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干。春秋末期的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家思想学说，后经孟子、荀子等先贤的弘扬和发展，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及至汉代，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确认识和理解儒家文化，是树立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基本前提。张岱年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一定的理解。”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儒家的担当意识。从孔子的“天生德与予”，到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再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儒家在创立之初，就自觉肩负起匡时济世的历史重责。宋儒张载一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将历代圣贤先儒之心声道尽。孔子周游列国之际，路遇隐者长沮、桀溺，两人劝言乱世滔滔，想要变革谈何容易，不如随他们一起归隐山林。孔子听后，怃然叹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无道，更应站出来挽救苍生！与避世隐者相比，夫子勇于担当的君子风骨肃然可见！

其次是儒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儒家典籍《礼记·中庸》，“极高明”指最高的道德境界，“道中庸”是说不离百姓日常。看似决然对立的两个极端，却在儒学这里融为一体，天道与人道、超越与现实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在建立“经虚涉旷”的理论体系同时，恪守“道不远人”的儒家更多表现的却是对现实的关怀，对民生的关怀，而非超验的对象。弟子季路曾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又追问死后之事，孔子仍旧答：“未知生，焉知死？”在现世的此岸和超验的彼岸，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历史需要“担当”，治世需要“高明”，生活需要“中庸”，种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导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历史的必然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与打击，尤其是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较，中国在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建设层面上表现得相对滞后，个体道德和社会公德滑坡、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弱化，“不合时宜”的儒家文化貌似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认真回望，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努力其实从未中断，只是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化的地位。国人的言行举止、往来日常，处处留有儒家的影子，儒家思想早已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是中国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要留住这份精神财富，就要对它有一个全面且客观的认识。儒学自先秦诞生以来，不管是汉代以后被奉为官方学说的“风光”，还是“五四”“文革”被评判、打倒的“落魄”，过扬或是过抑，都是对儒家文化本质的一种异化和曲解。因此，笔者从儒学的本源出发，对儒学的发展历程做一纵向梳理，再从价值追求、处世方法、当代意义等方面入手，对儒家文化的现世之用做一横向阐述，力求在纵横之间对儒家文化作一较为详尽的刻画。

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展，国民整体文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普通民众具备了接受传统文化的能力，也产生了对传统文化认读的需求，“百姓日用而不知”已然成为一种过去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再拘囿于科研范围之内，将儒学“下放”，让传统文化走进社区，走近民众，只有真正了解到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民众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生活，才会真正懂得珍惜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才能真正得以继承与弘扬。因此，让百姓“日用且知”，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每位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责任与义务。

儒家文化使百姓生活更加和谐幸福，百姓让儒家文化更加发扬光大，两者互为依存，相得益彰。也许，这才是夫子创立儒家文化的真正用意所在。本书若能在此点上做出一丁点儿贡献，于愿足矣！无奈限于知识积累和学术视野，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