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与“义”

孟子反复教育统治者要注意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强调经济基础对道德意识的决定作用，但孟子并不认为人应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相反，他认为在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道德原则是更值得追求的，或者说，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古代称为“义利”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儒家的基本倾向是尚义轻利，这一倾向发端于孔子，奠基于孟子。

孔子是第一个把义与利相对照的，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义”是行为的道德规范或准则；“利”即利益，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东西。孔子认为有修养的人理解道德原则，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则只懂得追逐私利。孔子已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而孟子则对此做了深入的阐发。

《孟子》第一篇第一段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有利于我的国家吧？”孟子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对于张口就说“利”十分反感，强调应该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应把“利”放在第一位呢？孟子解释说，如果君王说的是“何以利吾国”，大夫说的是“何以利吾家”，老百姓说的是“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上下下相互追逐私利，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孟子进一步解释说，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犯上弑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犯上弑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兵车中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中拥有一百辆，这个数目不算不多，但是如果大家都“后义而先利”，那么必定是不掠夺就不会满足的。所以孟子说：“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反对先“利”后“义”，主张多讲“仁义”以维系人心，少讲“利益”以免人人争利。

在《孟子·告子下》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当秦国和楚国将要发生战争时，当时一个著名学者宋牼（宋钘）准备去说服双方罢兵。孟子问，你大概想怎样说服他们呢？宋牼说他准备告诉秦王和楚王交兵是不利的。孟子便说，你的志向很好，可是你的理论却不对。你以“利”劝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如果因为有利而高兴罢兵，那么三军将士因为乐于罢兵而更喜欢利。如果臣下都怀着求利的观念来侍奉君主，儿子都怀着求利的观念来照顾父亲，弟弟都怀着求利的观念来敬顺兄长，那么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背弃了仁义，都以求利之心相待，这样的社会没有不灭亡的。相反，如果你以“仁义”劝说秦、楚之王，让他们因喜欢仁义而罢兵，让三军之士因罢兵而喜欢仁义，让君臣、父子、兄弟都以仁义之心相待，那么天下将是仁义的天下。

孟子重义轻利的主张主要是针对“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他认为“后义而先利”是战祸不断、生民涂炭的原因，只有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才能消除掠夺与压榨，达到社会的稳定安康。同时，重义轻利的原则对于个人修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孟子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实行道德，即实现道德理想。孟子肯定生命是可贵的，道德也是可贵的，但是在生命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应该“舍生取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生命诚然重要，但人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死亡是人所厌恶的，但人所厌恶的有超过死亡的。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就是“义”，比死亡更为可恶的便是不义，道德比生命更为崇高、更为珍贵。人不应苟且求生，而应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

孟子强调道德原则或精神理想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依赖他人赐予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贵”。孟子说，人人都希望自己“贵”，但人们却常常看不到自身最“宝贵”的东西，别人能给你以贵位，但也同样可以剥夺你的贵位，所以这不是“良贵”。“良贵”应是自身所具有的，是不必仰仗他人恩赐的，也是他人所无法剥夺的。所谓“良贵”，也就是道德意识，是个人的精神觉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谓“义利之辩”演化出一种空谈性理、不务实际甚至“以理杀人”的流弊，这种流弊似乎与孟子的“何必曰利”有关。但必须看到，孟子在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忽视“利”的，他的“制民之产”的主张恰恰是要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孟子所轻的“利”主要是个人私利，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掠夺之利，对于百姓之利，他是相当重视的。

总之，孟子“舍生取义”的理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显现出耀眼的光辉，无数志士仁人、忠臣英烈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壮举都回响着“舍生取义”的主旋律，汇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交响曲。 5LUpMHTMwXasDuv7LUkmlDsxuZx8QOnDNzDFZFDDb4kldekt+z89G/lvUiMHgq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