎浑然不觉。

太子朱标死后第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太子的势力便遭到全面的清剿。事发于当年的二月间,有锦衣卫指挥蒋鉔告蓝玉谋反,于是下狱审讯。吏部尚书詹徽参与审讯,蓝玉不服,徽斥喝道:“速吐实,毋株连人!”蓝玉大呼:“徽即同党!”詹徽于是并坐于案中。

这显然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迫害,事情并不在于真的有无谋反证据。蓝玉在出征纳哈初之时,已经感觉到燕王朱棣对太子处境的威胁,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女儿又嫁与太子为妃,因此回师后便告诉了太子朱标,让他有所防备。但是太子为人宽厚,并不在意,事情却为燕王所知,亟欲翦除,以防日后之患。

这次太子病逝,燕王入京,寻机会对朱元璋说起“诸公侯恣纵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 。燕王在此时讲出这番话来,是极容易打动朱元璋的。这本来就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情,更何况太子已故,太孙年幼仁柔,而蓝玉的骄恣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人人皆以为除掉如此桀骜不驯的跋扈武臣,是对于皇位继承的保护,却不曾知道燕王的用心所在,待到后来人们看清楚了燕王朱棣促成蓝玉一案的后果,才知道:“存玉以无燕,不存玉以有燕。” 不过那已都是后话。

蓝玉一案虽与胡惟庸案并称“胡蓝之狱”,但是“胡惟庸案”追治“奸党”前后达十年之久,而蓝玉案株杀虽众,其实并无对“奸党”的长期追治。就在蓝玉案发七个月后的九月间,朱元璋即宣布对胡、蓝二狱不再追治,胡惟庸一案株连既久,其实已无所谓追治,这个旨意的作用主要便是对蓝玉案不予追治。也许在朱元璋看来,蓝玉无党,即若有党,那便是太子及外戚的开平王常遇春的一党,自然是无法追治的。对此,朱元璋已经有所教训,他的第八子潭王朱梓是个礼贤下士、文武全才的藩王,并无不法的劣迹,只是因为王妃于氏之父于显名列胡惟庸党被杀,潭王被命入朝,心存疑惧,与王妃一起自焚而死。对于这些元勋,朱元璋不再兴大狱,而是采取个案方式,一一除掉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颍国公傅友德被杀。傅友德出身卒伍,自偏裨小将积功而成主帅,除去征取四川、云南外,曾与燕王备边出师,其子傅忠为寿春公主驸马,女儿为晋王世子妃,与元勋及藩王的关系极深,也是朱元璋必除而后安的人物。杀蓝玉、傅友德当然出于朱元璋的旨意,他们虽然与太子诸王关系密切,却不可信任。在朱元璋的心目当中,诸王毕竟是亲生儿子,可以信用,而元勋宿将们却是对于朱家天下的威胁。

就在傅友德被杀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月,宋国公冯胜被朱元璋赐死。冯胜是开国六公之一,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为朱元璋开国第一次封爵的国公。他本受命备边,在蓝玉案发后被召回,虽未入蓝党,明眼人已知其必不可免。不过冯胜之病,扑朔迷离,有传说他筑一麦场,将陶罐埋于下,马走在上面有声,以为乐。于是有人告发他在场下埋有兵器,因此获罪。也有人说朱元璋召他共饮,在酒中下毒,归而暴卒。至此,朱元璋将身边的元勋宿将以各种手段诛杀已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心思安排朱家天下了。

其实朱元璋在太子病故后,对北方诸王的动止也比以前更为注意了。传说已故开国功臣刘基次子刘璟是朱元璋的心腹之臣,曾出任 门使,专职纠劾百官缺失。朱元璋派他以谷王府长史的身份,巡行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王府事。

这天,刘璟来到燕王府。朱棣深知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对他倍加小心。暇余之时,两人坐下对弈。刘璟颇有其父之风,不仅为人敏洽,而且弈术极高。朱棣不是对手,连败几局,不免有些焦躁起来。

“卿不可稍让些吗?”他略带不快之色。

“可让处则让,不可让处不敢相让。”刘璟话中有话,毫不客气。朱棣默然不语,他想起了刘璟的特殊身份 。这个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元璋对诸王的控制。

此时的诸王当中,因为秦王朱樉太令朱元璋失望,晋王朱 、燕王朱棣便成为朱元璋在北方军事行动中的主要依靠。当初年龄尚幼的藩王们此时已渐成年,封藩北边的代、肃、辽、庆、宁五王已经分镇各地,而大同的代王也可以随晋王出征了。不过代、肃、辽、庆、宁五王,是朱元璋安排在北边的第二梯队的藩王,他们毕竟年龄较小,于是形成了一个以秦、晋、燕三王为首,五个年少藩王为辅的北边藩王集团,另有周、齐、鲁王坐镇中原,藩王们已经完全可以取代原有的开国功臣们。

倘若真的能够如同朱元璋的安排,一切皆如其意,事情也许会一帆风顺,他老人家也可以安度晚年,放心而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却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

就在朱元璋杀掉冯胜后不到一个月,秦王朱樉突然病故。朱元璋虽然对这个儿子不满,却总还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这一年的正月,洮州发生叛乱,因为地处秦王封国,朱元璋命朱樉率军征讨。朱樉大军至洮州,叛众惧而降,这当然是令朱元璋高兴的事情。可是谁想就在此时,秦王朱樉却突然病故了,令这位身处晚年的老皇帝悲恨交集。不久传来秦王西征的报告,朱元璋看到后,决定不再为这个二儿子掩饰,他以记事方式实录秦王的行为,告知晋王等诸子,让他们有所警醒。

今将尔兄秦王府中报到凶信,尔看此是平日不听教训,放肆宫中淫乐,酷害死良家子女若干。于宫不立正妃,宫且无主,小人杂进。挨晚食葡萄煎,初更小人同寝,及至二更又小人进,先小人退去。噫,生尔若干,数召至观其所以,少有能立事,皆是泛泛愚下之人,略不高明远见,吾深忧为何!为其有功者,数数阴谋不已,诸子皆不知关防为

直到这一次命他率师出征,还从军中搜寻一百五十余名女子入宫,折磨死良家女子二名,一名让人就地埋了,另一名不知下落。

一边是有功之臣们“数数阴谋不已”,而诸子们却如此的不争气,这个老年皇帝对于身后之事又岂能不担忧?朱元璋这个人倒是不为自己的儿子遮掩,在给秦王写的谥文中朱元璋写道:“朕自即位以来,列土分茅,封建诸子。尔以年长者,首封于秦,期在永保禄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呜呼!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议。义之所在,朕何敢私?兹特谥尔曰‘愍’。” 一个愍字,将朱元璋对于儿子的那种爱与恨全都表达了出来。

两个年龄最长的儿子先后病逝,对于朱元璋的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对于燕王朱棣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在诸王当中,他的地位日显,可以与晋王平分秋色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注定是多事之秋,先是宋国公冯胜赐死,然后是秦王病殁。到这一年七月,被谪贬到龙州的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病卒,同月,致仕休养的信国公汤和死在了家乡凤阳。崇山侯李新知道朱元璋多疑嫉,首先建言公侯家人及仪从定常数,多占的归还地方有司,于是武定侯郭英、信国公汤和、曹国公李景隆纷纷给还庄田仪从,朱元璋感到满意。李新如此谨慎小心,可谁想这一年九月,还是坐事被杀。

朱元璋越是杀戮武臣,晋、燕诸王的作用也就越显重要,他在北边的防务也只能完全交给了晋王、燕王和宁王诸藩。

洪武二十九年(1396),宁王朱权手下骑兵巡塞时,见到蒙古部落遗弃的车马具,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即命燕王朱棣率师巡视大宁。朱棣率军北进,数战皆胜,直抵乌梁海,再击败哈剌兀而后还师。

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安排进行,开国的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只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朱姓的天下,已经不复有异姓功臣们的威胁。

这一年的九月,秋意已现,朱元璋的心情极好,他传旨将致仕的武臣们召入朝中,一共二千五百余人,大行宴赏,每人进秩一级。现在他需要收买这些武臣们了。

不过好景不长,待到洪武三十年(1397),晋王朱 似乎已有微恙。这一年虽然朱元璋还有敕令命晋、燕、代、辽、宁、谷六王勒兵备边,但是另一道诏令却是让燕王朱棣筑大同城。大同距北平不远,但毕竟是山西境内,本应晋王承担的事情,命燕王代劳,显然晋王那边有了什么情况。

几个月后,晋王率师出征,回师太原后,便一病不起,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旧历三月十二日病逝。历史的安排有时绝妙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这个与朱棣争夺皇位的最大竞争者被自然淘汰了。

已经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再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晋王朱 也是他最喜爱的儿子。这个儿子从小便聪明外露,长大后颇显文武的全才。他聪明英锐,又得名师的教诲,他受学于翰林学士宋濂,学书于录事杜环。在朱元璋的眼中,这个儿子“眉目修耸,美须髯,顾盼有威容,多智数”,是诸王中最出色的一个,当然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但是现在,这个儿子也在刚刚四十岁的英年,却先朱元璋而去了。

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去世,几年之间,三个年龄最长的儿子竟然都先于朱元璋病逝,这令他饱尝了老年丧子的不幸,而在此中,晋王朱 的病殁成为对晚年朱元璋最为沉重的一击,他终于一病不起。

三个月后,朱元璋的一生走到了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他隐然感到了一丝不安。晋王死后,他对于北方的诏令便只能写给燕王朱棣一人了,这第四个儿子已经成为诸子中最长的一个。朱元璋在诏令中要燕王“安不忘危”,并派都督杨文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

病卧在床的朱元璋看着站立在床侧愁眉不展的皇太孙朱允炆,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身后的事情还并未安排妥当,只是此时他已力不从心。驸马都尉梅殷是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当他来看望朱元璋时,朱元璋摒去了侍从,若有所思地对梅殷说了这样一句话:“燕王不可不虑。”这似乎是一种嘱托,却又未曾说明如何的不可不虑。这忧虑当然是因为朱元璋对于北边藩王互相牵制的安排,由于秦、晋二王的病逝而被打破。

年少仁柔的皇太孙,怎么能是他那个年长的叔父、又长年领兵征战的燕王的对手?但是朱元璋心里所想的这一切却是不能为人言的,此时他能够做的只是嘱托驸马梅殷辅佐年少的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朱元璋在皇宫内的西宫病逝。他在遗诏中只说:“丧葬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无所改。天下臣民,出临三日皆释服,无妨嫁娶。”

而与此同时,燕王朱棣已经成为强藩之首。 wnrX6QjFgNVbDlMUa1/mLpUxwo3ZnaW96+5mJZx5vHoO18m6/OAhvIws+dEKr7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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