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近二十年来，各地均有所发现，尤以最近数年出土者为多。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省图书馆、博物馆、古物保存所以及考古专家辈之努力，发掘事业之进展甚速，出土器物日多，专门报告何止数十种。是以一九三六年新加坡赖佛斯博物馆所出《马来石器汇刊》（英文版）第一册中，曾有英国考古学家加能费斯（Callenfels）在其专著中赞美中国人近来对于石器时代器物之研究及工作，谓“骎骎乎驾于日本之上”，进步甚速，盖实有所据而云然也。

新石器时代之石兵，业已大形进化，非但人工磨制精良，兵器平泽锐利，可与现代之石器相比而无逊色，抑且各种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刺刀、石枪、石矛头、石戈、石镞、石棒、石斧、石圭、石镰刀、石锛、石铲等器（日本且有石盔发现），几于全套武装均有。既然出土之地点较多而广，可依地理由西北而东北而东南而西南，分省叙述，并各依出土先后以列之。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氏，于十余年前，在甘肃、新疆一带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为数不多（陶器则甚多），但其中有一兵器可与注意，即骨石合制之刀是也。其刀以骨为干，而以燧石薄片嵌入为锋口，出土于西宁县周家寨 （第一图）。

一九三二年，法国教士德日进与杨钟健在甘肃、内蒙古及新疆一带收获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不少，其中有类似他处出土之物者，有异于各处出土之物，而从未经人研究者 。此类石器大多数均系打琢石器，极有兴趣及价值。其中有大石铲三具，其长达三十公分，想系新石器时代居住沙漠地方人民所用之大型石铲；内硅晶石制平杵形大铲二，发现于内蒙古乌里乌苏沙漠中，两头作圆形，体平而如板；又绿岩石制尖脚形大铲一，发现于新疆吐鲁番东边七角井子地方，其切面略如合盖蚌壳形，边上之打琢痕迹较多。琢腰平面石子二件，颇似近年马来半岛出土之腰形石斧，系在新疆温宿出土者。此种中部左右琢入凹成腰形之腰形斧（第三图版第一号），出土范围甚广，北至蒙古、张家口等处，南至马来半岛，中达四川、西康及西藏等处，均曾发现同式样之器，今又在较西之新疆温宿地方觅获，可以证明当时利用此等石兵之人群，其足迹几遍及于亚洲之东南北各处，是否与广西中石器时代之人类同期或在后，尚待证实，今只能假定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耳。一边琢腰两面有刃绿石小刀一具，其切面作合蚌形，又圆锥形或馒头形火山石块小石锤一具，均获自内蒙古哈达庙地方，颇似“满蒙新石器时代式”；而半琢腰之刃，又与腰形斧同其源流。据德日进之记载，谓此次在内蒙古搜寻石器之结果，并未发现磨制石斧，仅获打制（琢制）之器，然则此种石器之属于中石器时代，固有可能性也。新疆西部七角井子地方出土之石器，尚有立体如锥（蛇头形）、平面如扁蚌之绿石块制石凿或石琢二具，系用扁平石块制成，而琢打其一边者，其尖喙凸出可认。德氏又在新疆温宿地方获得黄色柔沙石制之石刀，磨制甚平，磨工颇细，其形略如雪茄烟，底圆而上尖略歪，两面磨平，一边开口，有三缺痕，想系用损者。德氏谓此刀颇似数年前李济在河南殷墟发现之刀。又在温宿获一石刀或石刮，则较上刀大为简单，系用天然长扁一头圆形、一头直形之石子琢打其一边而成刃者，切面作叶形，想较上刀为古。温宿出土之石器，据云大都均系用天然石子制成，石子大小不等，大率长圆形或圆形，其体扁直平泽者居多。或琢打其一边而成刃，或琢打其圆体而成磨盘与冲捣器，或琢凹其腰而成腰形斧。此种石子制之石器颇多与近年马来半岛出土之石子制石器相仿佛，彼此应有关联（第三图版第一号）。

东北诸省近十余年来，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器颇多。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永氏，曾先后在吉林昂昂溪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掘出新石器时代石器及骨器多种。安特生氏，亦在奉天 锦西县沙锅屯掘出仰韶时代遗址之琢制石镞数种及磨制石斧（第六图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号及第三图版第六号）。昂昂溪之骨兵，有渔叉及骨刀等器（第七图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号），应系古代渔人所用，其中亦有角制器数件。石兵则有精琢不同式之石镞（第六图版第九、十两号），精琢类于矛头之石器（第六图版第三、四、五等号），琢边石刀（第四图版第一号），石斧锛（第三图版第二、三两号），以及么石制石刃及类于石矛头或匕首之兵器。

热河林西之石兵则有大石核制之石刃、石刮刀、石凿、石槌等器；么石制之小刃及刮、锥、凿等器；非么石制之钻、割、刮等器；精工琢打而成之非么石制石刃、石刮、石钻、石槌等器以及捶制捣器、磨器、大小石磨盘及手磨棒杵等器。赤峰出土石器，有制作简朴，颇类旧石器时代石器之石兵二件、粗糙石刮、石槌、磨制石斧碎片及捣磨石器。其中有一大石子制之石斧，石皮尚在，琢痕清晰可数，颇堪注意（第三图版第四号）。

从前热河凌源地方，曾出土双孔燧石小刀，嗣后河南殷墟等处亦掘出此种双孔小燧石刀极多。章鸿钊氏谓为石粟鉴 。《集韵》云：“鉴，刚也，其刃长寸余，上带圆銎，穿之食指，刃向手内，农人收获之际用摘禾穗，与铚镰制不同，而名亦异，然其用则一，此特加便利耳。”录之以备参考。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出土之石镞，多系琢打制法（长者疑系矛头），形式亦与河南出土者不同（第六图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号），然安特生断为仰韶时期遗址之石兵（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由徐炳昶君领导，曾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地方掘出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多件，尚未详细报告）。

日本关东厅博物馆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均藏有东北南部貔子窝及牧羊城出土之石镞多具，大小长短不等，有平底、尖底、弧底及半圆底诸形式，均磨制之物（第六图版第十五、十六两号）。日本帝国大学又藏有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之尖长石棒一件，判为石镞，恐系矛头，作三角锥形，茎部切面作圆形（第六图版第六号）。又东北南部牧羊城出土骨镞，茎长而刃无棱（第七图版第十三号）。安特生图示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出土新石器时期末之磨制石兵数件 ，称为仰韶文化期之制作品。中有石矛头一具，其形式已与后来脱胎铜制矛头相仿佛；板岩石镞三具，均底平而尖锐，体形则各不同（第六图版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号）；绿色石锛一具；白色大理石凿一具；绿色石斧二具（第三图版第五号）。各器磨工颇精，琢痕乌有，且形式整齐锋利，已接近铜器时代，故安特生断为新石器时代尾期之物。又日人小林胖生曾居北平多年，搜集吾国古兵极多，即铜镞一项，闻在河南等处收集者，已有数千件之多。其所收藏之仰韶村出土石镞，由章鸿钊君选印十件于其《石雅》一书中，但其中多数恐系石矛头，仅一、四、五等号，或为石镞，然四号又类小刀，其头形体恐亦非作镞用者。总之，仰韶期接近石铜器时代，或已至石铜器时代。石矛之形式，已甚进化。又因石矛头或者脱胎于石镞，或者同时创制，形制略同，择其小者短者装小柄短柄为箭而射远者为镞，择其大者长者装大柄长柄而刺近者为矛首，故仰韶出土之石矛头，辄被误认为石镞也。近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等处发掘之结果，发现石兵不少，但石镞迄未多见，骨镞则甚多，贝蚌镞亦有。李济因而假定殷人所用石镞或许是别处输入的，但即系别处输入的，如殷人喜用之，殷墟中亦当有巨量遗镞，因石镞较骨、蚌镞耐久，埋地不损腐，而战士载镞其数量必较他种兵器为多，故小林胖生能在河南一省以贱价搜获精美铜镞至数千枚之多（内有殷周及战国之物）。今殷墟少见石镞，恐系石镞至殷代业已退化，铜镞业已进化至相当程度，非石镞之所能冀及，故殷人或殷之前代人遂放弃石镞而改用铜镞也。至于殷墟出土其他石兵之所以尚多者，非但系殷人祖先之所遗留，亦因便于利用，其值较廉，故仍继续制造，而与铜兵并用耳。如大批出土之小石刀二种，一作雪茄烟状，可切、可割、可刮；一作扁豆荚形，而两端各有一孔，与上述热河石粟鉴同形，可以穿索悬腰，可以敲燧石发火，亦可切、可割、可刮，便于使用，或且可为农具，如章鸿钊氏之所引证者，是以殷人仍普用之。以安阳一处出土者计之，此类小石刀已有数千具之多，可知当时制造之多及使用之广（第五图版）。此外尚有长方厚背、凸背、三角及长方曲身四种直刃形之石刀。凸背尖端曲刃石刀、梯形双刃石刀，均已去铜刀之形式不远，用法亦与铜刀同样便利，而值较廉，且不生锈，故不畏汗，置诸怀中，反较为耐久便用（第五图版）。其他石器，如石斧、石锛，磨工均甚精泽，且有穿小孔者，或者亦曾与铜器并用（第三图版第七、八、九、十、十一等号）。故殷墟出之石兵，已在石铜器时代之后，其较佳者，均系铜器时代之石器，较仰韶期之石器更为晚近之物矣。近年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出土之石器，其时期则较早。据刘耀氏所图示者 ，尚有打琢痕迹，但磨工业已精泽，恐非新石器时代末期之物，当为石铜器时代之石器。计有彩陶期覆盂形大刃一件，似斧而非斧，似割牛刀而非刀；且三面均有琢打而制之刃，人手只能把握上面；但上面虽平，而有一边作凹入之短槽，或为缚柄之用，此器或系安柄之战斧，亦未可知。又有玉斧一具（第九图版第十二号）、玉戈或玉矛头一具（第六图版第三十四号）以及黑陶期中心穿孔之板岩小石刀、小石锛及无孔之火成岩小石斧，体厚而类于凿，均系磨制石器而略带有琢痕者。又河南安阳等处，亦曾掘出骨制斧、锛及骨镞、蚌镞不少（第七图版第四、九、十、十一、十二等号，第八图版第一、二、三、四等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曾于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掘出石兵、骨兵及角蚌制兵器甚多。据云，城子崖系中国黑陶文化遗址，其时期大约在仰韶期以后之石铜器时代，距离新石器时代之尾期或者尚不甚远。在黑陶层之上层，曾同时发现铜兵，经断为战国时期之物，与下层石、骨器无关联，乃系后代人遗留于其上面者 。城子崖之石兵，均系精工磨制者，形式已接近铜器。其中如扁豆荚形双孔石刀及中部穿孔之石斧，均与河南及热河出土者相类似，是否属于同一黑陶文化期，尚待证实。其他尖头形、长方形及曲头形之石刀，磨工均甚整齐锋利，亦有类似河南殷墟出土之物者。石镞之出土者则较殷墟为多，形状各自不同，大都作三棱体，亦有作六角形者，式样均已接近铜镞，其较大者亦恐系石矛头（第六图版第七、八、二十一、二十二等号）。石凿、石斧、石刮等器磨工均甚完好，大约均系红铜器已开始时之石器。城子崖出土之骨兵甚多，尤以骨镞为最。骨镞较石镞长，战镞之切面大都作等边三角形；猎兽及捕鱼之骨镞则切面扁圆而镞头间作双钩形，人工均甚完整平泽，或者已用金属器工作（第七图版第一、二、三、五、六等号，第八图版第五、六、七、八、九等号）。骨制矛头亦不少，有两边向内凹入者，已接近铜矛形式。骨刺兵亦有，形如细角，颇为锐利，不亚近代刺刀（第八图版第十三号）。骨刀长体者多亦有宽短而穿孔者，共计掘出骨器三百四十四件之多，其残缺者尚不在内。角器之完整者，亦掘出一百三十六件，其兵器中有长刀可以安柄者，有尖锋匕首（第八图版第十号），及锤棒等物；角镞则未之见，想因角质或形不宜于制镞之故。蚌镞（贝壳镞）则出土者不少，盖因蚌壳之体小者，常天然具有镞形，质坚而利，稍加磨制即可用也。唯因蚌之形体无定式，故蚌镞之切面亦各不同，但中均有孔，便于贯矢（第七图版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号）。其他蚌制兵器，有铲刀、锯刀等器，大都均较石器为大而较薄，盖以蚌体使然，用为铲锯，反较石铲、石锯便而易制多矣（第八图版第十一、十二两号）。城子崖蚌器共出数百件，不完全者居多数，恐其实数尚不止此，必较石器骨器尤多，山东滨海，蚌壳易得，故佩用者极多，但因年久压碎，故多数难于辨认耳。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藏有我国东北南部及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石兵多具，有东北南部琢制（打制）石斧一，山西石槌一；但槌上琢痕颇类近代之物，而石槌之用途，至今尚可于内地及边域见及。此二器是否石器或石铜器时代之物，殊难断定。又有河南小屯出土磨制石刃一、山西大同出土磨制石斧三，内一斧上部有孔，类于锛。此四器则似属新石器或石铜器时代之物，但或者在后亦未可知。

河北龙关县黄土坡董家窑曾有石兵出土，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有数器，均系磨制者。其中有孔之燧石斧磨工极精；又燧石锛及有孔燧石刮二具，亦系精磨之品；又沙石斧或锤一件，左右各有一小耳，或为双手抬高凿下之用，或为安柄之用；灰石锛一件，较大于燧石锛；灰石刀及燧石刀各一件，一如矛头，一如厨刀。以上各器，想均系石铜器时代之物。

山西万泉县等处，曾于一九二九年前后出土石兵多件，现存于南京古物保存所者有燧石刀、燧石凿、燧石斧（三件）、燧石镞等器，均系磨制之器，系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石铜器时代之物（该所又藏有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阳汤湾出土之上部穿孔燧石大石圭一具，一边有锋刃；又燧石制长石凿一件，体厚而重，即其残存之体，已长十一英寸六分，厚至二英寸）。山西太原民众教育馆藏有骨镞数具，其形式仅具平边矛头形及两叠边形，或系新石器时代之物亦未可知。

南京和平门外四十里远之栖霞山脚下，在二十余年以前开筑京沪铁路时，曾有筑路工人发现类似石兵之石器。一九三〇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前往该山脚试掘，唯掘地不深，广仅数丈，工作范围太小，未能获得多数同样之石器，以资考鉴。现所存于该所者，有似石器非石器之石核及石块十余件：有类似石镞而过大者，有类似旧石器时代之石拳（手斧）而形式不无可疑者，有类似石凿之残体者，均系黄色石灰质石制，均非磨制之器，人工打琢之痕迹亦稀，颇似天然石块；仅有一二器似确曾经过人工打琢者，但痕迹模糊，无从鉴定，须俟将来续在该处或附近为较大规模之发掘，获得大宗石器时，始克断定其时代。无论如何，江苏、浙江等处，以及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或者远在旧石器时代），即已有人群居住，地下必埋藏石兵等石器甚多，且区域甚广，到处均可以随时发现，此则为必然之事实，无可置疑者也。近年来如金山卫、镇江等地，与浙江之绍兴、吴兴、嘉兴、武康、湖州等处，均已先后发现石器不少，尤以古荡及良渚镇之发现为至关重要。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南京市有大飓风过境，清凉山附近老树及竹笆等均被吹倒，在掘土修笆时，作者于离地面仅尺许处（旧为塘池）发现石器一枚，似远古石器时代之石锤，且中部有人指（拇指）把握之痕迹甚深，此器可证明南京一带，在远古石器文化时期即有中国本土人群居住（可称为远古吴越文化时期），且此器不同于北方出土之器，而形式雅观，亦南中国古文化之一特征也。此器略如一中国式布鞋形，根直而首尖，底平而两帮（边）自底上联成一锐角，三边两头，一头可凿，一头可捶打，中段指痕陷入至半寸之深，可见其用期之久。器重通秤四斤四两，约合市秤五斤（二公斤有半），长三〇七公厘，一边（鞋底）较平狭，其最宽处约为七〇公厘，两鞋边（鞋帮）之最宽处均为一〇〇公厘，锤首（鞋跟）长八〇公厘，宽四〇公厘，尖首（鞋尖）长二五公厘，宽约十公厘，系用沉渣地层之硅质石灰岩石制。器面似略有打制痕迹，而非磨制者。其三面平滑，系半出于天然，半由于握用之期甚长之故。

一九三五年，浙江杭州之古荡地方，由卫聚贤前往掘出新石器时代或石铜器时代之石兵甚多，业已刊布报告 。其石器均系精工磨制之器，就其具有兵器性质者而论，可分为五种：

一、石斧锛与石钻凿。锛之较大者为燧石制（此系杭县第二区出土之物），磨工完好，形式厚重，体上有用尖器划成之花纹，横直线及圈形、弧形均有，似非偶然之事，惜公布之他器上，未见有同样之花纹。其余两斧锛，一为千枚岩制，一为变质凝灰岩制，均为磨琢兼施之器（第三图版第十二、十三两号）。双尖形之石钻形式特异，为流纹岩制，磨工完好。在北方出土石器中，罕见此式石钻，可见新石器时代或石铜器时代之中国南方居民，早已有其特殊之文化。

二、石刀或石刃。有千枚岩质之石镰刀，其刃锋宽而锐（第四图版第二号）；硅质石灰岩之石镰刀体有双孔甚大，但与热河及河南殷墟出土之双孔石刀不同形；杭州出土之刀作长方形，而刃锋略向外凸，略如新式剃刀片形（第四图版第三号）。又有柄可资把握之三角形石刀，如马蹄形，千枚岩制，切割划刮均可用，或为割兽皮之用（第四图版第四号），北方出土石器中未见此形式，但越南各地出土石刀及铜刀（如越南东京附近清化东山出土之物），则颇多具此形式者，几于完全相同，如出一手所制。

三、石镞。形式简单，可分为有柄无柄两种，正面大都作长叶形，切面作 形；亦有多边者，磨工均甚平滑。其较长而有柄者，恐系石矛头，因古人之石矛未必甚长，仅较箭镞稍长，其杆亦然，仅较箭杆稍长，后人所谓短标枪是也。如镞均千枚岩制，仅有少数系硅质石灰岩制（第六图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号）。

四、石戈与石钺。有长脊以装柄，其形制已为最进化之石器，千枚岩质。石戈二，一为千枚岩质，一为硅质石灰岩质，体虽短而有柄可以装杆，当系长兵勾兵，故名之为戈。

五、石铲或石锄。所以名之为锄者，因其上部之圆孔甚大，可以纳木柄而用大力锄田，有如锛之作用也。杭州出土石锄特多，磨工亦较精细。长度似亦可为锄田之用；形式则大都长方，下部略宽，刃锋锐利，有直形及弧形之不同；石质则以变质凝灰岩居多，亦有千枚岩及绿色千枚岩质。此种石锄，不但磨工极精细，形式已接近铜锛，且其上部大圆孔之琢制极为匀称细巧，无异今日良工之手艺，恐非仅用石器工具可以获得如此磨琢良美之器物者，故吾人可以推定杭州古荡出土之石器，系新石器时代最晚期或系石铜器时代之物，且有代表中国南方优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价值焉。

浙江湖州漾湖于一九三四年大旱时涸底露出石器不少。慎微之君乃作小规模之发掘，即已获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至百余具之多。其中各种石器均有，石兵极为完全，如石刀、石棒、石镞、石斧、石锛、石锤、石镰、石戈、石矛头，均有出土者。粗工磨制者固有，精工磨制完美如新者尤多。但慎君迄未发表其器物图样及报告，无从据以研究耳。

迨至一九三六年，浙江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之发现，确为南方考古界之创获，可将吴越文化之源流推远几千年。何天行君谓“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论，此次的发现，不啻为东南古文化奠一新基础与途径” ，非过言也。先是杭县良渚镇一带，向以出玉著名，民之掘玉者，对于石器及黑陶器均弃而不收，以致历久不彰。所掘之玉，并非天然玉，皆吴越文化时期之殉葬玉器，与石器同埋于地下者也。据云土色愈绿者，则出玉愈佳，而伴有骨器之粉。玉器之排列，亦有定式，且凡见有石铲处，大都有玉器，圆口者与玉贴近，或玉居石铲之中与四周；刃口高处即指玉器之所在，但如遇平口石铲，则绝无玉器伴存。出玉之土层恒较为细腻，大部分精细石器，亦出于此层之中。一九三五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君在良渚调查地质，见有黑陶遗址，掘获黑陶器极多，并获有黄沙陶器及骨器石器。嗣由何天行君继续掘得并觅获石器甚多。但因遗址均潜藏于水潭以下，仅能为部分之收获，尚待将来公家为大规模之发掘始能确定地层之遗迹。何君关于石器之报告如下：

就杭县良渚镇所发现的石器形态与制作区别，约可分为前后二期，除小部分未制成石器外，每期又可别为两类：初期石器如板岩石器，石凿、石锛、石锤及石斧等，这一类大都粗制，或击或磨，因刃部有用痕，故知为实用物。这一类应属于史前的石器时代。其次如石刀、石戈、石镞、石镰、石戚、石锉、石杵、石磨盘、石铲、石轮等等，虽亦或磨或击，但较前者为精致。其时代略晚。这一类的石器与古荡所出的相仿，以上是前期的石器（第四图版第五、六、七等号及第六图版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号），疑为殉葬物，时代恐与玉器相等。其中或作玉佩形饰物者。这一类的石器是否与玉器同一时期，抑与石戈、石刀等的时代相近，还不能亟为断定，现在姑且将它们列在后期。此外，这次杭县良渚镇所发现石器里面，一种是向所未见的，现据铜器中古钺形式暂名为钺（戉），此类石器因发现极多，因此更使人注意。其形状略与石锛相符，从这类石器上观察，大约是从石锛所演化而加以修饰的。是否戉字即由代表这种石器的产地而来（金文中“越”字作戉，甲骨中亦屡见戉字），如金文有“夨氏国”，《史记》载夏时有“有戈氏”之国相同，尚不能断而已。

何氏所称之石戉，其报告中云有四具，三具为等边长方形，一具较大，长方不等边，刃较上边长（直长四寸，中阔二寸二分，胡长一寸，刃长二寸三分，中厚五分，胡厚三分）。四戉之外体均作 形，下方为刃，中槽或上或下，均在中心线之上。此类石刃似斧非斧，似锛非锛，似凿非凿，似刀非刀，系属古越文化时期中之一种特形石兵，他处少见，而杭县独多。至于良渚镇出土之 马蹄形或短脚形石刀，则与古荡出土者同，与越南清化东山出土者亦同。越国石器时代之文化，与越南或有关联，亦未可知。

福建自一九三一年以来，亦已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及石工具不少。先是斯年春，厦门南普陀附近东边社山坡及峰巢山开马路时，曾由该地大学林教授于该两地拾得石锛（状如刨）各一枚。一九三六年五月，闽西武平县梁教员在该县南小山（山名为小径背、大洋坪、狮形璄、画眉山、风口璄等）发现石锛、石镞、石凿、石杵、石刀、石砺、石瑗等石器甚多。其大多数均在土面，向上之一面，多生黑苔，质亦变松，盖均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也。其中数石锛，与厦门出土者同形，其他石器亦有与浙江出土物相类似者。武平遗址，系绵亘数里十余山峰之古代住所或堡垒，山上石镞最多，散布土面，该小山或为古时战争之要塞。由此发现闽越族之古文化大明，而中华远古东南民族固有之石器时代文化，亦愈信而有征矣。

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藏有四川珙县出土燧石及硅石制之石斧、石凿及石刃数件，均系磨制者，斧之磨工完好，其形式与河北、山西、河南等处出土者相类似，而与杭州出土者迥异。又藏有四川峨眉出土之石器数件，为琢工多磨工少之器，其中有一心形之凿，体面划有两横线及一直线，如系原用该石器之人所划，则必非偶然之事，或者与广西武鸣出土之石磨盘上所刻之花纹有所关系。且此凿似一天然石块，人工之琢打极少，磨工更无，以列于广西发现之中石器时代物中，亦属可能之事也。又有一鹦鹉喙形石斧，磨打兼施而成，其尖极锐，其形与各地出土之石斧不同；其式如锛，而上端方平，可以为锤，颇类今人所用之钉锤，亦可以为凿，而作曲回之凿工，一器可以三用，可称进化之石器。可以想见四川石器时代之居民，已有颇高之文化矣。此外有腰形石斧，即 中凹石斧一具，颇类新疆、甘肃、内蒙古、张家口及马来半岛出土之腰形石斧 ，或者为同一文化期之物，而有相属相联之关系。又石核制有边刃之石兵一件，其面已受磨工。华西协合大学判定以上各石器均为新石器时代之物，然珙县出土之石斧石刃，或属于石铜器时代之物；至于峨眉出土之物，似较为古远，或者属于新石器时代亦未可知。心形之凿，或者更古，然在四川发现他器划有同样花纹之前，殊难断定耳。以上所述，为吾国各省各地出土石兵及角骨贝蚌等项兵器之大致状况也。

新石器时代之石兵，磨工极为良好精致，研究其制造方法，系属极有兴趣之事，且亦有此必要。但因各地出土之石器其制造法未必尽同，而又限于篇幅，不克详述，姑就山东城子崖出土之大宗石兵及角、骨、蚌、贝等兵器之制造法，论列其大要于下：

一、石兵制造法。城子崖石器之制法，依现有之材料来推测，大概分为下列五种手续：（一）取材。按所拟作之器物，择取适当之材料，且往往利用石料之天然形状。为圆柱形者以之作锤，扁平者以之作刀，带尖者以之作矢等。我们于发掘时，常见此类石料。（二）初步打修。在磨光之前，先照器物之形状大致打修一遍，有了大概之形象以后，再从细打磨。（三）打磨兼施。器物之大概形状既成，再就其锋棱露出之处其特著者略打之，其些微者磨之。（四）主要部分之制作。一器物之功用，必有其主要之部分，刀必有刃，矢必有尖，否则失其为刀为矢，故于器形完成之后，再制作其主要之部分。（五）次要部分之制作。钻孔穿槽，以便安柄及系绳，皆为附加之条件。故于主要部分制成之后，始作此类工作。唯斧刀之类，钻孔穿槽，殊属不易。单以钻孔而言，必打与钻兼施方成。有时因打击过重，而致全器破碎，作者于访古平陵期间，获得石刀一片，即系因打孔时用力过大而致碎者。

二、骨兵制造法。今欲断定某器物之最自然之制作方法，即考验此物于制作之时所留工具之遗迹。近代人手工精巧，于器物之上，往往无痕迹可寻。城子崖期之人们却不然，陶器上留有指印是极平常之事，石蚌诸器，多留打制磨制之痕，骨器上所留之砺石痕更为显著。砺石用粗细沙石来磨擦，作成带尖带刃或其他形状之骨器，是为最普通之制法。按其磨制之时，特注意某器之主要部分，其他部分仅磨其大概，或竟不加摩擦，而利用骨块之原形以作把柄。骨器磨制之时，就其磨纹交叉之情形断定，砺石多系固定，而于磨制时常转动被磨之骨块，以求所磨物体之匀称。城子崖上层所出骨器，尚有留锯痕、刀痕、错痕者，以其为石器时代以后物，于此不述。

三、蚌兵制造法。蚌兵之制法，从实物自身所带之遗痕观察，大致与石器略同，分为打、磨、修三步手续。不过因为蚌之本质较脆较软之故，于制造之时，虽可略省时间，但其手工更须精巧。如若用力过大，就会打碎；钻孔修边，一不小心，亦会弄破。刀之磨刃法，多顺生长线之天然弯曲；而锯齿尖之连线，则与生长线斜交。此乃由于齿之用法，不与刃同，若顺生长线而作齿，即齿尖连线与生长线并行，一至应用，齿易脱落，此为必然之事。此种生产知识，必为当时之人在屡次工作经验中所得。遇蚌片较厚者，有时先挖槽，而后钻孔，钻孔皆从两面，以免中途破碎。从作刃、作齿、穿孔这三种技术来看，那时之人们对于蚌器之应用很有经验；就其制造之审慎视之，其对蚌器谅亦为宝贵，或竟在石器之上，盖因蚌器原具有一种装饰性质也。

以上所述，为山东城子崖出土大宗石骨蚌兵制造方法之大致情形也。他处出土物之制造未必一致，且即以山东一省之石器而论，各地出土者形式已迥不相同，其制法亦未必相同，特其大要手续途径，均皆大同小异耳。就手工之粗细而论，浙江杭州古荡及杭县良渚镇出土之石兵，磨工极为精致细腻，非北方出土物所能比及，其光泽之程度，曾令人疑为加釉者，是实为南方优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一特征也。 vWTUNRLAAD6i1AcYDEDKww5/N5QSDnoiXiCd2XD/GwrknICRVGgPgrlBwds4l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