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战停战到1922年年底英国政府更迭的这四年状况，我曾在自己所著的《战后》一书中写过些许感想。该书写于1928年，当时的我已为日后的浩劫到来而深感忧虑。

直到20世纪初，战争才进入到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由大的国家或帝国所构成，集体意识充斥于各民族的兴起过程之中，使屠杀事业得以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持久度，为人们所设计并执行。

个体卓越的长处，被集中用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确保了各国人民的精力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用于破坏的事业。亿万人民的意志为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教育把战争这一课灌输进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不仅如此，它还令每一个人都能对当前目标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虽然很高明地在基本观点上回避了斗争，但又通过种种方式对所有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自己的宝藏和秘密以满足各种不知死活的需求，并任由那些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落入人们手中。

结果，许多以往战争中不曾见过的事物出现了。不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也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份参加战争，彼此皆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辟了一条道路，死亡和恐怖被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弱妇孺这些以前不会在战争中受到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被组织起来，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而医疗和外科手术的进步，又把人们一次次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战争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都不会被浪费掉。即使是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即便如此，大战头四年里发生的一切，也只是接下来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必然会有更加惊人的杀伤性力量出现。假设德国军队保持了士气，并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他们就将在1919年夏天受到前所未有、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他们的城市将被成千上万架飞机炸毁，阵线将被几万门大炮夷平。

当时的协约国正在进行各种部署，准备一次性动员二三十万装备齐整的军队，以每天10～15英里的速度，搭乘机械化车辆持续越野前进。受到攻击的敌方阵线将陷入窒息，因为只有一种防毒面具（德国人还没能够造出）才能防御的剧毒毒气，会让所有生命陷入瘫痪……然而，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全面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大劫过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同时松了一口气。成百上千的实验室、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了多少年来一直专心致志的工作。人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就被丢在一边了，但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

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各种战争观念却仍在向前发展。在和平外衣的掩盖下，各国军队纷纷对与战争相关的东西进行研究、推敲和提炼。如果世界再一次发生战争，就不会使用1919年作战所准备的武器和器械，而会使用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版，那将会是难以想象且更为可怕和致命的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这个被称为“和平”的筋疲力尽的时期。无论如何，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局进行思考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而确切无疑的事实，已像从飘浮的云层中出现的山峰那样逐渐显露。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全力，都无法避免敌方猛烈的攻击。受到严重威胁的国家，将不惜一切手段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一次的战争中，他们使用的必然会是一些大规模、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甚至可能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人类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境遇中：既没有值得一提的道德进步，又缺少对理智的正确指引，却首次掌握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工具。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辛劳将自己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想想自己背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将全人类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便将人类文明的一切统统压成齑粉，使之永远失去修复的希望。死神只是在等候一声号令，等候一个神志虚弱、手足无措的人下达命令。这个人原本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了他的主人。

这些话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18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预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出现时，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让我们能幸存下来。

没有哪一次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容易被制止的。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如果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国家能以通常处事的态度贯彻始终，像一般家庭处理家务事那样，也许不一定要用到武力，做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完全可以依凭实力，而不必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由局势不断发展，终于到达他们所害怕的那个顶端。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如果出现某些新方法，会不会使爆炸的程度比迄今所有已发现的来得更为猛烈呢？如果发明了一种炸弹，会不会拥有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的威力，却只有橘子大小——或者集中上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器上，不用驾驶员，而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自动、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以及其他形式的化学战，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那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而已。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莱茵河两岸的人们都在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这些新的毁灭方法，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肯定不止一个大国的实验室在试验。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毒害军队并且能够影响整个地区的瘟疫——这就是军事科学冷酷无情的发展线路。

所有这些话都是我在近1/4个世纪前说的。

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假如在战争中被击败，它一定会尝试尽可能地快速重整军备，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会屈从于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暴力所迫，是无效的。”

所以，强制一个战败国始终处于被解除武装的状态，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采取双重政策。

首先，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还需要保持警惕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敌国恢复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

其次，必须采取宽大措施，旨在使战败国恢复元气，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创造一个真正友好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逐渐消除任何有可能引发武力的诱因。

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怨气第一，裁撤战胜国军队第二。”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后来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下文便有故事可讲了。 caLHV56u9woFimQqZxLigFw6Q510MnP3y3mUDkMMDLTblx67nZoKmNA23DC0E3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