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好学而博

《庄子·天下》篇称墨子“好学而博”，墨家确实是一些博学之士。《墨子》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些学问不像在其他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著作中那样，混杂散见于哲学或政治、伦理的论述之中，而是独立自成篇章的。墨家的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认识论，集中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称《墨辩》。墨家的具体科学技术知识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到了今天，多数已成为中小学生必备的常识了。对这些知识的发掘研究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以阐发中华智慧为任务的本书来说，重要的不是介绍这些知识，而是要从这些知识的形成探讨墨家的科学学风，从中汲取教益。

墨家科学上的建树，除了与其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义利”统一、“德力”并重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之外，还与其将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紧密结合的科学的学风有密切的关系。

战国中后期，“名辩”之风盛行一时，风靡了整个学术界。在这种“名辩”之风中，逻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后期墨家积极参加了逻辑学的研讨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墨家学者研究逻辑学有明确的目的。《小取》论“辩”即逻辑学的功用与目的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明是非之分”即分别是非，“审治乱之纪”即弄清楚治乱的规律，“明同异之处”即明白同异的所在，“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实关系的原理，“处利害”即判别利害，“决嫌疑”即解疑难。这六项即“辩”的功用与目的。由于墨家辩者明确地将逻辑学当作明是非、处利害的工具，所以他们不论研究什么学问都十分讲究逻辑。这是他们能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几何学方面，墨家给点（端）、直线（直）、直线的中点（中）、平面（平）、圜（圆）、矩形（方）、体（厚）等几何概念下了十分严密的定义，如说“圜（圆） ，一中同长也”，“方，矩皃交 也”。这些定义，直到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墨家几何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讲没有大小的点、没有宽窄的线、没有厚薄的面和没有质料的体。他们把点叫做“端”，说：“端，体之无厚 而最前者也。” （《墨子·经上》） 点是部分中极微小的极限，它是“无间”即充满而不可分的，是对物体的分割的极限。他们所说的“厚”即体同时兼有物体的含义，如说：“厚，有所大也。” （《墨子·经上》） 又如说：“无盈无厚。” （《墨子·经说上》） 孙诒让认为，“无盈无厚”是说“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之体；无所盈则不成厚也” （《墨子间诂·经说上》） 。体是有质料充盈于其间的。这说明，墨家几何学的基本概念不像欧氏几何那样具有纯粹抽象的性质，而是相对具体的，它有与物理学结合在一起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形学”。这一特点，不仅表现了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们将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风。在科学上，他们的几何概念的相对具体性也是无可厚非的。现代数学发现，按照欧几里得关于点、线、面、体的定义，会在点何以能积成面、面何以能积成体的问题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现代物理学也发现，无保留地将这些定义运用于自然科学，常常陷入坂田昌一所谓的“平面的逻辑”，造成理论计算的困难和思维的失误。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出现了一种叫做“非标准分析”的数学，它的出发点就是把点看成由一个标准部分（对应于传统数学的点）和若干非标准部分结合而成的，可以通过积分的方法由点推算出线。这种数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在高阶段上向墨家几何学的复归。

由于与逻辑学、数学相结合，墨家的自然科学具有精密、定量的特点。墨家对物理学、光学、力学所使用的概念都有明确的定义。如他们把久（时间）定义为“弥异时也” （《墨子·经上》） 、“久，古今旦暮” （《墨子·经说上》） ，时间即遍于一切特定时间的总时间。把宇（空间）定义为“弥异所” （《墨子·经上》） 、“东西家南北” （《墨子·经说上》） ，空间即遍于一切特定空间的总空间。把运动（动）定义为“域徙也” （《墨子·经上》） ，运动是物体在空间中的移动，并指出运动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如说“行脩以久” （《墨子·经下》） ，“脩”指远近，“久”指时间。以上所述表明，墨家已形成了一个完备、严密、清晰的描述物体位置移动的运动学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墨家对物体运动进行了初步定量的研究。墨经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 （《墨子·经下》） ，“长，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 ，在旦有在莫（暮），宇徙久” （《墨子·经说下》） 。这里的“徙”指运动，“长宇久”指运动必须有一定长的时间和一定长的空间。“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指运动的空间按运动的起始点和终止点之间的距离计算，如日之运行由东而西，时间按运动的开始时和终止时之间的长度计算，如日之运行由旦而暮，所以，运动的量（长）是用运动的时间和距离来描述的（宇徙久）。为了计量运动，墨家还引入了两个计量单位：“敷”（步伐）和“久”。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成就，有了这一套严格定义的概念体系和定量研究的意识和方法，就有可能产生精密的力学。墨家注重定量研究的又一个例子是他们对光通过小孔成像的研究。他们指出，根据光源本身的长短及光源、隔屏、照壁三者的距离，可以计算出像的长短。这里对光学的研究显然是运用了几何学的工具。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墨家这种将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没有什么稀奇，人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但这正是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得以产生和健康发展起来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近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之所以从16世纪以后越来越快地超过了中国科学和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自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了数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一旦获得近代工商业大发展的良田沃壤，就生根开花，结出了累累果实。如果说古希腊的哲人大多是奴隶主思想家，他们虽注重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结合，却把科学当成一种纯智慧追求的话，那么，墨家还多了一个与工艺技术相结合、以科学为天下人谋利的优点。可惜的是，随着墨学的中绝，墨家开创的学术传统也失传了。秦统一以后，逻辑学、力学、几何学、光学的研究一蹶不振，墨家著作，尤其是《墨经》无人问津，简策淆乱，文字衍讹丛生，成了一本几乎无法读懂的天书。虽然直到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数学（主要是代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和技术是在不与逻辑学结合并且互相分离（除天文算学这一例外）的情况下发展的，这样，自然科学既无严密的概念体系，也没有定量研究，并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科学。这应该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逻辑学的衰微，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形成了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的弊病，中国哲人的文章往往是片断的随笔随感式的，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有些哲人甚至不立文字，人们只能通过其学生的记录（语录）去研究他们的思想。弟子很多，水平不一，语录就难免失真和矛盾抵牾。这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显然也是不利的。由此看来，墨家科学传统的中绝，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应当学习墨家和西方的科学传统，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得失，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

墨家有系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墨家在考虑诸如生命、运动、虚盈、动静等问题时，总是以形为基础。如说：“生，刑（形）与知处也。” （《墨子·经上》） 生命即有知觉之形。又如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 （《墨子·经上》） 力是形运动的原因，运动就是形的位置移动。又说：“纑（栌），间虚也。”“盈，莫不有也。” （《墨子·经上》） “虚”即形与形之间中空无物之处，而“盈”乃处处充满之意。战国中后期是“元气”说的萌芽酝酿时期，各派哲学家都讲“气”，“气”是形质之所以成者，墨家对此则只字不提。因此，墨家的宇宙观大体上是以形为本的。在无限的时空中，有无数的有形质的物体，它们彼此不能相入，但可以分割而至其极限——端，有形质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做位置的移动，一种形体可以向另一种形体转化，形体也可以失去一些部分，或增加一些部分。

墨家这种宇宙观，与其自然科学基础（主要是几何学、力学、光学）显然有密切的联系，与其十分注重形式逻辑而很少辩证法、与其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显然也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墨家的宇宙观与中国唯物主义的主流“元气”说差别很大，是另一个不同的传统。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工商业者不被中央专制集权的帝国抑制到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地步，如果中国的工商业像古希腊那样发展起来，那么，墨学是很有可能继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许会大大改观。 /uPR1lSOoDwMA5+tF/SCaXjYqm57tBu8LsFWdeFhcj0cpv0NRfje/Gy9bS2912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