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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后，虽已至铁器时代，但铜兵犹有沿用者，直至三国时代，尚有人使用铜兵。晋代则铜兵已改制，短兵创用铜椎等器（第五十五图版第一号），铜镞则已绝迹。六朝时代，铜兵更稀，铁兵之制早盛。降至唐代，铜剑完全易形，成为点缀装饰之品，且为数寥寥。所可注意者，即山东省立图书馆所藏之唐铜炮一尊，如确系唐代之器，则中国在距今一千三百年以前，已有可观之装火药射远器矣（第五十五图版第六号）。五胡之时，亦有异样铜制兵器及附兵，惜乏出土之器，仅有附兵数具（第五十五图版第四、五两号）。五代以后，以迄清季，铜兵早废，所可见及者，如西夏小刀（第四十四图）。宋明铜锤铜锏铜鞭，明代铜瓜锤，清代铜锏，均非正式战争之器，不过铜兵之零星遗迹，为数至少。反是，铜制大炮，至明代而弥精，且其势力远及南洋群岛，传达至于马来诸族。以视元代之以火器传至印度者，尤称盛焉。清初亦尚用铜管枱枪及铜炮，至欧洲新式枪炮输入始废。但此种用火药射远之铜兵，当然不属于铜器时期之兵器，因吾人以铜兵为目，故附述及之。中国铜器时代尾期，或铜铁器时期之铜兵，当至汉而止。兹自秦代略论之。
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六国，意欲天下不再用兵，尽毁天下精美优良之铜兵，以铸金人十二，或以铸农器，故秦代铜兵，几无足观。唯秦去战国甚近，流风衰而未歇，吾人亦可依前例寻其铜兵之残迹焉。
秦季长兵，无异于战国，唯铁兵（如铁戟，各处均有出土实物）渐多耳。青铜长兵，如戈，如戟，如矛，或仍用战国遗器，则虽名为秦兵，实系战国之物，故舍而不论。若由秦自造，刻以年号者（秦兵多刻年份，亦仍系始皇一世二世以至万世之意），则确为秦代兵器。秦代自制青铜长兵中，铜矛与铜戟皆有出土而甚少，铜镞亦罕见，秦祚短也。秦戈则有之，如第四十六图版第二号戈，内上刻有“廿四年邡陮□万命右军工戈夏
竖”，此秦之“右军戈”也。第四号戈内上刻有“……左军……”等字样，此秦之“左军戈”也。惜拓本不佳，胡上几穿不明，戈形不如战国戈之精锐。第三号戈则近于周戈，胡仅三穿，始皇二十五年器也。执此数器以观，秦兵尚不如战国之兵也。
秦国似未曾有自制精良之短兵。《史记》曰：李斯上书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此谓秦皇服南方吴越之名剑也。秦代自制之铜剑，与秦戈同，皆刻有年份。第四十六图版所示第一、六、七三号秦剑，刃上均刻有双行铭文，注以年份。第一号为空茎管柄剑，第六、七两号为实茎无后（缺首）之剑，或尾形剑（尾上须另加装衬），均系周剑旧形。至于实茎有后之周剑，直至后汉时犹继续利用，秦人亦曾有镶嵌金银及绿松石，或镀金雕龙等美术品，唯甚少耳。秦剑之承用周器，无秦铭，未加刻年份者均被后人目为周剑，以为不属于秦也。如上节第三十三图版第五号剑，镶嵌金银及绿松石，在大同与秦式铜器一同出土。又第六号剑，柄形特别，且作镀金龙首含珠形，在朝鲜与秦戈同时出土，均秦剑也。
秦代弩机，尚无所闻，弓箭之制，亦罕见于经传，想与战国之器，无甚差别。至于出土实物，因秦墓少，发掘亦鲜及此，不若周汉兵器之易于见及，故无可称述也。
秦既能兼并六国，统一六国，兵力之强，可以想见，其作战方式当重攻而不重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战国策》曰：“山东之卒，被甲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程以趁敌，左絜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此言山东兵皆披甲戴胄，而秦兵反弃甲徒步以胜之，秦人之攻击精神可见。于此知秦人不甚重视防御武器，其甲胄铠盾之出土，亦无所闻焉。至于秦代之甲兵虎符，虽非兵器，却有历史价值，因并图之（第四十六图版第五号）。
汉代有四百余年之历史，非短祚之秦可比，故其铜兵颇有可观，且有为三代所无者，如铜弩机即为汉人自行创制之器也。刘备入蜀，后汉之铜兵与三代异形且与中原异形者，乃获见于四川。吾人所图二器（第四十八图版第一、二两号），颇与中原传统形式异制，时代演变兼有地方色彩也。
汉代长兵，似侧重戟与矛，汉矛已近于后世之长枪，汉戟亦与周戟异形，且有双戟之制，介于长兵短兵之间。汉初虽偶用铜戈，大抵前世之遗，其式仍如战国式，为斜体内长有后刃之戈。但主要兵器仍偏重戟矛。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且执戟者不限于武人，如《东方朔传》载武帝坐未央前殿，东方朔执戟立。是文臣亦执戟矣。卫士均皆持戟而不执戈，如《续汉书》曰：“杨仁诏补北宫卫士，被甲持戟，莫敢轻进。”将领重臣，亦皆以戟为重，此系长戟也。汉有短戟双戟，如《吴志》曰：“孙权乘马射虎，投以双戟。”是国君亦用双短戟也。又曰：“甘宁执双戟舞。”是吴将之用双戟者，更与周戟异制矣。《汉书》曰：“田肯贺上曰，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又曰：“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曰：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骋良弓劲弩之势。”一则曰持戟百万，一则曰长戟百万，岂汉军尽用戟乎，戟之外更无长兵可言乎？且汉戟多矣，但并非多而不精，且有干将之比焉。如司马相如之《子虚赋》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又张协《手戟铭》曰：“锬锬雄戟，淬金炼刚，名配越戟，用过干将，严锋劲柲，摛锷耀芒。”汉戟之精美锋锐可见也。
汉代长兵重戟，但亦用矛。三国张飞用长矛，长丈八尺。（著者在欧洲各国古兵博物馆所见之古矛，其柲常有长至今尺二丈左右者。盖斯时两军相接，均各挺矛直前平刺，其较长者乃可先及敌人之身。）《诸葛亮集》曰：“敕作部，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并未作戟，岂后汉至三国时，矛之用已渐广于戟乎？依后世用矛（即长枪）不用戟之风气观之，容或如此（东晋出土之枪头图详下）。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藏有汉代铜矛头二具，均有中轴而无耳环，其一近柲处穿有一孔，体则较小，或因筒小易脱，故穿孔贯钉乎？（第四十八图版第三、四两号）
汉代长兵，虽以戟矛为大宗，但亦尚有铜斧可见。如第四十八图版第七号汉铜瞿，系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第四十八图版第五、六两号汉空头铜斧，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藏器，两斧之近柲处，均有
形凹槽，不知是否为固柲之用，抑系蜀斧特形，但其斧制已与三代之物异矣。同图版第一、二两号铜钺，前云恐即系陆懋德氏所未能获证之刘与杨，他处颇罕见及。但依其以内安柲（一号）及以銎装柲（二号）之形状观之又似直戳刺兵，其锋甚锐，有如矛头，不类仪仗陈列之假兵，其名称尚待考证，其器颇足一观。至于汉代铜戟，亦有少数实物可图。如上节第十七图第三号朝鲜出土大型铜戟，及第四号广州出土小型铜戟，均汉戟也。唯因十数年以前，学者尚惑于程瑶田氏之说，以内末有刃之戈为戟，认识既误，藏器亦遂寥若晨星矣（汉铁戟详下）。
汉去战国甚近，故其短兵，如刀如剑，均尚用周代之兵，尤以实茎有后之铜剑，用途最广，至马援征交趾时，尚利用之，越南曾有实物出土（第四十七图版第五号），且朝鲜亦有出土者，盖不仅国内为然也。至于周代空茎无后之铜剑，汉人亦恒用之。汉代铜刀，亦如周代环首长刀，唯环上已加修饰，加铸点缀品，作鸟兽第四十图 汉刀笔花卉及几何形。此种汉代环首刀，其势力范围颇广，东至日本、朝鲜，北及匈奴，西抵大月氏，南达越南，均有仿汉制而自制之器，各处均易见及，尤以日本及朝鲜为多，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除此数种与周兵同式之刀剑外，汉人亦自有其特形创制之短兵，如第四十七图版之粟纹剑（第一号），系纯粹汉器，周代未曾有也。至于其他短兵，如铜锤及短柲铜斧等器，汉人想已先两晋而用之矣，但缺少实物为图耳。兹专论其刀剑。
汉刀之见诸载籍者不少，依其文字度之，汉初仍尚周剑，未久刀之势力渐大，帝王公卿，均佩刀而不复佩剑，周服剑之风已失矣。《后汉书》及《东观汉记》均曰：“光武帝怀半臿佩刀，以见李轶。”班固与窦宪笺曰：“昨上以宝刀赐臣曰，此大将军少小时所服，今以赐卿。”均明示汉代君臣，重刀而不复佩剑。《后汉书·舆服志》曰：“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蛟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鲛。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为瓠口之饰。乘舆者加翡翠山，纡婴其侧。”汉之服刀制可谓盛矣。关于造刀之术，载籍阙如，偶有所见，恐已涉及铁刀；然可见汉人铸刀之研究，亦颇有功夫也。魏武帝《内戒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口，所谓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慑服奸宄。”铁因炼而成钢，多炼则钢质愈佳，刃愈柔利。入火入水，炼而淬之，淬而复炼，或不入水俟冷后再炼，至于百次，即所谓百辟也。今人武术家马良氏，曾于山东得汉铁刀数柄，均刀身而剑柄剑鞘，据云尚甚犀利，可证汉人制造刀剑之精。因系铁质，故图其形于下章汉铁兵段内。所可注意者，周代人士，少用匕首，因斯时刀剑体短，插体悬腰，易于抽拔，短兵相接，咫尺可用，无另带匕首之必要，故出土物虽有而极少。战国时剑体已加长，秦剑尤长，刀体更长，汉代亦然，于是匕首之效用乃增，除服刀或佩剑之外，尤有插挂或怀带匕首之必要，以击刺近身之敌人，故汉人视匕首与刀剑并重，此在汉代短兵中亦为一新有现象。
统上观之，知汉之刀制颇盛，至三国时乃有吴造万口，蜀造五万口，晋造八千口之巨数，短兵中已成刀之世界矣。铁刀既盛，铜刀当然渐次绝迹，然孙权之万口刀，尚以铜为方头，汉代似可称铜铁并用，过此以往，则纯为铁器时期矣。第四十七图版第四号汉元嘉长刀，无环，体则更长矣。汉削刀，即削刻竹简作书之青铜小刀，亦图示二柄，一无环而有孔贯索以悬身，一有大扁环，较长可挂体，亦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也（第四十七图版第八、九两号）。第四十图汉刀笔，见宋代《宣和博古图》，亦见清乾隆壬申年天都黄晓峰鉴定、亦政堂藏版之《博古图》。青铜质，其刃形与上述两削刀相似，唯下方透空之方体首形为异，且锋利而体阔厚，似亦可为小匕首之用，则以刀笔而兼自卫之兵矣。又《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之卷二七，亦录此刀笔，注曰：“此刀笔长七寸四分，阔六分，重二两有半，无铭，形制全若刀匕，而柄间可以置璎珞，正携佩之器也。盖古者用简牒，则人皆以刀笔自随而削书。《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盖在三代时，固已有削书矣。《西汉书》赞萧何曹参，谓皆起秦刀笔吏，则自秦抵汉，亦复用之。然在秦时，蒙恬已尝造笔，而于汉尚言刀笔者，疑其时未能全革，犹有存者耳。”此注近是。依事实言之，恐汉代人民，尚延用刀笔甚久，如南京古物保存所藏之两削刀，均系汉民间之器，盖小刀在身，可作百用，人亦图其便耳。
重刀之习，起于汉代，固如上说；然汉剑亦自有其相当之声价，未容忽视焉。列朝载籍之称述汉剑者，并不亚于汉刀之记载。且汉时帝王临朝，亦尚守周秦服剑之风。如曹植《杂诗》曰：“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想系据汉代仪制而言者。《晋志》曰：“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想系指前汉之制而言。张敞《东宫旧事》曰：“太子仪饰有玉头剑。《春秋繁露》：剑在左，刀在右，剑之在左，青龙象也。”是则既佩刀，又佩剑，可谓刀剑并重之时期。
汉代有一特种剑，为数颇多，非櫑具剑或犀具剑之比，犹如汉金错把刀之用广而名贵，即玉具剑是也。玉具剑已于上方周剑一段中加以研究，并图其实物，但其用实以汉代为最盛，汉以后则寥寥矣。关于汉玉具剑之记载，如谢承《后汉书》曰：“建武二年，上赐冯异乘舆七尺玉具剑。”《匈奴传》曰：“甘露三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赐玉具剑。注曰，摽首镡卫，尽用玉为之。”《王莽传》曰：“进其玉具宝剑。”《后匈奴传》曰：“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赐玉具剑，羽盖车一驷。”《东观书》曰：“汉安二年，立单于兜楼储，天子临轩，赐玉具刀剑。”《礼仪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剑。”凡此均系关于汉玉具剑之记载，可见汉剑重玉，胜于周代，已由刃质而偏重饰品，由柄首而侧及鞘箧矣。玉具剑起自周代，至汉代而弥盛，中间亘数百年，降至晋代浸衰，人已渐用金银玳瑁蚌珠等物替代之，而不复用玉，求其易得或价廉，又不易碎而较为经久也。如《晋志》曰：“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周迁《舆服杂事》曰：“汉仪诸臣带剑，至殿阶解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是则真剑亡而玉具亦随之以没矣。汉铜剑图六器于第四十七图版中，其形制可分数种，且有汉以前未曾见有之剑，即第一号汉粟纹剑是也。此粟纹剑之护手或卫甚大，已非周剑之腊可比，其柄虽为管体，乃有一后，且柄体如塔形，亦异周剑，刃则无尖而全体等宽，亦为周代所罕见者，可谓为纯粹汉器。第二号剑则若周代空茎无后之剑，第三号剑如周代实茎有后之剑，第六、七两号剑，亦系周制空茎无后之剑也。第五号剑较为精美，在越南清化东山汉墓中掘出，系周制实茎有后之第一种剑，腊上有花铭。此类剑，用期最长久，区域最广大，域内既多，域外西北东南诸邻邦，均常有掘出者，于以见汉民族与域外之关系焉（玉具剑图，见上第三十六图版及第三十七图版）。
汉代射远器，可分为弓箭与弩机两种：汉弓尚用铜饰，其制造大都仿自战国，《考工记》所述弓制，可资参考。汉弓名称甚多，如虎贲弓，雕弓，角端弓，路弓，强弓均是。汉人重玉，汉弓有玉饰。如《尔雅·释器》曰“弓有缘者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以金者谓之铣，以蜃者谓之珧，以玉者谓之珪”是也。铜弩机则为汉人自造或改良之器，用途甚广，各地出土者颇多，系汉代铜兵中之佼佼者。
汉代箭镞分为铜镞与铁镞两种。铁镞另见下章，铜镞大都仿战国遗制，恐亦用战国遗物，但汉人亦制有形式略异之镞，其茎部较长，刃之两端作左右翼张出形，普通谓之三角镞。此种镞与他种汉兵同，先后有人发现不少。镞之刃部，雕磨刻画甚精，颇为犀利，出土者尚可割手，与战国镞同其锋锐。镞之总形，可判为长尾与短茎两种，又有铁尾与铜尾之别。第四十七图版第十、十一、十三、十五等号铜镞，则均汉代长尾或长茎铜镞，尤以十五号之茎为长，第四十八图版所示之第十二、十三、十四三号汉铜镞，亦系短茎，但其镞首加厚，作凸出另一镞首之形，镞之下端接茎处，则将锐锋减凹，异于他镞。此三镞出土于河北邯郸县插箭岭，或曰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之铜镞，因其镞首凸形，或亦仿胡镞而为之者。或者汉代人曾仿赵武灵王之制，而自造此种冠首铜镞，以用之于北方，姑存其说以备一考。
第四十一图汉代铜弩机详图
汉铜弩机较为重要，史籍多有记载，如《李广传》载李广以汉大黄参连弩，射匈奴左贤王裨将数人。《后汉书》谓：“陈王宠弩射以参连为奇。”参（叁）连者，连射也，机弩，即弩机也。《艺文志》谓兵技巧家，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李陵传》曰：“发连弩射单于。”《诸葛亮传》曰：“亮作连弩木牛流马。”均指铜弩机也。近年四川有出土者（第四十八图版第八号）。《魏氏春秋》曰：“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长仅八寸，正合于铜弩机之用。三国时不仅蜀用弩机，魏亦用之。如魏景初二年春，司马宣王征公孙渊，六月军至辽东，为发石连弩，射城中，是也。如第四十八图版第九号即魏正始二年之铜弩机也。《地理志》曰：“汉兵器以弩为尚，将军有强弩积弩之名，南郡有发弩官。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博古图》载汉弩机铭二十七字，曰：“延光三年闰月书言府作六石机郭公锻贤令磨守丞躬乘钜史训主。”又载银错弩机六。弩机而错银，此汉弩机中之艺术品也。《会稽典录》曰：“钟离牧谓朱育曰，吴神锋弩射三里。”此则吴越弩机之能射及三里者也。
关于铜弩机之机械及制造法，《吴越春秋》卷九曰：“当是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所谓横弓，着臂，施机，设枢，观《释名》第七卷之所释者，可得大概。其词曰：“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合括之口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节也。”第四十一图所示汉弩机详图，与明茅元仪氏所著《武备志》中之所示者略同（茅图名为《法古制铜弩机散图》），采自《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系根据高丽乐浪郡古墓出土铜弩机（第四十八图版第九号），而拆示其机械者。其张弦时因弩力大小有手拨或足踏之分。唐颜师古《汉书》卷四十二《申屠嘉传》注“蹶张”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是则汉时已有强弩必须用足踏始能张弓矣。各地出土实物，如第四十八图版第十、十一两号弩机，均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系华中出土之物，第十一号略似乐浪出土者，第八号弩机则系四川出土之物，形式较为简单，异于上图三器。至于汉弩机所用之箭及镞，各地出土物亦不同形。如第四十八图版第十五、十六两号长尾汉弩机箭矢铜镞，一为山东图书馆所有，一为安徽图书馆所有，均安徽寿县出土物。第十五号镞，犹如汉代长茎（长尾）铜镞，而刃与茎相接处加大。第十六号箭镞，则上端有铜管，近刃处有箍，与第十五号同，箭体颇长，汉器无疑也。
汉代去战国未远，其甲胄铠盾之精良，必有可观，惜乎无出土物可资参证。防御武器中，尚有特器二种，用途颇广，即汉渠答及汉刁斗是也。《汉书·晁错传》上言兵事曰：“中国之长技五。”复言守边备塞曰：“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注：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袤十二尺。”是渠近直立体，答近横立体，渠张臂以刺，而答则横矛以刺也。《唐六典》有铁蒺藜之制，注曰：“《汉书》晁错上疏云：磊石渠荅。注云渠荅铁蒺藜也。至隋炀帝征辽，布铁菱于地，亦其类也。”此处蔺作磊，答作荅。但后世之铁蒺藜，恐已较小，至铁菱则尤小，盖非汉器之比矣。关于刁斗之制，如汉名臣奏（元和韩宣）曰：“汉兴以来，深考古义，宫殿省闼，至五六里，周卫击刁斗。”《汉旧仪》曰：“昼漏尽，夜漏起，宫中卫，宫城门，击刁斗，周庐击木柝（颜延年谓为金柝）。”《西域传》载杜钦论遣使罽宾曰：“斥候士三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是则刁斗乃汉军及汉宫城平时夜间五分其夜而报时，有警时则击之以报警，故曰守卫之器也。颜延年谓木柝当为金柝，可与置信，盖汉代去铜器时期不远，尚用铜兵，匈奴为患，守卫森严，报警之器，当皆系铜制无疑，木柝想系后来之物，且形式亦正不同耳。刁斗之形状何如乎？《李广传》曰：“广不击刁斗自卫，程不识击刁斗。注：孟康（魏时人）曰：以铜作鐎，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夜，名曰刁斗，今在荥阳库中也。苏林曰：形如鋗，无缘。颜师古曰：鋗即铫也。”是则刁斗之形，如钵盂，又如锣磬，当系厚铜制。宋《宣和博古图》绘有汉熊足鐎斗，梁山鋗，及龙首鐎斗（斗之可以区灼者），想均系汉宫中器，禁城之刁斗也，故雕刻较为精贵。至于汉军用刁斗，必较为轻捷便利焉。
铜鼓之来源，多出于南方边疆民族，制造精良，花纹美富（第四十九图版及第五十图版），与商周青铜器异趣。南方边疆民族，作战用铜鼓，遇有战争之威胁时，即击铜鼓以号召其族人备战，亦古时战鼓遗制也。后汉马援征交趾时，曾得骆越铜鼓以归，知汉时已有此物。以其为汉时物，为战鼓，故附列于此。以其为铜制，非铁制，故不入边疆民族铁兵中。
自前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东亚铜鼓，有认其来源远在汉代以前之中国者
，有不以一地为来源，而分认其枝别者，如德国考古学家海格耳氏所著之《东南亚洲之古铜鼓》一书，即系如此主张。此外尚有荷兰、法国、奥国，考古学家多人
，亦曾于上世纪末年及本世纪初年，为亚洲铜鼓之专门研究，各有著作问世，大致主张铜鼓为中国边族，或南洋群岛土族之自铸物。至于起自何时，由何种文化期之民族创制此艺术品则均未曾论及，日本学者，数十年来，亦颇有研究铜鼓之士，虽大都推衍上述欧洲学者之先论，但亦有独具见地，如松崎复（益城）氏所著之《铜鼓考》一文
中谓“铜鼓不始于汉代，所谓‘马援鼓’与‘诸葛鼓’，均系苗蛮土族自铸之鼓，或其先人遗物”。并曰：“两湖，两广，贵州，云南，多蛮夷巢窟，或曰傜僮，或曰峒苗，此唐虞三苗，殷商之鬼方，周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其土人自铸铜鼓极多，系西南蛮夷世代传铸之器，秦汉以前早有之矣。”后来日本学者大给恒氏，复补足松崎氏之说曰：“……若夫伏波马式，则慊堂所说是。然其谓用铜鼓铸法则非，何则？殷周以来，铸铜之法具备，何苦效蛮夷法为。思西南蛮夷，久有铜鼓，由马援孔明获之，其名始显，故后世谓此鼓之类，统名为汉铜鼓耳，盖有兵器与乐器之分焉。”
此二说均近是。
铜鼓既为古中国南方民族，因受北方民族之压迫，南迁而携带以往，传授铸法，历久不衰之物，则除现在南方少数民族所居之地藏有大量铜鼓外，闽粤桂湘黔滇川等处，凡为古人南迁所经之地，即令现无苗人居住，亦应有而且实亦有铜鼓常常发现。盖南迁入山入海，中途必有停歇，且有随处留人居住之可能，他种古物固有，铜鼓实为古人作战作乐以及婚丧祈神禳灾聚众不可离之重器，故可因铜鼓而获见古人南迁之遗迹焉。自汉以降，南迁之民族，因气候及环境压迫之关系，生活日艰，文化日衰，独于铸造铜鼓一道，秉承祖训，历久不渝，直至明末，犹能自铸未替焉。古人南迁所遗，或其后人仿铸之铜鼓，见于载籍者颇多，如《后汉书》载：“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并见铸鼓之法，乃改铸为马，上之。”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乃遗主人也。”《隋书·地理志》所志相同，并云“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均如此”。杜佑《通典》所志亦同。可见唐时南方少数民族崇尚铜鼓之风之盛，且面阔有逾丈者，则戈鲁伯夫所图古神舟中之大铜鼓形（第五十三图版），并非刻工故意为之张大矣。《晋书·食货志》曰：“广州夷人，宝贵铜鼓，闻官私贾人，输钱铸败作鼓，其重禁科罪。”《南史·欧阳頠传》曰：“梁左卫将军兰钦，从征南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后頠授越南将军，衡州刺史，威震南土，又多致铜鼓献奉，前后委积，有助军国。”唐刘恂《岭表录异》曰：“蛮夷之乐有铜鼓，形如腰鼓，一头有面，圆一尺许，面与身连，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多铸蛙黾之状（按大铜鼓为南中国古人之军鼓，此种小铜鼓为其乐鼓）。贞元中，骠国进乐，有铜鼓。张方直贬龚州刺史，修城掘得一大铜鼓，载以归京，抵襄阳以为庞大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悬于斋堂，今见存焉。”此鼓之大可知，唐代掘城而得，其鼓之古又可知。宋《太平广记》曰：“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条”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鞞鼓。”《唐书·南蛮传》曰：“盘盘在南海，曲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铜鼓，蠡。”宋朱辅《溪蛮丛笑》曰：“麻阳有铜鼓，江水中掘出，如大钟，长筒，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他处鼓尤多，其文环以甲士。溪洞爱铜鼓，甚于金玉，模取鼓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缺渍染，名曰点蜡慢。”此重百余斤大鼓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志铜鼓之花纹独详，曰：“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象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按《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宜若可信。大鼓外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夫搜求无遗矣。”元人之记述铜鼓者罕见。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曰：“蛮中诸鼓有剥蚀而声响者为上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汉人破蛮塞必称获诸葛铜鼓，有多至数十面者，此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过之者。”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藏有数鼓，出土于四川，名之为“诸葛鼓”，想此类也。明末有邝露者，为傜僮云亸娘记室，作《赤雅》二卷，谓：“峒中酋长生子者，铸铜为鼓。”是明末时南方少数民族尚有自铸铜鼓者。刘锡蕃《岭表纪蛮》曰：“西南蛮族铜鼓旧制，全体皆铜质，面平底空，中腰凹束，镌满旗帜及各种花纹形状。中心花瓣突起，形式光润，如被油脂。两旁有耳，亦有狮龙，花瓣，各种形状。其面有蟾蜍而镌汉文者，为上上品。鼓身大小不一，据《宾州志》（今改宾阳）称：该邑从前得有铜鼓一具，面阔丈余，其大可以想见。今苗山所遗留者，大者圆径四五尺，小者仅二三尺，重量由二三十斤至六七十斤，百斤之物，已极罕见。予家藏一具，高尺有三寸，径口一尺九寸，重三十二斤，系其两耳悬于架上，拊之，其声隆隆，颇为可听，然而次品也。”刘氏所述花纹，可补前人记述之不足。贵州苗族之铜鼓，记载亦有，如《黔苗图说》《黄州通志》《贵阳府志》《遵义府志》《溪蛮丛笑》《叙州府志》等书志，均述及苗族之铜鼓，但大都系小型者，用为乐器，无复军鼓可言，其花纹亦无甚可观，均与从略。唯《郁林州志》（广西）志一铜鼓，其面上花纹，自边至中央，乃有十九晕之多，鼓身三重，有花纹二十七晕之多，是较越南河内博物馆所藏所谓最美之铜鼓（第五十图版三a图形）又胜一筹矣。其花纹图形，可略见于州志。今录其词曰：“州之文昌阁中有铜鼓，高一尺五寸，面径二尺六寸，底径二尺六寸，边出广一寸，腰束减二寸，自边至中央，凡十九晕。晕间或为雷文，或为螺文，或为五铢钱文，或为籧篨文，中央隆起，内廓有横斜十字文。沿边近里四分强，有六蟾蜍，相去一尺三分，蟾蜍前高一寸，足间一寸二分，后高八分，足间亦八分。鼓身凡三重，带二十七晕，晕间文与面同。两旁近上有耳，前后对出，近下亦有耳，左右对出，文如贯索形。模中度镂刻精工，色如绿沉，土花斑驳，盖西汉时物也。豸塘岭北帝庙，石脚堡岩颔庙，亦有鼓，较此为差小耳。”此鼓上下均有双耳，且位于四方，是与常鼓相异之点。晕数虽多，但并无鸟兽鼓舟及战士等形，是不同河内博物馆藏鼓之处。花纹有五铢钱文（纹），确为汉鼓。近年越南清化东山古墓中，曾掘出汉五铢钱不少，系与汉剑等兵器同时出土者。以五铢钱为纹，果系汉人自铸乎？抑南方少数民族效之乎？不可知矣。
汉人搜取铜鼓之数极多，在宋时即有藏之秘府者；《老学庵笔记》乃谓“此风自梁时已盛”。梁欧阳頠征南，乃献大量铜鼓以为战功，梁秘阁下古器库，亦藏铜鼓，谢启昆《铜鼓考》乃谓“此所谓迁其重器也”。近人刘锡蕃《岭表纪蛮》曰：“即数十年前，黔桂边境一带少数民族，尚往往掘得铜鼓，连续埋藏，动辄以数十计，均在深溪密箐之间。”可见南方少数民族埋鼓之多矣。但人搜取之数亦甚巨，假以一二事证之。如叙州府《长宁县志》曰：“明万历元年，巡抚曾省吾平九丝夷，获铜鼓九十三面，铜铁锅二口，系酋长阿大所蓄，制甚奇古。识者曰，此非锅，乃鼎类也，其名曰鬵，今三江所出之器，疑即当年所遗者。”是则南方少数民族且有锅形之铜鬲鼎，即青铜容器矣。《明史·刘显传》曰：“克塞六十余……得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向者击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其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此青铜容器，乃大可烹牛，古时罕有。惜乎其文采如何，未经道及耳。
依上所列，本国文献关于铜鼓之记载略具，于此可见铜鼓之形制、纹饰、铸造、用途与收藏，而多推及于汉代。
铜鼓可依时代，可依大小，可依花纹，可依外形四种方法而分类之，前三种分类法，尚无人为之，困难多也。第四种分类法最易，只需搜集或观摩铜鼓至百余器之多，依其外形并略及鼓面大体花纹，即可进行分类矣。
德国考古学家海格耳（F．Heger）即用第四种方法，于一九〇二年，在其所著之《东南亚洲古铜鼓》中，依其所有及所见铜鼓一百六十五器，而分之为四类。自时厥后，大都依附海氏之说，更无另为分类之研究者，兹为介绍并推论其分类法于下：
第一形式 可称为直体三分之铜鼓。其最下一段，为向上包接之直线锐角形，略如
形；其中段为直体圆筒形，略如
形，有时直体微曲，上段为向下包接平面曲边形，略如
形。此第一形式之铜鼓最多（第五十图版第一、二、三号），有产自马来群岛者，有产自越南东京及西南中国者。海格耳谓此类铜鼓，系由古代未甚开化民族发明制造者，此等未甚开化民族，现尚居于中国广西、贵州及四川等处，即今人所称之苗族及彝族是也。此类铜鼓之研究者亦较多，戈鲁伯夫铜鼓之研究，亦即以此类铜鼓为其根据。盖因此第一形式，实为铜鼓之基础形式。海氏所取材者，计有三十四鼓（乾隆时清宫中亦藏有佳品十四器，鼓面花纹，均极精致，铜质亦佳
）。此类鼓之表面及胴部，均刻有花纹，面上之晕数，多寡不同，愈佳者晕（即圆圈图）愈多。晕间之花纹，有人兽鸟鱼各种动物形，及植物房屋器具铜鼓船舶等形，有时体上亦有。鼓面上常有蹲蛙（蟾蜍），亦偶有其他蹲势动物。此类铜鼓除花纹图画，容有后代作风外，其形式盖属最古者。其广播之区域，自南中国经越南马来群岛达其极南端新几内亚岛附近之铠夷岛（Cayes）等地。
第二形式 第二形铜鼓，其鼓面宽大，过于鼓身，而向外伸出，略如
，或
形，其鼓身亦可分为几部分（第四十九图版立体图）。其上部至中部接合点之角度，近有S字母形，下部续为圆锥形，面上则有蹲蛙（蟾蜍）或骑马像。此形鼓之变化，较第一类为少，而图画花纹，亦往往较为简单。其主要区域，在中国东南部，迤北则达于长江口之希伯岛（译音）。
第三形式 第三形式大致与第二形式相同，其鼓面伸张于鼓身之外，亦如第二形，但其鼓体更为简单，不如第二形式之鼓体，尚可以曲线代表之，此系不同之点也。此形鼓多小形蛙（小蟾蜍），圆胴自上大而下缩为小。其使用之区域则以缅甸各地卡兰族之间以及印度支那老挝地方之掸族，暹罗京城盘谷附近地方为最，且至今尚用之，其主要者大都在宫殿及寺院之内。此形鼓之花纹及外表，略如前者，且亦有蹲蛙，故海氏谓系由前二类脱胎化简而来者。
第四形式 此形式铜鼓之鼓面，与鼓体恰相衔接，毫无大小出入，浑为一体。鼓面中心之星形，大都为十二出，鼓体较矮，其切体略如S字母形，而曲度略减（第五十一图版第一、二两号）。海格耳谓此式铜鼓均系在中国制造者，故咸具备中国要素而形小。胴部较短，鼓面蹲蛙之数亦少或竟无之。其花纹多具中国风，面与胴均无人物鸟兽等形，外貌颇似中国之大鼓，绘画为中国式，且常刻有中国文字（如第五十一图版第一及第二号鼓面上之近中心圈之第二晕，为衔接排刻之“酉”字。鸟居龙藏因古之酉作
，以为马来群岛铜鼓，均图有此种鸟形。且谓海格耳所引证之铜鼓，以及《西清古鉴》中所图诸铜鼓，均可依此解释之）。是以此第四形式铜鼓，显与汉人有密切关系。其出土地点，多在中国南部。且黔湘桂等地苗族，至今尚有使用之者。
海格耳所拟铜鼓之分类如此，世界学者咸宗之。海氏又曾将各形铜鼓，予以化学分析，其结果如下表：
据此表观之，第一形式之青铜质最佳，恰与其图形之精美相称，其铅锡之量，乃自百分之十九有奇至百分之三十七有奇。第二形式之合金成分已差，其铅锡量自百分之二十五有奇至百分之二十八有奇。第四形式之铜质更差，铅锡量仅自百分之十二有奇至百分之三十二有奇，但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甚少。海氏及各国考古学家，均认第一形式之鼓，为最古之器，谓第四形式为汉人所制器，第二形式主要产地为中国，第一形式散见于南中国及越南马来等地，是不啻间接承认铜鼓以中国为其主要产生地矣。海氏之著作，出于四十年以前，斯时不但南中国尚未发现石器时代遗址遗器，即西北各省之石器时代遗器，亦尚鲜出土者，若海氏在今日而再论铜鼓来源，想持论更当不同矣。
形式及铜质以外，鼓面及鼓胴（鼓体，即鼓腹）之花纹图形，亦为研究铜鼓之要素。海格耳氏及上述诸国研究铜鼓之专家，对于鼓之花纹，均有相当意见发表。最近日本鸟居龙藏研究黔苗铜鼓之花纹甚详
（第五十一图版第二号铜鼓之面部及胴部详图），发现其鼓面有中国字之“酉”字排圈，即古
字，以为马来越南铜鼓上之鸟形，均与此字有关，此点颇饶兴味；岂此酉字，或即中华南迁之古民族之一种特征或徽号乎？其余花纹，则系三代时或三代后之中国式花纹居多。曩岁上海市博物馆杨宽君，曾为本馆所陈列之铜鼓花纹之考察一文
，仅就该馆所有吴愙斋旧藏之湘粤苗瑶族铜鼓八具，研究其花纹而发表特见，略谓鼓面花纹，多与汉铜洗相类似，恐出汉人之手，其言近于事实。鸟居龙藏氏所获苗族铜鼓之面腹花纹（第五十一图版二a、二b、二c、二d、二e等图形）完全中国式，且酉字花纹甚显，想系汉代或汉以后之物；与西北羌族铜鼓面部腹部之花纹（第五十一图版第一号），几于完全相同，此羌鼓曾经陕西图书馆鉴定为宋代之物；又与上海市博物馆现存吴愙斋旧藏湘粤之苗瑶族八铜鼓之面部腹部花纹（第五十二图版第十三号鼓面图，及第五十图版第一号铜鼓）亦均大致相同，盖俱系汉以后所制之器，其云纹雷纹及万字直钩纹，系模仿汉以前之雕形耳，兹类鼓均面上无蹲蛙者也。但如谓面无蹲蛙之鼓，为时较晚，花纹较为粗略，则又不然。试观河内博物馆所藏之鼓（第五十图版第三号铜鼓）面无蹲蛙，而其面部雕刻图形之精美，实为越南及马来群岛出土铜鼓之冠。其所图各形，均系古形图案，应为古遗画而为后人摹拓。至于镇江焦山所藏之铜鼓，在第一与第二形式之间，有六蹲蛙（蟾蜍），其鼓面鼓身花纹之细腻精致，在上述苗羌瑶各鼓之上，而与河内博物馆藏鼓，可略相伯仲，但花纹较为汉化耳（第四十九图版立体图）。其青铜质亦薄而佳，非苗羌之鼓可比。其中心星形，则与苗羌瑶之鼓同，亦为十二出，河内博物馆藏鼓，则为十四出。据海格耳之研究，普通铜鼓之星光，大都为十二出，其余为六出、八出、十出、十四出，以至十六出，均系偶数。至于鼓面蹲蛙，则常有奇数（如五蛙），自二蛙以至十数蛙均有。
就时代论之，大概汉代及汉以后之铜鼓，其花纹显具中国风，显为汉族化之作品，故中外学者，皆称为中国产或与中国有关。若依区域以求之，则其地去中国较远者，其铜鼓花纹，必尚存有远古中华文化之遗迹；一则因外族压迫较轻、掠夺较少，其苗裔尚得保存先人遗制，二则因未受汉化之故也。但此种花纹，可以证明吾华先民入山出海之遗迹者，惜亦颇难寻觅。盖南方各地少数民族自六朝以来，即有埋藏铜鼓之风气，恐古物尚居地下者多也。吾人今日所获越南马来铜鼓之花纹，均采自欧洲人之著作，二十年前，欧洲人尚不信中国全国曾经过石器时期文化，尚以为中国青铜器时代文化系来自西北者，安能注意与中国远古文化有关之铜鼓花纹乎？于如此材料残缺之情形中，而欲表示吾人见解，盖甚难矣，试勉言之。
第四十二图铜鼓鸟首花纹变迁
（一）吾人先释铜鼓中心之星形或日形。此或系华中先民之民族标志，犹如何天行君以杭州良渚镇出土之多数石钺
，为古越族命名之起源之意见。其所以分为六出、八出、十出、十二出、十四出，以至十六出者，盖因古人南迁之后，随地留下族人，繁衍殖垦，其支族仍守先民族志，但以出光纹之不同，以分别其族部耳。在中国者多十二出，因华人守十二行星及十二干支与一日十二时之数之故，在越南马来者，则十四出及其他数较多。
（二）蹲蛙（蟾蜍）之解释。此恐非仅如欧洲学者所谓迷信神权崇拜动物，或雨季企望之故，想系古人欲以此形表示南方草泽湖沼，到处蛙鸣，蛙地行军，系华中远古民族之实地生活，故有此象征耳。
（三）紧接中心出光纹之鸟目。此亦系远古南方民族之旗号标志，其始作鸟形，后来始逐渐为酉字形及日字形。日本鸟居龙藏所图之铜鼓鸟首花纹变迁图（第四十二图），虽均指后代之铜鼓而言，亦尚可见及其蛛丝马迹。上海市博物馆所藏八铜鼓之鸟首及兽首花纹，尚带有商周尚虎及回文之制，不必定系汉代花纹也（第五十二图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等号）。古有比目鱼，产于南方，此或南方先民之用意，亦属可能（参见第五十图版三a鼓面上第一晕中之双目形）。今姑假定为鸟首，其鸟之形状果何如乎？今依马来群岛及越南之铜鼓面上所刻大鸟形观之（第五十二图版第四、五、八、十一、十二等鸟形。第五十图版三a鼓面图中长喙羽首大鸟形及宽喙圆首大鸟形。又第五十四图版拓本宽喙圆首大鸟形），此种鸟均系中国南方水鸟，数千年前之物，当然较今鸟为大，并非越南及马来群岛之海鸟。杨宽君呼之为鹭纹，是否为鹭，无关紧要，盖鹭亦华中华南之喙鱼水鸟，北地无之，但各铜鼓上所图之鸟，如宽喙大首者，似鹳而非鹭耳。北方人性刚，喜用猛兽为徽志，如商代人尚虎（如虎头盔等器），周代人亦尚虎（周亦有虎贲之士，周剑之产于北方者，其剑格常刻虎首形），及熊豹等兽，北人用其皮而图其形为旌旗及服饰；南人性柔，喜用水鸟为徽志，亦人情地理所宜然，且以自别于北来之族耳。以飞鸟为大量，而以鸟首或双目紧对星光或日光纹者，正以辅佐其国徽，为群鸟朝阳，翼载万方，向空瞩目，光及飞潜之义也。此亦华中及华南先民故留之遗迹也。
（四）鹿形。越南及马来铜鼓，常刻鸟飞鹿走之形，但越南马来，并非产鹿之区，华中华南，产鹿较多，亦先民南下之遗迹也。
（五）环首雷纹。苏门答腊，马来丹牙克族，及越南老挝出土铜鼓及他器上，常有两端曲首之回环雷纹或云纹，有时其曲首乃类鸟兽之头（第五十二图版第一、二、三等号），人均以为系汉代花纹，实则此种中国民族之花纹，来源甚早，盖在三代以前。依其柔和缩伸之姿势测之，想亦系华中华南古文化南下之遗迹也。
（六）舟车。越南出土铜鼓面之舟形（第五十三图版第一、二两图），俨然中国龙舟也。其战士之装束，头戴护项器及两长羽，有左手执钺右手执斧者，有左手执持类似矛形之旗帜，右手执箭者。舟之近舵处，有一指挥台，台下或仅置一大铜鼓，或置一铜鼓及一铜钟（或壶），类似鼎鬲，台上则有一指挥官，手执大弓及箭矢。台外下面，刻一立兽，蛙身而马足有尾，似备指挥官乘用者。舟之首尾，似均作鸟首形，舟之台上橹上桅杆上及战士冠上，均有小旗号，作中有一点之圆圈形，是否欲作鸟首翱翔之状，抑此圆圈即系南下先民之国徽旗号，均属可能。夫入海之舟，不作鱼龙形，而人舟均作鸟形，所以示其飞来之远也。此类大鸟，必系远古华中华南常见之鸟，先民乃以为象征，而留志其族之来处焉。舟中战士，峨冠而寡服。其作盛装广裤而类于甲胄战裙者，亦见河内战鼓面上（第五十四图版两拓形）。鸟羽高冠者，及无冠者，均着广裤，手持斧钺箭帜，与舟中战士同，意者舟中人为水军，此为陆军乎？是以战台之下有四铜鼓，台上立者一人，坐而作捣状者三人（捣击下面之鼓乎？）。战士前后拥护者，为一大型帐幕形之车，二车门之间，立一首领，两手均执有如指挥刀之器。车门及两边直柱上，均有圆圈徽号，其轮不显，或系由人扛抬之车乎？是绝非越南或马来群岛古代原有之交通器，必为华中先民南迁时所携往使用之物也。
铜鼓原非汉器，其来源当出自吴越等地，苗族人早已用之，以自后汉马援由南方携归中原，世称伏波铜鼓，吾人因此种关系，乃附铜鼓于汉代铜兵之末，非谓汉代始有铜鼓，亦非谓铜鼓盛于汉代也。
汉初尚可称为中国铜器时代尾期，或铜铁并用时期，至东汉已全为铁器时期矣。且周代铁兵，近年已有出土者（详下章），古书记载亦常见。中国铁器时期，事实上早于汉代。是以汉以后之铜兵，本无足论，今仍择要图列之者，盖因晋代铜兵，具有特形，异于前代之器；五胡六朝之剑器，形式尤殊。且专就三代后中国兵器史中最重要之短兵，即剑之一器而论，六朝而后，以至唐代，铜剑形发生重大变化，亦可谓已至剑式统一时期，嗣后历代铁剑，均依唐剑形式，毫无变更。此均为吾人未可忽略之事迹，而有阐述之必要者也。自中国剑形由晋唐而统一以后，中国兵器之进化，似突然停滞，千数百年无所变更。是以外人之论中国兵器者，惑于外观，未察实际，动辄谓中国固有兵器，只有剑之一物，且其形式极为简单，千年如一日，盖无甚可观
，是则未免舍本逐末，轻重倒置矣。
晋代戈制早废，长兵中铜戟铜矛，尚与铁戟铁矛同用，但已反汉代重戟之风，从而重矛，又因矛之不便也，乃改为枪，晋代铜枪，实为后世铁枪之始祖也（后汉已广用枪，但其刃锐长，尚未脱矛头形也）。戟虽有铜质者，已降为仪仗之器，效法汉代棨戟而又过之，军士均执枪而不复持戟矣。如《晋书·王濬传》曰：“濬起宅门前路，令广数十步，曰：吾欲容长戟帜旗。”是戟之实用已早亡矣。晋代青铜短兵，亦有前代所无，而为后世所法式者，如东晋永昌铜椎即是（第五十五图版第一号）。晋代青铜短剑，尚略存周匕首之制及汉代花纹，但已形状迥别；环形首乃作纱帽形，腊向下分，刃之近腊处忽窄，茎则宽平，且柄长几等于刃长（第五十六图版第二号），已杂有五胡体制。晋代青铜矛头，体制亦较先代为小，且较为简单，名虽为矛，已与后世铁枪头相类似矣（第五十五图版第二、三两号）。第五十六图版第五号铜剑格一具，为福开森藏器，其下最宽处为十三点六公分，如此宽大之剑，如非晋代之物，则系六朝之器，北魏人好作大剑，此或其铜格乎？晋人刀剑之装饰，承汉遗风，亦尚华美。如《晋书》所载：“会稽王给斑剑二。”《朝史志》曰：“斑剑亦曰象剑，取装饰斑兰之义。鞘以黄质紫斑文金铜饰紫条粉錔。”晋《东宫旧事》曰：“太子仪饰有玉头剑。”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曰：“晋怀帝炽，于永嘉元年，造一剑，篆名曰步光。东晋司马衍，于咸和元年，造剑十三口，铭曰兴国。东晋司马易明，于太元十年，造一剑铭曰神剑。”是则两晋之世，亦尚有周人重剑之遗风，但铜剑已稀，大都铁剑铜饰者多。刀之制则较盛，晋《中兴书》有三公所服刀之说。《晋书》曰：“赫连勃勃，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百炼钢刀，亦如魏太子丕百辟宝剑之类耳，特魏尚重剑而晋则尚刀矣。晋张协作《七命》及《太阿剑铭》，对于刀剑铸造之术颇有所贡献，但均系铁制者矣。两晋射远器，因去汉未久，恐尚用汉遗铜镞，但其数甚少，铁镞较多；汉制铜弩机，晋人恐尚袭用之，但晋制者罕见耳。晋人好用大弩，名之神弩，夸言万钧神弩。如《晋书·舆服志》曰：“中朝大驾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又有由基一行，弩一行，弩一阵。官志三卫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马隆请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是为后世武人考试制之始，直至清末未衰）。义熙六年十二月，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潘岳《闲居赋》曰：“元戎禁营谿，子巨黍异絭。同机炮石雷，骇激矢虫飞。”此指晋弩机而言其威力也。晋嵇含《木弓铭》曰：“弦弧走括，截飞骇止。射隼高墙，出必有碍。既以御侮，亦以招王。”江统《弧矢铭》曰：“幽都筋角，会稽竹矢。《易》以获隼，《诗》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题。”均以见晋人趋重弓矢制之一斑，至于晋人防御武器，出土实物，殊难见及，载籍则间有记录。如《晋书·马隆传》曰：“隆讨西羌，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一云马隆兵着牛皮铠），无留碍，贼以为神。”据此可知周人鲜用铜甲而广用犀兕甲胄者，利其轻便耳，晋人袭其遗风，尚可胜羌人之铁铠焉。又《晋书》曰：“晋铠甲函犀七属，浴牛千群……晋重铠浴铁。……桓伊有马步铠六百，上之。……庾翼与燕王书，致襦铠。”又晋《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献金华大羌盾五十幡，青绫金革盾五十幡。”可见晋人不但依古制以革属制盔甲，且亦以革制盾。革居土中易腐化，是以出土实物难见也。
五胡之铜兵，不易见及，第五十六图版第五号大铜剑格，或系胡人之剑格，因藏主福开森，曾同时在陕西购入其他胡人兵器，即第五十五图版第四、五两号青铜器是也。第四号立马及第五号双角人首，均系胡人之旗首，可见其兵器装饰之一斑；马形与河南等地出土北魏时代之陶器土俑马形相类似，胡马嘶风状也。关于五胡兵器之记载，《匈奴传》可以参考，其他载籍，亦偶有所述。如《晋书》载赫连勃勃造兵事曰：“……赫连勃勃委阿利造五兵之器，精锐特甚。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入则斩铠匠。既造龙雀大环百炼刚刀，复铸大铜鼓，飞廉翁仲铜駞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莫不精丽。”铜鼓而饰以黄金，此为五胡兵器富丽之一证。《东观汉记》曰：“邓遵破匈奴，得剑匕首二三千枚。”均匈奴铜剑也。应劭《汉书注》曰：“径路，匈奴宝刀也。”一千八九百年以前，五胡即有此种良兵，殊可赞叹。五胡之射远器，亦为长弓大矢，匈奴射术甚精，其器必佳，惜宝物难见。五胡防御武器亦精，且多系铜铁所制，其坚锐光耀，胜于革制者。《北史·突厥传》曰：“突厥姓阿史，初自平凉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如兜鍪，俗号兜鍪突厥，突厥因以为号。”凡此均以见五胡等族防御武器之精良。南北朝时代以迄隋代之铜兵，实物殊难见及，金陵地下出土物，亦仅见及非兵器之铜器（南京古物保存所中有数具），即铁兵亦罕有也。依载籍度之，六朝长兵，必依晋制重枪，即矛之变形也；戟则完全变为仪仗卫阍之器，与周秦前汉之戟异形，戈已早亡，殳亦早无闻矣。六朝短兵，刀剑并用，刀已全系铁制，剑或尚有铜制者，实居少数，铁剑较多，匕首亦用铁制。大抵兵士多用刀枪，高级官则尚多佩剑者，是以铸剑专家，尚有所闻。如梁季秣陵道士陶弘景，即其中之一人也。陶氏著有《剑经》，开道家习剑术之风。又著《古今刀剑录》，其中尽附会穿凿之词，可见晋以后剑之实用日亡，而神话连篇，导人迷信矣。六朝剑未闻有出土者，至于陶氏自铸之剑谓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为之，事实上容或可能，但惜未指示其配合之成分耳。又言长短各依剑术法，而未见有剑术法一书，亦难于研究矣。其他载籍，亦偶记及六朝兵器。如《南史》载：“齐高帝以刘怀祖为齐郡太守，赐玉环刀一口。”是六朝之刀尚有环，犹如汉制，唯环系另饰，且有玉环刀焉。又载：“席阐千献梁武帝银装刀。”是六朝之刀，亦有银装者。不知仅以银装柄饰刃，抑且以银装鞘饰套否耳。《通典》曰：“后魏有千牛刀，御刀名也。”《梁书》曰：“梁刘孝仪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是梁亦用玉环刀，均汉室遗制。梁简文帝《谢敕赉善胜威胜刀启》曰：“冰锷含采，雕玉表饰。”是又刀之有玉饰者，非只以玉为环也。《南史》曰：“宋贬让诸侯王条格，剑不得鹿卢形。”鹿卢者，鞘上挂剑之玉饰，汉人称为昭文带，是六朝时尚用之也。《北史》曰：“魏毕众敬献银装剑一口。”是北魏亦有银装剑，与南朝同。六朝射远器，亦重弓矢，大弩不多，汉铜弩机之用渐亡，铜镞亦绝迹，尽用铁镞，箭形亦与后代之物相似。六朝防御武器，尚不弱于晋代，但已不敌五胡之铜盔铜铠坚盾矣。梁简文帝《从军行》曰：“冰城朝浴铁，地道夜衔枚。”徐陵《欧阳頠碑》曰：“浴铁蔽于川原，嵱金骇于城堞。”浴铁嵱金，皆铜铁制之甲胄，已脱周人革制之风，而袭五胡之制矣（赵武灵王已胡服骑射，胡人兵精器利，战国时已然）。但阅《北史·白兰传》曰：“周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是犀铁尚并用也。又《贺若谊传》曰：“突厥为边患，贺若谊重铠上马，北夷惮之。”重铠盖铁制而饰铜者也。又《阳休之传》：“齐文宣郊天，百寮咸从，休之衣两裆甲。”梁简文帝《南郊颂序》曰：“玉铠犀衣之士，连七萃而云屯；珠旗日羽之兵，互五营而星列。”是虽文学藻饰之词，亦可透露南朝战士尚用犀衣，而铠上或有缀玉之消息。《梁书·元帝纪》曰：“突骑短兵，犀函铁盾。”又虞世基《讲武赋》曰：“冲冠耸剑，铁盾铜头。”是六朝人所用之铁盾，乃以铜为首，利其不锈而生光也。但六朝人之盾，虽以铜铁制，而体不厚笨，面亦不甚阔大，故能高举以御矢石。如《南史·梁宗室藻传》曰：“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聚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盾御箭。”其盾必不甚重大也。
隋继六朝，三十余年，兵器无所更变，更无进化可言。
唐代长兵，早已无戈，斧制亦失，戟已沦为仪仗卫门之器，形式近于后世所谓方天画戟，大都铁制。周秦及汉初之铜戟，偶有出土者，唐人已目之为古物矣。如《唐书·尹师贞传》曰：“师贞家掘地，获古戟十二，置于门前。”是其例也。《唐书》又曰：“李岘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又曰：“唐柳仲郢为谏议大夫，每迁必乌集，升平里第庭树戟，架上皆满。”庭第满架皆戟，此已属于官制排场仪仗之属，而戟之实用衰矣。唐代矛头，异于周秦及汉初之器，而近于后代枪头，其柄有时颇长，有时短柄短刃如枪，略似晋永昌枪头。唐矛均系铁制铜箍铜饰，唐初或亦尚用铜矛，但其数或不多（第五十五图版第二、三两号）。唐代铁刀，想已有装长柄用为长兵者，或尚用铜为箍为环为饰，惜铁腐土中，殊鲜实物可示耳。《五代史》曰：“唐明宗出涿州，遇契丹，战不胜，诸将引去，石敬瑭败至河中马踣，李琼以长矛援出之。”此言唐将用矛之长也。唐《李光弼传》曰：“光弼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此言裨将均用长矛也。又《唐纪》曰：“李光弼裨将白孝龙，挺身挟二矛，取河阳大将刘龙仙首级。”此言唐将之用双矛者。但双矛犹如双戟，用法不便而用者亦极少，非常制之兵耳。
唐代短兵，刀剑并用，且有锤锏等杂兵出现。刀均铁制铜饰，剑与杂兵，则尚有完全铜制者。唐剑有二特点，应予注意。一即形式之变迁，树后世剑形之鼻祖。周剑形制甚繁，可分为七八类，尚难悉举，前已言之。秦剑宗周，仅刃体较长耳。前汉之剑，亦依周制，体亦较长，但已趋于简单化，且仅偏重甲种周剑一种。后汉之剑，有特形者，但为数不多（第四十七图版第一号），其常形者，腊已变为独立剑格，首亦与茎分立，且多用玉为首者，然尚可见及周剑之大体也。唐剑形式，则已完全变更，失去周制，而独树一型，后人守之，千数百年而无所变改，此可谓剑至唐代即为后世之统一模型矣。此种千数百年未变之形式，可以第五十六图版第三号唐代铜剑为其代表器。此剑刃宽而长，中有脊，作
斜方切体形，刃之下端虽稍窄，但不甚显著，刃尖作
宽度锐角形，近于直角，其两边与刃锋衔接处，不圆而尖，此完全后世铁剑刃之常形，直至清末未变也。剑格与剑首，均作云头形，格凸出于刃之两面，而首亦凸出于茎之两面，茎之上下，微向内弯，茎体作六角形
，此种剑柄，亦完全为后世铁剑柄之常形，直至清末未变也。故曰，中国剑形，至唐代而统一。同图版第四号含光铜剑，铭文字体不古，刃亦只有中脊，而无边垠，亦系唐代之器，但有魏或晋剑之可能性。其柄虽尚带有周代铜剑玉柄之略形，然已备具后世剑柄之要素，首、茎、腊，三部分之形制，均与第三号剑柄大相类似矣。第三号剑之刃、腊（格）、茎、首，均系青铜质，均系一炉所冶，系各部一体之剑，尚存周剑遗风，其形制则永为后世之模范，此其所以为贵也，惜其器已为美人攫去矣。二即剑身镶嵌及花纹雕镂之变迁，尽反周秦汉晋之制，而开后世仙侠神话之端，此亦为中国剑史上重大之变化。周至汉时，剑重刃质，剑铭则仅载人名年份或剑名，雕镂镶嵌之艺术极精，尤以战国之剑为最。柄上有以金银及绿松石镶嵌者，腊及首雕刻凸体（或凹体）精美花纹，及兽形，或饕餮纹与雷纹，茎上有雕刻盘龙形者（参阅上章周铜剑各图版），刃上亦有雕龙及他种图形，尤以天然花纹刃上之花纹为超代之艺术。节言之，古人之剑，均重刃质，首求其有杀敌致果之效能，其次始为雕镂镶嵌之美术，铭极简单，少仅两字，多亦不过数字而已，且亦有无铭者，其刃亦皆上品。唐剑则反是，刃质优劣不问，镶嵌艺术，亦不复见，士大夫心理充满道教神仙妖邪鬼怪之说，剑乃变为镇邪祛凶之器，一若此数尺铜铁，铸为剑形，即具有无上魔力者。于是家悬一剑，即以为祥，不习剑术，而以为剑自可以御敌而胜，此种迷信之风，始自六朝道家，重以唐代信佛之结果，而神奇怪诞之谈益炽矣。故自唐以后，剑类短兵，有一支为释道所利用，而引入歧途。
唐代射远器，亦以弓矢为最。据唐《刘黑闼传》及《太宗纪》，唐天策府有大弓长矢，武库有大弓。《唐六典·武库令》曰：“弓之制有四：曰长弓、角弓、梢弓、格弓。弩之制有七：曰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伏远弩。箭之制有四：曰竹箭，木箭，兵箭，弩箭。”唐《官志》曰：“备身左右，掌执御弓矢。”唐《礼志》曰：“千牛备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于东阶上，西面千牛将军奉弓，郎将奉矢。”唐《王忠嗣传》曰：“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唐《仪卫志》曰：“亲王卤簿幰弩，一品二品四品，万年令皆有之。”唐杜甫诗曰：“贞观铜牙弩，开元锦兽张。”幰弩有靫，铜牙则弩饰也。唐《兵志》曰：“开元十二年更长从宿卫，名玨骑。十三年，始以玨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内弩手六千（《官志》，诸卫，有弩手左右骁卫各八十五人，余卫各八十三人。隋御营弩手三万人）。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擘张弩二百三十步，皆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一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此均述骑士之弩。其弓均铜饰，箭亦箍铜，镞则尽铁矣。唐张云《咸通解围录》曰：“南蛮有执旗者，傅城发静塞弩贯之。”此则唐代守城之大弩，名为静塞弩者也。唐时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蜀时孔明所谓元戎也。又有八年威边定戎静塞弩，亦固塞守城之大弩也。崔安潜曾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选千人，号神机宫。又高崇文讨蜀未下，李吉甫言宣洪蕲鄂强弩，号天下精兵。强者言力大而射程较远也。韩滉运米馈，李晟船置十弩相警捍。又于宣州教习长兵，铸军器。王栖曜为浙西将，以强弩三千涉水，夜入宁陵，希烈不知，晨朝矢集帐前，惊曰，江淮弩士至矣，遂不敢东。此皆指军士所用之强弩而言也，弩虽强而不甚大，非静塞等大弩之比也。杜牧注《孙子》曰：“弧矢能威天下，盖战法利于弧矢，非得阵不见其利，故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夷虏骑士，此乃弧矢之利也。”亦可见唐时弧矢制之盛矣（惜除壁画及石刻之粗形外，无从得见唐代实物耳）。曩岁济南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氏，惠寄该馆所藏铜炮筒之写真，其器铭曰“龙飞”，长十二点五英寸，口径上一点三英寸，下〇点七英寸，据云系唐代之器。若然，则铜炮已萌芽于唐代乎？（第五十五图版第六号）
唐代防御武器，亦甚讲求甲胄铠盾之制。如唐《太宗纪》曰：“武德四年，执窦建德，降王世充，六月凯旋（一云七月甲子）。太宗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太庙。”铁骑万人，甲士三万人，何其盛欤！《实录》曰：“贞观十九年五月丁丑，营于马首山，初太宗遣使于百济，取金漆涂铁甲，色迈兼金。又以五采染玄金，制为山文甲。甲申，太宗亲率甲骑万余人，光彩曜日，与李勣会辽东城下，旌旗数百里。……张长逊以兵会讨薛举，赐锦袍金甲。”可见唐代甲骑之盛装色彩。杜甫诗亦有金锁甲、绿沈枪之句，所谓锁子甲者，系用链子衔接、互相密扣、缀合而成衣形之甲也。因其柔和便利，可抗利器，而较大型坚甲为轻松也。唐时银甲较少，但有金银合制之甲。如《唐书》曰：“苻坚使熊邈造金银细铠金为线以缧之。”是其一例也。唐代尚金，兼及斧钺，如《旧纪》曰：“贞观十二年十月己亥，百济贡金甲雕斧。”投唐所好也。《会要》曰：“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古以金饰应五行之数，宜改为金钺，威武之义也。”可见唐人尚金之甚。古人称铜为金，至唐时则已只称黄金为金，铜为铜矣。唐铠甲有明光、细鳞、金髹、乌锤、山文、光要等十数名目。如《百济传》曰：“武德四年，献果下马，后五年，献明光铠。”《高丽传》曰：“帝渡辽水时，用百济金髹铠，又以玄金为山文铠，士被以从。”《唐六典·武库令》曰：“甲之制十有三：曰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元和九年七月甲戌，命淮浙江西荆南，造甲以进。”是除铁甲及饰铜之甲外，尚有皮甲一物也。唐皮甲之用途较少，恐其所制者，已非周秦犀兕坚甲之比，而用普通牛皮矣。但唐人亦尚崇犀革甲铠，唯藏之宫中，奉为古物或珍品，将领不能私有耳。如唐《郭子仪家传》曰：“上赐公犀甲一，又赐其明光甲。”是犀甲须上赐，且较明光甲，尤为贵重也。又《列传》曰：“马晓大理卿有犀铠，惧而瘗之，奴告其藏甲，按之无他。”是以大理卿而惧埋犀铠，恐干禁令，获诛谴也。唐代铠甲之名目虽多，而制造则未必尽属坚韧，善射者一矢可以穿其数甲焉。如《列传》曰：“薛仁贵讨九姓将行，高宗宴内殿曰：古善射，穿七札，卿试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是其一例也。唐铠如周剑，有三制，长短求合体耳。如《列传》曰“马燧节度河东，造铠必长短三制，称士所衣，以便进趋”是也。唐代甲工，以安定等地者为较著名。如《列传》曰：“李德裕节度西川，请甲于安定，弓人河东，弩人浙西蜀，兵器皆犀锐。”系指制兵者言，非谓用兵之军士也。至于唐甲重金，系尚黄色之故，中国帝制尚黄，不始于唐，但自唐弥甚，迄至清季未变。是以唐季尚有黄质甲铠，则兼重其色也。如《唐书·百官志》曰：“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掌兵械公廨兴缮罚谪，大朝会行从，则受黄质甲铠弓矢于卫尉。”是以帝室近侍官而用黄色甲铠也。唐甲铠之护片，铜铁并用，名为裹罽，其质甚坚，可使矢镞碰损反卷。如《唐书·李元谅传》曰：“元谅自潼关引兵讨贼，有一矢贯札，中其裹罽，为裹罽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唯此类裹罽，不知有革制者否耳。日人曾搜获唐代残甲片多具
，均新疆出土者，今零图其中四具之一部分（第四十三图）。两为铁质小札，较小（第一、二两号），两为革质小札，较大较厚。其革经历千余年而不腐朽，虽因新疆气候干燥之故，亦可见其质料之坚好，及制造之精良矣（第三、四两号）。唯新疆在唐代屡遭东西两突厥部族之侵扰，突厥族之铁革甲铠亦极坚良，此数残片，殊难断定确系唐人之物，抑系胡人之物耳。宋时新疆一带，曾为西夏、回鹘及西辽（黑契丹）诸族所占，其北又有日形强大之蒙古族，及吉尔吉思族，如认此数残甲片为宋代之物，更难断定其为何族之器。如属于唐代，则较可能为唐人之甲，因唐人极重甲铠，品质应胜于宋代之器，乃有历千余年而不朽之实质焉。唐代连环锁子甲，制造极精，除上述记录外，尚有志之者。如《唐书·西戎·康国传》曰：“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二老堂诗话》：“甲之精细者，谓之‘锁子甲’。”是唐代锁子甲中，固有西域所贡之物在焉。唐甲尚有五采之制。如《唐书·礼乐志》曰：“帝将伐高丽，燕洛阳城门，观屯营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势，名曰‘一戎大定’。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曰：‘八弦同，轨乐象，高丽平，而天下大定。’”此所被甲持槊，系按新征用武之势。是此时戟已沦为仪仗卫阍之器，槊亦变为乐舞之兵矣。唯是唐代乐舞，亦尚有用戟之时，且不用金甲而用银甲，利其素也。如《唐书·礼乐志》曰：“太宗制舞图，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每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声和曰：‘秦王破阵乐’。”是虽银甲执戟，别于战士，仍列阵击刺，不落武风也。所谓银甲，不悉是否如唐金甲之铁面涂金而涂银，但似属可能也。如《隋书·礼仪志》曰：“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后，夜则卫于寝庭之中，皆服金涂甲，左执豹环，右执貔环长刀。”貔豹皆隋朝环首长刀之以兽首为环首形者，商周尚虎，战国雕龙，五胡喜龙雀，至隋乃降为貔豹焉。唐甲除黄白玄及五采五色以外，尚有紫色甲。如《唐书·仪卫志》曰：“夹毂队厢，各折冲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检校冠进德冠，被紫绉连甲，绯绣葵花文袍。”是紫其甲而绯其袍也。唐人甲铠尚色彩，其鲜艳有如此者。甚至夸为二十万人，耀照天地，言其甲之光也。如《唐会要》曰：“先天二年十月，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戈鋋金甲，耀照天地。”是均涂金之甲也。但甲之表面虽涂金，其质体仍甚重，且有裹甲至数重者。是以唐人用兵，首重甲铠，制度密而器具精。如《唐书·杨行密传》曰：“乾宁二年，行密袭亳州，李简重甲绝水缒而入，执刺史张燧，以刘金守之。”是重甲且有绝水之功用也。唐人尚甲，故言兵必言甲，称兵精必言甲精，甚少舍甲而专言他种兵器精利者。如《唐书·王思礼传》曰：“思礼在太原，器甲完精，人不敢犯。”是其一例也。至于唐时胡番回蛮诸族甲铠之精良坚美，唐人亦有记载及之者。如《·唐书南蛮传》“曰：望苴蛮者，在兰苍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仄马步铠，鞮鍪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短甲步铠鞮鍪，前已言之，皆南方铜器时期文化中先民之遗物也。鞮鍪作朱色，与唐人尚金黄之制异，其革犀质，尚存三代遗风，盾为青铜质，则系青铜文化期之遗器。如《唐书·南诏传》曰：“择乡兵为四军，罗苴子戴朱鞮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足走险如飞。”是唐以苴蛮充乡兵，而仍任其用所固有之朱鞮鍪犀甲及铜盾也。突厥及契丹族甲铠之精良，不自唐始，前已言及，至于唐时强大之吐蕃，其甲铠之坚良精巧，有与诸族不同之点，而近于印度人之古甲者，亦为唐人所称道，但不知曾否仿制利用之耳。如《唐书·吐蕃传》曰：“吐蕃之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是或细网软甲，抑铜铁套筒形甲，被之周身，仅露两目，而足以抵御劲弓利刃者。若然，又较铁片或革片锁子甲，更为精巧便利坚固矣。
第四十三图 唐宋残甲片1、2．铁制小札
第四十四图西夏文青
唐代武库，大体似袭汉制而名物不同。如唐《职官志》：“卫尉寺卿掌邦国器械，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武库令掌藏邦国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武器署令掌在外戎器，辨其名物，会其出入……”《六典》曰：“武库名数，军鼓三，金四，弓四，弩七，箭四，刀四，枪四，甲十三，鼓排六，旗三十二人，袍五，器用八。……元和九年三月乙亥，赐振武军弓甲，八月丙子，以戎械赐宥州，十年十二月，以军器给徐州。”据此，唐代进军收军，悉以皮鼓及铜锣为号令；弓箭之外，有一射数矢，或连发数矢之大弩从焉；短兵唯刀（但将帅尚有佩剑者）；长兵唯枪，矛戟已不列于武库战器之中矣。甲数特多，多于袍数三倍，此为唐人重甲制之明证。旗士尤多，是以唐人记载，常有旌旗耀日之词，以形容其盛。
唐以后无铜兵可言。一则因古兵之制渐废，如戈、戟、殳、矛等长兵，均已废罢，而改用枪及长刀，短兵亦渐改用无环装柄之刀及匕首，剑渐沦为将官饰品及道家法器，铜弩机亦失其用，铜鼓则早即目为蛮夷之器而不用也。二则因铁矿之开采渐多，铁价较廉，冶制铁兵较易，工师易觅，铁器手工业，又到处繁兴，铜器仅因不锈之故，而克保持为容器耳，铜兵自无制之者。三则因国际关系，铜器时代早亡，铁器时代业已兴盛于西北亚洲及欧洲各国之间；边疆强族，如回鹘、突厥、契丹、蒙古、吐蕃诸族，亦既皆改用铁兵，均甚精锐，潮流所趋，汉人岂能独异，故亦视铜兵为古物，而不复用之矣。严格而论，汉初已为铁器时期，唯尚有铜兵残留，至晋唐铜兵，更完全为铁器时期过时之物矣。后世虽偶有青铜利器发现，均非兵器性质，不过利铜之不锈，而偶制为小刃，如西夏两小刀是也（第四十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