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性之善

人性问题是中外哲学史都广泛讨论过的问题，而人性善恶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史上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就是孟子。

在孟子之前，孔子偶尔讲到“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后来养成的习惯就不同了。孔子没有讲到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首先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这一理论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引出了长达两千年的争论，而当时在争论中与孟子直接对阵、辩论最激烈的是告子。告子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可引之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可引之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孟子则回答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 水虽然无择于东西，却必定由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决不是上流；人也可以做坏事，但人的本性并不是行恶。孟子的性善观点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

孟子与告子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说的“性”的实质不同。告子所说的“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即“生之谓性”，“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之事，人人皆然，本无所谓善恶，这是对的，但告子所说的“性”实与动物的本能相同，因而不是真正的人性。孟子强调人性必须是有别于动物之性的，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具有道德意识，也就是仁义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

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强调人与非人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有没有“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亦即孟子所说的“性”的基本内容。

孟子认为人有仁、义、礼、智四端犹如人有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孟子明确说过：“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 似乎认为道德观念是人心所固有的，有人将此说看作是一种道德先验论，这是需要辨析的。但孟子关于“四端”的说法又表示与生俱来的仅是道德观念的端倪、萌芽，是一种潜在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还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和发展，即“扩而充之”，这一认识又是合理的，它肯定了人有接受道德观念的潜在的可能性，也肯定了后天学习修养的必要性。从这一方面说来，孟子的人性论有相当合理的依据。

孟子的性善论不仅奠基于人生来就有的恻隐之心，而且也强调性善是君子或有道德的人的自主的选择，即有意识地将道德之心当作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将饮食男女之生理需求当作自己的本性。此即孟子所说“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上》） 。显然，孟子主张自觉地将道德原则作为自己的性。他明确地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性的选择：“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人与生俱来即有性有命，这不是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但以何为性、以何为命，却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性和命分别涉及道德行为与生理行为，所以孟子将性和命对照起来讲。有人将耳目口鼻的需要当作性，孟子不赞成。孟子认为君子应该将仁义理智当作自己的性。因为性是内在的，可以自己存养的；命是外在的，是个人无能为力的。耳目口鼻的欲望是否能够满足，这是外在条件决定的，不是君子应该追求的；而仁义理智是内在的道德属性，是人可以追求和实现的。君子或一切追求道德生活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以仁义理智作为自己的性。

总起来看，孟子关于“人性之善”的命题肯定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可能性与重要性，揭示了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论辩，推动了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发展。

相对于孔子来说，孟子的思想内容更丰富，更周到。他以人性善为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基础，认为义高于利，而义包括君主为百姓提供恒产，与民同享物质之利。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认为百姓有理由不喜欢君主，甚至推翻君主。孟子的仁政主张也是后来儒家匡正君王的一个理由和百姓对抗暴政的理论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孟子的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qqocit+4VIDyNH2MfsWobq07iZYL968zQ1YaOJURmPqWmNQbAbKclCtFqtXL9C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