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最先知用铜为器之时究在何时？稽诸古籍，多难征信。

民国以来，发掘事业渐盛，考古学家辈出，对于铜器时期渐多论断。如马衡氏谓：“吾人可信商之末季已完全入于铜器时代。但此为积极的证据，若由消极的证据观之，不能谓铜器时代即始于是时。何则？吾人所见商末之器，其制作之艺术极精，如《考古图》所录亶甲墓旁所出之足迹罍，虽周代重器亦无以过之。此种工艺，岂一朝一夕之功所克臻此。况古代文明之进步，其速率盖远不如今日。以吾人之推测，至少亦当经四五百年之演进，始能有此精致之艺术。然则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虽其时或为石器铜器交替之时，但不得不谓之铜器时代。故言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其时期约历千五百年。秦汉以后，铜器渐微，而铁器代兴矣。”

一九三五年，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对于中国青铜器之起源，有简单之论断，略谓：“中国青铜器之发明，最迟当在商初（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或尚远在其前。以我人就现存之商代铜器观之，其制作之技巧已极进步矣。冶金术之起源与制陶极有影响，故古代铜器之形制，大部与陶器相同。如鬲、甗、豆等，在古陶器内极多发现。然铜器之较迟者，或出于他种器物之模仿，如簠即仿诸竹制之筐是也。” 此其说殆与马衡氏所见大同小异。

一九三七年四月，南京《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载唐兰君之《中国古代美术与铜器》一文，对于铜器时代略有论及，略谓：“中国铜器时代的早期情形，现在还不很清楚。商代的铜器制作，已极精美，决不是初期作品，所以我们假定它是源起于夏代的。由商到西周是极盛时期。春秋以后，铁器渐兴，战国时铜器虽一度有很精美的作品，但到汉以后就完全衰落了。” 比其说亦仍与马衡所见不甚相远，唯由商初而略推远至夏代耳。

缪凤林君所作《评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一文 ，力辟马氏所谓“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之说，一一指摘其引证之不当，立言甚博。其意似谓中国铜器时代远在三代以前，然并未明言始于何时，而偏重于驳斥马氏之谬误。依吾人见解，马氏固谓“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既谓至迟，马氏固未敢断定铜器仅始于商初也。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归自甘肃，将所获古器物分为六期，前三期均无铜器，后三期则铜器次第增加，且有颇为精美者。安氏曾以其最末期（沙井期）之铜器，与罗振玉在河南所获之殷墟铜器比较，不逮远甚，因谓甘肃出土最晚期之铜器必在商殷之前 。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君近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短册，其结论一方面承认“中国青铜戈戚等有特性之利器，在四邻各古文化国中，皆难以见出，其器形之发展，乃自石器而来，在古代中国之地域，为不动者。换言之，即此种铜利器之特殊的发达，乃表示中国青铜时代之独自性，此后不久即成为具有特色尊彝出现之背景。而由此以来其时代之长短，今日虽尚无可以计出之确证，然其决不能短，则可以推测知之”。是谓戈戚等兵器，为中国特产之古兵也，一方面则主张铜器时代东西一元论之说。谓中国开始之青铜器，来自西方 。

梅原氏此项主张并非新颖，从前欧洲学者已经有人说过。就大体而论，铜器西来说盖与中国人种西来说有相当之联络，其理由大同小异。主张人种西来说者，从前大都以中国未曾发现石器时代之文化为其主要理由，今则中国各地均已先后发现各石器时代之遗物极多，颇有自成一家、深具个性、与西方石器时代之器物迥然不同者，人种西来说既已失其根据，铜器西来说亦自难以成立。铜锡合金之器物未必系由西方传入，中国南部，铜锡均有而颇富，现在发掘工作，仅及商殷，地方多在中原，将来范围逐渐推远，得到中国南方古文化遗址之发现，自有实物可以证明吾人之说也。

与吾人之意见相同者，当推十数年前章鸿钊氏之说。章氏为金石及考古专家，为主张中国人种及黄帝西来说最力之一人 。吾人对于中国民族之见解，虽始终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人种即为中国之主人翁，并非自西而来或由南而至，但颇同情于黄帝西来之说。唯此之所谓西，并非欧洲或亚洲之极西部，不过在中国之西方耳。至于章氏对于中国铜器时代之主张，则吾人深表同情，认为所见甚为正确。章氏所谓：“中国之有铜器，从考古学证之，固当始于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或更进而上之，亦尚未可知也。” 恰与吾人上文所言意见相同。章氏所作《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 征引甚博而详，兹摘录其结论如下：

中国铜器与铁器之消长时代，得大别如下：

始用铜器时代 五帝之初，即公元前二十六七世纪。是时石器或未全废，唯书契无可考……

铜器全盛时代 夏、商、周三代，即自公元前二十二世纪至前五世纪……

始用铁器时代 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五世纪。吴楚诸国，冶炼渐精，始制铁兵，唯仍以用铜为多。

铁器渐盛时代 自战国至汉初，即自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之始。是时农具及日用诸器，已盛用铁，唯兵器尚兼用铜。

铁器全盛时代 东汉以降，即自公元一世纪至今日。东汉兵器已盛用铁，其后铜愈乏，甚乃禁用铜器。

章氏此种论断，吾人极表同情，所谓铜器始于五帝之初，全盛于三代之时，想与事实相去甚近。将来出土实物日多，自可逐渐证明此说之当否也。唯有两点须加说明：一即红铜（天然铜）与青铜（合金）之时期先后，章氏未曾注意及此。盖因商代以前之铜器，至今尚鲜出土之物，仅安特生在甘肃发现所谓铜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铜器，而列入辛店、寺洼及沙井三期。沙井期已有精致带翼之铜镞，据云已当商初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七八世纪之时，当已为青铜器矣。究竟红铜器始于何时，章氏所谓铜器始于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是否专指红铜器而言，青铜器在后若干年？是须分别言之，始能证明梅原末治所主张“中国青铜器西来说”之谬误否也。二则章氏之意，以为中国铜器始于公元前二十六七世纪，即黄帝由西方来主中夏之时，铜器系与黄帝俱来者。此意吾人未敢苟同。盖中国南方自远古即为产铜产锡之区，斯时中国南方民族似早已用铜矣。不但红铜兵器为中国古民族所自行创制者，即合金之青铜兵器，亦为中国南方古民族自行发明创作之物，并非来自西方者。将来发掘事业日盛，出土物日多，必可证明吾人之说不谬。现时论述古铜兵，既缺实物，亦寡考据，仅知其远古以来，地下应有，蕴藏或富而已。但因出土实物缺乏，故古兵器之形状种类及其制造方法，均漫无可考，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吾人应守之规律也。 u+sKoBHpX4mfX37OTwWe0gF75Fj3eLCg04jnpHN3CHoAbsZYdOYHp8gUY13G1/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