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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种族、文化、宗教、语言的差异使得人际冲突不断，人们不安全感泛滥，抑郁在人群当中弥漫。在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流转的人们，在获得更丰富的物质支持，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抑郁症患者的增多，更多的人感受到不快乐，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不无关系。在不同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重度抑郁症的流行率低于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生活节奏快，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和价值观，有损人们的心理健康；工业化水平低的国家，生活不够便利，需要承受肉体上的辛苦，但是生活方式完全以社会和家庭为导向，其心理状况相对健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有一个宗教团体叫古摩门教派，其生活方式就像是19世纪的美国乡村，团体成员依然保持着农耕的生活方式，不用汽车、电和电话。对该团体的成员进行的心境障碍调查显示，这些人中的重度抑郁症病人只有美国主流群体的十分之一，心理学家分析，是淳朴的农耕生活拯救了人们的心灵。
另外，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人在心理上的不适应，也会带来抑郁情绪，甚至引发抑郁症。不仅是海外的华人，任何新移民都会经历不满、失望、沮丧、孤独等负面情绪，当压力超负荷时，就会出现短暂的抑郁现象，有的人则会发展为抑郁症。来自日本的工作人员或留学生在中国生活时，由于文化差异的关系，也会出现情绪不稳定、抑郁等情况。水土不服，语言文化差异，饮食结构不同，生活节奏不同，教学方式的差异，这些都是外来者对新环境不适应的原因。
对抗这种抑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寻熟悉的环境，就像三个中国人就能建起来唐人街一样，三个日本人就能设立一个株式会社。虽然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日本人和中国人依然有许多文化上的差异。日本人受岛国环境和农耕民族特性限制，走到哪里都喜欢扎堆，没有其他人在身边就没有安全感。被派到海外的日本人，到当地的第一件事不是着手了解当地环境，开始工作，而是建立日本人俱乐部。
生活在多伦多的景天一家是所有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十年前，学医的景天和女友一同到加拿大留学，两人在异乡相互扶持照顾，打算一起完成学业，然后结婚，在加拿大定居。在国内是天之骄子、名牌大学高材生的景天历来对功课驾轻就熟，可是换了新的环境后，他却有些力不从心，考试之前，他经常需要通宵看书，连吃饭时间都是以分钟计算的。
好不容易熬过了艰难的三年求学生涯后，景天和女友却因志向不同而分手了。失恋后，景天变得异常孤独。以前把女友视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女友离开后，他才发现，三年里，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一个朋友都没有。走在异国的街道上，景天走着走着就开始流眼泪。回忆总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都回不去了，找不到让自己感到温暖的人。毕业后，景天回国相亲，女方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不到一年，孩子出生了，景天斩断了所有的浪漫幻想，用繁忙的工作和充满琐碎、哭闹的家庭生活把自己包裹起来。
最初两年，妻子和孩子待在国内，景天一个人在国外工作。工作亢奋期一过，景天就每天待在实验室应付紧张的工作，感觉非常辛苦。从实验室回来，他就瘫在床上，陷入巨大的疲劳漩涡。他曾经观察过自己，每次妻子飞过来看他，待一段时间又离开后，他总要经历好长时间的情绪失落，有时候，长达一个月没有精神，对他最爱的研究课题也提不起来兴趣了。
在很多人看来，现在的景天已经成功进入了加拿大的主流社会。他在当地著名的企业里拿一份比当地人优厚得多的薪水，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孩子念私立学校。可是，多年来，他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浸润在“主流”当中，景天失去了中国朋友，在外国人的聚会上，他却时常独坐一隅，好像环境里的边缘人。
景天在隔海相望的国家里生活，才觉察到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大，这种影响愈发强烈起来。他常想放弃国外的生活，回国定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但是为了孩子，他只能坚持留在国外，体验永不消退的异国孤独感。
尽管个体在文化差异的压力下，常常陷入抑郁，但是从整体文化来看，不同文化对抑郁的影响是不同的，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相比较，东方的集体主义对抑郁症更有抵抗力。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差异所致，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得抑郁症，差异在于东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同。
研究人员对西欧、东欧、南非、东亚、南亚和美洲各地区的29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人爱说“我”，认为一个人的独特个性比是否和群体一致更重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人爱说“我们”，偏爱社会和谐，这种和谐则为有抑郁倾向的人提供了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