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都拥有自身关于战争的理念，尽管每个国家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的特点，但是总有一部分是西欧各国都具备的。譬如，号角吹响时，动员战士全力以赴进行战斗的方式；战役失利时坚定战士信心；战死和投降者应有的稳定比率；对待俘虏者的一些行为准则，等等。以上种种在西欧国家的战争里都是可以被预见的，只因这些国家同归属于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当然，战争也包括在内。

而日本人就存在很大不同，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负义务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展开全面的研究，他们所有的举止可能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指出了很多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问题。至于那些与我们的理念不相符合的东西在军事上是不是很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去管它。

日本为此次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解的先决条件与美国的完全不同，日本用以衡量国际形势的标准也与我们迥异。美国把轴心国的侵略作为战争的原因，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个国家用侵略的行为非法地破坏了世界和平。被轴心国侵占的地方，无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或是波兰，都可以证明他们施行的是欺压弱小民族的恶劣方针。他们无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国际准则，或者最少也是侮辱了“门户开放”的国际规则。然而，日本人对战争的起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只要所有国家还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整个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日本必须为了等级秩序的创立而进行战斗。当然，这一等级秩序的主持人必须是日本，因为除了日本，没有其他国家诚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对“各得其所”的必要性也具有深刻的了解。日本统治者在国内完成了统一和和平，解决了战乱，建设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在日本的所有青少年中，99.5%都能接受到国立学校的教育。所以，它理应对“兄弟之邦”——中国伸出友谊之手。“大东亚”各国人种相同，日本应该做的是首先将美国、英国、俄国从这个区域里驱赶出去，以使之“各得其所”。所有的国就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样和谐统一的世界才能形成。在本书的下一章节里，我们将把这种在日本拥有非常高评价的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的深层含义作一讨论。这是日本民族亲自创建出来的，是最投其所好的想象。只是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所有被侵占的国家都没有用相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理想。即便是在战争失败以后，日本仍旧不觉得“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理想应该被从道德上谴责。此外，在所有日本俘虏中，就连最不喜欢战争的人，也几乎不去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持有的这一战略构想。在今后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定继承这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对等级思想的信仰和依赖。这一点与酷爱人人平等的美国人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我们却一定要了解等级制度对日本来说代表着什么，对于日本民族的凝聚有着怎样的作用。

对于战争的胜利，日本所凭借的支撑基础也跟美国的大众见解不相同。它宣扬日本必胜，精神必定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确实是个大国，拥有优越的军事力量，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一切都是很早就知道了的，我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日本人在他们国内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刊登了这样一段话：“假若我们惧怕数字，就不会发动战争。敌人的丰富能源并非由这次战争所创造。”

就算是在日本战役胜利的时候，日本大本营中的政客、军人们都会不断重申：“这次的战争并非是军事设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相信精神与美国人相信物质的较量。”在我们取得战役胜利的时候，他们仍旧不断地说：“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注定了物质力量会失败的结局。”这样的理念在塞班、硫磺岛战败时，不可置疑地成了更便捷的托词，尽管这并非是为失败而专门预备的托词。在日军享受战役胜利的数月中，它一直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并且早在珍珠港被成功偷袭之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在日本人人皆知的信仰。早在30年代，日本的前陆军大将、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荒木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就写道：日本的“历史使命”在于，“把皇道传播于四海之内，武装力量的差距不值得担忧，我们没什么需要恐惧物质力量的地方！”

当然，跟很多准备战争的国家相同，事实上他们也很担心。在20世纪30年代整整10年的时间中，日本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方面的比例迅速上升。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年，甚至有将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被用于陆海军的军事设备上，而关于民用的行政支出比例仅仅占到政府所有支出的17%。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别，并不是日本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而是战船和枪炮仅仅是永远存在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就如同武士的佩刀代表着其道德品质一样。

美国一直追求实力强大，而日本看重的则并非是物质资源。日本也会跟美国一样展开增产运动，可是日本的增产运动的基础却有着不同的先决条件。他们说，精神代表所有，是一直存在的；物质自然也是不能没有的，但那些是转瞬即逝的。日本的媒体也经常喊话说：“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没有永存于世的物质，这一点是永恒的真理。”对精神的信仰被原封不动地使用在战争的常规行动之中。他们的战争宣传小册子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并非是为这次战争而有意制定的，他们发放的军队手册在第一页上就用大字体印着“必读必胜”的字样。他们训练的驾驶员开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态度攻击我们的战舰，就是最典型的精神打败物质的案例。他们以“神风特攻队”为其命名——所谓的“神风”，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其战船遭遇飓风而毁灭，是这次“神风”帮日本免去一劫。

在民间，日本统治者甚至也施行精神大于物质资源这一信条。譬如，老百姓白天在工厂里勤苦劳作长达12小时，夜里又被不停的轰炸搞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会说：“肢体越是劳累，精神、毅力就越蓬勃”“人越是疲惫，就越能得到锻炼。”冬天老百姓待在防空洞里非常冷，日本体育广播便会要求大家做防寒体操，说这样的体操不仅可以取代供暖和棉被，而且还可以取代平常老百姓为了维持生命所需而又非常缺少的食物。他们说：“自然，可能有人会说，在目前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还做什么体操。这样的话是错误的。越是在食物缺乏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用别的办法来强壮我们的身体。”换句话说，一定要用更多耗费体力的办法来增加体力。对于体力，美国人一般是看昨天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饮食起居是否正常，再来推算有多少体力可供消耗；然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却完全不同，他们压根不会去考虑到什么体力产生的问题，觉得那属于物质主义。

战争时期的日本广播非常偏激，他们甚至会说在战场上“精神能够打败死亡”这样的超出生理现实的虚妄之谈。有一家广播电台曾经播放过一个飞行员英雄打败死亡的神话：

“日本的飞机在空战结束后以三四架一组的小编队形式飞回机场。在最先抵达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大尉。他从飞机上慢慢走下来，站在地面，拿起双筒望远镜看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自己部下的飞机，脸色非常苍白，但是却很镇定。在看到最后一架飞机安全着陆后，他写好报告，走向司令部。到了司令部以后，向司令官作了详细的报告。然而，汇报刚刚结束，他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慌忙跑上前去查看，发现他已经没有了气息。检查以后，发现躯体已经冰冷，在他的胸口上有一处致命的弹伤。一个刚刚去世的人，身体怎么会是冰冷的呢，然而大尉的身体却冷得像冰块一般。大尉肯定是早就去世了，是他不灭的精神支撑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正是已逝的大尉所拥有的强烈责任感支撑他创造出了如此的奇迹。”

当然，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报道和说法肯定会被视为一段可笑的谎言。但是，接受过此类教育的日本人对这样的广播却深信不疑。他们确信，日本的所有听众都不会觉得这是滑稽的谎言故事。首先他们会指明一点，就是这个广播说的这位大尉的英勇事迹是“一个如奇迹般的事实”。怎么会不能产生奇迹？灵魂也是可以被教育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文提到的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境界极高的隐士。既然日本人都相信“崇高的精神可以亘古不灭”，那为什么就不可以在一位把“责任”作为整个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驻足一段时间呢？日本人确信，经历非同寻常的修炼，就能让一个人的精神到达至高境界，而大尉学会了，并且达到了这种境界。

身为美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这一连串极端行径，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把它看作穷困、未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愚昧者的可笑幻想。倘若我们真的这样去看待，我们想在战争时期或平时对付日本人就更难。我们必须意识到，经过一定的信念训练和强化，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经灌注到日本人心中，坚不可摧。这些信念绝对不仅仅是怪癖。只有对这些加以了解，美国人才能够理解日本人在战争失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试图用‘竹枪’来保住阵地是妄想”这些语言背后的真正意义。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们这段自白的意义，也就是在战争中、在工厂里，通过与美国人的精神相互较量，日本人发现自己的精神力量是不足的。正如他们在战争失败后说的，在战争中，他们“凭借的完全是主观意识”。

在战争进行期间日本人对所有事情的说法（不仅仅是有关等级制和精神力量战胜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他们所谈论的安全、士气等仅仅是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遭遇怎样的失败，城市的空袭也好，塞班岛的战败也好，菲律宾失守也好，统治者对日本老百姓给出的宣传总是：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大家无需担心。广播仍然在不断地夸大宣传，明显是希望日本人一直相信，他们仍旧生活在一个什么都能掌握的世界里。他们觉得这样做能让老百姓安静下来。“美军控制了基什加岛（Kiska），使日本本土处在美军轰炸圈之中，但是我们对这些早已有了预测，并且已经做出必要的准备”；“敌人必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环绕战术向我们发起进攻。对于这些，早在我们制定计划之时，就考虑好了。”日本所有的战俘，包括那些期望日本尽快结束这场必败战争的俘虏也觉得，轰炸本身是无法毁灭本土日本人士气的，“因为对这一切他们很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展开对日本市区的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仍旧在广播中说：“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空不停地盘旋着。但是，我们作为飞机制造者一直料想到这类事情必将到来，并且我们对此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所有的事都在掌控之中，都已经筹备好了，不会有一点疏漏。只有坚持这样的信念，日本人才可以继续大肆宣扬——我们一直占据主动，敌人是被我们操控的。“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是被动地受到了攻击，而应看作是我们主动地把敌军引诱到身边来的。”“敌人，你想来就来吧。”他们断然不会说“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到来了，我们热烈欢迎它”。日本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机运分两种，一种是不期而遇的，另一种是自己争取的。在境况艰难之时，就需要自己动手去创造机运。”此外，根据电台报道，在美军攻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悠然自得地说：“敌人现在已经落入我怀中了……”“敌军占领仁牙因湾（Lingayen Bay）后，马尼拉市很快失守，这正符合山下将军的预言，事态正朝着将军的部署发展。山下将军制定的作战方针正在实现中。”换句话说，失败的越惨烈，事情就越是在顺利地发展。

美国人跟日本人相比，美国人也很偏激，只不过是走向与日本相反的极端罢了。美国人竭尽全力进入战争是因为这战争是被别人强加来的。我们受到了攻击，所以必须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所有考虑到怎样才能让美国民众情绪平稳的发言人，当谈到珍珠港、巴丹半岛的失败时，断然不会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战略计划中被预测到的。”与之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军肆意妄为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所有生活频率调节到需要常常应对挑战上，并且准备随时开战。日本人的理念则是愿意建立在事事都被预先安排好的生活方式上，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恐惧即是不曾想到。

日本人在战争行动中常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习惯的某种独特性。他们常常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一定要完全地把日本精神发扬出来。当美国军队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向其战士下达了这样命令，他们如今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要充分展示日本男儿的本色。在日本，海军官兵也有这样的规定，在遭受鱼雷打击、接到弃舰命令时，也要以铿锵和优雅的姿态转移到逃生艇上去，不然“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嘲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狼狈逃生的丑态拍摄成纪录片，拿到纽约去公映”。总之，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在世界其他民族眼中的形象。对此点的看重，也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点。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待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掌控力呢？美国几位极具威望的人士指出，在日本历时700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傀儡。所有人忠诚的对象是属于各自的庄园主——“大名”，以及处于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是否忠心，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问题。天皇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墙内，他所参加的活动和仪式都受到将军拟定的章程制度的严厉限制。甚至，如果一个拥有非常高地位的封建王侯若对天皇表达敬意，就会被看作是叛变。在日本普通老百姓眼里，天皇是近乎隐形的，因为天皇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部分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从日本的历史里去理解，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模糊不清、沉默无语活着的天皇，得到人们的拥戴，并变成如此保守的民族再次凝聚的真正核心？他们说：那些不断推崇天皇对他的臣民拥有永恒不灭的掌控权的日本言论家实在是太夸张了，他们的固执己见只能证明他们论据的易碎性。因此，美国的战时对日政策没有理由要对天皇以礼相待，刚好相反，对近日日本编造出的这种恶劣的元首观点，我们拥有足够的理由对其进行大力地攻击。天皇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的中心，假如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进一步毁灭，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体价值观构架就会倒塌。

但是很多对日本熟悉的有知识的美国人，阅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是日本媒体的报道或资料的，却怀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有过在日本生活经历的人都很清楚，再没有比用语言羞辱天皇或者朝天皇攻击，更能刺激日本人，并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非常清楚，日本人不会把我们对天皇的攻击当作对军国主义的进攻。一战以后，他们曾亲眼目睹，当时“德谟克拉西” 的口号很具震撼力，军国主义则声名狼藉，以致军人在外出到东京市区的时候都要小心地穿上便装。即使是在那样的岁月里，对天皇的尊敬一样是有增无减的。一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说，所谓的“希特勒万岁”是不能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相比的，前者仅仅是纳粹党荣辱的晴雨表，是捆绑着法西斯的一切罪行的。

记录的日军战俘的证词证明了以上观点。日军战俘不同于西方的军人，他们没有接受过诸如在被俘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教育，所以，他们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很明显缺少一致性。这种不予训练，自然是出自于日本的无投降主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前的几个月也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有的开始改善，但那时候也仅仅限于一些军团和地方部队。战俘的言辞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就分析学来说，它们可以算得上是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切面。那些战俘并非是一些因士气不振而投降的，除了很少数，几乎都是在负伤或失去意识后被俘的。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他们把极端的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觉得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使“陛下安心”，是“为天皇而献身”“天皇让国民去加入战争，顺从是我的天职”。但是，不赞同此次战争及日本对以后所做的侵略计划的人，也一样把他们遵循的和平信仰归之于天皇。天皇对日本人而言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一再说明天皇“一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信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发生时，天皇对军部表示反对”“战争是在未经天皇允许或不知情的状况下发动的”“天皇讨厌战乱，也不会让国民进入战争”“天皇对他的士兵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知情”。以上证词跟德国俘虏全不相同。德国战俘无论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如何愤恨，他们依然觉得，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应该由希特勒这个最高的战争肇事者来承担。然而，日本战俘却很清楚地表明，对皇室的忠心和军国主义极端的侵略战争策略不是一码事。

在他们心里，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离的。“日本离开天皇就不能称之为日本”“日本的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存在的，代表着国民宗教的中心，是一种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便是日本战争失败，天皇也不应该因为战败而受到责怪。“在老百姓心里天皇是不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假若战败，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队领导者来负，天皇对此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失败，全部的日本人仍然会对天皇非常尊敬。”

这些异口同声说天皇超越于所有批判之上的言论，这种对天皇无比虔诚的顶礼膜拜，对于具有批判思维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无稽之谈、难以理解。然而一直到战争失败，这种舆论却一直在日本存在着。对战俘审问工作非常老道的人，都觉得无须在所有的审讯记录上写下“禁止诋毁天皇”的字样。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战俘会去诋毁天皇，就连那些跟盟军联手、替我们向日军作广播宣传的人也在其中。很多对战俘审讯口供从各地汇集上来，仅有三份口供婉转含糊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其中仅有一份比较大胆地说到：“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另一份则说天皇“是意志不坚定者，仅仅是个傀儡”。第三份只不过猜想说：“天皇或许会把皇位让给皇太子；假如日本君主制被废，或许青年妇女可以期望得到她们渴慕已久的、像美国妇女一样的权利吧。”

所以，日本军队领导者抓住日本人对天皇的一致尊崇，把所谓的“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士兵；在天长节 到来之际，带领部下向遥远的东方跪拜并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遭受到袭击时”，早晚都和部下一起诵读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御赐给军队的“圣旨”“诵读声回荡在森林中”。军国主义分子竭力抓住人们对天皇的忠心，他们教导所有官兵都要“遵守圣诏”“扫除圣虑”，要“以尊崇之心报陛下的恩慈”，要“为天皇而献身！”然而，这样对天皇信条的严守又是一把双刃剑。就如很多日本战俘所言，日本人“只要是天皇下令，即使手中只有一杆竹枪，也会不假思索地投入战斗。同理，只要有天皇的命令，也会即刻结束战斗”；“假如天皇颁布诏书，在第二天日本便会扔掉武器”“即便是最骁勇善战的满洲关东军也是一样”：“除了天皇的旨意，没有人能让日本国民接受战败，并甘愿为建造新的家园而继续活着。”

对天皇是无条件的至死不渝，对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群体则大加批判，这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日本的新闻杂志或是战俘的口供里，有很多对政府和军队领导者的批判。他们对战线上的指挥者，特别是一些不敢跟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大声诅咒；对那些扔下士兵让他们抵抗到底而自己却坐飞机逃跑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对一些军官大加称赞，对另一些军官声色俱厉，一副对日本事务善恶了如指掌的样子。一些日本国内的报刊、杂志竟也都埋怨“政府”，他们想要更有能力的领导和再强一点的协同力，他们责怪政府的表现无法让人满意。他们甚至揭露政府对自由言论的限制。在1944年7月，东京的一家报纸曾发表一篇有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 等领导参与的座谈会记录，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位发言人说：“我认为让日本民心振作的方式非常多，言论自由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这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毫无顾忌地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他们担心说出一些话后会受到责罚。他们忧心忡忡，只是在人前做着表面功夫，变得非常怯懦。这样下去，何谈发挥全国民众的力量。”另一位发言人更进一步对此宣扬道：“我每个晚上几乎都在和本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向他们征求各种事情的意见。但他们却战战兢兢不敢开口，言论自由已经被完全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种能激起人们战斗力的好办法。国民在所谓应用于战时的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约束下，变得怯懦不堪，都要赶上封建时期的老百姓了。所以本可以发挥的战斗力，到目前仍旧不能发挥出来。”

就是这样，即便是在战时，日本人都对其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属长官展开了批判——他们并不会无限制地认同等级制的优越。但是，天皇却唯独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到确立，怎么会这么受到尊崇？日本人的性情中究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使天皇如此神圣、不可亵渎，只要天皇下达命令，日本人便会“拿着竹枪”战斗到底；同样地，只要敕令一出，日本人又会温驯地承认战败，接受占领。我们可以相信日本战俘的这些话吗？是否会是有意欺骗我们的可笑言论，或者它确实是这样存在的？

这些有关日军作战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极端到对待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国内民众的看法，也同样影响着前线士兵的思想。当然，其中关于战争的看法，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军队的作战风格。比如，只要考虑胜利，不在乎牺牲人数。在美国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海军勋章时，日本的广播电台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与美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以下是广播内容：

“美国给予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勋章的官方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麦肯因受到嘉奖的原因是，他解救了两艘破损的美国战舰并安全地把它们送回了基地。这个小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事，而非臆造的……我们相信麦肯因将军解救了两艘军舰确有其事，让我们感到奇怪和无法理解的是这一点：在美国，解救了两艘军舰就可以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所有援助行动和对被困者提供的所有帮助都深受感动。如果英勇的行为可以解救受难者，就更证明是英雄所为。而日本人理解的英勇是不包括类似的援助的。甚至因为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救生设施，也被日本人所嘲笑。他们在报刊、广播中不断谈及这样的话题，觉得只有不惧死亡的冒险才能称得上高尚和英勇，小心谨慎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观点在对待伤员及疟疾患者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医疗设施和医药用品严重不足，正常的战斗力也很难得到维持，要治疗这些在他们眼里无用的士兵简直是浪费资源。长此以往，缺少补给的困难使得原本就匮缺的医疗用品更加无法维持。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意识里对物质主义的不屑起了非常大作用。他们给日军灌输这样的教育——死亡原本就代表着精神的胜利。而像我们这样去照顾患病者，就如同在轰炸机上安装安全设施一样，都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阻挠。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大大超过对其他公众设备的关心，这一点就连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旅行的欧洲人也常加评论。而这一切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在战时日本军队中不曾出现一个受过系统训练、可以在战火中转移伤员进行救护的医疗队，也没有类似救护所、野战医院及战线后方的康复医院等系统的医疗设施。对医疗用品补给的重视度就更让人感慨了。在一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们就干脆把伤病员杀掉。这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人经常被迫从有医院的据点撤退，但他们却不会在有条件时提前把伤病员转移，只有在部队执行真正的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在敌人已然在眼前出现时，他们才想起要做些什么。彼时，军医常常在要走的时候，抢先杀掉全部的伤病员，或让伤病员使用手榴弹自杀。

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自己同胞的基本做法，那么在对待美军战俘时就更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做法，那么他们不仅对战俘，就连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下了无可饶恕的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 Glattly）说，在他作为战俘被囚禁在台湾3年，“医疗护理方面的待遇，美军战俘远远超过日军士兵，而且在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还能照看盟军俘虏，而在日本人那里却没有一个军医。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日军仅给他们自己人配备了一名医务人员是——个下士，后来升为中士。”这位上校在一年内也仅仅只见到日本军医一两次。

相比日本这种兵员消耗论，更极端的便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国家的任何一支军队在竭尽全力后，在敌众我寡、没有希望取得胜利之时，就会向敌军投降，不去做无谓的牺牲。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会遵守国际协议，告知他们的国家，让其亲人得到他们还活着的消息。不管是身为—个军人或平民，或是在他的家族中，他们都不会因为这些受到任何侮辱。但是对这一点，日本人的表现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完全失去胜利希望的时候，日本士兵应该做的是用仅存的手榴弹完成自杀或是只身冲入敌阵实施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是绝对不能投降。如果在受伤后无力抵抗而做了俘虏，他就会觉得“回国以后再也不能抬头做人了”。失去名誉的他，对于从前的生活而言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些内容被记录到日本军规当中，但是在前线很明显不用针对这一点展开什么特别教育。日军士兵都在努力实践这条军规，从而导致在北缅会战中，俘虏和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即1∶120；并且在这142名战俘中，除个别外，在被俘时都已经受伤或是昏迷；一个人独自或两三个人结伴“投降”的几乎没有。而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如果阵亡者占到全军士兵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部队很少有继续抗争的。西方国家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发生的第一次日军大规模投降中，这个比率是1∶5，这相对于北缅的1∶120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眼里，那些被俘虏的美国人，仅仅是举手投降这一件事就让人觉得可耻了。即便是没有负伤、疟疾和赤痢等病症，也已经成为被剔除在“完好的人”的范围之外的“废物”了。这一点很多美国人都曾经论及：在战俘营里，美国人假如发出笑声是多么危险，又是怎样激怒了守卫。在日本人眼里，成了战俘就是莫大的耻辱，美国人竟然不明白。这对他们来说，真的不能接受。在美国战俘被要求遵守的命令里，有很多是日本军官要求看守俘虏营的守卫们也一定要服从的。紧急行军或是坐在空间狭小的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里转移，日本兵已对此习以为常。一些美国人还说到，日本哨兵不断严厉地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违抗命令，学会藏匿自己的违规行为。战俘营中，在战俘白天要出外筑路或去工厂工作时，严禁从外边带回食物，然而这个规定经常只是一纸空文，因为他们只需要把水果、蔬菜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万一被发现，那就是不得了的罪行，就代表着美国人无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对权威发起挑衅，即使只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遭受严厉处罚。即便是在平常生活里，日本人也对顶嘴严格禁止。在军队中，对顶嘴更是要严厉惩处。文化不同，处理问题的习惯也不同，很多暴行和虐待确实存在于战俘营中。在战争初期，日军士兵相信所有战俘都将被敌军虐待并杀死，所以就更加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在日本各地都流传着一个谣言，说美军将瓜岛上的战俘全部用坦克碾死。有部分日军士兵想要投降，但美军对此很是怀疑，因而还是谨慎地将其杀死，而这种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士兵，经常把与敌人一起同归于尽当作自己的骄傲，甚至于在被俘后也经常这样做。如同一个日军战俘所言：“当我们已决心把自己作为胜利的祭奠，假如不能壮烈牺牲那才是最大的耻辱。”这样的可能性使美军异常警惕，因此也就降低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是一种耻辱，这一点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跟我们的战争习惯完全不同，而他们却觉得理所应当。在日本人眼里，我们的行为也一样无法理解。一些美军战俘会要求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使亲人得到自己活着的消息，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并且不屑。日本士兵没有预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认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战斗到底。他们确实无法理解，美国人怎么会一点也不把被俘当作耻辱。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有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差异，日军在被俘后竟然愿意与盟军合作，因为在他们思想里压根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新环境的准则，他们失去了名誉，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非常少的人要求不管战争结局怎样都要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把自己处决，说：“假如你们没有这样做的习惯，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战俘的榜样。”他们比所有的模范战俘做得还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把弹药库的位置指给我们，为我们详细解说日军兵力的配置，替美军写宣传资料，与美军飞行员一起乘坐轰炸机确定军事目标，就像是他们的生命新的一页被翻开了，其内容与旧的一页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但他们对此却表现出相同的忠诚度。

当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一样，有一部分人冥顽不化。并且，不管怎样，一定要先提供给他们部分有利条件，他们才会有以上行为。一些美军指挥官非常谨慎，对日本人主动的帮助不敢相信，致使一些战俘营压根没有想去利用日军战俘可能给予的某些服务，然而在一些与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之前的顾虑必定会消除并逐渐转变成信赖日军战俘。

美国人并没有期望战俘们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这一点跟我们对日本人的认知差之甚远。但是日本人的行为就好像是：确定一条道路便会竭尽全力，假如不能成功，便很自然地改选另外一条路。对于他们这样的行为习惯，在战后是否可以被我们用于管理日本人，或者这仅仅是某些士兵做了俘虏以后的特例行为呢？就如同日本人在战争进行中的一些其他特殊行为使我们被迫思考一样，它提出了关于所有生活方式（他们受制于这种生活方式）及他们不同制度的作用方法、他们从中学到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很多问题。 kH2v3Pti1wiVFrMFMYmRd3smpjizugAz4U8a3folXa2PE8zZsoDxvF2RIOL0z1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