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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的课题，后来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传记，当时蒙北京出版社闻性真先生抬爱，同意出版。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版专著还是一件不易之事，记得当时为确定书名就颇费一番心思，叫朱棣传吧，当时朱棣这名字在人们心目中还很陌生，叫明成祖传，可是明成祖原本是明太宗，后嘉靖间才改称成祖，想来想去，最后才决定叫《永乐皇帝》。
待到书要付排的时候，编辑跟我商量，想请启功先生写个书名，以提高这本书的影响力。因为启功先生与家父和先师均较熟识，我也未曾多想，便去找启功先生，谁想当即遭到启功先生拒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我于是解释说这是出版社的意思，启功先生不好再推托，但是到我告辞的时候却又留下一句话：“那就放到这儿吧，什么时候想写再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没日子。”我当时很奇怪，不知道平时对我们和蔼可亲的启功先生今天为什么发了脾气。回到家里静下来一想，忽然明白了。看起来事情还是出在传主朱棣这个人身上，朱棣当年设奴儿干都司，开设建州卫，与满洲开国关系甚为微妙，启功先生作为清朝的皇族，这种事情他当然还是要回避一下的，我确是有些难为启功先生了。
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了“永乐皇帝”四个字，就作为书封面的题字，自己为自己的书题写书名，也亏得那时候年轻，无知无畏，现在想起来，深感惭愧不安。转眼间三十多年时间过去，每每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会想起这段往事。
那时候我们随先师刚主（谢国桢）先生读研究生毕业未久，选择明成祖朱棣研究，目的还是为了由此略窥有明一代典章制度。当时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是我们必读的经典传记，不过朱棣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却尚未有传记出版，而且据我所知，关于朱棣的研究成果也几乎未见，我的这本《永乐皇帝》竟然成为了第一本关于朱棣的历史传记，后来还由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此后几年陆续便有不少关于朱棣的专著出版问世，这些专著各有特色，拜读之余，也感到我当年这本书中的许多不足，一直有心修订，只因事务繁多，而我自己治史的旨趣又转而为明代的文化与晚明史，因此也就一直未能着手修订这本旧作，这一放便是二十余年。
前几年，央视《百家讲坛》让我去讲明朝皇帝，于是又重新拾起了这个旧题目，写成了一部讲稿。后来虽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讲稿，但那毕竟不是一本研究成果。恰在此时，长春出版社找我，想再版当年的旧作，于是将原书重新校勘一遍，部分章节稍稍作了一些调整，未有太多改动，便再度刊行。
今年初，中华书局拟出版“中华帝王传记”，与我商量，欲将拙著《永乐皇帝》收入。这令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也不得不花一些时间将这本旧作认真修订，于是才有了这第三版的朱棣传记，书名也定为《明成祖大传》。
说起明成祖朱棣，这确实是一个令研究者感到十分纠结的历史人物。虽然近年以来，对于他的评价从一味否定转变而为毁誉参半，对于他的历史功业也多予肯定，但是随着近年来寻找建文帝踪迹热，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明成祖这个人还是过于残酷，终究未能改变暴君的形象。记得我在《百家讲坛》讲课的时候，有听众问我是不是很喜欢朱棣其人，这令我很难回答。想起他自幼丧母的孤独，想到他从藩王到皇帝无人能够相比的辛劳的一生，想到他病中治国的艰难，想到他所做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想到他最终死于征途的悲壮的一幕，我确实深为他的一生所感动。但是看到他为掩饰篡位之举而用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建文遗臣和他们的戚属，他因为个人的病态去屠杀那些宫廷中柔弱的少女，看到他为了防人之口而设立宦官特务机构东厂的时候，我们又无法原谅他的所为。成祖的杀戮不同于太祖，太祖出身贫微，唯恐功臣或有篡逆之举，屡兴大案。但其所诛杀，多为开国功臣，或贪腐的官员，或涉及有所疑虑的士大夫大族，终究找得到些许理由。成祖的杀戮则专以对付建文的遗臣，且尽皆为忠臣，情况又不尽同。记得我当时对听众说，我并不喜欢明成祖其人，因为他太过残酷。但是我佩服他，我甚至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帝王，无人能够企及。
明代的开国，从朱元璋开始，本来到建文时代便当结束，只因“靖难”之役，成祖夺位，将这开国的时代又延长了二十余年。有明一代的体制，奠定于明太祖朱元璋，却完成于明成祖朱棣，所以后世称之为成祖，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成功是明太祖朱元璋未能解决文武之争的必然结果，而明成祖的时代，则是明朝开国的尾声，自永乐设置内阁及削藩以后，从朱元璋时代延续下来的文武之争渐趋结束，文官治国的形势日渐明朗，成祖设内阁、立太子、定科举诸多的安排已经将国家引向治世，所以他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帝王，为其后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
如同所有人一样，成祖有他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虽然不为人们所喜，却极为适合一代帝王。他能够成功夺位，并且成就“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与他那不同常人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冷酷，坚韧，为理想付出一切乃至生命，这便是成祖的性格，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这也正是我对他感到钦佩的原因。当然，成祖是一位专制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他也必然不可能脱离那样的历史角色。明人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庶吉士刘子钦酒后微醉，在文渊阁中席地酣睡，为奉命刺事的宦官发现，报告给成祖，成祖罚他免官充为吏员。刘子钦自知有错，略不分诉，换上吏员的服装到工部就职，与群吏共侍于堂上。宦官将此情形报知成祖，成祖召他来，见他身着吏员服，说了声“好没廉耻”，又让他回内阁去了。须知“好没廉耻”正是帝制专制的产物，所谓“作养士气”，在这一刻已经荡然无存。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宁可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谈到“历史主义”的问题，我感到这是我们评价历史也包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角度。朱棣虽然是一个专制皇帝，但是他毕竟在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古以来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有他这样的功业。我以为这也正是我们评价成祖其人的基本出发点。
这次修订，前后用了一年时间，又重温了一遍成祖和他的那个历史时代。在这本历史人物传记将要付梓之时，写上这样几句，自是对读者有一个历史的交待。
作者
2016年10月3日
于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