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经竭尽全力与之奋战的敌人里面，日本人的性情是最让人难以捉摸的。这个力量雄厚的对手，他的一举一动和思维模式都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导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现在就好像1905年的沙俄一样，在战争中面对的敌手是一个并不属于西方世界的文明与文化、经过严格训练而又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民族。在西方国家所公认的一些基于人性的战争习惯，对于日本人很明显是不适用的。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只是一连串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重重的后勤工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摸透地方习性的问题。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就成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试图了解日本时，我们发现这是十分困难的。自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后的75年里，外界对日本人的描述其实一直在使用一连串让人困惑不解的“但是，又……”这类词语，跟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描述相比差之甚远。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及世界上其他民族时，是不会在说他们举止儒雅的同时，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骄傲、无礼”；他也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顽固不化，又说“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力度强大的革新”；也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性情温良，一边又说他们不那么容易服从领导的管制；也不会在说他们忠心、宽厚的同时，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怨恨，满腹叛逆不安”；也不会一边说他们坚强勇敢，另一边又描述他们如何懦弱不堪；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被周围人的评价所左右（也就是仅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拥有一颗诚挚的心；也不会一边说他们在军队中接受魔鬼式的训练，一边又描述那个军队里的士兵是怎样的不服管教，甚至是以下犯上；也不会一边讲这个民族是如何痴迷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又诉说他们的冥顽不灵和不知进取；他不会在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是怎样普遍热爱美好事物，怎样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崇高的荣誉，并且如何醉心于菊花养殖栽培的同时，又写另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这个民族推崇刀剑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总之，以上种种的自相矛盾成为关于日本民族的论著中不可或缺的言论，并且，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菊与刀，这两者是同一幅绘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日本人性情争强好斗而又温文尔雅；崇尚武力而又热爱美好事物；倨傲不羁而又文质彬彬；冥顽不灵而又灵敏善变；温驯却又不愿任人支配；忠贞不渝而又极易背叛；坚强而又胆怯；守旧却又急于接受新的生活习惯。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言行举止的评论，可是在别人对其恶劣事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自己内心邪恶的一面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严格彻底的训练，同时却又非常具有反叛性。

增强对日本的了解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和其他很多同样令人烦躁不安的矛盾弃之不顾了。事态的严重性接连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能不能在不进攻日本本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摧毁皇宫；我们可否期望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些什么信息；在针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居民所进行的宣传中，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拯救美国民众的生命，并且削减日本人头脑里那种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信念……这一系列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倘若和平真的降临了，为了使秩序有条不紊，需要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方军队是否要准备在日本山野深林的要地中跟那些狂热的抗战分子进行殊死决斗？在和平的曙光有可能照亮大地之前，日本人会不会掀起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发起这次革命呢？又或者，是否应该将日本民族从世界上彻底毁灭？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观点必然是天差地别的。

笔者在1944年6月接受委托，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本人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被授命使用所能使用的所有研究技能，以求了解日本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夏初时节，我国对日本的全方位反击战刚刚拉开序幕。当时，美国的大部分人认为对日本的战争要持续3年，或者10年，甚至需要再长一些时间。而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觉得这次战争将会成为百年之战。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军队虽然取得一部分地区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这些地方距离日本国土还有几千英里。所以日本的公报压根拒绝承认日本海军战事的失利，日本国民仍旧以为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进入六月以后，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急剧转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后，最高司令部在之前的两年半以来所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没有必要，对德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塞班岛。这一胜利是宣告日本军队最终将彻底失败的重大战役。自此以后，我们的战士便经常跟日军兵戎相见。并且，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及其他战役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怎样可怕的敌手。

于是，到了1944年6月，对于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很多疑问迫切需要做出解答。这些疑点，无论是有关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不管是为了最高决策的要求或是为了把宣传小册子散布在日军前线的需要，都必须提出正确而透彻的见解。在日本所发动的所有战争中，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日本统治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有关经济、军事上的数据资料。我们必须彻底搞清楚的是，日本的统治者能够从他们的国民那里得到什么指望，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传统，以及了解这些传统所带来的行为模式，还必须搞清楚这些行为、信念背后隐藏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在采取一般行动时所考虑的东西暂时抛到一边，并且最大程度上保证不轻易地做出断言，说一些在类似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应该也会怎样做的话。

笔者接受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于正处于交战中的美国与日本，将战争中的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敌国，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要想彻底搞清楚我们的敌人内心中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就很困难了。然而这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将会有何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怎样行动。笔者只有尽力把日本人在战场上的种种行为，作为弄清他们的“正值”也就是有利用价值的材料来加以对待，而不是当作“负值”也就是无用条件来看待；笔者必须仔细揣摩他们针对战争本身所采取的行进模式，并且暂时不当作军事问题而是作为文化问题来看待。跟平常一样，日本人在战争里的举动也必然带有日本民族的行事风格。他们对待战争时表现了哪些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特征，他们的领导者鼓舞士气、消减民众恐慌，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或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自认为可被利用的核心支持力是什么。笔者必须事无巨细地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环节，以此来洞察日本人怎样一点点地暴露自己。

然而，因为我们两国的战争正在进行中，这一事实无法避免地会对笔者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事实表明笔者必须放弃原本想要实地调查的想法，而所放弃的这种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科研方法。本人没有办法到日本去，更不可能到日本普通人的家庭中生活，也不能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他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和习惯，从而分辨出哪一部分是主要的，哪一部分是次要的。笔者无法观察到他们是经过怎样的复杂过程才做出某一决定的。本人也不能观察他们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育下一代。出自约翰·恩布里(John Enabree)之手的《须惠村》是人类文化学家通过实地观察后所写出的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学习参考的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很多有关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都没有提到过。

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巨大的困难，可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笔者仍旧相信，还有另外一些科研方法和条件可以加以利用。至少笔者还可以利用被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视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同被研究的人民接触。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很多在日本本土长大的日本人。笔者可以问询他们在日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详细的事例，从而发现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这样我们知识结构中的许多空白点就可以借由他们的陈述来填补。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考察对于任何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一种新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当时，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利用的则是文献的记载或者解析历史事件及数据资料，期望能从日本的宣传文字或一些口头宣传的语句中发现他们发展的进程。然而笔者却相信，被他们所渴求的答案，大部分都藏匿在日本文化的制度及其价值里面。所以，对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人们进行研究，得到的答案将会令人更加满意。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言并不代表笔者不看书，不去求教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士。很多描述日本的丰富文献资料及很多在日本居住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对笔者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是那些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没有文字的部落进行科研的人类学家们所不能得到的优待。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无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自我想法的，一些西方人对他们的描述也是寥寥无几，走马观花。他们过去的历史无人知晓。去到那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也只能在没有任何前辈学者帮助的情况下，探求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在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尊崇者等。在笔者研究日本之时，却有很多学者的遗著可以学习继承。在嗜古猎奇的文献资料中满是有关生活琐事的叙述，他们的一些生活中的生动经历被欧美人士做了详细的记载，日本人本身也编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有着很大差异的日本人，拥有很浓烈的自我描写的冲动，不仅写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也写他们对全球的战略扩张计划，他们如此的坦率实在让人感到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公诸于世，笔者相信也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国家的时候会省略掉很多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对这些事太过熟悉了，就好像我们习惯空气存在一样，视而不见，这一点在美国人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相比之下，日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袒露自己的心声。

在笔者查阅这些文献资料的时候，就与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看书学习的方法类似，换句话说，是对那些不能了解的事情非常的关注。面对那一大堆议会演说中观念的列举，哪些是笔者必须了解的，为什么他们总是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大肆攻击，而在面对耸人听闻的恶劣行径时却一点也不在意，隐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的到底是什么。笔者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地提出问题：这幅绘画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为了弄清楚这些，必须对哪些东西做出了解？

很多在日本撰写、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述东京及现代农村生活的影片笔者都看过，然后会和一些曾经在日本看过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进行认真的讨论。他们对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态度跟笔者有很大的差别。当笔者被一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弄得困惑不堪时，很明显他们却不是这样的。并且，对于影片情节、人物动机他们的理解跟笔者也不同，他们是站在电影的整体结构上进行理解的。好比对小说的阅读，笔者的思维方式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在这些日本人里面，有一部分人经常替一些日本的民风习俗进行辩解；有一部分人却很痛恨有关日本的一切。笔者自己也很难确定哪一种人使本人获益颇多，然而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日本生活标准的情境图却是相同的，不管他们是开心地接受，还是很厌恶地抵制。

假如只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人民）身上搜索数据资料并找寻答案的话，那么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也就跟所有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一样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所能做的贡献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奢望其能超越以往外国居留者关于日本的优秀著述，从而做出新的贡献了。然而，因为文化人类学家所受过的职业训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耗费一部分精力，尝试着对这一个拥有了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的科学领域增加他的贡献，这样做看来是有价值的。

人类学家 掌握着很多种有关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甚至跟太平洋岛屿上的某些原始部落都非常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有些是在马来诸岛、新几内亚，也有些是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我们如果根据这些相似之处来做出推测，也许在古代这些地区之间有过民族迁移或密切的接触，这是非常有趣的。可这一点对笔者而言却并没有太大意义，对文化相似性的了解之所以有它的价值却并不在于这些可能发生过的历史联系，而在于这些相似或差别能够帮助笔者进一步了解日本生活习惯，因为笔者知道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简单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笔者对亚洲大陆的暹罗 、缅甸和中国也多少有一些认知，所以笔者可以把日本与其他的民族进行对比，这些民族都是构成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关于原始民族的探究中，已多次验证，这样的文化对比是多么的有价值。在一个村落中存在的被认可的习俗可能90%都与相邻的村落相同，却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变动以此适应与周围所有民族都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在经历这一过程之时，一些很基本的风俗习惯会被排斥，不管这一点相对整体而言的比例多么小，都有可能让这个民族的将来向不同的一面发展。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对这种在整体结构上具有很多共同点的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同点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为人类学家必须使自己最大程度上去接受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他的科研技能也必须为了能解决这一个特别的问题而多加练习。借由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拥有不同文化习惯的人们在碰到一些状况并且必须对事件的存在做出判别的时候，他们做事的方法，在不同的村落和民族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一些北极的农村或是热带沙漠地区，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建立在以亲情责任或物物交换为基本因素的部落，这一点就是再开放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的。人类学家只能开展调研，不仅需要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种种琐碎的细节，而且还要搞清楚这种风俗习惯在一个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历代人是怎样自小就受到这种习俗的约束，代代相传，就跟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一样。

人类学者在对待这种差别、约束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关注，在对日本进行的研究中也可多加使用。如今，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美国和日本两者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别。我们的国家里甚至有这种关于日本的言论：只要是我们做的，他们就必定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做。作为一个科研者倘若相信这样的言论，进而单纯地认为，差别太过巨大离奇，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了解那种民族，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经验充分验证，即使是最不合常理的差别也不会影响到研究者对它的了解。人类学家相比其他的社会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别作为一种“正值”也就是有利用价值的资料来加以使用，而不是当作“负值”。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别所呈现的状态越是离奇，他们就会投注更多的精力去关注。面对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等，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观点就使得他不会仅仅关注所列举出的少数的事例，而是把视角扩大到所有的事物。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少比较文化学学习的人常常会忽略掉很多行为的完整领域。他们总是把很多事都当作理所应当，对平常生活中的微小的行为习惯及人们对熟知事物的大众说法都不再进行研究。但是，正是这种种习惯或是被公认的说法大量地投放在这个民族的银幕上，从而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它所产生的效果大大超过外交官所签订的种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积极发展关注日常细微事件的研究技术，这是由于，在其所研究的部落中这一件件的日常细微琐事，同其本国相对应的事物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其试图理解一个部落中被作为最恶劣的或在另一个部落中被作为最怯懦的行为时，当其试图理解在一些特殊情境下，他们将会怎样行动、怎样思考时，他就会明白，必须进行全面的观察并注重事物细节。以上种种，在进行文明民族的研究时，经常是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并且他们也知道怎样进行研究挖掘。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上述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因为只有对一个民族中人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进行高度的关注，才能完全了解人类学家这一个论证前提的非凡意义，那就是在所有的原始部落或所有最优秀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举止都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无论他们的行为举止或所发表的意见是怎样的怪异，一个人对外界的感觉和面对事物的思维方式总是跟他的过往经验有关联的。笔者面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越是困惑不解，就越觉得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一定存在造成这种奇怪行为的某种特别平常的因素，笔者的研究越是进入日常往来的细节就越是有益。人所学习的正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得来的。

身为文化人类学家中的一员，笔者也遵循这样一个前提，即孤立的事件，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关联。本人非常重视成百上千的孤立行为是怎样组成一个总体模式的。一个人类社会，总是需要为它本身的生活做出某种规划的。它对一些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评论方式表示赞同，那个社会中的人类就会把这些结论作为通用全世界的基础论断。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都会把这些论断合为一体。既然人们接受了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会同时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部分空间里按照与之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必然会混乱不堪，充满不便。他们必将竭力争取一致的和谐状态。他们自身准备了各种共同的原因和相同的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和谐一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整个系统就将不复存在。

如此一来，无论是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还是政治目标就都如同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部门出现相对其他部门更剧烈的改变，其他的部门就会相对地承受到很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来源恰好是为了实现和谐统一的需要。在狂热角逐权力统治的没有文字的社会里，权力所存在的意志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往来及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关系里，同时也呈现在宗教活动里面。在存在古代经典文字的文明民族中，教会一定会保存以前那些年代的语录。没有文字的部落却不是如此。但是，伴随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大众认可度慢慢扩大，在跟这些无法融合的领域，教会就选择丢弃自身的权力：一些语句虽然存留下来，但是内容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宗教的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非处在满是堤岸分离开来的小池塘之中，它们常常会漫过假想出来的隔离区，相互交谈，以致混杂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因为这一点是不灭的真言，学者们越是把他们的调查领域扩大到经济、性生活和宗教，甚至是婴儿养育等领域，就越能清楚地探究到在他研究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就可以在生活的任何一个区域里有效地建立假说并搜索数据资料。他就可以学会把所有民族所形成的需求，用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的语言来论述。我们把这一点作为他们从其生活经验里学到的思维方法和习性的表露。所以，笔者所写的这本书并非一本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专著，而是在探究有关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种种观点。它只是在论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露而不谈及当时的情景场面——它是一本探究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民族原因的书。

在20世纪我们所要面对的阻碍之一，就是我们依然带有混乱不清、充满误差和偏激的观点，不仅仅是对日本怎样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依靠什么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依靠什么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依靠什么成为俄罗斯民族也是一样的。各个国家之间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相互了解而产生误解。有的时候，分歧只不过是细小的点滴之差，我们却忐忑地以为是不能逾越的鸿沟。而当一个民族出于他们的全部经验和价值观，在意识上已经形成一系列跟我们的想象千差万别的行动方案时，我们却还妄想达成一致的目标。我们压根不去寻找机会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倘若加强了解，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一个行动方案并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它并非我们所能了解的那一类型。

每个民族有关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解释是不能完全指望的。各个民族的作家都在竭力地叙述他们自己的民族，可是要从其作品里了解民族特性也没有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时所使用的镜片都跟其他民族不同，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也很少能感觉到自己是戴着眼镜片观察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所适应的焦距、视点，对于该民族而言，仿佛都是上帝给布置的场景。我们从来不奢望戴眼镜的人能搞清楚镜片的度数，我们更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去解析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假如我们想弄清镜片的度数时，我们就需要培养一名眼科大夫。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认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充当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大夫”。

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同时具有某种强硬的心肠和宽容的态度。不过，某些善良的人们有时会去谴责那些强硬心肠，这部分鼓吹“世界大同”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并且努力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宣传这种信念——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的种种不同都是外在的，只要是人，思想都有共同点。这样的观点在一些时候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却想不通，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就不可以说日本人有属于日本人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吗？由此来看，那些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好像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经过同一张胶片印刷出来的，否则的话，国际亲善主义就没有办法建立。但若强迫我们接受这种单一性，以此作为对其他民族尊重的前提，就好像强迫自己的妻儿要跟自己一样，这样就太不正常了。硬心肠的人则觉得差别理应存在。他们尊重事实，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包容所有差别的安全世界。美国完全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但是不会危及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一样的。试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此种有关人生价值的想法无疑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软心肠的人也不用担心选择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僵化，永远固定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代表着让世界充满冲突，从此停滞不前。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出现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但其并未因此失去英国的特性和色彩。相反，正是因为差异和不同，才使英国人永远是英国人，他们可以接受不同的时代，接受不同的准则和民族理念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需要有某种硬心肠，还需要有一定的包容度。人们只有自身拥有坚定的信念，才会具有非比寻常的包容。只有这个时候，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进步。他们可能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是不信奉教会的人，但绝对不会是偏执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倘若人们还在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生活习惯，并且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成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解决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便不会得到进步。这样的人肯定无法明白，获取其他民族生活习惯的知识会同时增添对自身文化的喜爱。只不过他们把自己放在快乐和充实的感受之外，他们是这样的故步自封，以致必须要求其他民族使用他们的非常方式，没有选择余地。很多美国人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希望所有民族都接受我们喜爱的理念，然而，别的民族很难适应我们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没办法学习使用十二进位制来替代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没办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人一样用金鸡独立来作为休息的方式一样。

所以，这本书乃是一本叙述日本习俗（预期和公认）的书，它将描述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譬如，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期望得到赞赏，在什么情况下不期望；面对何种状况会觉得羞愧，什么时候会觉得不自在，以及他们对自己有哪些原则、要求等。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如果说最完美的根据，或许就是平日里街头巷尾的各色各样的清谈者了。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曾经处于书中谈到的每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景，而是说这部分人都会坦诚地道出在某种情景下他们会怎么做。我们之所以这样展开研究，其目的是要刻画出他们的思想、行动背后的态度。或许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者不久就会看到，添加再多的调研资料，也不能带来更多的真实性。例如，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对谁行礼，就不需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研究，因为如此普遍的惯性行为，随便找一个日本人都能说清楚，只需要多几个确证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从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身上得到一样的结论。

科研者们如果想弄清楚日本生活方式是以哪些观点为基础形成的，那么该项工作难度将远远大于统计证实。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些平常的言行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存在事物的镜片的。他们一定要描述日本人的观念是怎样改变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科研者还必须尽力让那些用没有相同之处的焦距来观测人生的美国人也可以听得懂。在这样的解析工作里，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庭并非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日本人的平民，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何况在他眼里，为美国人做出解释，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美国人在有关社会的研究中，很少把精力放在研究文明民族文化建立所需要的各种前提条件上。很多研究者都觉得这些前提条件是不言而喻、无须解说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方法是统计法。他们对很多调查资料、问题答卷、交谈者的言语、心理学的测验等进行分析统计，期望从里面寻找到某些因素的单独性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在有关舆论调查的区域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科学方法筛选的有效的抽样调查技术，这种调查方法在美国已非常完善。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到对某一职位候选人或一项政策各自拥有多少推崇者和反对者。推崇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根据乡村或城市、低收入或高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因素来进行划分。在一个使用普遍选举，并且由民众的代表起草确立法律的国度里，如此的调查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能使用投票方法获取美国民众的意见，并且对调查的结果非常了解。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做，存在一个非常明显但又没有人提起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习惯都非常熟悉并且认为它是必然存在的、理所应当的。舆论调查得到的结果不过是增加和证实一些我们已知的事情罢了。想要对另一个国家作出了解，就必须先对那个国家的风俗习俗和民众观念进行全面的、大量的研究，此后投票调查的方式才会有用。通过小心谨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到各有多少人在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反过来，倘若在事先没有弄清他们对国家持有怎样的观念就着手进行抽样调查，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必须了解了他们持有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明白不同的派别在街头或是国会中争论的到底是些什么。一个民族对待政府的态度，要比代表各个政党势力的数据拥有更大众、更永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政府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祸根，它严格约束人身自由。在一个美国人看来，也许战争年代是个特例，其他时候政府官员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担任职务的人社会地位更高。这样的国家观与日本人的天差地别，甚至跟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首先需要我们了解的，正是他们这些类似的看法。他们的这些观点在民风习俗，对成功者的谈论及有关他们民族的历史神话、民族节日的祝词中都有体现。依据这一部分的间接表现也能进行研究，但一定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就像我们在对待选举时要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各占多少一样，我们对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堆砌成的基本观点及他们能接受的解决方式，也必须认真对待，加以详细研究。日本恰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我们展开研究。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搞明白西方人的价值观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吻合，学会了一部分他们经常使用的范畴和术语，那么在西方人眼中常常看到的日本人举止中的很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笔者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一些迅速变化的行为，日本人却觉得是完整连贯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笔者可以尝试着解说原因了。在笔者和日本人共同工作时就察觉，他们起初用的一些奇怪的语句和概念忽然转变成包含重大含义并满是岁月累积的感情，跟西方人眼中的道德观、是非观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他们的体系却是独一无二的，既非佛教的，也不属于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含日本的优点和缺点。 jmCD2/vYVQ5Kd6df9Civ3HKr7hN+I5ywVbDl09tP3izt0AmlH/Eaph7UYehkQ/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