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铜兵之出土者，民国以前，已有商代勾兵、斧、戚、矛以及周剑、周戈、周刀及周斧、戚、戟、矛等器。民国以来，发掘之工作渐盛，尤以河南殷墟之出器为夥，于是商殷铜兵及武装，日见其多。但现时发掘之地尚未及夏代遗址，夏代有无铜兵，尚无可征也。

甲 所谓夏代铜兵

夏代铜兵，经前人图示者，仅有吴兴陈经抱之氏所藏之夏青铜匕首一具 。陈氏自注曰：“右匕首，长一尺二寸二分又五分分之四。……背面铭各一字，不可识，与夏钩带文字相仿，故定为夏器。”（第二十五图）此器体长而下端有双孔，似为安柄缚索之用。其文字是否夏代钩带文，亦尚待真正夏代兵器陆续出土时，始能证实，陈氏所名，毋乃过早。此外，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有小青铜匕首一具，略具周剑形式，唯铜质较劣，有人谓为夏代匕首，恐亦非是。然则今日谓之尚未发现夏代铜兵可也。

乙 商殷铜兵

商殷之际，文化艺术均有可观，铜兵制造，已甚精美。非但铜锡合金已臻美善，抑且雕镂镶嵌，手工精巧绝伦。民国以前，各地已陆续零星出土多器，大都为外人购去，少数留存国内经好古家图而出之者，仅有下列数种：

清陈抱之藏商雕戈一（勾兵），长九寸二分，无铭，青铜质，两面深刻兽面等纹 。与清程瑶田所示之商勾兵相似 （第十四图版第一、二两号），有以内安柄及以銎受柄两种。清冯云鹏藏商“舟戈”，有铭，青铜质，其形略似扁舟，勾兵也。冯氏注曰：“此器似戈似戳无胡。戈之胡不如是之短，与《考工记》不合，疑商时戈也。内铭只一舟字，盖人名；古之舟与周通用，鼎彝中每有此名。” 清汉阳叶东卿藏商雕戈一具，青铜质，形已与周戈同，但尖锋不作尖形，而作圆形，如手指状。雕刻花纹精细，作鸟兽及回文形，铭文与殷墟文字异 。

冯氏兄弟藏商癸鑺、商象形马戈戳，骤视似商代青铜矛头，作 形，而实横用，属戈类 。

清上虞罗振玉藏商勾兵（戈）三具 ，系于清末出土于河北保定府者，青铜质，全体刻有商代文字，近于殷墟文字，柄作带角鸟首形，不便安柲，疑系明器（第十二图版第二号）。

清吴县潘伯寅藏目形干形勾兵，青铜质，体及柄上，均深刻象形文字。此类勾兵，其形近于匕首，又如矛头，均有孔缚柄，与体近于戈形之勾兵稍异 。

清嘉鱼刘心源藏商代大矛头一具，青铜质，铭文近于殷墟文字，体庞大而孔在矛之中部不远，此为特点 。

民国以来，发掘事业渐盛，各地出土商殷铜兵渐多，尤以河南安阳殷墟为最。从前商代戈戳，好古家视为奇珍者，现可以廉价求之于市肆。但其较为佳美者及镶嵌绿松石之艺术品，则几于悉数流出海外矣。据李济之研究 ，殷墟出土之商殷青铜兵，可分为五种：

（一）铜矢镞 殷墟出土商殷矢镞，计有石制、蚌制、骨制、铜制四种。蚌镞恐非战争所用，石镞甚少，骨镞极多，其形制变化亦最繁。铜镞颇多，仅稍亚于骨镞，但只有一种形制，即一律系带刺者，为倒须式，中有脊，脊下接茎。此种统一之矢镞，颇有独立性质，且均系青铜时代全盛时之物，而非青铜器前期之物。盖因矢镞只能用一次，消耗甚巨，而实际上铜镞并不优于石骨蚌等镞，当然至铜锡价低廉之时，各种铜器早已普用之后，铜镞始获盛行也（各种矢镞均见第十六图版）。

（二）铜勾兵 中国上古之勾兵，显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内”安柲者，一类是以“銎”安柄者。《考工记》所载之制戈法是说以内安柲的勾兵。此种勾兵是中国特产，其演变之阶段，可以在古器物中一步一步地推寻出来；其原始之形制直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殷墟出土勾兵，两类均有。以銎安柲之勾兵，纳柄于銎（第十四图版第二、三、五等号），虽然便利，但效率不高，故不久即为《考工记》所载之以内安柄之戈压倒（第十一图版第二号，第十三图版第三号，第十四图版第一、四两号及第十五图版第三、四两号）。从前英国考古学家裴居立教授（W．M．Flinders Petrie）曾将中国之瞿与埃及之壳形斧列为一类讨论，认为与此类斧形后期之演化有关系 。但吾人细阅裴氏所示各种图形，其中颇多疑问。又有人谓西伯利亚地方曾有铜勾兵出土不少，颇似于中国瞿形，然其时代晚于商殷，实受中国戈制之影响，而非中国戈制之先型。故商殷铜勾兵，完全系中国特产兵器，绝非外来之物可无疑也。

（三）铜矛 殷墟出土铜矛，均系双锋，仅有两种式样，一种其简直透于矛尖，一种其筒仅止于矛柄。显然与《说文解字》《鲁颂》郑笺、《考工记》《诗·秦风》《曲礼》等书所载矛之式样不同。考古学家常将矛与矢视为分化同源之器物，盖因矛形之演进常与矢形之演进互相关联。殷墟之铜矛与矢，却有重要之分别：矛身之形制为圆底或平底，柄为圆筒，矢则具刺，带茎，其分化之方向已甚远（第十二图版第一号，第十五图版第一、二两号及第二十图）。

（四）铜刀与铜削 殷墟出土铜刀甚少，只有两种形式：一为直背凸刃或凹刃带柄，有铭者颇多；一为凸背曲刃带柄，柄端有环，有如泉刀，有铭者较少。曲刃凸背之刀，其形式颇近于《考工记》所载之周削刀而较大，后来秦汉诸代所用之削刀，历来各地有出土者，其形亦颇类似。直背凹刃之刀，出土者较少（第十三图版第一、二两号及第十五图版第六、七两号）。

（五）铜斧与铜锛 殷墟出土之铜斧、铜锛不少。所谓斧者，其刃与柄平行，用力方向大概向下，锛之刃则与柄作丁字形，用力方向大概由内向外。另有人谓斧之仄面是对称的，作葛 形；锛是不对称的，如斲，作 形。但木工之斧，亦有不对称者，只有锛则从不对称耳。殷墟出土之铜斧，仄面看均不对称，均系空头形制，刃作凸形，略外出。但亦间有以内安柄之戚（第十一图版第一号，第十三图版第五号及第十五图版第八、九、十等号）。以与殷墟出土之石斧相比，有下列相似之点：刃形不对称似锛，凸出似戚；唯空头即中空形制，则石斧未有耳。据李济之推论，“殷墟铜斧锛之全部形制，极像欧洲青铜晚期与西伯利亚一带所出的空头斧锛，但欧洲的空头斧有三种别样的形制的铜斧作它的前驱，西伯利亚与中国却没有这种历史。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完全为无文字的，所以它的年代也不能绝对的断定。殷墟的文化是有文字的，年代有比较靠得住的根据；在这种空头铜斧以前是否有像欧洲前三期那样的铜斧，是研究殷墟全体文化来源极值得严重考虑的一件事”。

自一九三二年以来，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时，河南殷墟出土商殷铜兵器更多，且有武装盔铠以及兵车全套出现。其较为完整经中央研究院存列于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择要公开展览于一九三七年春南京全国美术展览会者，计有弓、矢、戈、矛、大矛、短刀、大刀、斤、钺、盔、兵车等武器。其矢镞、戈、矛、刀、斧等器，业已述其大致如上，兹述其铜盔及兵车于后：

殷代铜盔，大都作虎头形，或者商殷即有所谓虎贲之士乎？（第三十八图）殷盔常有内部红铜质，而外表色泽光亮，似含有锌、镍等质者，是否当时已知外镀锌镍之法，以未经化验，尚难确指。

关于商殷兵车，据中央研究院发掘报告，河南安阳小屯村墓第二十号，出土物颇为完整，此墓之全部葬物为玉兵一组，铜兵二组，佩玉二组，马饰四组，车饰一组，而主要之葬物则为兵车。发掘时计先后发现六乘兵车，但因车之主要结构部分之木料，早经腐化无痕；二因埋葬时部分之拆卸，结构方面已无法作精确之复原。然而车之形式已可由遗存车饰之排列，推之其大略如下：舆（车箱）略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两服之轭有全部之铜饰，两骖之轭唯上端有铜饰。大体言之，与《考工记》所记之春秋时期兵车无大区别。马辔即与后代同，唯无金属之衔，而多一双夹腮之铜器。乘车之法为每乘三人：一主人、一御、一右；墓北端之二人乃御与右。墓中之玉兵，一玉戈、十玉矢，乃主人之物；铜兵及佩玉各二组，每组铜刀一，铜戈一，铜弓饰一，铜矢十，璧一，玉觿一，长管形玉器一，短管形玉器一双，兽头形佩玉一，乃御、右之物。车之铜质零件，计有铜马辔饰，铜马铃，铜马勒之夹腮部分，铜轭饰一组，辕端铜饰，铜车饰，辀軓交接处铜饰，辀轸交接处铜饰，舆饰等等铜器，及铜弓饰。此外尚有铜制人面具，颇似近代假面具之制法，是否为仪仗之用，或一部战士之物，未能断定。又商殷玉兵，每附铜柄，镶嵌绿松石，均系显者之物，是以殷墟出土玉戈及玉戚残留之铜柄颇多。

商代已入铜器时代，绝无可疑，今则实物已证明商代早已进入精美青铜器（合金）时代。十数年前，为欲确知商代铜兵器及铜容器合金之成分起见，国内考古专家曾将各器分析化验，兹将其结果介绍于下：

最初之测验，系由北平地质调查所梁冠宇君分析，其化验结果如下（化验品为一青铜镞）：

铜 百分之二十八点〇九

铁 百分之二点一六

锡 百分之五点六〇

银 微量

铅 微量

矽酸质 百分之三点六六

翁文灏氏谓：此物气化已深，故碳酸甚多，已成铜绿，盖因分析品系一不成形之商代铜块也。

同时北平化学研究所所长王琎，亦有殷墟青铜镞之化验报告如下：

铜 百分之三十九点二

锡 百分之十点七一

铁 百分之一点一四

氧化矽 百分之七点三九

水分 （？）

氧化碳 （？）

此两次分析品，均系氧化过甚之铜块末，故结果不甚精密，但已证明商代铜兵不但系铜锡合金，且含有提炼未净之铁质，似非偶然之事。

一九三一年春，发掘所获较多，乃由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采矿科教授甲彭特爵士（Sir H．C．Harold Carpenter）代为精密分析，因甲氏曾分析多数埃及古铜器，早有专家经验也。但所送标本，亦均过于氧化，后羼之成分太多，因此化学之分析简直是不可能，只能由显微镜考察，估计所送四项标本所含铜与锡之成分如下：

甲氏报告复谓，是项显微考察，虽不能定别此种合金是否尚有他种金属质存在，但关于红铜与锡之比例，不会有何错误。由此观之，殷墟之铜器多含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锡质，可以认定完全系青铜时代作品矣。

上述一九三一年伦敦甲彭特教授之显微考察殷墟各种青铜兵器之结果，虽只知红铜（天然铜）之成分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锡铅之成分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他质均无报告；但关于此种对各兵器青铜体质之物理的显微透视，即用显微镜放大视察各器内质机体构合之所获，则颇值得注意，而裨益于研究商殷人冶铜术及铸造兵器学者不少 。据甲彭特之放大摄影所示吾人者，有青铜刀、矛、斧、镞等兵器之内质透视形，放大至一百倍至二百五十倍，镞头则且放大至九百倍（见第十七图版），其中天然铜质及锡质之构合，均历历可见。据甲彭特之报告，大致与汉人所著《考工记》所说之铜锡成分颇相接近，可见中国冶铜之术，在商代已甚进化，吾人所主张中国铜器文化之开始期，尚远在商前，于此亦可获一旁证。第十七图版所列七透视摄影图，虽腐蚀过甚，尚可辨别铜之位置，颇为整齐匀合，并无凌乱夹杂之形，如第二a、三a、四a三图，内质构合排列均极配和合法，匀整可观，以比近代合金之剖视并无逊色。第七图九百倍放大之透视，其铜质均在边缘部分，锡与各质则居中，盖所以增大兵器之外抗力及斩劈割切之功用，而使内心发展其伸缩性之效能以免撞折劈损，商殷冶铜铸兵之术，可谓精矣。

关于商殷人冶铜之术，今人亦有研究及之者，如刘屿霞氏，即其一人也。刘君自一九三一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曾参加第四、第五、第六各次殷墟发掘，就地就器，研究殷代冶铜术，颇有心得。既发现殷人铸铜之陶器炼锅“将军盔”，复因见及殷人所遗之矿砂“孔雀石”，而推及殷人采铜之地点，至于鼓风炼炉、燃料、铜范，及殷人所铸各种铜器，均有所阐发。刘氏之功匪浅矣。兹摘述其论“殷人冶铸铜器的方法及其程序” 大要并加补充如下，以资参考。

殷人冶铸青铜方法及其工作程序，据殷墟考察所获，大致可以分为五步：

第一步选砂 矿砂在入炉之前，须加选择，将无用石质淘汰，将矿之成分提高，冶金学谓之“选矿”。殷墟发现之铜砂，成分虽不甚高，但所含石质甚少，显系经过人工选择者，或者系再度选择而被淘汰之铜砂亦未可知。

第二步配合 近代矿石入炉时，为使其易熔起见，常酌配相当熔剂使与矿内所含之石质成渣，而分出金属状态之铜。欧洲等处古代人炼铜尚不知加配熔剂，系任其自然成渣，直至三代以后尚然，殷代人则早已知有加配熔剂之术，即如其相当分量之木炭，显系有意加入者，且其炭量之配合，必已有一固定之公式。或者殷人尚知用他种配合法，现时尚未能发现。商殷人冶铸甚精，且已有成法，无可疑也。

第三步掺锡 炼炉内所炼得之铜，其质尚欠纯净，所以尚须入炼锅精炼；加锡使成合金（青铜），也就是在这精炼后举行。商殷人用土窑为炼炉，业由带麦秸之红烧土及重至二十余公斤之炼渣大块证明。商殷人之炼锅历来出土者亦不少，土人以其形似，曾呼为“将军盔”，考古工作者因亦以“将军盔”称之。其剖面略如 形；其内质有云母碎片及不易认辨之碎石粒，迥异于其他陶器；其体上为筒形锅，下为独脚腿，约重七公斤，容积为三公升，可容铜汁一二点七公斤，最厚处为三公厘。此炼锅下面之独脚腿（倒过来即盔顶尖）高约十公分，大概系防止倾覆，减少接触面，及便利转动者。知商殷人炉锅之制及掺锡之法，均已极进化而有系统矣。至于燃料用木炭，鼓风用革囊竹筒，也是商殷人，并且是商代以前人传来之生产知识。

第四步铸范 合金既成，铸范为器。殷墟出土之铜范颇多，用之次数则不多。大约商殷人很少用捶打法制造铜器，而喜广用模型铸造之法，是以遗范甚多。如礼器有觚、爵等范，兵器有戈、矛、镞刀等范，用具有斧、锛、小刀、锥、针等范，饰品有饕餮纹装饰及贝纹装饰等范，铸造均甚精致匀整，手工极佳，绝非铜器时代早期之物也。

第五步修饰 铜器出其铜范以后，尚须修饰，始成为美观合适之器。商殷人修饰手工，精美绝伦，如捶工、压工、磨工、擦工，莫不精巧光润，美丽奇异，坚固耐久，锋锐犀利，达到技艺之高峰。商殷人之青铜器文化，足当全盛之目而无愧矣。且此不仅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之铜器为然也，清代乾隆时，皇宫中已盛藏其他各地所出商代铜器不少，其雕镂刻画之工作，俱皆精绝。且商殷艺术之美，不仅铜器为然，铜兵为然，玉兵骨兵之雕镂镶嵌，盖与其磨琢之工，并臻丰美。商殷玉兵，已附述于石兵章末（见第九、第十两图版）。商殷骨兵，安阳出土者多佳制，如第八图版所示商殷骨兵，虽然安阳出土物中最美之器，亦固有其历史上之价值也。

商殷铜兵，以戚与勾兵及矛头为多，其中体大而面阔者居多，有人疑此种较为笨大之物，应属于仪仗侍卫之器，而非商殷正兵，不为无因。此种大型矛头、大型勾兵及大型戚，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伦敦所举办之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多有送展，如瑞典赫氏（A．Hellström）送往之雕花大矛头，荷兰皮氏（C．A．Piek）送往之全体雕花刻铭阔体勾兵，美国堪萨斯美术馆送往之花铭大戚，均美术品，但皆不合实用，恐亦商殷显贵者之明器耳。

丙 周代及春秋、战国铜兵

周代虽尚为青铜兵器盛用时代，且铸有商代所无之名剑，然已属于尾期，铁兵在周末即已兼用（近年山东济南近郊，曾同时同地掘出周代铜兵及铁兵，铁兵粘牢于周戈之上，故可断为周代之物，现均存山东省立图书馆）。多数铜镞，均带铁尾，长短不一，有长过镞之本身数倍者。战国以前，仅有小匕首而无剑，但其体甚短，且无柄，近于长刃之矛首。剑为周代下半期始有之物，属短兵类。故吾人研究周代兵器，可分为长兵、短兵、射远器及防御武器等四项分论之。

壹 周代及春秋、战国长兵

周代文化艺术超过前代，专门学者之多，著作之丰富，盛极一时。如《周礼·考工记》一书，记载周代兵器、武装及兵车等制造之方法制度颇详，郑康成谓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也。两千年来，学者研究周代制度器物，皆莫能外，可见其盛矣。唯是后人论器，仅能通其文字，苦鲜实物为证，揣想所及，往往对一器而解释异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又或昨是而今非，理想乃与事实相异，即博学深思之士，如清大儒程瑶田氏者亦在所难免，如论周戟是，则物征不足之过也。民国以来，发掘事业盛兴，出土实物日多，研究周器者已易于操觚，兵器即其一端。如周戈、戟、剑、斧、斤、钺之类，以及周代铠胄等器，南北各地均有陈列之所，已可对器觅证，毋庸再如前人之假想臆度矣。

子 周戈

戈为勾兵或啄兵，即用以钩挽敌人并啄刺敌人之装柄长兵。钩敌人之颈项而致其死，或钩近而以短兵砍毙之，故谓之勾兵。从上啄下入人头，或从旁横啄入人腰，故谓之啄兵。勾与啄为戈之基本效用，而并无直刺之能力，是以戈非刺兵。戈之为器，在欧洲及亚洲西北部及南部各种古民族之间，均未发现有完全同形者，是以论者以戈为中华远古民族固有自创之兵器。但其制湮没甚久，迟至宋儒黄伯思氏作《铜戈辨》，始阐明戈为击兵而非刺兵，而援胡内之作用始明 。后人宗黄说而扩益之，戈之用愈显。考戈之原始形状颇为简单，实脱胎于石器。新石器时代之人类，早知利用装柄之石刃斫物，抑或用以杀敌，戈其一种也。石戈之出土者，形式多不甚完整，择其较为完整而可断为石戈者，其形略如第二图，盖为新石器时代磨工完好之石兵也 。玉戈或称玉勾兵，即石戈之一种，如第六图版第三十四号玉戈是也。

戈之部分名词有三：曰援，即平出之刃，用以钩啄敌人者；曰胡，即直下之部分，有孔用以贯索以缚于柄者；曰内，即援后短柄，用以穿入长木柄，中端亦有孔贯索缚于长木柄之上端，使戈体坚牢着柄而不左右移者（第三图第二号）。石戈无胡无内，而其援之下端向左右两边凸出少许或突入少许（第二图），用以缚索于木柄之上，因其体短而宽，故亦能着柄而不滑脱（第三图第一号）。石戈无甚变迁，大约用途亦不如石斧、石锛之广大，因斧锛本为工具，时时不离，亦偶用以杀敌自卫，故世界各地出土石兵，均以石斧为最多也。石戈用期甚长久，商殷之际，所用玉戈（勾兵）尚为石戈遗制。铜戈则反是，其形制之变迁，似曾经过数种阶段，而可征者仍只能自商代为始。商代以来铜戈变迁之图形，安特生已在其所著之《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图其大要。嗣又有他处出土之戈，形式略异，兹将各处陈列不同形之铜戈图列其先后变迁之状于此（第四图）。此图系采自近年出版日人梅原末治氏所著之《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铜戈之形式变迁尚多，此图不过具体而微耳。其中第一号兵器，系商代物，但非戈之正体；第六、七、八号三器，系商代勾兵，但系殉葬之明器，而非持以临阵杀敌之物。四、五、六号三器，则确系商戈之正体，系以“内”安柲者。二号则系以“銎”受柲之戈，近于瞿矣。十号器胡体较长，援亦较长而下曲，已由商戈演进至周戈初形，想系周初之物。十一号器系周戈及春秋、战国铜戈之普通形式，但较以其他周戈，则觉援特细短而胡与内过于宽大矣。罗振玉曾获十二号戈一具，称之为“鸡鸣戟” （戈之“内”作钩形者，称“鸡鸣戟”，或称“拥颈戟”，均见《考工记》）。十三号戈为“内”末有刃之戈，可称为戈之最进化阶段，戈之较近者，其“内”皆有刃而长也。清代好古之士，图示其藏戈者颇多，戈形常有出入。如紫琅冯云鹏兄弟所藏之商舟戈，其内偏于上端，仅及援阔之半 。又商雕戈其援不尖而半圆，与程瑶田所图之周雕戈相似，但雕刻花纹不同（第十九图版）。又高阳左戈，内长而与胡不作直角形，微向下曲。又周良山戈，援长内短，而内一孔，援二孔。周在阴戈，援短内长，而内一孔，援三孔。秦二十三年戈，则援向前曲出。汉正师戈则援与胡均肥阔而内小而窄 。嘉鱼刘心源所藏秦左军戈，其援并不向前曲出，仍与胡作直角形，内则微向上曲；又梁伯戈其援之尖乃凸出作九十度角尖形，胡短仅中有一孔 。邹安所藏郾王戈，其胡上三孔作山形，胡之上边亦随而作三山形，内长而其孔亦上作尖形而两肩凸出 （第二十一图版）。又如程瑶田所藏诸戈 （第十九图版）及其他清代考古学家之藏戈，形式亦均有异同。盖因古人制品，全用手工，并无标准格式，虽有所仿，殊不易一致耳。而铸造之术则愈近愈锐利，战国之戈，锋刃犀利异常，出土器尚有具刺割之威力者（第二十图版）。今人藏戈中亦有形式特异者，如徐传保所藏周戈多具，其中一戈 ，尺度略如《考工记》所示，而胡有五孔，内亦有上下二孔，近胡之孔长形，近尾之孔作大圆形，缚索着柲，更为坚固牢实。近年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汲冢中，掘出晚周铜戈十余件，皆长胡多孔，与上述徐氏所藏之戈同形，大都系战国物，孔多则穿索缚柲较牢固，是时戈之演进，已至最后阶段矣。

戈之形制，大致如上所述。但戈之装柄形式，则古今人意见不同，主张颇多分歧，拟图各异。清通儒程瑶田氏，首为戈戟之详细研究，并确定戈柲为六尺六寸长，木柲完全为一直体长杆，其首圆或椭圆，而与戈之援齐平，不向上出（第五图）。所图之戈，为程氏所藏周戈之一，胡有三长方孔，内只一圆孔，可谓为周代铜戈之普通形式；所拟之柲，大约与事实相符。盖戈为勾兵啄兵，平勾下凿，亦可由旁横凿，其柄宜直不宜曲，柄首宜与戈平，不宜高出戈体而附以他物，否则运转不灵活，用力较多而杀敌不准，反使下凿平勾横刺，均有发生障碍之可能。至于璎珞等饰品，不用兵时固为美观，与敌人搏击时反为不便，易遭敌器钩挂，且可障误视线，挂碍服装，古文字上虽有此象形，殷周实际用兵时是否附此有害实用之饰物，尚难证实，故余以为程氏之图，似简单而恰符实际也。至于戈柲是否均为六尺六寸，则事实上恐有出入。周剑分为三级长短，视佩者身体之高矮而定，并无阶级之分；周戈之柲，恐亦有长短之分与步骑之别，未必均系等长也。今人之研究戈戟者虽常重程氏之说，而所拟装柄形式，则颇足令人置疑。其曾经图示所拟装柲形式而问世者，有马衡、郭沫若、胡肇椿、郭宝钧诸氏。马氏曾著《戈戟之研究》 征引颇富，对于戈之形制，申辩綦详，但误以戈戟为一物，认为戈戟之援与内，同为横列，同一直线，而戈戟之胡又同在援与内之间纵而下垂，此为其根本致误之点。又以为柲之上端系曲形，自胡之底而起，向内曲作半弓形，高出戈体之上如戈长；并且内上系璎珞，柄尾亦系璎珞（第六图）。其图文质彬彬，颇似仪仗礼器。一九三三年南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时，奖品形式即按马氏之图而制，陈列大会，参观人士均以为系古代仪仗或装潢品，无人认为三代时冲锋陷阵杀敌致果之利器。可见马氏偏重文字及理想，而未注意兵器杀敌之效力，致与事实相背也。郭沫若氏与胡肇椿氏均力辟马氏之见解。郭氏著《说戟》一文 ，谓马氏之错误在根据程瑶田氏之说，而认戈戟为一物，仅谓戟之内有刃，而戈之内无刃；此说实与出土实物不符，而昧于戟为刺兵。但郭氏根据其所著之《戈琱璅 必彤沙说》 ，以为戟刺之下，必有璎珞，名曰彤沙，此点与马氏看法相同。故其所图之柲，上亦有璎珞，柲下装錞无璎珞。郭氏亦失于文人偏重理想，而未注意兵器之在手灵便适用与否，故所拟戟柲图，亦近于仪仗缀络之器，而非冲锋陷阵便于杀敌之物（第十六图）。但郭氏论戈戟之进化，其言则大都与吾人上文见解相同，而可说明戈内加刃之过程，兹为介绍如下：

最古之戈，仅有援有内，而无胡，存世之商世勾兵，皆戈也，此由戈之图形文字可以证明。有所谓“子执戈勾兵”“马文勾兵”“戈形勾兵”者，其内末之戈形文，恰为器形之写照。有胡之戈，由其有铭者观之，大率皆东周以后物。有刻款作“周公作戈”云云者（见《周金文存》），伪也。故戈之有胡，当为戈之第一段进化，其事当在东周前后，因而可推知《考工记》之文，亦不甚古。胡之进化，其意殆在柲觚之用。戈戟之柲，其断面为杏仁形，当援之一面狭于当内之一面，故于与援相接之处，演进为胡，以增进援之效能。内末有刃又戈之第二段进化。盖无马衡氏所仿造之戈柲刃之内末，几等于无用之长物；其必然之演进，必使之薄削以使戈之运转轻灵，因而更锋锐之以为刃，则是化无用为有用，使戈体之前后左右均具锋芒矣。有刃之戈，其形必轻便，于杀敌致命之用处处均显其效能。如援之较狭，狭则减轻抵抗而易入，援体必较昂，盖已有内末之刃以专备勾啄之用，援昂则增大胡之效能，使戈复成为长柄之镰刀而利于割。故由其形制之精巧与效用之完备而言，较之无刃之戈，其巧拙之分已大有由旬，古拙单纯之无胡商戈更可无论矣。知此再审核其铭文，则无一不出于晚周或更在后者，此为余说之一佐证也。戈之第三段进化，则当是柲端之利用，戟之着刺是也。戈制发展至此，已几于完成之域，盖以一器而兼刺兵击兵勾兵割兵之用。戈之演化为戟，如蝌蚪之演化为青蛙，有戟之出而戈之制遂废，至两汉之世，所存者仅戟而已。

胡肇椿氏对于马氏所拟之图，亦多置疑，而尤指摘马氏以戈戟同为一器之根本错误 。

最近，郭宝钧氏根据其卫墓及汲冢之发掘结果，绘有戈柲想象图 。所采之戈，为一无胡短内之西周铜戈或商戈，戈上加一角形器，如角带钩，战斗时恐无甚用处，而徒增斗士之不便（第七图）。但郭氏根据角兵为出发点，以为最初之戈，原于角兵，故最初之铜戈以至商勾兵，当亦有角兵为辅。所以近来出土之戈旁，常伴有此种角形器。今将其说介绍于下：

卫墓出土戈制，与诸家所考略同，唯有二事，为旧说所未详者，即柲之两端是也。柲之首端，马衡氏据古象形字，定为曲首，谓“曲其首以向后，则重心不偏，即记文所谓欲无弹”，此自得一部之真实。然古象形字有 形（见《书契》前编六卷三八页）， 形（八卷三页）， 形（师奎父鼎）， 形（休盘）， 形（蔡侯戈）……者，则曲首一式，买不足以尽之。辛村发掘得 形物十余（第八图），与戈同出皆角质，半面削平，半面歧出，有穿可缚，歧出面与戈内同向，用缚柲首，恰为适合，因悟契文金文戈作歧首，正柲首之写实也。盖旌旗竿首，古皆有饰，“孑孑干旄”，以牛尾为饰；“崇牙树羽”，以牙羽为饰。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祈父予王之爪牙”，《封氏闻见录》谓：“像猛兽以爪牙为卫。”朱熹谓：“鸟兽所用以为威者也。”幌，旗古篆，竿首上见者，皆作歧首，即爪牙形。戈柲之首，亦若竿旗，则于柲上饰兽角以为威，正复同类。不然，戈之古篆，“从一衡之”，既像戈形矣，上复歧出，何为者？吾尝疑戈之形制，最初或即原于角兵。角本禽兽武器，初民狩猎，禽兽以角御人，必有受其牴者矣。及人类手裂犀兕，则取禽兽所以牴人者，转以与禽兽（或敌人）角，其威力自较襢裼徒搏为强，故角兵使用，在远古时代，当占一相当阶段。其后缚角于梃，以增长勾啄之力，当即戈之雏形。时代演进，乃复改为石制、铜制，更坚实而锋利；然仍丰本锐末，觩然微曲，犹不失角之典型，戈角同声，正其遗蜕，则柲之上端，着角制物以为威饰，或即着戈之所自昉欤？戈文歧首，设果为角所演化，则柲下着横，当亦有因。程瑶田谓：“其下作 或作 ，明着木根椓去不全之形，其作 者，则木根之全者也。”木根削治之全否，乃偶然之事，与制度本身无关，不当着为定例，形成文字。徐同柏曰：“戈柄下垂，所以植也。”但古之鐏錞，从无作三垂状者。马衡氏谓：“戈字之下作 如巾字者，谓以革或绳缚鐏錞之柲末，而以其余系垂之于左右也。巾为佩巾，亦下垂之象。”然契文戈下，皆着一横，并不为巾，是此说亦未必可尽信。余颇疑柲下之横。当为木制之键，用以增加挽力者；盖戈触敌人，必竭力内勾，始成其杀敌之功，勾之之时，若仅凭手腕，握力有限，柲有时或滑手而脱，倘加键于柲末，横穿若十字，则一手运柲，一手扣键，勾之之时，纵援可脱折，而柲永无滑手之虞矣。经验所昭，巧者述之，故庐人为庐，柲末如键，着为常例，沿用既久，因以形成文字，戈下之横，非由此乎？唯柲为竹木，出土多朽，尚不能证实吾说，姑悬此以待参商耳。至于戟制较戈制为进化。夫人知之；介戈戟之间，尚有一物，为戟制所从出，而为学人所未曾道及者，则钩是已（第九图）。钩之形制如其名，援胡与内，皆如戟制，唯其上不为刺而为钩，侧视之若鹰首回顾，勾喙反曲，故曰钩。《楚世家》：“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正义》曰：“喙钩口之尖也。”即此物。《汉书》所谓“钩戟”，《周金文存》所收之“寺工戟”，亦此物也。原钩之制作，殆由戈之上刃，延长而成。戈本有上下两刃，下刃可以勾，上刃可以舂，“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即下企上，用上刃也。戈之下刃，既由冶者延长为胡以助割，则戈之上刃，亦未尝不可延长为钩以助舂，此钩制所由起也。戈演为钩，不唯舂时柲首得其保护，即勾时钩向外拒，胡向内引，其着柲亦易固；啄时钩与胡并向外推，其啄力亦较强，较之戈制仅持胡以引，持柲首以舂者，其功效自有利钝之差，故谓钩较戈为进一级之兵者此也。其后钩再延长为刺，则演为戟，戟刺于钩喙处，仍留小缺口，以冒柲端，以助前刺之力，是正钩之遗蜕。钩演为戟，于助舂之外，复可前刺，一物有勾啄舂刺四用，故戟者又钩制之进化者也。且吾谓钩为由戈变戟之过渡物，又非仅以形制定之，地层位置之递变，更为铁证。考钩之出土，集中于辛村第四十二墓，是墓之上，有戈而无戟，是墓之下，有戟而无钩，唯是墓所出钩十九而戟仅二，且戟刺极小，略长于钩，是由戈变钩，由钩变戟，似仅经过极短之时期，其时代约当春秋中叶（自卫之宣公，即墓四十二主人，至楚之庄王）。迨钩演而为戟，刺杀便利，旋即废钩不用，此传世之钩，所以不甚多见也。

郭君论钩一段，确有见地，唯戟在周初已有，钩在战国时尚通行，如《吴越春秋》等书载吴王以重金求名钩，有杀其二子以血衅两钩而进者。是否卫墓之钩，为戟前之物或仅戟之变体，颇难断定。吴越盛行之钩，是否与卫墓之钩同形，抑战国时尚有其他钩形，与戈戟之形迥异，均尚待实物考证也。至郭君所拟戈柲图，根据角兵着想，自有所见。但恐商周距角兵时代已远，且已届中国青铜器全盛时代之晚期，文物制度，业已灿然可观，未必再有以笨陋之角器，装其戈首耳。至于商代以前，应已有戈，但是否饰以角首，则因无出土之物，亦颇难臆度。戈柲下端装键以助握勾而不滑手，理想颇佳，然恐不合实用，反为啄击时右手用力之障碍。此非娴于击刺之术者，不能领解。商周时武术已精，恐未必加此键以碍及右手运柲之灵活方便也。

关于戈之演进程序，上方已略述郭沫若氏之见解，与吾人所见相同。尚有李济及郭宝钧氏之研究及所拟之表各一，颇足资学者参考，不惮述之于下：

戈之原始，远在石器时代，也许是由斧变化出来的，彼时戈尚无胡。冶铜术兴，铜戈出而渐多，最初的铜戈形制，大约与石器相类，犹如铜镞与骨镞之关系。因戈之得用与否，全视柲之安得坚固与否，而近内纳柲的外栏，愈长愈可以坚固，于是经验所获，胡遂产生。而缠戈的方法，亦随之改良。最初大约用过小横木，先将内中凿一小孔，柲筒容内的两边也可凿孔，一根横木穿过，戈身与柲即增衔接。嗣后再加改良，乃在胡边凿孔，仍不甚坚固。第三次改良，乃将胡身亦加凿孔，此为一大进步。用戈者经验所获，乃由一孔加至两孔，乃至三孔四孔，孔愈多胡亦愈长，制造之术，随之而精，至《考工记》时代，戈已有严格规定制造之格式矣。至于明器系殉葬之物，其改良并非必要，故出土明器，常与战戈异形（而铜质亦异），今统为列表如下：

此表以胡与孔为准，与吾人所说意见相同。但铜戈尚有五穿者，若加其内上两穿，则为七穿带胡之戈（详上），想亦系战国时代之物。因战国时各国精究杀人之术，造戈方法及戈之贯柲，各国均有异同，其异同乃同一时期之事，不能为之分先后也。郭宝钧氏既以戈角同音等理由，谓角兵为戈之先导，戈当脱胎于角兵；复因在卫墓掘得铜钩十九具，墓之上有戈无戟，墓之下有戟无钩，遂认钩为介于戈戟之间之长兵，而可为古戈贯角增一理解。谓郭沫若氏之论断，及李济之列表，均有补正之必要。据郭宝钧氏所见，戈之演进，可以下表概括之：

郭氏对此补正之表复加说明六点：

一、表之第一级，仅系假想，并无确证，然亦非绝无根据者，其主要理由为：（1）戈角同声。（2）戈形丰本锐末，觩然微曲，与角相似。（3）铜戈尚有以角为饰者。（4）戈制必有所仿，即云石戈，亦非无因而来。此级能否得地下证明，只能视作悬案，唯其前必有戈制发源之一级，则无疑也。

二、表之第二级，安特生以石斧拟之，余意不能尽同，缚石斧于木柯，当然可能之事，但此为斧钺之前身，而非铜戈之前身。铜戈之前身，应由狭长凸背式之石刀直接演来，因斧之功用在斫，斫用纵刃；戈之功用在勾与割，勾割均用横刃也。

三、表之第三级，无胡无穿铜戈，已有殷墟出土物作标准，时代形制，均无可疑；唯自第三级演为第四级，其中尚有一阶段，为学人未曾注意者，即内末带钩之一式是。内末带勾，骤视之似不过一种装饰品，并无制作上之意义，实则由无胡无穿，演为短胡一穿间之一种旁枝试验。盖戈之主用在勾，勾时最大之病，即在着柲不固，无胡无穿之戈，此病尤多，若内末加一勾，则戈援外斜时，内勾即抵触柲背，可以增加援之引力而不致遽斜，此不能不认为戈制之一种进化。唯按杠杆定理，支点力点距离短（柲至勾），重点支点距离长（援至柲），其加增之力，终为有限，此较之移胡于援方，可以穿之位置减少援与柲之距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此戈之所以终于演为短胡一穿也。

四、短胡一穿之戈，为西周卫人之标准戈制，此自有辛村发掘共存铭文（有“宗周字”“卫字”）及八十余铜戈标本为之证明。虽其中亦有无胡无穿之戈五，然可视为上世遗物；亦有长胡多穿之戈四，然其形制质料，均不类本地作风，且殉此者又曾原宗周朝成周之人，大抵可以王室宠锡解释之。外此，则形制一律，皆短胡一穿，虽微变而不离其宗。李济氏表于此级定为商周，今则可以再为区划，肯定为周。郭沫若氏表拟此期为东周前后，今则可以删其后字，而肯定为东周之前，此本表之主要贡献也。

五、戈既因短胡一穿，用之而便，则长胡多穿，自为必然之演进，发掘证明，今虽有待（著者按：汲冢现出晚周铜戈十余事，皆长胡多穿者，已可作参证），而历代著录，此制甚多，姑系之晚周而已。

六、至钩戟分化，为戈之旁枝，其时代起于春秋初中期，已有事实为之证明；且由戈而钩，由钩而戟，其次序亦不可紊。唯钩戟之制，皆系长胡多穿，同出之戈，仍为短胡一穿，岂胡穿改良，仅及于钩戟，而未及于戈耶？抑钩戟发明，另有来源，非卫人所自创耶？至以銎受柲之戟，吾人在 戟墓中，发现一柄（第十图），并非至秦汉而始变，郭沫若表第三条，显有修正之必要。

此外郭宝钧氏尚有两种意见，可资参考：一谓“戈戟因使用之便，似有面背左右之分”。此说想系事实。一谓“戈戟本无雌雄之分，程瑶田氏以雄戟似雄鸡（鸡鸣戟），郭沫若氏以内有刃者为雄戟，皆非也。若强分雌雄，尚不若以銎戟为雌，内戟为雄为近实”。此说亦有见地。但不如不分雌雄为愈，以免反增穿凿。郭氏角戈图，吾人已置其疑问；郭氏之表，其第一级以天然兽角为戈之来源，亦滋疑窦，且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似尚有甚重要之一级，应予保留，即商代以上之戈是也。第六级以下，似尚有一级，即秦汉铜戈，其形式略异于周戈，虽出土之物较少，然亦可以自成一级，即戈之末级也。

戈之演进及戈之形制之变迁，装柄之式样，已略为研讨于上方，兹再略论其铸造之法。

戈之铸造，可分为冶金合金及淬砺磨炼之术，尺度之长短及雕镂之艺术等项研究之。冶金合金及淬砺磨炼之术，以及周兵艺术，另于下文专论之。兹略论周戈之尺寸及其雕镂镶嵌精美之点。

汉人所著或战国遗老所传述而成书之《周礼·冬官考工记》，虽为两千年前之古籍，然确具有科学性质，关于周代各种实物兵器制造及尺度，记载颇为翔实。其关于戈之记载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即戈之最宽度为（周尺）二寸，内长四寸，胡长六寸，援长八寸是也。此为战国或东周时代之戈，因胡已长而内亦不短，实为最进化之戈；周代初年之戈，未必与殷戈异形至如是之甚，如斯之速也。又曰：“已倨则不入，已句则不决，长内则折前，短内则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锊。”清程瑶田氏著《考工创物小记》，图解颇为详尽，虽不及冶金合金及淬炼雕镂诸点，然对于《考工记》之文字，疏释可谓无遗。又清陈澧著《东塾集》，中有《戈戟图说》一篇，图示《考工记》所载制戈时应行避免之弊害或错误，虽其图形缺乏精确比例，然却能令人一目了然，可为大体之指示，故予采纳于此（第十八图版）。至周戈以及周代各种兵器之比例，欲求其精确，必先辨明周尺与他尺及今尺之异同而后可，以非本书所应详，姑无具论。如欲比证，可暂以洛阳周墓出土之璆钟尺为准，定为周尺一尺，合公尺二百三十一公厘，亦敷应用矣。

周戈雕镂镶嵌之精，可与商戈媲美，而别具特色。商殷勾兵，其内上大都有铭，刻体完整，手工精美。商殷玉质勾兵，特别华丽，其援为白玉或碧玉质，内为铜质，镶嵌绿松石，形成文字；玉之磨工细腻，绿松石之嵌工精巧，历数千年而尚未脱落，可见商殷艺术，卓有可观。周戈进化，胡长而内且有刃，故玉援渐废，而青铜之质体亦较佳（周代冶金合金术较精）。周戈之有铭者，有时刻于胡上，有时刻于内上；刻工良好，而戈刃之犀利，胜于商戈。战国之戈，雕镂镶嵌，尤为精美，其华丽亦胜于商戈。战国铜戈或有错以黄金者。其术系先将戈之内或胡上铜体刻成凹体细纹花形，再将黄金丝或小金叶错入凹槽之中，加以摩擦之功，则金色灿烂，蔚为金戈之观。惜此类三代艺术品，往往一出土即被商贩售诸外人，出洋远去，国内反少见及。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时，英人那法叶曾将所藏战国错金戈一具，送会陈列。其戈长三〇二公厘，内长约为援长之半，胡长仅为内长六分之四，胡二穿，内一穿，长内体上，镶嵌黄金甚富，作鸟篆花纹，美丽可玩。同时陈列者有体较短（仅长一九〇公厘），而宽度倍于上戈，胡长亦倍于上戈（三穿）之战国铜戈一具，系瑞典皇储送往陈列者。其宽内上满刻鸟篆文，雕工极为精美，展览会目录中誉为花鸟，盖未审其为文字也。周戈之镂刻鸟篆文者，其外观极为美丽，容庚教授曾作《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 ，对于“越王剑”及“越王矛”上之鸟篆，研讨綦详，复图示所获“攻敔工光戈”一具，极为精美可玩。此戈铜质极佳，援刃犀利，其三穿之胡及一穿之长内上（胡长于内仅及四分之一），雕刻鸟篆文甚富，内上篆文且护以三边。内之两面，各刻兽形八个，均作昂首回顾长尾，前后两足向前曲步形，兽张口而头上有长须或长角一，或代表祥麟乎？戈之正面，援上鸟篆二字；胡上三字，反面仅胡之下端一字，刻工极为细致完整。容氏释为“攻敔工光戈”，实可为周代或春秋、战国时代之艺术代表物，其刃尖锐而刃锋犀利，两千数百年后，尚有杀敌致果之威力焉（第二十图版）。

程瑶田氏之《考工创物小记》中，又有《戈体倨句外博义述》一文，可以补助上述《东塾集》之图说，爰为摘述于下：

余谓倨句度法生于矩。在《考工记》车人职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穷，一穷有半谓之柯，一柯（此短字之讹）有半谓之磬折。是故有中矩之度，有一矩有半之度，有半矩之度，其一宣有半者，则半矩又四分矩之一之度也。其一穷有半者，则两其半矩又八分矩之一之度也。其度法必发于车人者，以将言车人为耒庛之倨句磬折，故必先明磬折之度法也。盖磬折之度法，为倨句一矩有半，虽见于“磬氏”，而未著磬折之名。倨句磬折之名，虽见于“空人”，而未言一矩有半之度法。故记人必发之于此也。而欲发磬折度法之为一矩有半，自必先言半矩，及句于矩倨于矩之度法也。故句于矩者不一形，以一宣有半为之限。倨于矩者亦不一形，以穷有半为之限。故“冶氏”之倨句半博，虽无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柯之间也。匠人之句于矩，亦无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穷之间也。而注是记者，既不明戈之形体，又不明倨句外博之度法，是以读者疑之。余参考诸职以相证明，而知倨句外博者，外博于矩也，故得略而言焉。记云，已倨则不入，谓援倨于外博，太向上也。戈啄人盖横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已句则不决，谓援句于外博，横啄之虽可入，然太向下，与胡相迫，是以入而难决断也。倨句外博，则二病除。长内则折前，前谓援也。内长则重，而援转轻，轻则为重者所累，故亦掉折（非断折之折），亦啄而不能入也。短内则不疾，内短则轻，而不足以为援助，故入之而不疾也。二病弗除虽倨句外博，戈亦未尽善也（第十一图）。

程氏可谓清儒中之深通科学者矣。

勾兵之出土者，显然可分为两类一：以内安柲者，较多；一以銎安柲者，较少。以内安柲者，即《考工记》所载之戈，亦即上述诸家所研讨之戈是也。安特生及李济均谓戈脱胎于石兵，郭宝钧谓戈脱胎于角兵；无论孰是，盖均在中国本土演进者。至于第二类以銎安柄之戈，已近于瞿，其形似斧；埃及、西伯利亚及欧洲等地，均曾有形式相仿者出土，似未可以与以内安柄之戈并论，当于下文述之（戈之化学分析见下文）。

戈虽为中华远古民族自创之长兵，但苟如李济之说，以为“殷墟五兵（戈、矛、斧、刀、镞），只有戈形未见于他国，他器则欧洲、埃及及西伯利亚均有，故只有戈系中华民族固有自创之兵器” ，则殊不能无疑。盖吾人以为中华各种古兵，均系中华民族固有自创之器，均未受外来影响，不独戈为然也。因太古人制兵，往往见及兽角鸟喙，而触类旁通，如法仿制，异地同然，无须越洲相效法，有如今日之火器。即如商代勾兵（戈），欧洲古代又何尝未有，下采三图形（第十二图），均系欧洲青铜时代之勾兵，颇类商殷勾兵，但如谓与商戈有关系，则恐未必矣 。

戈之形制，已详述于上。就刃形言，晚周之戈，大概内末有刃者居多。就孔（穿）洞言，戈愈晚则其胡上之穿孔愈多，孔洞均作长方形。如郾王戈，胡上三孔作山形，胡之上边亦然；内之孔上端亦作山形，援之内锋较曲，尤易勾割敌人首级，其同形者甚罕见，因与采入（第二十一图版）。至程瑶田之雕戈，及容庚之鸟书戈，雕刻精美，亦并录之（第十九及第二十图版）。

丑 周戟

戟为戈矛合体，柄前安直刃以刺敌人，而旁有横刃亦可以勾啄敌人，故兼具有勾刺之作用。殷代无出土之戟，周戟之出土者亦少，战国铜戟，近年始克掘出，均属于《考工记》所记载之形式，盖《考工记》时代，去战国颇近也。今按《考工记》曰：“冶氏为……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抟。击兵同强，举围欲细，细则校，刺兵同强，举围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则密，是故侵之。”夫刺兵为矛，酋矛夷矛均是，其柲长。刺兵而兼勾兵啄兵者为戟，其柄更长于戈与矛。所谓“车戟常”，想为周尺十有六尺，常倍于寻，寻为八尺也。周戟之形制及装柄之式样，前人颇有言之者。如清程瑶田研究周兵綦详 ，曾引宋黄伯思之说 ，释解戈戟制度，与二郑持异议，力辟宋前谬论，而根据刺兵兼勾兵之理想，拟一戟制图（第十三图），略作十字形。此图虽内稍长，刺太短，援太长，却与近年出土之周戟及战国戟形制完全相同。程氏理想原符于事实，可为距今百年前之考古学界庆矣。乃十年之后，程氏忽易其说，因久而不获出土之戟为证物，遂疑前图非是，而以内末有刃之戈为戟（第十四图），无刃者为戈；又将戟之援向上斜伸，以符刺兵之用，结果刺既不能，勾啄亦均不便，一转念之差，致与实物完全相反，是可惜已。清阮元亦曾研究戈戟，认清刺兵之义，图示戟形，颇与近年出土实物相符合 （第十五图）。阮氏之言曰：“戟之异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与刺，是刺同援长，可省言刺五之，但曰与刺而已。今世所传周铜戈甚多，而戟则甚鲜，郑注又多晦误，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绶《吉金拓本》册中，见一戟，乃歙县程彝斋敦所手拓。其刺直上，出于柲端，与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矩，且刺与援长相同，爰图其形于后，以为《考工记》说文之证。”阮氏之言是也。但后人都宗程氏之说，结果自汉以下以至民国，戟之认识不清，解释图示，均多谬误。其故一因出土实物缺乏，学者遂生臆测；二因自王逸《楚辞注》及赵岐《孟子注》，谓“戈，戟也”，“戟，戈也”，后人遂不能辨戈戟之分别。宋人所绘《三礼图》，清人所绘《考工记图》，皆误也。直至一九二九年马衡作戈戟图说 ，尚引《三礼图》等古籍，以戈戟同为一物，且曲其柄，上下加以璎珞，图而示之（第六图），未曾重视阮元之说，及其所图示之“龙伯戟”也。顾有清诸儒之能辨正戟制者，亦正不止阮元一人。即如道光时番禺陈澧，对于戟之认识亦清。其言曰：“《考工记》之戈戟，程瑶田《通艺录》初定之图得之矣。其后定之图，以戈为戟，以《记》文强合郑注，以郑注强合己意，则三思而反惑也。郑注曰：‘戈今句孑戟，璇今三锋戟。’此二者郑君目验当时之形制，乃以当时之句孑戟当古之戈，以当时之三锋戟当古之璇。然郑所谓句孑戟，实《记》之戟也，所谓三锋戟，则《记》所无也。金辅之《礼笺》所绘戟图，不合于《记》之戟，乃郑所谓三锋戟也。今依《记》文及注文各为之图，读者当了然矣。” 陈氏之图，根本能认清戟为刺兵，故能不背《考工记》所载，而与近来出土实物相符合（第二十二图版）。

郭沫若氏曾力辟马衡氏之见解，且谓：“程（瑶田）氏以内末之刃为刺，于冶氏之文不尽通，于实物亦不相符。凡《考工记》言刺，皆直刃，内末纵有刃，仍主在横击，不得言刺。……戈柲六尺六寸……戟柲丈有六尺，盖以击兵而兼刺兵……故余意戟之异于戈者必有刺……而刺则当如郑玄所云，着柲直前，如鐏者也。……此物当如矛头，与戟之胡、援、内分离而着于柲端，故《记》文言与。刺与戟体本分离，柲腐则判为二，故存世者仅见有戈形而无戟形也。” （第十六图）

胡肇椿氏作《戟辨》，谓：“戟制沉冤两千年……近人马衡氏及郭沫若氏所拟戟图，一则失之于戈，一则未能与近年出土之实物相符合。……戟为三用之兵，可勾可斩，而其主用在刺，故其援长而锐，其柲亦丈有六尺。所谓举围欲重，柲长而易于用力以刺远也。戟之最初见于著录者，为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出版之《乐浪郡时代之遗迹》一书中，有大同江面第九号坟之铁戟，全身有涂黑漆之鞘包绕之。戟身部分最长者为援，援之近处有物纵垂者为内，援之尽处与援同一直线之一段为胡，厕于胡之边者为柲之头。援、胡、内三者长度之比例，与《记》文所载悉合，固不能谓内之形似下垂如牛之胡然，而遂本黄说目为胡也。援之首两面皆刃，尖端处如戈然，可以刺；内之首亦两面皆刃，尖端处亦与援同，可以勾；胡则因一面嵌入柲中，仅外面有刃，其刃由援一线直落，可以斩，实一物而具三用之兵也。日本京都帝大藏残铜戟，余昔尝因其断片设法凑合而得其尺度（第十七图第三号）。东京美术学校及日人富田晋二、中西嘉市皆藏铁戟，得此三者，而戟之为用益明。美校藏戟首金属器附着于援、胡、内之间，柲首显然由内之尖端插入，横过近柲首处之长方孔，而柲首之内边即嵌入援胡之内边，是以上述帝大藏残内上杏仁形孔以内至援处皆平而无刃，所以横冒柲也，援胡内边皆平，所以纵冒柲也。而仍虞柲易滑出，故木柲之首外包以金属制套（美校藏戟之金属套，长九公分一公厘；富田藏戟之套，长九公分一公厘半）；仍虞其不固也，以革带穿内之孔绕柲而连援之第一孔，再相叉而缚胡之三个孔，而柲遂稳附于戟矣（第十七图第一、二两号）。戟柲体正圆，柲首至錞竟体直而无弯曲，柲首起援之将尽处连至胡之内边尽处为止。柲首虽亦正圆，而内有凹边剖面如 式，所以嵌戟身之内边者，柲之竟体虽亦正圆，而外边有一浮凸线。自柲首至錞直下与内成一直线，柲首所以使革带缚成之交叉处不欹滑，柲身则所以使有棱便于握持。柲之长度当如《记》文所谓‘车戟常’，常倍于寻，为周尺一丈六尺也（按周尺为公尺二百三十一公厘）。但汉末有手戟及双戟之制，可以投远杀人，其柲想较短矣。余往在广州东郊木塘岗发汉冢，得小铜戟二，其一如图（第十七图第四号），其二广二分八厘，援长十五分，胡长八分，内长八分二厘，似仍属车戟。而手戟之发现，仍有待于将来之发掘耳。” 胡氏此文，研究确切，且就实物着论，故对于缚柲之法，指陈殊细，可谓将戟制阐发甚详。唯所示戟形四种，铁戟居其半，其内皆在援胡之一边，而另一边则光而无物，均作长横丁字形，而非如程瑶田初图之戟作完整十字形，或如阮元所示之戟作短上之十字形，尚非周代铜戟之正体也。近年卫墓掘出铜戟多具，其形制完全与阮元之龙伯戟相符合，于是戟制始大明，今后亦无再事辩论之必要矣。发掘并研究卫墓及汲冢出土之戈戟者，为郭宝钧氏，其言曰：“程瑶田初拟戟图状如十字，颇近真实。嗣复以内末有刃之戈为戟，学者多年宗其说。郭沫若氏首疑其误，谓刺者着柲直前如鐏者也。刺与内或判为二物，设想殊是。十字形戟清阮元氏早将出土龙伯戟制图出矣。余前岁发掘辛村，得铜兵百余事，其中有戟十五（第十八图），皆与龙伯戟同制，事实最雄辩，真物当前，古训自明，一切疑义，可不繁言而解矣。盖戈戟之辨，在有刺无刺之分：无刺为戈，有刺为戟，其事至明。物之有刺者莫若戟，棘从并朿。朿，木芒也。故有芒刺之兵，亦以棘名，棘即戟也。《左传》‘子都拔棘而逐’，《明堂位》‘越棘大弓’，《周礼》‘为坛壝宫棘门’，皆以棘为戟。《诗·斯干》‘如矢斯棘’，郑笺‘棘，戟也’。是戟之得名由于棘，芒为棘之特征，刺亦为戟之特征矣。故《说文》解刺为直伤，又谓戈为平头戟，戟而平头为戈，则戟必为戈之不平头者，即头上着刺可知矣。郑玄谓‘刺者着柲直前如鐏者也’，斯言得之。……至‘ 戟’出土，颂斋《吉金图录》已先我著录，但不名戟而仍名戈。《周金文存》卷六所收梁伯伐鬼方戈，形同‘ 戟’，亦以戈铭。颂斋之名，固取审慎；梁伯之铭，当为戈戟初分化时所作。盖戟为新制，戈为前身；戟为种别，戈为总类，故戟可铭戈，戈亦可铭戟，戈戟之称，古训原可转注也。戟制较戈制为进化，夫人知之；介戈戟之间尚有一物，为戟制所从出，而为学者所未曾道及者，则钩是已（第九图）。钩之出土，集中于辛村第四十二墓，是墓之上，有戈而无戟；是墓之下，有戟而无钩。唯是墓所出钩十九，而戟仅二，且戟刺极小，略长于钩，是由戈变钩，由钩变戟，似仅经过极短之时期，其时代仅当春秋中叶（自卫之宣公，即墓四十二之主人，至楚之庄王），迨钩演而为戟，刺杀便利，旋即废钩不用，此传世之钩，所以不甚多见也。至于戟因使用之便，似有背面左右之分，但本无雌雄之分也。” 郭氏之言，见解正确，此后关于铜戟形制，似无辩论之余地，谓为《戈戟余论》也不宜（关于钩之说，吾人见解详上）。

戟之出土者，清代近于乌有，民国发掘工作日盛，亦仅出土数十具。战国之时，戟数必多，何以出土者乃如是之少乎？此其故郭沫若氏“刺与戟体本分离，柲腐则判为二”之说实为得之。近年以来如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发掘，均发现戈矛分体以柲联属为戟之铜戈矛及腐柲残痕，郭氏之设想乃得证实，盖十字形戟，乃周中叶之制，实行不久即改。而戈矛分体式，乃战国戟制，以木柲易朽，盗掘者又无科学常识，不能明其联属关系，戈矛分别取出，故传世只见戈矛而少见戟，并非战国时戟制真废也。

寅 周矛

矛为纯粹刺兵，制作极为简单，杀敌之效力颇大，故自汉以降，戈废戟衰，而矛制独存，今人犹复用之，其形制使然也。远溯初期人类，想早知以矛刺杀其敌（兽类或人类），特其形为矛而名未必为矛耳。或用兽角，或用竹木，或用尖形石块，始则无柲，继而加柄，终完成矛之用。而其始亦只如兽之以角抵触其敌耳，非如戈戟之割啄刺击，系后世进化人类所作之兵器具有多种效力也。近年各地出土之骨角兵器及石兵中，颇多骨镞、角镞、贝镞及大量不同形之石镞，余谓其中较大者必有骨制、角制及石制之原始矛头不少；加短柲而射远则为镞、为标枪，加长柄而刺人则为矛。现在南洋群岛马来人所用之旧矛头，有时其柄虽长而体小乃如镞，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所用之古式长矛，其木柄亦粗大而长，铁矛头则甚小有如长体铁镞，可见远古之矛头，其形抑或甚小，而其用途则遍及于全世界之人类。唯初期之矛，未必有銎管，直至铜器时代，始能制以銎或以筒安柲之矛头耳。就载籍言之，则矛字始见《周书·牧誓》篇。自小篆于此字下旁出一垂画，作 ，而其形遂乱。孙诒让以为上像矛头，下垂缨饰，果如是乎？钟鼎文之用矛字作偏旁者，多作 ，以像矛形，此即古之长镞，亦即后之长枪首也。《诗·小戎》毛传称三隅矛为厹矛，《书·顾命》伪孔传谓三隅矛为惠。第十九图之第二器，即是三隅，余皆四隅，第一器末端两侧各有一环，盖为旁系璎珞之用，《诗·郑风》所谓“二矛重英”，即谓二矛各有二英也。《考工记》有酋矛夷矛之名，程瑶田以为酋近夷长 ，即长矛短矛之分，岂即步矛车矛之分乎？

矛既在戈之前，刺兵之为用又广而利，是以矛之进化，较戈戟之进化为速。至商之时，铜矛制已卓有可观，形式既佳，制造亦精，雕镂极美。第二十图所示，系近年河南殷墟出土之铜矛，颇为精美，其下方双环，即系用以系璎珞饰品者。其长约为二五〇公厘，銎管长几如刃。周之时矛制加长，第二十一图所示之战国越王矛，其长乃至三七一公厘，刃长而銎管短，形式亦异于商矛矣。但战国铜矛不皆如是之长，如下方第二十三图所示之三矛，其长度不相等，最长者不过二八六公厘，唯其刃皆较銎管为长耳。商代有玉矛，殷墟出土者甚多，玉质甚佳，铜柄镶嵌绿松石者其数亦夥（图见玉兵）。周代玉矛不多见，如英国伦敦那法叶氏藏有周代玉矛头一具，其形乃如商代勾兵（第二十二图），并非玉矛。周代铜矛，出土者亦不甚多，收藏者更少，且其佳品大都已入外人之手。如下图（第二十三图）所示之三矛，均外人所藏之战国时代之艺术品也。越王矛（第二十一图），亦系日人所藏，雕镂精细，嵌金镶银，锋刃犀利，手工卓绝，堪称佳制。第二十三图第一号矛头，其上鸟篆文，未经辨认，形式显与上图越王矛相异。二、三两号金银镶嵌之矛头，其形制则与越王矛相近，亦南方诸国之艺术品也。

第二十图 殷墟出土铜矛

第二十一图 战国越王矛

李济以为中国古矛有来自外国之可能 ，其根据甚薄弱，吾人未敢从同。因矛为刺兵，其来源出于角兵与石镞，或改为标枪投掷，原人即知用之，无须由外族传授。商代以前之矛，固尚乏出土之物，但商代玉矛及大铜矛，均具东方色彩，绝非自亚洲以西传入者。至于形式近于欧洲古矛，则应为制造者取法相同或思想合一之故，必云来自西欧则误矣。戈戟均为中华民族特制之长兵，矛亦然也。商人喜用玉矛，殷代铜矛，并不较周矛艺术更美，战国时之矛，制造较精，形制较繁，雕镂镶嵌亦愈精巧丽都，尤以南方之矛为甚，皆中国人之作品，中华民族之有矛也，其由来久矣。

《诗·郑风·清人》“二矛重英”，注谓夷矛长二丈四尺，酋矛长二丈。余谓酋夷之分，恐不仅在其柄之长短，必尚有其他原因，非见实物不能辨之也。《周书》“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注谓“惠，三隅矛”，孔疏谓“刃有三角”，郑玄谓“惠状盖斜刃，宜芟刈”，郑说恐有臆断。又《诗经》云“厹矛”，注谓“三隅矛”，盖均周矛之体制也。战国矛尤其是艺术精美之矛，大都两旁无耳环，矛体及矛之铜柄，一般（筒）除铭文外，均刻有精美花纹，且嵌以金银，似用矛者欲以此自炫，不以璎珞掩蔽其华美也。清王晫谓：“《通俗文》曰，矛长八尺谓之矟，九尺谓之璈，丈八尺者谓之蛇矛，头有三叉者谓之仇矛，又有激矛，为激截敌阵之用。” 恐系指后世之矛而言，盖汉代即有手矛双矛等短矛，远不若周车矛之长矣。

第二十二图

第二十三图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英国伦敦

卯 周殳

周时用戈、戟、殳、酋矛、夷矛五兵为长兵，《周官》亦以为车之五兵。戈、戟、矛，曾经古人及今人之详细研究，出土实物亦多，形制铸造及其相关之艺术，均尚易于阐发研讨。殳则未见有人特为研究，殳果为何种长兵乎？

周殳之出土者，未经古今收藏家或考古学家图示吾人，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或研究所中，亦罕见此物。岂殳之为物，近于农器，出土物被人疑为刈田或捣稻之物，而不以为兵器，遂至收藏无人乎？考古之兵器，大都皆可两用，战时以之御敌，平时以之工作。此风远自骨兵石兵时代而来，如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镰、石锤、石刀、石棒、石戈等器均是也。铜器时代初期之兵器，亦未必不如是，如勾兵本重在勾在割，商勾兵颇近于镰刀之形，割禾割黍割稷，均属可能。戟亦可刺割兼施，矛亦可刺兽猎鱼。今戈、戟、矛，均易考实，而殳独阙如，想必其形制及用途，更偏重于农林方面无疑。

《考工记·庐人》曰：“殳长寻有四尺……凡为殳，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被而围之；参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五分其晋围，去一以为首围。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注曰：“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輢。”又注曰：“被，把中也。围之，圜之也。大小未闻，凡矜八觚。郑司农云，晋，谓矛戟下铜鐏也；刺，谓矛刃胸也。玄谓晋，读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为戈戟之矜，所围如殳，夷矛如酋矛。”《记》又曰：“击兵同强，举围欲细，细则校。”注曰：“改勾言击，容殳无刃；同强，上下同也；举谓手所操。郑司农云，校读为绞而婉之绞……玄谓，校，疾也……人手操细以击则疾。”然则殳为击兵，打麦拍稻，或砍树劈薪，均可用之也。

殳虽具有击兵之效能，实近于农林之器或兼有卫家及仪仗之用。殳之形究何如乎？有刃否乎？清王晫曰：“殳，即祋也。《礼书》作八觚形，或曰如杖，长丈二尺而无刃，主于击。” 其言未有他据否，或系摭拾《考工记》注语而云然。唯殳长无刃，类于有首之杖以锤人，则似可信也。

辰 周代劈斫长兵（斧、钺、戚、斤、戣、瞿等器）

周代斫劈长兵，屡见于《周书》。如钺，见《书·牧誓》篇；如惠，如刘，如戣，如瞿，如鈗，见《书·顾命》篇，均斧锛之类也。

（一）斧 斧之来源甚早，原始人类，即知拾利石为劈器。法国考古界所谓石拳，英美考古界所谓手斧者，常为数十万年以前之人类所用之击制石斧。降至万年前以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所用之石斧，则已磨琢细致，手工平整，无异今人所作之石器矣。铜斧之出世，据欧美人士之载籍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以前。因斯时埃及与巴比伦两民族，已知铸造铜器，而埃及武士，又早有用斧之习惯也。据徐传保氏之研究 ，中国上古铜斧及铜矢镞，多有与埃及铜斧及铜镞完全同形者，其大小亦无甚差别，是以曾有人疑铜斧系由埃及至中国，或系由中国至埃及。以余意度之，中华民族，自有其土产石斧，演而为铜斧铜锛，非来自他地者。华南华中产铜之区颇多，戈矛等五兵已较斧为进化，既能制作戈矛，即可制作铜斧矣。唯是中国发掘工作，现尚止于商代，故最早之铜斧，亦只能见及商代之物。商代铜斧形式之良，质料之优，铸造雕刻之精美，显示吾人铜斧至商代，已经过一长时期之演进。且有将銎柄铸成人首或兽形者，雕刻嵌镂，极为精美（第二十五图版第一号）。是真为艺术品矣。而就作战方面论之，周武士之用斧，已不如商人之盛，迨至双锋剑出，与刀并用，用斧之风益衰。是以周代斧钺，多为工具，或用作仪仗及斩杀有罪之器，所谓斧钺之诛是也。至于斧与锛之分别，大概斧之刃锋，与柄平行，用力向下，侧看刃尖对称作角形；锛刃与柄作丁字形，用力由外向内，侧看刃尖不对称而作一直线形。安特生曾作锛之演进图，李济曾作斧之演进图，爰为介绍于下（第二十三及二十四两图版）。

殷墟出土之商代铜斧，仄面看不对称，几于均系空头斧，刃作凸形，略外出。周代铜斧，亦有空头者，其大多数均以管形銎容柄，其管筒并非若现代之斧銎作长方形，乃系圆形；故管体上有孔，一孔或数孔，以安定木柲（第二十六图版）。但亦有方形銎容柄之斧类，见于周代，《毛诗》云，方銎者为斨，是也。中外收藏家所藏周斧颇多，其形式铸造及雕刻嵌镂，均较商斧更为精致华美，但已渐离战器而为饰兵，或且为乐舞仪仗之器。斧至周代，既已非重要兵器，是以《考工记》对于斧之为兵，记载独形简略，仅曰：“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以示铸斧时金锡合用之成分而已。且斧形极不一致，长短宽窄各异，《考工记》亦难为指示尺度耳。斧之变体极多，名称亦颇复杂，除略示数器外（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图版），并依陆懋德之简图 ，分述之，其化学分析见后文。

（二）戉 斧之大者为戉（后作钺）。《说文解字系传》曰：“戉，大斧也。”古象形字 即戉字，见《虢季子白盘铭》；《周书·牧誓》篇作钺，已为后人加以金旁矣。古钺大小不同，但皆有内，陆氏谓此为第一期之装置兵器法，如第二十六图版第一、二两器，为有内而不同形之铜钺，三为钺内装置入木柲之形式。嗣因装置长兵之柄，欲求其稳固，不如用銎，遂成为以銎容柄之斧，此为第二期之装置兵器法，如第二十六图版第四、五两器，为以銎容柄之铜斧，形式略异，六器为斧銎装置入木柄之形式。《诗·公刘》篇毛传曰：“扬，钺也。”《书·顾命》篇孔疏引郑玄注曰：“刘，盖今镵斧。”是周代之斧，尚有名扬名刘者。但此二器自汉以来，未有图考其形状者，想已难于稽考，清代及近年出土之周斧中，有无其物，亦未闻未见也。陆氏以为扬字有舒展之义，刘字有尖锐之义，第二十六图版第七、八两器，均系陆氏藏兵，谓七似扬、八似刘，或者如此乎？

（三）戚 《诗·公刘》篇毛传曰：“戚，斧也。”《说文解字》曰：“戚，戉也。”戚亦斧钺之类欤？实不相同。按戚字从东，当有小义，盖斧小于钺，而戚又小于斧也。陆氏谓见戚甚多，其形皆小（第二十七图版第一、二两号）。又考古人乐舞中有武舞，其舞人左手执干，右手执戚，见《礼记·乐记》篇。戚既可作乐舞之用，故其制造甚为精美。第二十七图版中第三、四两器，又为戚之异形者。

（四）斤 《孟子·梁惠王》篇，斧斤并言，斤亦斧类，但用途不同。斤字《说文》作 ，像其形也，第二十七图版第五、六两器，均周斤。此器之装柲法，与他种斧类不同，前人多未加深究。盖因此器之后端皆空，必须先实以木，然后纳柲于木中，如第二十七图版第七号图形。斧之用为直劈，斤之用则为横断也。空头铜斧锛，世界各处出土者颇多，不独中国为然。安特生以为古人或因一时铜质缺少，故空其中以省铜 ，容或如此。但余以为斤头笨大，如全用铜则太沉重，不便横断，故辅木以容柲，较轻而又不滑手也。今北方木工所用之铁锛，尚存此制。第二十七图版第八、九两器，系中部作方銎之斧斤，方銎容柲，不易转动，较圆銎容柄为稳固，此系周代制兵之进步。《毛诗·豳风》传谓椭銎者为斧，方銎者为斨，即指此类斧斤而言也。

（五）戣 戣字见《周书·顾命》篇，《说文解字》以为侍臣所持之兵，而未言其形状。《尚书》郑注以为“盖如三锋矛”恐因未见实物，姑为臆度耳。自清以来，戣之出土者不少，且其器上有铭文曰戣，可以无误矣，如周庆云所得之冀铸戣，即因其铭文而定为戣者 （第二十七图版第十、十一两号）。戣之原文当作癸，古文作 ，见赵鼎铭文，系像数戣交叉之形。此类器有内，以纳入柲中，其装置法当如第二十七图版第十二号图形。

（六）瞿 近年殷墟出土铜兵中，已发现瞿类不少。其形略如商代无胡之勾兵，唯不以内安柲，而用椭圆銎管安柲耳（图形详上）。周代瞿形，已不如商勾兵之曲后偏上，而系直后居中，且有方銎者。《周书·顾命》篇有瞿字，亦侍臣所执之兵；《尚书》孔疏引郑玄注以为“盖今三锋矛”，亦因未见其器，姑为拟似之词。清严可均曾得器如第二十七图版第十三、十四两号，因其后端图案有横目形，推定为瞿 。清桂馥亦得其器，后端虽无横目形，而有铭文曰“单癸瞿” （第二十八图版）。按瞿即璉，《说文》作 ，钟鼎文作 ，与横目形图案正合。凡瞿应皆有双目图案，皆有銎，用以穿柄，其装置之法，当如第二十七图版第十五号图形。

综上观之，周代长兵，似仍偏重于戈，故出土者较多。其次为矛为戟。

周矛之出土者，其刃较商代矛头为小而长，至战国时，则矛形愈为尖锐，其制造亦愈精。但金银镶嵌，渐变为鋈与金银错，至铁矛出，则罕用金银镶嵌矣。周代十字形戟之出土者极少，近年数度见战国铜戟出土，均为戈矛分离式。战国之后，更易铜戟为卜字形铁戟，又为戟之新形式矣。周代斧类之出土者颇多，但已渐失其战器性质，而渐变为仪仗饰品及明堂礼乐舞蹈之器，或专为工人工作之具，周代自有其精锐犀利优胜于斧类之刀剑矣。

贰 周代及春秋、战国短兵

周代长兵，大都承袭商殷之制，虽形式各有不同，且多改良之处，但基本上鲜创制之新器也。短兵则不然。商代短兵，仅见有铜刀一类，其小型者据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殷墟掘出之大宗铜兵观之，略如第二十四图。其体甚短不及二十公分，或系削刀之类，商殷人之服御物也。大型战刀，亦有出土者，如第十三图版所示第一、二两铜刀是也。他器无所闻焉。周代短兵则反是，自周初以来，刀之制即改良进步，如“鸾刀”，至今尚可称为天下最华美丽都之名刀也；如战国名剑，至今尚可称为天下最精美犀利之宝剑也；他如周代匕首，亦至为美丽，非后世之物，所能冀及。是以周代短兵，所谓超轶前代。别为刀剑二事分言之。

子 周刀

铜刀之制如石刀，由来甚久，而周代则重剑。剑制起于晚周，为人所贵重，周人咸喜服之，而不喜佩刀。迨至铜兵衰而铁兵盛，铁刀继起，刀之制始克与剑并称，然尚剑之风，直至近世犹盛，刀终不敌剑之贵重也。铜刀脱胎于石刀，证物较多。自周初至春秋之际，周人似亦曾用铜刀为短兵。至于其他短兵，只铜斧曾与铜刀并用，同为周代短兵。周刀形制自清以上，历代收藏家鲜有注意者，民国以来，仍乏关于周刀之研究。厥故有二：一则出土之物，寥若晨星；二则前人专重铭，周刀大都无铭，遂不为人所重，故今日研究周刀，有材料缺乏之憾焉。

丑 周剑（匕首附）

剑之为物，在中国社会之意识形态中，自古迄今，具有一种不可解说之潜势力，此中虽由古时传统迷信所推演，而古剑艺术之成就，固有其优点：如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剑上天然花纹之铸造，均为艺术上之超越成就，其为中华民族所崇尚，自有其物质上之原因也。

论剑之书，自汉以来，除《考工记》略记周人铸剑以锡和铜之成分及剑之尺度外，他更无关于周剑铸造之著作。后之论剑者，辄多荒诞不经之语，其神话较少者，只有《古今刀剑录》（梁秣陵华阳道士陶弘景通明著。或简称为《刀剑录》，仅十余页记载刀剑铭文，约七十四事），《北堂书抄》（唐虞世南撰，卷一二二《武功部·论剑》，中多附会），《初学记》（唐徐坚等撰，《论剑》，仅数页），《太平御览》（宋李昉等奉敕撰，卷三四二《兵部·论剑》，较详而附会亦多），《事类赋》（宋博士渤海吴淑撰注，卷一三《论剑》，多附会），《玭衣生剑记》（明泰和郭子章辑，中亦多附会，但含有散漫材料不少），《名剑记》（明括苍李承勋著，仿《刀剑录》，而增加扩大之，中有材料可采，但亦不少附会耳）数种，附会虽多，然已庸中佼佼矣。此外附带谈剑之书，则较为丛杂，如《越绝书》《吴越春秋》等载籍，不下数十种，均有关于剑之记载。舍其神奇附会之谈，取其较为确实之记录，亦不乏可采之材，尤以叙述历代剑之装饰及配料者多。间有涉及战国名剑刃上之糙体天然花纹，如宋沈括所著之《梦溪笔谈》者则仅有之著述已。

清季海通以后，新科学知识输入，考古学渐有研究之士。一祛附会神奇之习惯，而为确实考据之研求，此清儒之贡献也。唯考古首重实物，清儒因实物不富，乃群致力于《考工记》之《桃氏为剑考》，诸家著述，均不出此范围。关于周剑之种类及冶金铸炼淬砺之术，以及其超代艺术花纹刃，则无人论及。若根据《考工记》以为剑之研究者，以下列诸氏为最：

《考工记析疑》（桃氏为剑），清雍乾间方苞撰。

《考工记辨证》（桃氏），清陈衍撰。

《古剑镡腊图考》，清阮元著，《揅经室集》卷五。

《考工记图考》，清戴东原著。

《桃氏为剑考》，清嘉庆歙县程瑶田著《通艺录》之《考工创物小记》中。程氏为清代有数之攻苦务实之考古学家，其研究之方法，颇合于现代之考古学。在此考中，程氏图示其所研究之铜剑凡十二，以及剑腊及玉剑首等剑属，虽尚专重铭文，已进臻实学。惜乎程氏个人之财力，仅及此十二器，其研究之范围难广，非其咎也。

清陈元龙曾著《格致镜原》一书，其中关于“剑”之部分，亦有数页，系采取上述《玭衣生剑记》及《名剑记》之体裁，摭拾诸书而纂列成章者，未合于考古体制也。

今人颇少言剑者，因发掘工作，十数年来均注意于殷墟青铜器及周口店等处石器时代遗物，剑之出土者寥寥也。数年前郭沫若氏曾论及古玉具剑 ，容庚氏因研究鸟书而图示越王剑 ，此外论剑之著鲜见也。

周剑之具体研究，既乏参攻之著，而周剑之重要，又在中国兵器史中占一位置，无已，试以绵力所及，分段研究其大要如下：

一、周剑之来源

中国发掘工作及考古研究，近数十年来，如朝日初升，周口店发现原人石器，西北各地，又屡次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出土，形式各有不同，颇有磨工完好精致，锐利如新者，石刀有之，石剑则从未发现。其他亚洲地方，如越南，如马来群岛，如印度等处，经多年发掘之结果，亦未发现石剑。再西以至中亚细亚小亚细亚世界文化发源之处，经欧美人士大规模搜掘至数十次者，其出土石兵中，亦未有剑。更西以至北欧中欧及南欧诸国，在旧、新石器时代之石兵中，亦未见有双锋石剑或类于剑之石兵出土也。是则剑之来源，似不能求之于石器时代也。退而求其次，剑是否铜器时代初期之物乎？抑仅系铜器时代中期或尾期之物乎？于此有一先决问题：即剑是否中华民族自身发明之物乎？抑系由其他民族传至中国，华人乃开始仿制之乎？如剑系华人创制器，则其来源当在铜器时代初期，已有朕兆；如系外来之品，则或者如李济所言 ，周代下半期始有剑也。吾人意见，以为剑应非外来之物，其外形系传统而来，即在周代亦未受有斯奇地安（Scythean） 等民族铜剑式之影响，且其来源必在商殷以前。此种初期铜剑，其始形应略如未成形之铜矛头，体式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并无管筒。古人乃用此种短剑插腰，御寇且以御兽者，其功用可刺可割，两面有刃，短茎虽不安柄，亦可握于掌中，而凭腕力直刺以前，已具剑之功用，所谓上士中士下士之剑，周初未有也。如陈抱之所藏之钩带文夏匕首 （第二十五图），应为东周铜剑之误称，绝非夏剑。

吾人今日只可论及周代下半期春秋、战国时之剑矣。《考工记》所载之周服剑，即此期之剑，其手工之精良，镶嵌金银宝石艺术之优美丽都，雕镂之华富，斯期未有其匹。此期之剑，吾人前已言及，或系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而循序演进至长柄形者，并未受有外来影响。主张来自西北，或其形式曾受异族铜剑之影响者，仅指周剑之一小部分而言，均属片面理由。如法国考古学者戈鲁伯夫（Victor Goloubew）氏曾图示中国渭河流域出土之周代小铜剑或匕首三柄，以与西伯利亚出土之同形小铜剑三柄，及越南出土之同形小铜剑三柄相比较，认为均系斯奇地安——西伯利亚式之铜剑或匕首，均系由西北传播而来者 （第二十九图版上层）。又瑞典考古学者向斯（Olov Janse）氏曾为文专论中国铜剑 ，亦谓周剑（周代下半期及春秋、战国之剑）之出土者，常有与哈尔斯塔特（Hallstatt）铜器时代之剑相似之物（公元前四百年至一千年之间），此类剑在西伯利亚，亦常见及。并图示二种相类之器：一为清吴兴陈经抱之所藏之柄首有环之周剑，以与高加索古邦地方出土之斯奇地安式及沙马特式之柄首有环铜剑相比，形式大致相似。二为英伦蔼毛夫布罗（Eumorfopoulos）所藏之双环柄首及盂形腊之长体周铜剑，以与北欧丹麦国出土哈尔斯塔特式铜剑相比，剑体及柄，均颇相类似（第二十九图版下层）。此外主张周服剑源出西北者，尚大有其人，理由大致与上述两氏之见解相等。余于此不能无词焉。按斯奇地安民族系亚洲西北方欧洲东北方之游牧民族，欧洲史称之为野蛮民族。系在公元前七世纪，即距今两千六百余年前（约当中国春秋之时），侵入米索波达米亚 者，在公元一世纪中，即距今一千八百余年间（约当中国后汉时），此民族即已澌灭无闻，史官不复有所记载。其孑遗迁往欧洲北方波罗的海左近，成为沙马特游牧民族，曾与罗马战争，至公元三世纪时，即距今一千六百余年间（约当中国三国至晋代），为戈特族所灭，其遗民并入斯拉夫人，后散归俄国及波罗的海沿岸诸斯拉夫人国。至于欧洲考古学家所重之哈尔斯塔特铜器时代（即因高加索产铜，而铜器制造日精，铜剑形式特异之时期），其期间不能确定，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远至一千年之间，即距今两千三百余年（约当中国春秋、战国之时），至远两千九百余年（约当中国周康王之时）。统此观之，斯奇地安族之全盛时期，即西侵获胜时期，在中国已入铜器时代尾期，沙马特族尤在其后，斯时中国早入铁器时期。哈尔斯塔特全盛时期，至远亦不过当周代上半期，系中国铜器时代晚期，其近者只当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已届中国青铜时代尾期矣。故吾人深信周代铜剑（周代下半期及春秋、战国之铜剑），系由矛形铜剑及周代铜匕首循序演变进化而来，并未受有外族影响也。

二、周剑之形制与种类

就历史之系统以区别剑类，可以分为六期或六类：（一）中国铜器时代初期之剑，其形当如锐尖双锋铜片形，为插腰之短器。（二）中国铜器时代中期之剑，其形当如矛头形，亦为插腰之短器，当作扁平形，尚无中轴。（三）中国铜器时代下半期之剑，其形为有中轴而无管筒之瘦长矛头形。唯以上三期均苦无实物作证，徒托想象耳。斯时已有极短青铜匕首出现，其刃如矛头，其茎伸长，只能容三指把握，已开剑柄之端，而为周服剑之始形。（四）至中国铜器时代尾期，铜剑形式，已循序演进至变茎为柄，剑身加长，刃与柄之衔接处，并加宽为剑格之最初形式。但此期之剑柄，仍短而不易把握，故有一凸箍（后）以容中指，以便手能坚握，而免滑脱。（五）中国铜铁器时代之铜剑，剑体更长，柄亦加巨，格（腊）亦放宽，而且加以雕刻镶嵌，柄之装潢日富，且有以玉为首，以玉为格者。剑身及铜柄上，常嵌金丝镂花，此期之剑或有铭，古今中外人士，皆喜收藏之。（六）中国完全铁器时代之铁剑，自汉以来，以至清季均是。其特点即剑体甚长，而剑格加大，剑茎细小无后，而外加铜片或木片夹持，柄首亦加大，而常护以铜。格、柄、首，已属外加之材料，而不与剑一体矣。

然此非周剑之分类也。周剑以春秋、战国之剑为多且佳，世人均致其爱赏，曰干将、莫邪，曰龙泉、太阿，曰纯钧、湛卢、鱼肠、巨阙，均属此期，为中国铸剑艺术盛时产物，为之分类，颇属难能。无已，暂借瑞典学者向斯氏分类之基础，为吾人研究之起点。

瑞典学者向斯为欧美有数之研究中国古剑专家也。其所抚摩之中国古铜剑，至百数十柄之多。其自述资料来源：（一）瑞典储君阿多夫（Prince Gustave－Adolphe）所藏之中国古剑，其最佳而经向斯借而研究者有七剑。（二）瑞典海微耳伯爵夫人（Comt⁃esse W．Von Hallwyl）所藏之中国古剑，其最佳而经向斯借而研究者有十四剑。（三）瑞京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中国名贵古剑经向斯亲加研究者共计一百二十五剑。除此约百五十剑之外，向斯所参考其他欧美人士私藏之中国古剑图形或影片者，其数尤夥。

向斯研究之结果 ，以为中国双锋古剑，可为分类如下：

甲种 实茎有后之剑 （即柄上有凸箍形者） 此类剑之剑柄，大都作实中圆棒形，柄体（茎上）有两或三凸箍，有如人手所御之戒指，柄首作上平下凸之圆盘形。执剑者大拇指指刃（腊），小指着柄首，凸箍（后）则用以分隔其他三个手指（第二十六图）。此类剑之剑首，常加用骨、角、玉或其他质料装饰之。但因年久质毁，仅能见其痕迹或残片，如以化学分析及显微镜透视，不难辨认其质料也。巴黎瓦尼克（M．L．Wannieck）藏有山西北部右玉地方出土之铜剑一柄，系甲种剑，长五三公分，柄上镶嵌黄金白玉及绿松石，并缠有金类细丝 。此类剑之向下凸隆之圆盘形剑首（镡），大都盘上平滑而无花纹及配料，但亦有外面嵌一小铜顶，里面刻作向心圆圈形及斜纹以及狼牙形者。此类剑之剑格（腊），大都作长斜方形，或心瓣形，两边微向上曲卷，大多数均系实体，平面无花。但有时亦在实体雕刻花纹及文字，如第二十七图所示之剑格是也（按此风至春秋、战国尤甚，而且镂刻极为精美。外人所认为可玩之花纹者，有时乃系精美之鸟篆书。如第二十八图所示之越王剑鸟书格，乃容庚之藏器，容氏尚图有其他鸟书剑格，可资参考 ）。此类剑之刃上，有时乃故意铸有天然花纹，或天然碎锦式之图形，此实为周代铸剑艺术最高之成就，为后来伊斯兰文化诸民族、马来民族及日本民族驰誉举世之花纹名刃之所从来者。即《越绝书》所谓“捽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是也。又即所谓“如登高山临深渊，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是也。此为余数十年研究古剑之发现，将于下文“周代铸剑艺术之特彩”一段中详论之。向斯手中，有百五十余周剑，初见此花纹（系糙面花纹，尚非周剑之平面花纹），疑为铸炼时之裂痕，继因十数剑均如此，乃悟系周代铸剑者有意制作之艺术遗迹。但向斯深思而不明其故（此非向斯之咎，因其间有武术及物理、化学、合金、镀金等问题，非一时所能明了者），乃竞谓系模仿后来鲛皮鞘之花纹之故 ，其误孰甚焉。

甲种剑系以一块青铜铸就，剑刃剑格剑茎剑首，均为一体。此类剑大都短体，有时亦有较长者，但极少。向斯在一百五十铜剑中，择甲种剑之较长者而尺量之，得五六五公厘。按《考工记》桃氏为剑，即系专记此甲种剑，据其所记：“腊广二寸有半寸（周尺），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参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是《考工记》中最长之剑，为周尺三尺，即公尺六九三公厘，较向斯较长之剑尤长。中士之剑为五七七点五公厘长，则较近于向斯所说之剑。盖数千年后出土之器，难免尺度稍减也。甲种剑之区域范围极广，大约系使用之时期甚长之故。其形制极普遍，中国各地均有出土者，其时期则自周迄汉未断 。

据欧洲另一考古学家卡伯克（O．Karlbeck）之意见 ，甲种剑以淮河流域，河南安徽一带地方为最多，其腊上有饕餮花纹者，则仅淮河流域及湖北河南两省有之（因洛阳自周成王起为都邑，而东汉又以为汉京也）。中国本部以外，高丽乐浪郡等地方，亦曾在各古墓中掘出甲种剑多柄。越南清化东山汉墓中，十年前亦掘出甲种剑数具。欧洲东部，如匈牙利等地方，亦曾有一块青铜铸成之古剑出土，其柄之形式，与此甲种剑相同，或平而无花，或内刻向心圆圈形，或茎上有后，但刃形及腊形，则不甚相同。此种相同之处，或出于筒形柄之铜剑乎？向斯氏以为此种东欧之铜剑，系铜器时代最后一期之物，其中显有属于蒙特留斯（Montelius）氏计年法之第四期者（按即自公元前之第十世纪至第十一世纪，即距今两千九百余年至三千零数十年。约当周初至周穆王之时）。但甲种剑之使用时期极长久，其来源虽远，而河南洛阳出土之铜剑，已系距今两千一百余年间之物。中国中部之出土者，就其腊上之花纹而论，亦仅系距今两千二百余年间之物。即春秋、战国时之青铜剑，亦即吴越名剑时期之剑也。此尾期铜剑之铸造及艺术，登峰造极，为吾国中古文化之特彩，将于第四段中专论之。

乙种 空茎之剑 （即柄体中空如筒形者） 此类剑可简称之为筒柄剑。其柄全体中空而圆，有时一部空而椭圆。柄近首处粗大而近刃处较细小（但《金石索》中有此类剑三柄，其柄系全体等大，并不分粗细），管形柄之首，大都向外翻卷作圆箍形或内空圆盘形（第二十九图）。此类剑之茎，常以布类或索类缠绕之，有时上下且饰以戒箍或铜圈之类。剑首当有一小帽，其质料或系易腐之品，故出土时已不可见及。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一乙种铜剑，其柄首之内部，即上方筒口，系用一青铜圆片填塞者（第三十三图）。此类剑之剑格（腊），均系平光薄片，作长斜方形；剑之刃与格及柄，均系用一块青铜铸成。此类剑大都短体，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有一剑，其长乃达七三八公厘，恐非此类剑中之较古者（第二十九图一号），恐系周上士剑。

乙种剑传播之范围，即其使用之区域，不如甲种剑之广大。据欧洲考古学家卡伯克之意见，此类剑只见于中国中部。中国以外，未曾发现此种管柄铜剑，故此乙种剑系中国之特产（此与余主张周剑脱胎于矛形剑之说相符。而主张周剑来自西北者，可以省矣）。日本昔年曾有异形管柄铜剑出土，从前许多欧洲及日本考古学家，均疑为日本式之古矛头或日本古剑 。近年来日本考古专家，已认为均系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东渐之器，不但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等处，均有出土者，即余上方所述之矛形剑是也。唯日本武人使用此种矛形剑之时期较长，直至铁料输入日本以后始止 。波斯国之阿加野纳地方，曾在古墓中掘出管柄剑数具，其年代甚远，颇似中国乙种铜剑，尤类日本出土之中国青铜器东渐时期之矛形剑（第三十图）。欧洲北部，如丹麦、瑞典、挪威诸国，亦曾掘出类似矛头之管柄铜剑 ，较小于亚洲出土之物，而制造较为精美，想系后代之器。向斯谓此类铜剑，同出一源，想均系由管柄铜矛变形而来，其说是也。但是否必先有矛而后有剑，则殊属疑问。以余观之，古人防敌防兽，人人身畔插兵带器，既知以铜铸兵，必先制铜刃，或有尖之双锋铜片插身，此即古人之铜剑，据理应当在铜矛之先，因其制造较易于制矛，而又毋庸装柄也。此种远古铜剑，现时虽尚乏出土之物，将来中国发掘事业扩大，度必有出现者以证余言之非虚也。

乙种剑之大多数，似较甲种剑为古。河南洛阳地方，甲种剑格之剑出土颇多，乙种剑格之剑，则未闻焉。唯乙种剑使用较早而绝迹亦早，大概秦时已无此种剑矣。上图两波斯古剑，均铜器时代之物，其所以异于矛头者，因剑有格（腊），而矛头无之也。瑞典海微耳伯爵夫人所藏中国古铜剑中，有二剑，其柄系空茎有双后者，介乎甲乙两种剑之间，初视之似难索解。但一观腊上之直线形及半圆形之凸体花纹，则可断为汉代之剑，已系铁器时代之任意作品，非铜剑之正宗矣。

丙种 圆茎而不属于甲乙两种之剑 此类剑包括介于甲乙两种剑之间之剑，以及类似甲或乙而不相属之剑。其中有空茎类乙而腊似甲者（第三十图版第一号），空茎类乙而有后者（第三十图版第二号），空茎类乙无腊而刃有数棱者（第三十图版第三号），空茎有腊类乙而首作盂形或钵形者（第三十图版第四号）。此类剑之剑格（腊）等部，大都无花纹及文字，但亦间有有花纹者，如第二十九图版第一号是也。

丙种铜剑无花纹无铭者居最大多数，故中国收藏家多不注意搜求，藏者寥寥；而外国收藏者亦所获不多。依其形式而论，恐系甲种与乙种剑之变体，与甲乙两种剑同时并产之器也。否则或系甲乙两种剑过渡期中之物，乙种剑较古在前，甲种剑次古在后，丙种剑则介乎甲乙两者之间，不与同时而系承先启后之器也。又有一可能性在焉，则丙种剑为与周代人种不同或不服周制之民族之剑。向斯疑第三十图版第三号剑为古时北方中国民族之铜剑，或者其他诸剑，为中国南方民族之铜剑，亦未可知。此第三号剑之相类者，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尚藏有数剑，其茎形特异，系以一块扁铜打成（与刃及首均系一体），为扁平形直茎，其厚仅及三公厘，近首一小段作圆管形，首作较大之圆箍形。据云大多数系从河北宣化县及山西得来，仅一剑获自安徽，故疑为北中国之产物。

丁种 扁平细茎无腊无首之剑（尾剑） 此种剑亦系一块青铜铸成，形式极为简单，可以谓之无柄，仅有一扁平细茎，等宽或不等宽，常穿一孔或数孔，无首无腊。刃之中部有脊隆起，而脊之两旁常有两凹槽，有时稍作隆起状，亦有刃体全平者（第三十一图版第二、三、四等号）。此类剑青铜者居多，间亦有铁制者，有时乃以青铜作腊，如甲种剑（第三十一图版第一号），亦有以白玉为腊者。据向斯之意见，此类剑之柄，系以木料及骨角圆箍等物制成，但其质易腐，故出土时无存。余意长剑或者如此，如短剑则茎上既穿孔，即可系索挂身，加柄不加柄均可。否则骨角铜等戒箍，并非易腐之物，何以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此类剑至数十具之多，并无一具有箍乎？该馆藏有铜柄头（剑首）数具，一作正盂形（莲蓬形，第三十二图版第二a、二b两号），一作覆盂形（蘑菇形，第三十二图版第三a、三b两号），向斯以为当为丁种剑之剑首，但其出土地未详，又未悉是否与丁种剑同时同地位出土者，不无可疑也。丁种剑大都甚短，向斯谓亦有甚长者，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一铁剑，长达九七六公厘。余意铁剑系后来之物，如此长之铁剑，恐系汉代之物，或者竟系唐代之器，亦未可知？向斯以之与本来无柄之短体矛形铜剑，相提并论，未免有误。但向斯似亦曾觉悟及此，故将丁种剑细分为四类：

子、剑尾（无首无腊之细茎）与刃及剑背，作直角衔接，近尾处（极上端）穿孔。刃之剖面（切体）作长斜方形，刃之中部有脊而无棱。此类剑大都甚长，尤其是铁剑，有长至一公尺者（参看第三十一图版第五号铜剑）。

丑、此类剑与子类剑相似，但剑背（即腊之部位）稍作圆形，或与尾成一钝角。刃之中部有棱甚宽隆，自背及尖。此类剑较短于子类剑（第三十一图版第七号）。

寅、此类剑系子类与丑类中间之过渡品，介乎两者之间，而各不相属（第三十一图版第六号）。

卯、此类剑系短剑或匕首之类。其刃大都作锐尖长三角形。尾（茎）与刃之交界处，几于混合不可辨认，系有意作此种铸法者。尾上常穿二孔，一孔在上端中部，一孔在下方而偏近刃锋之一面（第三十一图版第三、四两号）。

向斯对于丁种剑之使用区域范围及其年代，亦曾致力研究而有所得，据伊意见可作下解：

（一）此类丁种剑，据调查所得，其大多数出土于中国中部地方（华中），尤以河南固始县之出土物为多。但其使用范围显曾普及于中国北部（华北）。考古学家卡伯克谓华北曾屡次发现此类铜剑，恐系使用特广之区域。二十年前北京外国使馆挪威人孟德（Munthe）曾在北京收集此类古剑甚多，大概均系北方出土者，现已归入挪威北根城（Bergen）博物馆所有矣。瑞典博物馆藏有丁种子类剑数具，其铜格乃系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地之出产也（按近年来考古学家常在鄂尔多斯一带收获各种青铜古器，颇多类似斯奇地安人种之铜器者）。此类剑曾在朝鲜出土，日本则未有。欧洲戈尔人种之地方 ，及北欧等地 ，亦曾发现类似丁种子丑寅三类之剑。此种剑之形式，既然如斯简单，当然可以在各种时期，广播于各种地方。何况向斯尚以铁剑混入其中，相提并论乎？但向斯则以为中国与欧洲，均出有此种剑，并非偶然之事或者同出一源，来自中亚细亚如波斯等地。因河南固始县及新城县地方，除曾掘出此类剑甚多外，并曾在大古墓中，发现许多铜器，其中有铜瓶百数十个之多，瓶上花纹及铜扣带等器，均显然与斯奇地安族之铜器相同，并与古波斯之物相类。故向斯认为丁种剑之子丑寅三类剑，系由斯奇地安本族或其支族，东传至中国等地，西传至西欧等地者。其传至中国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之时，即距今两千四百余年间之时（周景王敬王之时），至秦季则已普遍用之。又据斯期铜器上之雕物及所附禽兽形体而论，恐其来源在古波斯国，而向东西分播流传者。向斯此说，大半系根据同时出土之他种铜器而来，姑为介绍，以备一考。

（二）此类剑有如子类剑，其传播区域，亦在华中华北两地。朝鲜及日本，均曾有出土者，且甚普及。想亚洲他处亦有之。高加索地方，曾掘出一类似之铜剑，即其一例也 。河南固始县，出有此类剑甚多，常与饰铜战车同出，大约系距今两千二百年至两千四百年间之物。

（三）此类剑之广播区域，大约与子丑相同，但并不能确定。只知吾人所研究之剑，系与子丑等剑同地出土，或出土于华中华北耳。其使用之时期，大约与子丑相同。

（四）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仅藏有此类剑五具，其出土地均不详，仅知其中有三剑，系在北京购买者。据日本收藏家后藤之意见，此类剑常出现于朝鲜及日本地方，但大多数均系铁制。又据德国考古学家明斯特堡之意见，以为此类中国古匕首，曾受有西方影响，从前高加索、埃及、及Troie、Ninive等四地方，均曾有此类剑出土 。但向斯以为所指之剑，较中国出土之剑为古。余意此类剑，颇与陈经之匕首相似，不得与铁剑相混也。但向斯未曾辨别及此，又未能查知此类剑之出土地，故以为次古于子丑寅三类剑，且据形式相同（但无穿）之小匕首上之花纹判断，以为系汉代之物，其误孰甚。所幸向斯亦未敢坚持此意，故曰：“明斯特堡氏认为此类剑上之花纹雕刻，常有令人可认为系商及周初之物者，则远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六年，距今三千七百余年矣。”此说较为近似。

戊种 异于上四种剑之剑 向斯自谓见及此种剑不多，今就所见者而论，似均多少受有外族影响。可依其柄形，分为四类言之：

（一）耳首剑 第二十九图版第三号剑，即此类剑。青铜质，中有凸棱甚宽，剑锋上下作波折形。剑柄之首，左右撑出，作双耳形，其一耳损破；柄之近刃部分（护手）作覆盂形，刃首嵌入其中。柄茎及覆盂上，均钻有横直虚线。刃锋之上下两部分，折作波折形，中部直形。此剑虽系中国产，然出处不详。日本考古学家后藤，谓日本南方福冈县地方，曾发现同样之剑一具，大约系公元前四世纪至五世纪之物。欧洲曾掘出此类剑，均系铜器时代晚期及哈尔斯塔特时代之物（公元前四百年至一千年），此类剑亦曾在西伯利亚发现不少。余意此类剑中国不多见，或系月氏、猃狁，或匈奴之剑，由俘虏带至中国者，如据以作中国剑曾受外族影响之解则误矣。

（二）环首剑 第二十九图版第一号剑，即此类剑，系清陈经氏藏器。此剑首作圆环形，茎与腊如甲种剑形，刃亦如周剑，故恐系周剑。周铜刀有环（商铜刀即有环），铜剑偶有环亦宜。另一六角形环首剑，见于《陶斋吉金录》中，则不可考矣。向斯以为此类剑刃之下部，向内凹入，系欧洲古剑形式，中国古剑罕有。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圆环首匕首数具，据云出自华北，向斯以为应属于绥远文化期。余意此类环首铜匕首，商代即有，殷墟甚多，周时更多，但系细民之物，质陋而无铭，有时并非战具，故前人多未收藏或与以注意耳。

（三）冠首剑 西文谓之菌首剑，因其剑首像蘑菇形也。此类中国铜剑，曾经英国考古学家专为研究 ，法国考古学家，亦曾详论及之 。第三十一图第一号剑，即此类剑。其柄与刃，系用一块铜铸成，刃之下部向内凹入，刃上铸有天然花纹，岂即《梦溪笔谈》所谓蟠钢剑，或松纹剑欤？其首如儒冠形，又如覆菇形，茎有一后，腊作覆盂形。此类剑为春秋、战国铜剑之变体。至于《考工记》之周服剑，不过官家之剑，系举其大者著者，并未列举，其他未列举之剑体尚多，此即其中之一种也。

（四）无首剑 无首（镡）铜剑，殊不多见，瑞典储君阿多夫藏有一具，人殊珍之，据云系出土于安徽寿州（第三十一图第二号）。此剑之柄，平而作倒U字母外边形，边之中部微向内曲，柄及刃之切体，均作六角形。柄底一面作直形，一面作半轮形。剑刃近于直形，近尖处微圆。刃之近柄处，尚有木及布之遗迹。无剑格，或失去乎？剑共长六四公分，柄长一九七公厘，柄厚一公分，宽三公分，刃厚七公厘，宽二五公厘。系由卡伯克君购自寿州以献瑞典王子者，按其形式已与汉剑同矣。此剑之柄，不知是否另铸后装，抑系同铸者。剑形直下，而刃之宽窄不显，近于棒形，殊属特别，刃作六角形切体，亦甚罕见；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所藏中国铜剑虽多，但仅有二剑及一匕首（大都系丁种剑），其刃体作六角形，第三十图版第一号剑，即其中之一，出土于安徽凤台县。

以上分类，系就向斯之原作而略加修正，并补入吾人意见者。向斯致学甚勤，而凭借独厚，故论剑甚有见地。然其所抚摩研究之剑虽多，而亦有未曾见及之剑，如清程瑶田氏，日本原田淑人诸氏先后图示吾人者 ；又如燕大容庚教授所研究之鸟书越王剑，以及罗振玉之异文剑，想均向斯所未获参考，兹补入之。

清嘉庆歙县程瑶田图示吾人之周铜剑，虽只寥寥十二具，然能暗含向斯氏分类之见解，超越《考工记》之囿束，故贡献颇多。如第三十二图所示之两剑（见《通艺录》），第一号似属乙种剑而实非，可谓另系一种类，盖其茎细而实，并非空体也。第二号剑或匕首，尤属特异，茎有双翼，且其茎凿空成三窗形，为向斯之所未见者。程氏曰：“《史记·刺客传》，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索隐》引刘氏注曰‘短剑也’。《盐铁论》‘以为长尺八寸，其头类匕，故云匕首’。郑注下士之剑，为今匕首，则二尺，非尺八寸也。此器于古尺尺三寸耳，匕首短剑近是。”剑腊离刃向左右悬空分出，作刺或翅形，尤所罕有。但仅此一器，亦未便特立一种类，仅以示上面分类法之尚未能概括一切耳。

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二氏所图示之铜剑（见《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似亦有数剑未经向斯见及，未获一并研究，故其分类法似难于包括入内（第三十三图版之第一、二、六等号）。但为数不多，现亦毋庸为之特立种类耳。

容庚所研究之越王剑，确为春秋、战国名剑，已见第二十八图矣。

清程瑶田及清冯云鹏兄弟，均图有一铭文形似鸟虫书文之铜剑 ，铭曰“吴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剑”十字，释为吴季札之子之剑。季札挂剑于徐君之墓，世所周知，徐君生时所赏，其剑之佳可知，季札所传于其子之剑之佳亦可知矣。程注曰：“剑上字非籀非篆，系鸟虫书之遗，吾见三代诸器款识多矣，鲜有及此者。”惜程氏仅由胡生处得孙退谷所藏古剑铭拓本，获见其铭，而未克见其器耳（第三十四图版第一号）。

清末上虞罗振玉收集三代铜器玉器殊夥，著述甚多，其中所图铜兵中，有一异文剑 （第三十四图版第二号），剑形类于晚周之器，其刃自腊起，竟体五分之三长，刻有双行异形文字，至今尚无人能译述其意义焉。

所图十余剑，虽未能包括于向斯之分类表中，但亦无特立门类之必要，因其同形之器无多也。

此外有一种剑，向斯虽约略道及，而未与以特别注意，吾人认为应与特立一种类，即玉具剑是也。玉具剑已经程瑶田研究及之，近年朝鲜及他处出土者不少。自汉以来之载籍，多有矜式玉具剑者，玉具剑之形式范围果何如乎？

己种 玉具剑 玉具剑者，具字意义明晰，当然非以玉为刃之剑，而系用玉为剑之其他部分者。如剑首、剑格（腊）、剑璏（剑鼻）、剑茎及剑室，均可用玉为之，或用玉饰之也。清廷藏有周剑及周匕首数具（第三十七图版），则剑柄全部（剑格、剑茎、剑首）均用玉制，雕刻精美但作风不同，恐非周代之艺术品而为后人配制者。此处余对郭沫若氏认为琫琕、鞞鞛、琫珌，均非刀剑鞘上下之玉饰，而主张古刀剑鞘绝对未曾有上下玉饰之说，窃拟加以纠正，以匡贤者之不逮。郭氏曰：“按刀鞘之上下，不得有玉饰，何者？刀鞘之上，常与剑镡相触，如有玉饰，则一触即碎；刀鞘之下，亦易与他物相触，如有玉饰，亦一触即碎，此理之显而易见者。再证之以古说，如《匈奴传》注孟康说，摽首镡卫，尽以玉为之，而不及鞘之上下。更证之以古器，则乐浪墓所出之玉具剑，其摽首镡卫，正尽以玉为之，而鞘之上下无玉饰，是则谓琫珌为刀鞘上下饰者，乃诡言。古说言刀不言鞘，则琫者乃刀柄之上饰，珌者乃刀柄之下饰也。琫即摽首之雅名，珌则镡之用玉者耳。” 郭氏之误会，由于未见实物。他姑无论，即就著者所藏之亚洲各国或各民族之古兵二百五十余件而言（见《剑庐藏兵目》），其中已有十余具玉具剑（均印度王公贵族之遗物），柄为白玉碧玉或灰玉质，鞘之上下端（鞘上口及鞘下尖），均为白玉饰套。其玉套之形状不一，大抵鞘口之玉箍套作凸体长方中空缀尖形，鞘尖之玉筪套，作上空下实凸体青椒形，或直其尖而为圆球，或曲其尖而作塔形或蛇首形。从未见亦未闻此种鞘上下之玉套，易于触碎也。不宁唯是，此鞘外玉饰，往往镶嵌红绿蓝青等等印度名贵真宝石及真钻石至每一玉套上嵌有四五十枚宝石之多，亦从未闻未见有触碎之事也。余友人等有时抽拔及收插剑刃，用力太猛，玉柄触鞘口玉套有声，或鞘底玉套触案有声，亦从未损及玉及宝石之毫末也。且有较玉更易碎之物质，如水晶等质，伊斯兰文化中人亦往往用以为柄及鞘之上下套饰，亦未闻未见有触碎者，或以易碎为虞者。盖此之所谓玉，质厚而坚，其选料得法，制兵得法，装置得法，而古之服剑者，大都悬挂于腰际或插入腰带之中，绝非妇女头上或手腕上之玉饰可比，何至触镡或触他物即碎乎？且古说亦未必言刀不言鞘，如《毛传》谓“琫上饰，珌下饰；下曰鞞，上曰琫”，《说文》所谓“琫，佩刀上饰；珌，佩刀下饰”，孟康所谓“佩刀之饰上曰琫，下曰柲”。均即刘熙《释名》所谓“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也”，亦即《释文》所谓“琫佩刀削上饰，珌佩刀下饰也”，可以无疑也。且即就郭氏所采吴大澂之玉琫二图而论，其长方形者类于鞘口饰，共六边形者类于鞘底（尖）饰（第三十六图版第三、四、五、六等号）。此种鞘大都以细皮或丝绒包裹两竹片或薄木片为裹而为刀、剑之室，其上下端之玉饰，系套着并胶粘于鞘上，既无脱落之虞，亦绝不至一触即碎也。至于郭氏谓“剑首为摽首、为环，以玉为之谓之琫；剑腊为口、为喉、为镡，以玉为之谓之珌，或谓之珥。剑鞘上部，有玉饰以贯繸者，为鼻、为璏，或谓之卫，珌于经典作鞞”，无非欲证明剑室或刀室从无上下玉饰耳。实则玉首之剑固有，而玉腊（郭氏所谓珌）之剑，确亦常见。周剑首之以玉为饰者，程瑶田曾图示其形状及装置之法（第三十五图版）。此种玉首甚小，无非一种装饰品，以示剑主显者之身份地位，或富有之表张耳。是以其铜腊及铜茎之制造，一如常柄，仅于茎首留一小铜盘或一小圆轴，以备将玉首腊套其上。作战时如玉首脱落，于用剑无伤，剑主仍可御敌或进攻。今剑格（腊）亦用玉制，则便于作战与否，殊属疑问，是以作战之剑格，大概未必用玉，如用玉为之（第三十六图版第九号），则恐系文人服而不用之剑，或殉葬之明器，非剑之正宗也。

至于第三十六图版中之第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等号玉饰，则诚如郭氏所言，即俗呼“昭文带”之玉饰，其位置在剑鞘之上部，用以贯带而系剑于腰者。但是否“依其形制而言，自非璏莫属……又古人佩剑必有繸，故其方孔余地，系用以贯剑繸者，佩时以挂于剑带之下钩，解佩时可供提絜”，如郭氏之所言者，则未敢确定。因方孔当有余地，以便左手握鞘而稍与抬高时，右手易于拔剑，若塞之以繸，则活动较笨，此非善用剑者不能体察入微也。玉剑首之形式，各有不同：程瑶田所图示之玉剑首，为平头中心有孔不穿通之蘑菇形；乐浪郡出土之玉剑首，为矮碟形，中心似亦有孔而不穿通；余家有一周剑，其玉剑首系墨玉质，作长枣形，上面无中孔。商代玉兵（如矛头等），白玉质居多，绿玉亦有；周代玉圭玉刀玉戚，多绿玉质，剑首则用白玉者较多；汉人喜用玉为腰佩及小器皿，多有用墨玉为之者。乐浪郡出土铁刃玉具剑，系汉人遗器非战国之物也。

三、周剑之各部

剑之各部，如剑刃、格（腊）、茎、首以及附属之剑室（鞘），均是。大概古剑均系一体，即用一块铜或铁制成，大都无鞘。是以剑之愈古者，其各部愈简单，盖专以刃为重也。剑之次古者，则各部渐多刻划修饰，形式亦扩大复杂，降至汉以后之剑，则几于专重柄格与鞘之装饰，用以炫人，而刃质反逊矣。

初期矛形剑，大概无首，无腊无后，仅有极短之茎，几于不成为柄。其后，茎加大加长，由杆形茎而演为杆形柄，再进为管形柄，更演为实茎有后有腊有首之柄，而剑身亦渐长。战国之剑，腊愈加大而渐成为剑格，且精工刻镂，且有镶嵌绿松石及金银者；茎亦有刻镂镶嵌者；首则渐开用玉之风，且铜首之镂刻镶嵌，亦间有与腊同工者。此期之剑，刃质极佳，各部之装潢又美，颇为后世所重视。今就刃、格（腊）、茎、首及鞘饰，以次言其大致。

（一）剑刃（身） 刃系剑之主要部分，能御侮克敌与否，胥于是瞻之。周人铸刃之术，式样极多，如第三十八图版所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等处所藏中国古铜剑一百六十具中搜集类选而图出之剑刃中段切面有十七种形制，虽各异其形，得其大概，然犹未能纲举目张，包括无遗也。即以程瑶田所图示之刺腊剑（第三十二图第二号），及原田淑人所图示之第六、七等号剑而论（第三十三图版），其切面已另开生面，不属于此范围矣。此三剑之切面如下形： 皆向斯所未曾见及之铜剑也。向斯谓伊所研究之剑，出土于华北华中者居多，然则吴越名剑，尚眠地下，未经吾人见闻所及者，尚不知凡几。此所图剑身切面共二十种，亦不过示其大者要者而已。至于剑刃铸造之方法，及吴越名剑刃上天然花纹之奇特艺术，将于下段述之。又剑刃嵌金或雕作鸟兽形，亦周代优美艺术之一。一九三五年英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列有战国名剑二，其一刃上全体嵌金为铭，其一刃上雕刻一长龙，均周代艺术刃也。

（二）剑格（腊） 古剑无剑格，筒形茎之剑及匕首之制行，仍未有剑格也（第二十九图第一号及第三十图版第三号）。迨至周代中期，筒形茎之剑，始渐渐有腊形出现，然极形细微，仅作一横线形，而端均不离剑身，与剑身平而并不向外凸出，尚未成为剑格也（第二十九图第二号）。再迟至下半期，《考工记》所载之周服剑，即实茎有后之剑出现（普通二后，间亦有一后及三后者），始渐有略向两方凸出少许之腊，已成为初期之剑格矣。其始形仍为上下平而两边凸出，如 形（第二十六图第二号），不久即变为上平而下凸出，如 形矣（第二十六图第一、三两号及第二十八图）。自时厥后，剑格之形已成；虽尚与剑身、剑茎、剑首为一体，尚未分化，但已独标异帜，或雕兽形，或刻花纹，或以鸟书点缀，或且镶嵌金银及绿松石。再降则剑格渐次独立，自成一体。至周末汉初，且扩大为透雕双耳之怪兽形，中作浮雕虎头，全体镀金（第三十九图版第三号）。至于玉质剑格，亦同时与玉首并用（第三十六图版第九号）。清通儒程瑶田曾致力研究周剑甚勤，其所图铜剑格二（第三十九图版第一、二两号），可以为《考工记》时代铜剑剑格之代表物，所谓举其大者要者是已。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英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曾列有巴黎鲁佛耳 国立博物院送陈之战国甲种式铜剑一具，长五十三公分，全刃镶嵌黄金为铭，自剑格以至剑尖，嵌金殆满，毫未剥落，艳美夺目。剑首为一玉盘，铜剑格上，亦满体镶嵌黄金及绿松石，金碧辉煌，令人想见战国武士堂皇丽都之概，及斯代高尚精美之艺术焉。惜乎此种珍贵之名剑及其美术剑格，国内已难于见及矣。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中国铜剑剑格将近二百具之多，向斯并曾搜集他处所藏者，同为研究。据伊研究之结果，认为大多数青铜剑剑格，均系青铜制，均系实体，均系长斜方形及心尖形（甲种剑式）。大多数铜剑剑格，均与剑身（刃）剑茎剑首为一体，为一炉冶成之器。只有丁种剑之剑格，系剑成后再加上者。但丁种剑亦有始终未加剑格者（属于较古之矛形剑），亦有如甲种剑原来有一剑格者（第三十一图版第一号），则系例外之器。丁种剑之剑格，大都平面无花纹，但亦有刻作藁草云头形或鳞甲形者（第四十图版第一、二两号）。此种尾形剑之剑格，亦有用玉制者，有时刻作龙蛇形、饕餮文，或几何形文，恐系周以后汉代之器矣。此外向斯所图简单无花纹之铜剑格四（第四十图版第三、四、五、六等号）均系甲种周剑之剑格形，仅有厚薄凸凹之分耳。其余玉鞘饰二，鞘铜饰三（第四十图版第七、八、九、十、十一等号），亦备一格。

（三）剑茎（柄柱） 后世剑茎，极形简单，可名之为剑尾。仅一铁尾，与剑刃同铸，中穿二孔，两面夹木，并以丝索缠绕，或饰金银铜或玳瑁等质。周代剑茎则不尽然，有剑茎与腊与首，与剑刃铸为一体，缠缑之后，中部容中指之二铜片，仍隐约凸起，以便握持。程瑶田曰：“茎设后以容指者，中间最短，容中指也；近腊一间，长于中间，盖大指食指绕而容之；近首一间最长，所以容无名指与季指也。……设其后者何，后之言缑也，以绳缠之谓之缑。缑之言喉也，当茎之中，设之以容指，而因以名其所缠之绳。又‘蒯缑’说者谓剑把以蒯绳缠之；剑把者茎也，茎必缠以缑，故知中其茎而设之者在是也。” 依刺剑击剑之术度之，大拇指必力按腊上，小拇指必推剑首及于掌心，而借腕力挺剑向前刺出，以贯敌人之胸。故周剑茎之有后，系周人剑术精深之制作，而此甲种剑之使用区域极广，使用之时期极长，亦由此也。汉以后剑首剑腊，均与剑刃分体，而茎亦变为尾矣。

就茎之形式言之，可与分为六种：（1）实体有后圆茎。茎为直圆体，上下等大，普通有一凸后，如箍，间亦有三后者，则不多见（第二十六图），一后者尤少（第三十一图第一号）。周剑之具有此种茎形者极多，直用至汉代晚期始止。法人西伦（Siren）藏有此茎之剑一具，其茎上遍体连两后均镶嵌金银丝片及绿松石（第三十三图版第五号）。又巴黎鲁佛耳国家博物馆中所藏之战国铜剑，其茎上遍体连两后亦镶嵌黄金及绿松石，可谓此种茎中之美术品。两后之位置，大都近于茎之中部。但亦有特异之茎，其茎长至为刃之半长，两后乃偏近刃腊，握剑者手可把握茎之前段，而不及后，其茎之上段，乃浮刻作龙首含珠形，并全体镀金，此系茎之变像，为当时豪贵物主矜奇立异之器也（第三十三图版第六号）。（2）空体筒形圆茎。此种茎较实体有后之茎为古，系脱胎于矛形剑者，故其形制极为简单，亦乏镶嵌雕镂之手工。筒茎大都近腊处细小而近首处略加粗大，但亦多直形上下如一者（第二十九图及第三十图版第一、三、四等号）。此类茎之长度，大致与上类茎相似。但亦有至短者，则或系变体，或系效古人用掌心挺剑首以刺人之方法，然不多见也（第三十图版第四号）。空茎之薄厚何如乎？据向斯剖验之结果，其茎之铜胎甚薄，不过一公厘半之厚度，可见当时铸铜术已极精进，始能铸成如斯薄体之空茎也。空茎之首，即系向外翻出之铜边，其翻转部分铜片之宽度为七公厘。有时上端空体不露，而另以一圆铜片塞之（第三十三图）。此种茎之剑，为数恐亦不少，但因形式简单，又乏雕镂镶嵌之艺术品，故经人收藏者较少耳。（3）扁平尾茎。此类茎因剑体无腊无首，形如刃尾。其较古者（第二十五图），茎上有二孔，并非另装木质或他质柄或把手之用，乃用以贯索悬腰也。有时其茎无孔，或甚短而不可以安柄，或一孔偏一边，亦非安柄之道也（第三十一图版第二、三、四、七等号）。但此类茎可以谓之极古，亦可以谓之极不古，此不可以不注意判别。缘后世之铁剑刃，均系在尾上穿孔以安柄者，颇足以混淆观听，要在辨明其尾之形式、孔之部位及刃之形制物质，则不难认清古器矣。如第三十一图版第五号铜剑，其扁平尾茎，虽只有一孔在上，而刃体颇长，不难一望而知晚周次古之器也。又如该号图版第一、六两号扁平茎铜剑，茎虽无孔，已显然为楚国之剑矣。（4）窗体茎。此类茎不多见，程瑶田曾图示一小剑（第三十二图第二号），在其铜茎之实体上凿透三长方洞，均宽二公厘，近刃处之洞长二十一公厘，中洞长十九公厘，近首处之洞长十一公厘。首作馒头形，茎体中部较为粗大。按筒茎及窗茎，均在减轻茎即柄之重量，周人既用此方法，当然所铸之此类剑不止一具，唯因剑身无铭，形式怪异，去《考工记》太远，前人多弃而不收，微程氏吾人亦无从见及其形矣。（5）凹体茎。此类茎体之大部分，向内凹陷，亦为减轻柄重之意（第三十三图版第二号）。或者战国人士曾试铸之。（6）六角形茎。此类茎两面中部凸出成脊，直贯腊首，脊平而另有凸体花纹在其上，殊不多见（第三十三图版第一号）。此外容或尚有他样战国时代之剑茎，但恐非普通式样耳。

（四）剑首（柄头） 古剑无首，周代下半期之铜剑始有首，与茎与刃与腊同铸，同为一体。茎有空实平扁角形等分别，铜首亦因而异形。似可分为：（1）盘形上平下凸铜首。甲种实茎有后之剑首，大都均具此形（第二十六图及第二十八图）。（2）卷边铜首。乙种空茎无后之剑首，均具此形（第二十九图及第三十三图）。（3）弓形剑首（第三十图版第一号）。（4）莲蓬形或馒头形铜首（第三十图版第四号及第三十二图第二号）。（5）耳形铜首。此种剑首，左右有钩，向上卷起，或左右有孔，向上凸起，形如双耳，故称之为耳形首（第二十九图版第三号及第三十三图版第一号）。此种剑甚少，日本出土者则较多，西北亚洲以至北欧均有，恐系外来形式，经周人制作而加改变之首，但为数极少。（6）环形铜首。此类剑确系周人自作之器，盖商殷铜刀均环首，周铜刀亦用环首，铜剑用环首亦宜。唯出土之物不多，或者前代收藏家均因其无铭遂舍而不取乎？（第二十九图版第一号）（7）冠形铜首。其形如儒冠，又如蘑菇，春秋、战国时之铜剑首也（第三十一图第一号）。

除与剑一体之铜首外，晚周之剑，多有用玉首以及少数角骨木首者，亦偶有用金银为首饰者。汉代玉具剑之风尤炽。玉首之各种形式，已略图于上方玉具剑一段中（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等图版）。至于櫑具剑（木首），犀具剑（角首），金把剑（金首），珠首剑，银首剑，蚌及玳瑁首剑，汉初即已常见，或者战国时已有之乎？现无实物以示其图，姑引载籍以明之。如《匈奴传》曰：“甘露三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赐玉具剑。”注，“摽首镡卫，尽用玉为之”。《王莽传》曰：“进其玉具宝剑。”《南匈奴传》曰：“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赐玉具剑。”《东观书》曰：“汉安二年，立单于兜楼储，天子临轩，赐玉具宝剑。”《说苑》曰：“径侯适魏，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襄城君带玉剑。”此均玉首之剑也。《隽不疑传》曰：“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此大型木首之剑也。注，“应劭曰：摽首之剑”。晋灼曰：“古长剑首，以玉作井鹿卢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莲花初生未敷时；今大剑木首，其状似此。”《应奉传》注，延熹中诏曰：“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赐……驳犀方具剑，金错把刀剑，革带各一。”此以犀以金为首也。又曰：“传安帝赐冯石驳具剑、佩刀、紫艾绶、玉玦各一。”《魏志》曰：“羊侃初为尚书郎，以力闻，魏帝试作武状，侃以手抉殿没指，帝壮之，赐以珠剑，拜征东大将军。”此以珠为首也。周迁《舆服杂事》曰：“汉仪，诸臣带剑，至殿阶解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此以金银以蚌以玳瑁为首也。

向斯曾图示其所研究之盘形铜剑首二具，一上平而下凸，一下平而上凸。其上平者，平面之中心有一铜顶向上凸出，两器均深刻阳文花纹（第三十二图版第二、三两号）。向斯以为其上平者（第二号）当系丁种剑第一类剑之剑首，其面上所刻花纹，颇似周代铜镜背面所刻之花纹，中亦有一铜顶。朝鲜乐浪郡亦曾掘出此类花纹之青铜器，可见其传播之广。其下平者之凸面上花纹，殊形特异，颇属罕见，或者亦为尾形剑之剑首，因其下端作夹形也。此花纹有一鸟一蛇及一半兽体，或为龙凤麟之象征乎？

（五）剑室（鞘） 古剑无室，直接插腰，贯索缠索以插身或系腰耳。晚周剑体渐长，剑柄渐大，剑刃较锐，雕镂镶嵌之风又盛，佩剑乃有室焉。迨至战国时制铁剑 ，剑乃不可以无室，盖铁剑身长而又极易生锈，非鞘不足以保存之悬系之也。剑鞘与剑柄，乃极尽装潢点缀之能事矣。

周代下半期，既已有剑室，故金文中曾数见鞞璊等字（剑室自古即以革制）。《番生殷文》曰：“锡朱市悤黄鞞璊玉环玉璋。”《静殷文》曰：“王锡静璍璌。”清吴大澂解《静殷文》曰：“璍古鞞字，璌古遂字，鞞刀室也，遂射韝也，二物为同类。” 今人容庚解《番生殷文》曰：“璊射韝也。” 《诗·小雅》亦曾曰：“鞞琫有珌。”传曰：“鞞容刀室也，琫上饰，珌下饰。天子玉琫而珧珌，诸侯璎琫而璆珌，大夫镣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释文》曰：“鞞字又作璏，璏字又作搋，珌字又作璏。”《大雅·公刘》曰：“鞞琫容刀。”传曰：“下曰鞞，上曰琫。”《左传》桓公二年曰：“藻率鞞鞛。”据此，则周代剑室之上口及下尖，均已有玉饰矣，近室口之玉饰曰琫，面偏平，中下透空，以绳缠于鞘。尖之玉套曰珌，有半透双孔，冒于鞘端，下尖而实（第三十六图版第一、二与五、六及十三、十四等号玉具，均琫颇具其形，琫之为言捧也，捧剑时所握也。第四十图版第七号则为珌，亦即鞞，鞞之为言卑也）。宋人吕大临《考古图》，有“璊玉璏”一器，即俗名昭文带，装于鞘之上方，用以贯带系剑于腰者也。此类玉具，古今人收藏者颇多，如朱德润《古玉图》有七器，瞿中溶《奕载堂古玉图录》有七器，又有穹背短璏三器。吴大澂《古玉图考》有八器。日本《有竹斋古玉图谱》有二器。美国罗福（B．Laufer）氏《中国古玉研究》有六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有十数器。近年朝鲜乐浪郡出土之玉具剑上，亦均有此璊玉璏或昭文带玉具。此风盛于汉代，而在战国时之剑鞘，除下端玉饰外，即已有此中段贯带悬剑于腰之玉具矣（第三十六图版第一、二与七、八及十三、十四三器）。至于剑室之本身，不外以竹或木片为里，以皮革为表，普通不饰玉者，大都以铜为鞘之上下饰（第四十图版第十、十一两号），及鞘中段饰，用以贯带悬腰。

向斯所研究中国古铜剑大都周代下半期春秋、战国之物，据伊所云，此种剑大都有鞘，因其刃上常粘有木及布类之残片也。其鞘恐系用木用兽皮或鲨鱼皮为之。鞘饰除用金类（铜、锡、金、银之类）及玉类为之外，或尚用坚硬之半宝石为之（如水晶、玛瑙、琉璃之类）。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有玉璐璑（或作鹿卢）十数具（第三十二图版第一号），系直装于鞘之上部贯带以悬剑于腰者。此种滑雪车形之鞘上挂带器，其使用之范围至广，在南部俄罗斯，曾掘出坚晶石制者三具，又玉制者一具，现存法国巴黎附近圣日耳曼镇古物博物馆中。此种器均系公元后第二或第三世纪之物。明思（M．E．Minns）曾图示斯奇地安古民族之金牌一面，其图画中，有一执剑战士，其剑鞘上挂带之器，完全与中国玉璐璑同形。此种剑饰之传播路线若何，今尚未能确指。

四、周代铸剑艺术之特彩

商代所铸青铜容器，精美绝伦，合金成分之佳，雕镂之巧，镶嵌绿松石细致，超绝一时，虽周代无以过之。唯青铜兵器之铸造淬炼，及其相关之艺术，则以周代作品为最佳，在各种兵器中，尤以剑为最佳，其冶铸之科学，及刃上所显花纹之艺术，颇有研究价值焉。兹分为内质合金成分，与外镀技术，及天然花纹刃三项言之。

（一）周剑内质之合金成分 青铜为天然红铜与锡之合金，在商代已有极佳之铸作品，周代合金，尤其是剑之合金，成分较为复杂，配合当更为优美。《考工记》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剑当包括于所谓大刃之内，仅谓铜二分，锡一分，未免记载过于简陋，且此之所谓锡，系包括锡与铅两种原质而言也。

本世纪以来，中外人士化验周兵者颇多，但未及剑，其故甚为简单，即不忍舍弃其难得之宝剑以供切割化验耳。但剑之成分，虽必较优较细于他器，然亦可于他器之化验结果中识其大凡。如一九二九年越南河内矿质化验所，曾将中国周代空头铜斧，加以化验，其结果如下 ：

天然铜 百分之五十五点二

铅 百分之十七点三

锡 百分之十五点三

铁 百分之四点四

银 百分之〇点〇一二

金 痕迹

一九三〇年，法国国立矿学校长兼全国矿务总监督帅诺（Chesneau）曾化验周代铜戈，所得结果如下 ：

锡 十六点四四

铜 八十二点三二

铅 〇点一五

铁 〇点四三

锌 〇点二〇

锰 微弱之痕迹

镍 痕迹

砒 极微弱之痕迹

一九三五年，日人梅原末治将日本专家化验殷周戈矛之结果，披露于其所著之《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中，所示化验之器，有矛二戈四，其中第二号戈及第四号矛，均系明器，即古人殉葬之兵器，故锡之成分较少，而铅之成分较多。其第五号戈，恐系雕戈，近于明器之类，锡之成分亦较少。其一二三等号，则系实用之兵器，成分之配合极佳。其分析结果总表如下 ：

日本专家化验周代铜兵之结果

据上表观之，明器不计外，凡周代实用之兵器，其内质成分，除主要之铜锡外，并含有铅、铁、镍、砒素、锑、硫黄等质，可谓应有尽有，与数百年后或千年后，伊斯兰文化诸民族所铸世界无敌之花纹名刃所含之各种原质相同，是岂偶然欤？且就上例二种结果观之，尚有金、银、锌、锰等原质在内，锌、锰有加强刃力，而使之柔能克刚、坚而不脆之效用，与锑及砒素以及硫黄混合一体，能使刃质刚柔相济，不但具有斩钉截铁之功用，可以一触而削损敌刃，且能耐久经用，历久不损坏不腐锈焉。金银则为增加刃上光彩之用，亦有防锈之功，从前日本名手所铸之良刃，其刃面有亮光花纹者，外人迄不知其奥妙之所在，直至本世纪开始，始悉系以银质少许，渗入铁中铸炼以成者，周人冶金术之深造，或亦有此？俟有化验战国名剑之结果，当可证实之。《考工记》对于周人冶金观气（火焰）之术，略有记载，虽摭拾不详，难得玄妙，亦可见周人铸炼知识之精深。其辞曰：“凡铸金之状，金（铜及他金类）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此即后人所谓炉火纯青之功候是也。近世冶金学望气之术，当亦同此而加精进，孰知我先民早于两千年前已深知而力行之矣。

（二）周剑外镀之技术 外镀之术不始于周代，商殷人似已知之。唯是商殷兵器外镀厚，且有内红铜而外镀厚锡一层者。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所见商殷时代之虎面铜盔数具，其中完整之一具，内部红铜尚好，外面一层厚锡，镀法精美，光耀如新，且闪灼有白光，恐尚含有锌镍等质（第三十八图）。周代铜兵，尤其是铜剑，内质合金之配合愈巧，铸炼愈精，故其外镀甚薄而坚，非有心人不易窥见，即专家化验时，亦往往忽略此点。须知周剑之所以能居土中数千年而不锈腐者，固因铜锡等质合金之美，盖亦外面镀锡防锈防腐之功也。法国考古学家卫松（Andre Vayson de Pradenne）曾化验周戈等兵器，而有下列按语 ：“中国古代，已有外镀，殊可钦异！且其外镀，不仅为美观避锈起见，又有保护兵器本身之功能，加大战斗之威力及兵器之价值焉。扩言之，中国古代铜器铸术之高尚程度，非斯时任何他处之所能及。且中国铜兵时代极早，足与西方地中海东区者相比，或且过之。外镀之术，实足以超越斯世，而使吾人之研究铜器文化者，不能不注意远东，且以主要地位许中国也。从前罗马文学家卜理来（Pline）氏，曾谓罗马之精良铜兵，悉取求于中国 ，现法国教授费昂（F．Ferrand）氏亦有此说 ，吾人可以置信矣。”读此可见周剑外镀之技能，实可以超越古今中外矣。昔程瑶田氏说周铜剑之外皮颜色曰：“其绿若瓜肤也，其红若楂皮也，其蓝若翡翠之羽也。三物驳布以为之章，有章有质，有质斯苍，水银徑之，乃生剑光。” 即上方化验表所列各种内质分子所发之光也。程氏为民国以前有数之考古专家，求学务实，虽缺乏化学知识，然能看出“三物”化合以为章，有章有质斯苍；又能看出外镀之术，而释之曰：“水银徑之，乃生剑光。”亦属可贵。上一表中本有金银之遗迹，或者周人镀剑，不止用锡，且或有用金、银及水银者矣。

（三）周剑刃上天然花纹之超代艺术 余幼年即喜抚摩家藏周剑，每觉刃上有异光若花纹然，心窃异之。及读《吴越春秋》及《魏都赋》，乃知古剑有“龟文漫理”，又有“龙藻虹波”，知非附会之词，必指余所见觉之异光花纹而云然。嗣读越人袁康所著之《越绝书》，愈觉吾所信之非虚，异光花纹，非偶然之现象，乃周代或战国铸剑者发明创制之惊人艺术。此所以干将、莫邪、巨阙、纯钧、湛卢、胜邪、鱼肠等铜剑，成为千古知名之宝物，而龙渊、泰阿、工布等铁剑之盛名，亦永垂不朽也。

《越绝书》卷第十一《外传记宝剑第十三》曰：“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先取巨阙，曰：“穿铜釜，绝铁璒，胥中决如粢米。”继取纯钧，薛烛对曰：“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鈲，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又曰：“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庐 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嗣命炙鱼者刺王僚，即鱼肠剑也。观于此文，所谓“如芙蓉始出，如列星之行，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者，即指刃上之异光花纹而言也。

再观战国铁剑。《越绝书》同卷载楚王命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及干将，使之作铁剑。欧冶子及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大悦，问曰：“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对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鈲，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鈲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亦均指刃上之花纹而言也。所谓“鈲”，与薛烛之所谓“鈲”同，即刃上碎锦式花纹之谓也。

于此有一难题，即周剑之花纹，系平体乎？抑系凸体乎？换言之，即其花纹刃系平面乎？抑糙面乎？平面则可看而不可触，糙面则年久亦易看出，且可触及摸着而拓出也。

余既知周剑之佳者，铜剑铁剑之刃上，皆有天然精美之花纹，爰尽心力以求一见此种古代宝物，奈何游踪遍及南北诸省，迄未获如愿以偿，由幼年而壮年，由壮年而华颠，终未见及一花纹刃，心滋戚而志仍不衰。迨十余年前三度游欧，复孜孜研究亚洲其他民族之古兵器，尤致力于世界驰名之伊斯兰文化诸民族与马来民族及日本民族之名贵刀剑，结果乃获得花纹刃之奥妙，而庆向所信之非虚。

伊斯兰文化诸民族（包括古匈奴、突厥、回纥等族，及今波斯、印度、阿富汗、土耳其、阿拉伯及俄国民族中之一部分）之天然花纹刃，铸造至为精巧，历千百年而其钢不锈不腐化。其钢及其刃，均名为打磨（Damas，Damascus），因其出产最富之城名而得名也。十余年前，瑞士冶金学教授磋概，曾由瑞士收藏亚洲古兵专家毛瑟（Henri Moser）惠赠所藏伊斯兰名刀花纹刃六具，作为试验之用。试验结果，认为此种花纹刃，具有甚大之威力，非他刃之所能敌。其刃上天然花纹，系由内心发出，并非表面作品，故历久如新。至于花纹之种类至繁，变幻多端，各刃各样；其最贵重者，名为梯形花纹，黑花纹，珠簇花纹，及流泉屏障花纹。此第四十一图版所示者，即流泉屏障形花纹刃也。其刃乌色，其花作银白色，深入刃内，年久摩擦不变。此非《越绝书》之所谓“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文若流水不绝”者乎？据磋概教授化验之结果，此花纹刃之内质配合如下：

碳素（C） 一点六七七

硅素（Si）〇点〇一五

锰（Mn）〇点〇五六

硫黄（S）〇点〇〇七

磷（P）〇点〇八六

此所图示之刃中之磷质较少，其他刃中之磷质，则有多至〇点二五二者，硅素亦有多至〇点三二者。至于各刃试验曲力（曲而不折）之结果，则每一立方公分，可受九十四公斤至三百六十一公斤之重而不折。各刃试验硬度（受砍不凹）之结果一一，每平面公厘可受碰力自百九十三公斤至三百四十七公斤之重而不稍凹损。其威力之大，虽现代科学名刃不及也。而其最大之优点，尤在其刃边有暗形锯齿，系刃内各质凝合之奇异效果是故其他民族之良刃一，，与接触，辄被削断割裂焉。

此种伊斯兰花纹刃，系平面花纹，即扪之无垠，可视及而不能触及，可摄影而不能拓摹者也。今再言马来民族之糙面花纹刃，即可以触觉并可拓摹者。马来民族，昔时人人均腰插短剑，其名为克力士（Kris），几于全系花纹刃，名之为八魔刃（Pamor），八魔者马来语陨铁之谓，又其地名也。据云古时马来群岛无铁，故以陨铁制剑，嗣后始由华人贩铁前往云。

马来糙面花纹刃，亦世界驰名，各国博物馆及收藏家奉为珙璧之良刃也 。其花纹之富，多至数百种，迥非伊斯兰花纹刃之所能冀及。其铸造之精深秘密，从不外泄，仅知马来铸刃师，从前尊为国师，世食采地，一刃有铸至数年，入火至数百次始淬炼成功者，可见其术之深矣。第四十二图版所示者，不过寥寥五刃，对于马来刃之天然花纹，诚不免挂一漏万。然即此五剑，观其大体，举一反三，岂非《越绝书》中之所谓“捽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又如登高山，临深渊，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者乎？

更观日本花纹刃。日本铸刃之术，唐以后始渐渐驰名于世，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其考古学家谓日本初期刀剑，来自周朝，嗣后则自马来群岛及西藏输入，有多数出土实物为证。余意日本铸刃术，或亦曾受伊斯兰名刃之影响，故日本花纹系平面阴文，如伊斯兰刃，而非如马来花纹刃之凸面或糙面阳文也。日本花纹刃不少，其国人珍若珙璧，深藏而未肯轻易示人，第三十四图之日本花纹刃，出自日本名家之手，系采自英人斯密士（W．Harding Smith）之藏器中者。执此一刃以观，亦觉袁康所述《越绝书》中薛烛及风胡子二氏之言，不吾欺也。唯日本花纹刃，常因渗合银质而生出其亮光，故不如伊斯兰花纹刃之坚深耐久，故须加意保持，始能长存，至其花纹之变化，亦远不如马来花纹刃也。

一九二七年著者四度返国以来，继续竭力搜求周代及春秋、战国之花纹刃，虚心访问，几遍于全国，忽忽十易寒暑，仍无所获。迨至一九三六年，闻燕大教授容庚获越王剑二柄，急驰书请摄一影或拓摹刃面，以资参考，惜乎容庚教授已转其器于他人之手矣。又迟一年一，九三七年春，始由好古友人范兆昌恒斋自北平寄来购自琉璃厂某书肆之清吴大澂愙斋所藏之鱼肠剑拓本一纸，细视之真乃周代糙面花纹刃也。虽拓本不清，然其如星如石如珠之花纹，尚约略可辨（第四十三图版）。吴氏自注曰：“《梦溪笔谈》：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纹。”是即指刃上花纹而言，拓本谅必无讹，但迄未能查知此剑今属谁氏，不克一见其物耳。此刃花纹之形，又密错如鱼肠，或即鱼肠剑命名之意义乎？未几，驻在瑞典老友王公使景岐，又惠寄瑞典京城远东博物馆所藏中国古铜剑影片多帧。其中六剑，均系糙面天然花纹刃，花纹较吴剑尤为清晰，唯不作鱼肠形，而作“芙蓉、列星，及琐石、焕冰”形，宛然薛烛及风胡子之所说者也（第四十四图版）。其第四及第五两剑较古，近于矛形剑，有如陈抱之所藏之夏匕首形，其刃上之花纹一，则缘边而起一，则遍于全体而凸刻一兽一，，曲腕张手及一异物形（第四十四图版五a及五b号）。此二刃之花纹，似非糙体而系平面者，但余未见其器，未敢断定，仅信周代花纹刃必有平面者耳。

吴愙斋之鱼肠剑，为周代甲种剑（详上分类一段），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周代花纹剑，其第一号为甲种剑，第二号为乙种剑，第四号及第五号为丁种剑。第六号（即第三十一图第一号）则为冠首剑。形式种类既然如此不同，则周代花纹剑铸造及使用之时期及区域范围，必然甚长久而甚广大，土中堙埋之宝器，尚不知凡几也。且春秋、战国铸剑艺术，以南方为高尚，铸剑名手，多产于南方，所谓越之欧冶子、吴之干将，袁康仅述及此二人而已，此外良师名剑应尚多，将来公家发掘工作，能由北方而扩至南方，则花纹剑之出土者，固可濯目而俟也。

叁 周代及春秋、战国射远器

中国古吴越文化期之民族，在甚早时期，似已知制造弓矢及弋弩等器。今人徐中舒氏，著《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一文 ，根据古代象形文字及壁画，断定弋射与弩，起于东亚，在中国为史前之物，商殷以前即有之。其结论谓：“安特生于其《中华远古之文化》及《甘肃考古记》两文中，以戈鬲（或鼎）及粟鉴为起于东方之物。最古之弋射与弩，虽无遗物留存于今，然据甲骨文之象形字言之，殷代确已有矰缴之弩之存在。是殷商或其以前，东方所特有者，戈鬲粟鉴之外，又当有矰缴与弩。……上文据弹及弋射之缴断定最初用弩者，当为居住黄河流域之华族，此说之当否，姑不必论，但观使用弩之区域，遍于亚洲之东南，而漠北则绝无此种影响，此种分布状况，必非有史以后之事。……从而殷商以前之文化，必受有若干南方文化之影响，其消息不难于此中求之。……如于之象弩，柲之为檠榜，弩砮簵路之名称，钩彀彉鞟之意义，弩之原起与弋射衰歇之故，及古蹶张之用腰引……不失为有理解之假设。”吾人对于商殷以前文化受有南方文化影响之说，深表同情，此又不独弋射与弩为然矣。此外尚有一器，吾人信为南方民族之遗物，即长短标枪是也。短标枪即长杆之箭，其始必用石刃首，略如石镞，商殷时尚用之，但出土物均被视同箭镞耳。周代投壶之风特盛，即练习标枪之一种技术。第四十五图版第五、六、七、八四号长茎铜镞，或即周代之短标枪，故标枪实为自古以迄周代射远器之一种也。

周代去殷不远，其兵车弓矢之制，尚大同而小异。其车士骑士及步卒，想均曾用短标枪为射远或掷远器也。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之弓矢及战车，据一九三六年教育部在南京所开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中所陈列之影片图案等物言之，玉矢及铜矢甚多。殷墟出土之铜矢数目虽众，但均系同式，均系带刺倒须式，中有脊而脊下接茎（第三十五图），李济以为系从骨镞演化出来的，恰为骨矢类之丁种 （殷墟出土之镞，尚有石制蚌制及骨制三种，以骨镞为最多）。后来李济又以为有受外来影响之可能 。余意以为此类矛形矢镞，系脱胎于矛头。矛为长刺兵之最古者，在用铜之前，必已用蚌用贝用骨用石为尖头以刺人，有如兽之以角刺人者，不必受有外来影响始然也。安长柄以刺者为矛，安半长之柄以投掷者为标枪，安短柄以射者为箭，古代南方人之矛头及标枪首与箭镞，其大小几于不可分别。即如马来土人距今未久所用之矛及标枪，其锐首常具箭镞形，与镞同其大小，杀人亦无殊也。至于殷铜镞系沿用后来南方民族之矛头或标枪首之形，绝非西北方传来之器也。因以矛头或标枪首为式，故镞皆同式，盖无足异。迨至春秋、战国之际，制镞者已各国异其形，各地异其状，虽聚千百镞于一箧，而视其长短及形状，盖无一相同者，较之殷代，岂非大异。然细观其体制，仍不出中轴制及三棱（角）制之范围，仍与矛头或标枪首同制，所谓百变不离其宗，难逃本来面目也。

关于周代弓矢及弩，载籍所示吾人者不少。如《穀梁传》定公八年冬：“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注，武王征伐之弓。”《大戴礼》曰：“武王弓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此铭如非汉人拟作，是殷末周初之时，已有弓铭矣。《周礼·夏官》曰：“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箙。及其颁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夹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鸟兽者；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使者劳者，其矢箙皆从其弓。凡弩：夹庾利攻守；唐大利车战野战。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诸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诸弋射；恒矢瘅矢，用诸散射（八矢弓弩各有四，在上者属弓，在下者属弩）。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勾者谓之弊弓。注，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缮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诏王射，赞王弓矢之事。槁人，中士四人……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冬官》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即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凡析干，射远者用势，射深者用直。……角欲青白而丰末……胶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漆欲测，丝欲沈。……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春被弦……角三液而干再液。……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夹庾之属，利射侯与弋。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覆之而角至，谓之勾弓；覆之而干至，谓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矢人为矢，锻矢参分，茀矢（杀矢）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杀矢七分（当为茀矢），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笴读为槁），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比谓括也），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凡相笴，欲生而抟，同抟欲重，同重节欲疏，同疏欲穿。冶氏为杀矢，刃长寸，围寸，铤十之。注，杀矢用诸田猎。”《秋官》曰：“庭氏……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春官》曰：“大司乐……诏诸侯以弓矢舞。”《冬官考工记》曰：“弓人为弓……材美工巧为之时，谓之参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谓之九和。九和之弓，角与干权，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余，下工以不足。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又曰：“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又《诗》曰：“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也。注，朱弓也。赐彤弓一，则赐彤矢百，璓弓矢千，诸侯然后专征伐。”《书》曰：平王赐晋文侯“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注，彤赤，卢黑也。《左传》昭公十五年：“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按鏚钺秬长兵也，鬯短兵匕首也，虎贲虎头铜盔也。《博物志》曰：“徐偃王得朱弓赤矢之瑞。”即彤弓彤矢也。周代又有楛矢，东北方民族之矢也。其长尺有八寸。《国语》曰：“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蛮，使各以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肃慎贡楛矢石砮（石镞），其长尺有咫。”此楛矢非但周代有之，且流传甚为久远。如《魏志》曰：“挹娄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青龙四年五月丁巳献楛矢（《晋书》，挹娄有山出石，其利入铁）。景元三年四月，辽东言肃慎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注，越国名，棘戟也，《春秋传》，子都拔棘。”此则南方之兵器也。《左传》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仆姑，矢名也。曰金者矢镞之饰金者，周矢盖有饰金者矣，盖已非专指铜而言也（日本数百年前以至千年前古矢之美者，常饰金花。系以金叶金丝，锤嵌入铁镞之凹槽中者。纽约中央博物馆藏有多具）。《说苑》曰：“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此亦南方之弓也。《战国策》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注，韩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种之弩。”《吴越春秋》曰：“越王令安广之人，佩石碣之矢，张卢生之弩。”《左传》昭公七年：“夏四月，楚子享公于新台，好以大曲。注，大曲弓名。”《周礼》曰：“五射参连。”《六韬》：“陷坚阵，败强敌以大黄参连弩，飞凫电景矢。”注，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景，青茎赤羽，以铜为首。此为周代业已用铁镞之一证。

统观以上所述较可凭信之记载，周代弓弩弋射之制甚繁而富，弓矢之种类亦多，制造之术，亦精而密，较之殷代，想有过之。殷代短兵不精，镞形亦简单，铜矢现只发现一种，与矛头及标枪首同制。周代长兵则重用戈戟矛三器，至战国时，尤以戟矛为最，短兵亦精进，如春秋、战国之名剑，几可雄视一世。射远器尤为进化，精锐无敌，弓之制既繁，矢则铜铁并用。专就铜矢而论，其形式更有多种变化，至今出土物之保存较好者，其锐利或有割刺如新者。至于铜镞之用铁茎或长形铁尾者，亦周矢之一种，出土者颇多。《周礼》对于周代长短兵器，叙述均甚简单，更不及制造之术；独于弓矢弋弩一端，记载綦详，名类既多，物体各异，制造方法，尤多所敷陈指示，几可如法炮制。此固因铸戈铸剑之术深，至汉已失其传，非补作《冬官考工记》者之所能臆造，乃付阙如，然亦可见周人崇尚弋射，推重射远之战，故其射远器之改良进化，精益求精，远超前代。同时吾人可见周代战术之精进，其作战也，似先用兵车及弓手，发矢射远至千百矢之多（或者继掷标枪，如投壶然），然后始以其犀利之长兵，冲锋陷阵，最后乃以周代特彩之名剑杀敌，继之以匕首。与今世新式战术暗合，此又周代技术超越之一证也。（北方诸省，发掘至战国地层时，常同时同处发现铜镞至千百具之多，俯拾即是，或有深入尸骨中者，战士遗骸累累，白骨盈坎，均当年中镞阵亡之冲锋战卒也。可以证明周人作战，先用长时间之射远杀敌，趋重用巧而不专重用力矣。至于弓弩及箭杆，则早已腐化土中，除玉及铜铁之外，盖无实物可见，前人虽有图示其形者，亦未敢转示读者也。）民国以前之学者，有研究周矢而可资借鉴者，允推清歙县程瑶田氏，然程氏仅囿于《考工记》“矢人为矢”一端，而未及《周礼》以外之弓矢，如上方所述诸般器物耳。按《夏官》司弓矢，职掌八矢之法，有枉矢、絜矢、杀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瘅矢。郑注，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杀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瘅矢，弩所用也。枉絜二者，前于重，后微轻，行疾也。杀鍭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远也。矰茀二者，前于重，又微轻，行不低也。恒瘅二者，前后订，其行平也。又云，恒矢之属轩輖中，所谓志也。程瑶田曰：“《尔雅》，金镞翦羽，谓之镞骨，镞不翦羽，谓之志。然则八矢中唯六矢用金镞。故《考工记》矢人职所举五矢，仅三等，不举恒矢之属，以轩輖中者，用骨镞不用金镞也。是故矢人之言鍭矢茀矢也（注，茀当为杀），曰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即《夏官》注所谓前尤重也。其言兵矢田矢也，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后，即《夏官》所谓前于重，后微轻者也。其言杀矢也，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后，即《夏官》注所谓前于重又微轻者也。其在《冶氏》曰，为杀矢，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戴东原以垸为锾。锾读如丸，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矢人之言刃也，其辞同，不专言杀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订之而平者，前后殊所有，故在金镞有轻重。则《记》所云刃之度法，与权刃之数，宜如《冶氏》专指杀矢言也。又《考工记》云，以笴之厚为之羽深。注，谓厚之数未闻，然刃围寸者刃本之围也。刃之本即笴之末，循其所閷之末而渐丰之。至于所閷之始，所谓参分其长而閷其一也。准之而为笴末之閷围，则亦参分其围，閷其一而已矣。閷围寸，则不閷者围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围寸，似无三等之差矣。围寸无差，而三等之差，实由金镞。岂所谓铤十之，重三垸者，唯杀矢之属为然。故《冶氏》专言杀矢，良有以欤？其他二等，则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轻，准订平处试之，从可知其数欤？五分其长，而羽其一，参分其羽，以设其刃，羽六寸，刃二寸也。曰刃长寸者，注以《记》脱二字。戴东原补注云，矢匕中博，刃长寸，自博处至锋也。余见古矢镞不为匕，丰本锐末，自其半而渐杀之。然则二寸者，刃之通长，言刃长寸者，戴氏由今匕以通其义，余见古镞，而知其形，盖言其半之发于硎者耳。水之以辨其阴阳，注云，阴沉而阳浮。疏云，就其浮沉刻记之。夹其阴阳以设其比，注云，弓矢比在槁两旁，弩矢比在上下。余谓夹其阴阳者，如弓矢，既辨其沉而在下者为阴，浮而在上者为阳，而刻记之矣。乃夹其两旁而设比，是为夹其阴阳。若弩矢，则夹其上下设之，令阴阳不欹侧，亦为夹其阴阳也。夹其比以设其羽者，羽有四，先设其两，其比夹在两旁者，先设其上下，夹其上下者，先设其两旁，均之为夹其比也。两羽既设，复又夹两羽而更设两羽，则四羽与比适相当。（据注，设羽于四角，盖古羽四。若今羽三，则设一羽，当其阴阳，如鱼之鳍。而羽分设其下，成三觚，亦与阴阳不相舛错。）比与阴阳不相戾，然后以比关弦，而阴阳恒居上下，发而赴的，不嫌游掉，虽有疾风，何惮之有哉。虽然，笴之强弱，不可以弗讲也。前弱后强，后弱前强，与前后强弱同而中或偏强弱，则俯翔纡扬之病生。俯者前低，翔者前高，纡者中曲而不直，扬者前后轻而不定，故必挠之以眡其鸿杀，称则四病除矣。虽然，羽之丰杀，又不可以不讲也。丰则迟，杀则趮，《说文》：趮，疾也，对迟言，宜从《说文》（注，趮旁掉也）。今人试矢，以左手指搹而围之，藏矢其中，复以右手两指夹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观其迟趮之宜。注言，今人以指夹矢儛卫，卫即羽也。《仪礼·既夕礼》云，翭矢短卫。疏言，羽所以防卫其矢，不使不调，故名羽为卫，是也。《记》曰，夹而摇之，以眡其丰杀之节，丰杀得其节，则迟趮之病亦除矣。相笴欲生而搏，注云，生谓无瑕蠹，余谓生如汉志冷纶取竹之解，谷而其窍，厚均之生。晋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圜。且生字直贯下四者，搏重疏穿，皆生而自然者也。”

程氏对于周矢笴羽之研究殊属允当，其所示三图形可资凭信（第三十六图）。唯所谓“刃通长二寸”，当然系指普通官镞而言。周初袭殷之中轴矛形镞唯一形制，或者确有“通长”可言。迨至春秋、战国之时，则铜镞之形式，即较为庞杂，而长短又多不齐一，国别不同，范模自不尽同也。试观下列第三十七图及第四十五图版等铜镞，盖无一同其大小长短者。其中尾之较长者，则系铜刃而安铁尾者，大概铁不滑而易锈，便于黏合牢固，故用以为尾，此为铜镞化为铁镞之第一阶段。然并非由于铜镞不如铁镞，乃因铁价较廉，铁镞易制，铁茎又易锈嵌于笴中而粘固不滑，镞本一去不返之物，非刀剑之比，无保久之必要，自战国以后，秦汉之初，铜镞即绝迹矣。至于其他铜兵，则延至唐代尚有之焉。春秋、战国铜镞之形体大小长短，各镞各异者，一则因国数众多，各国各地各诸侯王，所用所尚之镞制不同，二则因各处手工不同，甚至一城之内，制镞者各异其形，用镞者既不求统一，制镞者亦任其徒工随铜块之大小长短而为之矣。然其大体亦可判分为两类，即中轴镞与三角镞，盖与矛头同时演进者也。至于《金石索》之叉头镞（第三十七图第一、二、三号），及我国东北南部出土之锚形镞（第四十五图版第四号），则系变体而非常形，或为南人北人标枪首之一种乎？

肆 周代及春秋、战国防御武器

中国战争之防御器，或卫身器，即甲胄铠盾之类，在古代应已有之，唯殊鲜实物可见。川滇山中之彝族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支，其所制皮盔皮甲，据四川华西协合大学所藏及近年私人与公家调查所获之实物观之，极为坚固精美，形式亦文而不野，威而不蛮，是中国南方民族早期文化之遗制（图见下章边疆各族武器一节中），尚可借为古代防御武器之例证。

发掘之事，现既止于商代，现所见最早之防御器，系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之铜盔及铜面具，至于皮胄皮甲皮靴皮盾及藤盾等器，想大多数已腐化于土中矣。殷代铜盔之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者，著者曾欲摄影问世而未果，唯以匆促数分钟间手描其中较为完整一具之草图列下（第三十八图）。此盔里面底质，系粗糙之天然红铜，并未腐锈，外面则镀有厚锡一层，光泽如新，且夹有白光，恐除铅锌等质外，或尚加有镍质在内。镍为现代各种工业外镀最要之品，上世纪中叶欧美人始发明而利用之。若殷盔及殷兵外镀中果已有镍，则中国工业艺术进步之早，于此可见一斑，余曾请当事人将殷盔碎片做一化验，以分析其所含原质，惜未克成为事实。此盔作饕餮文，为虎头形，并不高大，而恰合今人之首，想当时盔上尚有饰品如羽翎之类。然即此以冠之，已觉光辉夺目，威武逼人，虎虎有生气。岂周代虎贲之士，即由袭戴殷虎盔而得名欤？

周代甲胄铠盾之盛，不亚于殷代，而华美过之；周代防御武器或卫体武器之见于载籍者，已较殷代为易觅。如《周礼·夏官》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注，甲，今之铠也。”（司甲之官，列于五兵之首，其用博矣。）又“司兵”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是周盾有五种也。疏曰：“古用皮谓之甲。”《考工记》曰：“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燕近强秦，习作甲胄）。……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注，削革里肉，但取其表，合以为甲。”属谓上旅下旅札续之数。革坚者札长者又支久。“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左传》昭公十五年：“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注，阙巩国所出铠。”于兹可见周代战争时甲之关系重要，而制甲术之精进矣。《荀子》曰：“武王定三革，偃五兵。注，三革犀兕牛也。”此为周初之甲依兽皮而分为三种也。《乐记》曰：“武王克商，散马牛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诗·小戎》：“虎璔镂膺。”疏：“弓则有虎皮之韬。”是则商末周初，尚用虎皮承兵也。证之殷代虎盔，可见商周时之尚虎矣。《周礼·夏官·司兵》曰：“司兵，中士四人……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注，五盾，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正义音释》曰：“有朱干中干及橹，闻其三者，其二者未闻。五兵司农所云是也。”（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夏官·司戈盾》：“下士二人……掌戈盾之物而颁之，祭祀授旅贲殳，故士戈盾（旅贲士执戈盾。齐侯以两千戈逆子钊）。授舞者兵亦如之。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之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注，藩盾可以藩卫者，如今扶苏。《月令》曰：“季秋习五戎。注，弓矢、殳、矛、戈、戟。”《穀梁传》曰：“五兵。注，矛、戟、钺、盾、弓矢。”此则以盾列入五兵之内矣，恐有误。因盾为手执以遮挡敌人兵器之防御器而不能杀人，非兵也。《诗正义》曰：“干戈皆盾别名。”此亦有误，干为手执以自卫之盾，其古字原为象形之意，戈则非也。《易·离》为甲胄。《释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御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铠，皆坚重之名也。”《说文》曰：“首铠谓之兜鍪，亦曰胄；臂铠谓之釬；颈铠谓之铔锻。”胸铠腿铠未言及。但据《书正义》《经典》，皆言甲胄自秦以来，始有铠及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汉以来始用铁。是则周盔未必称兜鍪，唯皮与铁之间，尚有用铜之时期甚长，其名称尚待考证耳。

春秋、战国之时，制兵之术愈精，且竞尚华美，防御武器亦然。如《费誓》曰：“善敹乃甲胄，璕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胄为盔，甲为护身甲，干乃盾也。《鲁颂》曰：“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疏，以贝饰胄，其甲以朱绳缀之。”鲁地滨海，贝蚌易拾，故今山东掘出贝蚌镞独多。春秋、战国时鲁之贝胄，则尚无出土者，想赤线早腐化，贝存而散漫，发掘者亦不识为胄矣。《齐语》曰：“管子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可见周时尚武重兵之风）。桓公定三革，偃五刃。韦昭注，三革甲胄盾，五刃刀剑矛戟矢。《左传》，齐甲士三千人。”是则齐人之盔甲盾，均尚以革制之，犀为贵，鞼次之。以齐国一国，已有三千甲士之多，而实物乃竟罕见焉，革易腐也。《吴语》曰：“奉文犀之渠。注，盾也。”《吴都赋》曰：“扈带鲛凾，扶揄属镂，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吴钩越棘，纯钧湛卢，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淮。”《越语》曰：“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是其家有鹤膝，户有犀盾矣，何其盛欤！《越绝书》曰：“越王被旸夷之甲，拔勃卢之矛。”又曰：“越王勾践，作为策盾，秹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策盾秹镂金玉，作龙蛇行动状，何其美欤！《吴越春秋》曰：“越王被唐夷之甲，带布光之剑，杖屈卢之矛，以三百人为阵。”唐夷即旸夷，想系善制甲者之名称，或系大甲。《晋语》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宋城者讴，牛犀兕丹漆。”《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注，漆甲成组文，被练，练袍。”按漆为南方产物，故南方出土周兵，常有漆其柄者。剑亦然，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即藏有数柄。巴黎中国估商卢某，曾以战国漆剑一柄，送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伦敦所开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陈列，嗣又随中国古器返归南京古物展览会陈列。著者见此剑仅长尺许，柄及鞘均系乌红雕漆制，刻有花纹，甚织细轻小，想系匕首，就其漆而论之，当系闽越产物（闽省自一九三六年以来，已掘出石兵及他种石器不少，均新石器时代之物，故其文化未必在中南诸省之后也）。《荀子》曰：“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为金石。”言犀兕与鲛之革所制之甲，其坚如金石也。是以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之战士卫体器，均用革而不用铜，出土实物之所以稀少者由此。《礼论》曰：“寝兕持虎。”谓服兜革之甲而寝，持虎革之盾而斗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言上中下三甲，即肩甲胸甲腿甲，以三种革分制而成者，尚有头甲（盔）则非衣矣。《盐铁论》曰：“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犀轴兕甲。”轴者甲之中枢及机纽也，是一甲乃用犀兕两种革合制而为之者。《韩非子》曰：“赵简子围卫，犀盾犀橹，立于矢石之所及。”此言犀盾犀橹之坚，不畏弓矢弩石，故立其力所能贯及之近距离而无伤，因围敌而克之。以上均战具也，周代尚有朱干玉戚，则属于乐舞之器矣。体甲大都均能解易除，周代有衿甲，名为不解甲，想系内隐之衷甲。《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州绰射殖绰中肩，“乃弛弓而自后缚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皆衿甲面缚，坐于中军之鼓下。注，衿甲不解甲”。周之皮盔，亦称鞮鍪。《战国策》曰：“甲盾鞮鍪，铁幕革挟，檻芮，无不毕具。”关于周代制甲之法，《周礼·冬官·函人》曰：“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注，属读如灌注之注，谓上旅下旅札续之数也，革坚者札长。郑司农云，合甲，削革里肉，但取其表，合以为甲。”“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惌也。郑司农注，惌小孔貌。”“视其里，欲其易也。视其朕，欲其直也。郑司农注，朕谓革制。”“璖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璗也。视其钻空而惌，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璖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也。衣之无璗，则变也。注，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郑司农云，更，善也。变，随人身便利。”关于锻甲之法，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之时，研究甚精，工作极细，且各国钩心斗角，出奇争胜，锻术极有可观。《史记·主父偃传》曰：“今天下锻甲砥剑……未见休时。”可见其盛况矣。

综上诸说观之，周代盔甲，大概革制者居多，铜制者极少。商末周初时，即已如此。《战国策》曰：“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素甲想非铜甲，直至晚周《考工记》时代，仍未见有铜甲之记载。《考工记》仅言函人制革甲，不及铜质，而其所记金分六齐之说，又仅言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等器，未及铠甲。是以周代铜兵之出土者，铠甲阙如，岂偶然哉？其时亚洲西部、非洲及欧洲强国，如腓尼基、埃及、希腊等强大民族，均皆风尚铜盔甲，如谓周铜剑等青铜器，曾受有外族影响，甚至有主张由西北传来者，则铜盔铜甲何以独不然乎？于以知中国文化，自远古以至周代，均系本民族固有之文化，并未受有外来影响也。

近年发掘事业日盛，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之防御武器，渐有实物出土，可资吾人之印证。如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之河南古迹研究会，曾于一九三二年春，在浚县掘得卫残墓二，同年秋清理卫残墓十一。一九三三年春第三次发掘，清理卫残墓二十一，同年秋第四次发掘，清理卫残墓五十一。先后所获卫国遗物甚多，曾于一九三五年在河南省会第二次展览会中，陈列其一部。其中属于防御武器者，计有下列诸种：

（一）西周革制假面具 此物名璘头，或作倛头，又名触圹，四具为一组，悬于墓中之四隅或四门，故尚未腐化。其面貌极为丑恶凶戾。甲骨文有 字，郭沫若释为倛，知此物殷代即有，不始于卫。《周礼》谓：“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想即指此假面具而言。虽非战器，然既执戈以击，容或类是。但曰熊皮，则又出乎犀兕鲛犊之外矣。

（二）革制戎衣 胸铠、腹铠、披膊等器均有，多带有凶恶状之饕餮文，以增其威武。

（三）花纹铜片数具 想系革胄革甲之饰护品。

（四）殉葬之革制甲胄 其数颇多，但以平埋土中，革质腐朽，全形殆不可见。其所存者，唯余札叶。后世铁札叶之形长方，周代铜札叶之形系正圆。出土时，多七片为一组，与《考工记》七属之说相合。其边有细穿，背有小梁，以备缀系，布纹革痕，犹有存者。中部上凸，所以增强抵御之力，其一出人顶，殆胄叶也。上二叶背铸“卫”字，为卫国遗物之确证，右一平叶极平，背有小纽，当非甲叶，或即镜鉴之前身，后世所谓护心镜欤？

卫墓中所见者止此。他处亦偶有出土之物，如近年安徽寿县曾掘出楚国革制甲胄残片，与楚国铜兵多件同出者，但残缺太甚，故安徽省立图书馆仅保存其铜兵而已。

周代铜盔铜甲，虽属罕见，余意必有。非但殷铜盔必尚存于周初，周代虎贲之士，容或冠殷之虎盔，抑且前人亦偶有记载及之。如袁桷《居庸关诗》曰：“石皮散青铜，云是旧战铠。”又汉人诗曰：“金甲耀日光。”皆指铜甲胄而言也。至于石皮云云，岂有石铠乎？梁简文帝《南郊颂序》曰：“石铠犀衣之士。”当有所据而云然。数年前日本学者中谷治宇二郎，曾于其所著之《日本石器时代提要》一书中，列有石冠之照片一件，云系日本磨制石器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其冠之形状，大略如第三十九图，录之以备参考。其冠磨制颇精，工作甚佳，恐非专恃石器而作者，或者系石铜器时期之遗物乎？冠之者当然必有其人，唯恐系酋长之仪品，而非战盔耳。

周代文化，既远播于四方，是以南部诸族之古物，亦可为中国古物之补证。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大理国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龟壳，坚厚与铁等，又连缀小片为披膊护项之属，制如中国铁甲，叶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间黄黑，漆作百花虫兽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极工妙。又以小白贝累累络甲缝及装兜鍪，疑犹传古贝胄朱綅遗制云”是也。《唐书·南蛮传》曰：“望苴蛮者，在兰苍江之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仄马、步铠、鞮鍪，皆插牛尾，驰突若神。”《释名》曰：“须盾本出于蜀，须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于羌也。……狭而长者曰步盾，步兵所持与刀相配者也。狭而短者曰孑盾，车上所持者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凡此以补上方所遗，而与此段开始所云相呼应耳。至于周代革质防御武器，腐化不可以图示，此段之所以无图也。但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南京《中央日报》，曾载有山东益都县发现周代鎏金盔一事，略谓：“山东益都县，古称青州，金改益都州，明称青州府，民国改称益都县。日前在县城西南山中，发现大批周代铜器，内有齐刀、周鼎、周剑、鬲、彝等大小三四十件，更有头盔一顶，系周代（？）将官之物，为鎏金质，为从来所未经发现者，已尽为日人购去。据多数考古学家云，他器常见，唯此鎏金盔，实属罕见云。”据此发现，如地层不乱，盔与鼎鬲同出，可证知周代不但有铜盔，且甚精美焉。唯报纸消息，究有多少可靠性，尚须再加考察。关于鎏金之制作，今人徐中舒氏曾曰：“西周以前之铜器皆厚重，深纹刻人，春秋、战国时之铜器，则变为圆整光泽之薄制，及细密轻浅之纹饰。鸟兽纹变为几何形，及车马狩猎凫鱼动作形。镶嵌饰则变为鋈金与金银错。此期兵器少斧斤，而多剑与戈矛，其上多有错金纹饰与篆刻，皆极精美。” 益都鎏金（包金）盔，或系属于此期之物欤？ E1yr/8Fc1huFFtfWVMIQ7FhfVacZWsIfVgpk81F+mAbczMSDqFDIl8tdjXRqd2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