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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政治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理论，在经济上则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这是他的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他为小农经济设计的理想化的生活蓝图。
孟子是在回答齐宣王的咨询时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的。战国中期，齐国是一个国力比较雄厚的大国，齐宣王执政后，更希望自己能统一天下，于是孟子劝齐宣王以“仁”政统一天下。当齐宣王问怎样实行仁政时，孟子便解释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梁惠王上》） 这里的“恒产”即稳定的生产资料，“恒心”即正常的道德行为，这里所说的“士”不是特指做官的人，而是指有学识有修养的人。孟子指出，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作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就不会有正常的道德意识，就会违法乱纪，无所不为。如果统治者不保障人民一定的生活来源，等百姓犯了罪再去惩罚他们，那就简直是在陷害人民了。孟子在这里说“士”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民”则无恒产而无恒心，是把“士”作为特殊情况来说的，而“民”则作为一般情况来说的。孟子是强调在一般情况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正确的。
在论证了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之后，孟子就提出了他的“制民之产”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要规定百姓的一定的财产，实质上即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这些财产要足以供百姓赡养父母，抚养妻儿，要能保证百姓在丰收年衣足食饱，在灾荒年也不致饿死。这样再诱导人民讲道德，人民就很容易接受了，否则人们连救命求生都唯恐不及，哪里还谈得上礼义道德呢？接着孟子描绘了一幅小农生活的美景：给每家五亩宅院，周围种桑养蚕，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穿上丝绵衣；让每家都能适时养鸡喂猪，使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吃上肉；给每家一百亩农田，不要妨碍农时，让八口之家也可以吃饱饭，然后办学校、讲礼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扶老携幼，蔚为风气。孟子认为，能做到这一步就不可能不得天下。孟子的思想逻辑是欲得天下必须得民心，欲得民心必须制民之产。孟子要求统治者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思想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于思想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这也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道德观念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并受一定的经济地位制约，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社会物质生活而侈谈道德原则，正是在这一点上，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命题揭示了真理，肯定了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大约在战国中期编辑完成的《管子》一书的第一篇也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国家富足了才能有礼仪文化，人民衣丰食足了才能有道德意识。《管子》从正面肯定了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文化道德的决定作用和制约作用；孟子则从反面说明了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定的道德意识，二者异曲同工。
无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还是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都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因为这些命题是就一般情况而不是就个别现象来说的，所以它们具有哲学命题的普遍意义，然而也因为这些命题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所以它们不能适应所有的个别现象。有的邦国富强了却不讲信义，专恃强权；有的人腰缠万贯却鄙吝贪婪；有的人一贫如洗却能高风亮节。孟子正是看到了这种财富与道德不一致的情况才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命题，认为少数道德高尚的人不会因为贫穷而丧失道德原则，这也是正确的，它揭示了物质生活与道德行为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说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既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又不是简单的同一关系或同步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物质生活在一定范围内制约并决定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就此来说，“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命题揭示了一般规律。就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些人群来说，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常出现不协调、不适应的情况，就此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情况是值得赞扬的。只是孟子把这两方面分别归之于“民”与“士”两种人，则有些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