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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中，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两组。告诉其中一组被试，当他们待在这个房间工作时，隔壁将会传出对人体极为有害的巨大噪声，如果觉得难以承受，只要按一下墙上的按钮，噪声随时就能停止（实际上，和其他心理学实验一样，这个按钮只是实验的一个道具而已）。第二组与第一组的实验条件完全相同，除了一样：没人跟他们说过按钮这回事。
实验结果让人印象深刻：第一组被试完全正常地工作，没有遇到一点问题，他们不仅一次都没有按那个按钮，而且工作效率也与平常几乎无差别。
第二组被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在工作中出现了更多失误，不断抱怨身体出现了一些压力相关症状，诸如头疼、肠胃不舒服等，有些人甚至坚持不下去，早早告假回家以求得一点清净。
差异来自哪里呢？看起来，仅仅是怀着“我对所处环境是有控制力的”这一信念就足以让人们更乐于忍耐、幸福感更强。而无能为力的感觉却引发了人的脆弱无力感和焦虑感。
焦虑的第二大来源是改变。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只有刚出生的小孩才喜欢改变”。估计没有比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德·拉赫（Richard Rahe）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实验研究更能震撼地传达出这层意思的了。两位研究者设计了他们称之为“社会再适应评价”（Thesocialreadjustmentrating scale）的量表，这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项目的百分量表。在该表中，改变被量化，比如，配偶死亡相当于100分，一张超速罚单相当于11分。根据他们的研究，如果一年中所得总分超过300分，那么90%的人将会面临身体出问题甚至住院的风险。这个分数的意义很明显：太多的变化会击垮一个人，让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何解释剩下那10%似乎能忍受生活的无尽改变的人呢？没准这正是喜欢跳伞的那帮人。
在教育领域，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理论是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简洁易懂：在“自我实现”这一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前，人们首先需要被满足的是一系列较为基本的需求，如食物、栖身之所、安全的设施等。所谓安全，也即人们相信自己可以免遭潜在威胁的信念，它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基础。相反，一旦感觉不到安全，焦虑就会出现（聪颖的读者会发现，这与前面所讲的“焦虑=关切+威胁”公式非常相似）。迫在眉睫的裁员，漂亮室友对与你约会的小伙子也情有所钟，尖锐的急刹车来自正冲你飞驰而来的那辆车，以上任何一个情境都足以让你的焦虑汹涌而至。
安全感到底有多重要？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倡导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他著名的“生命发展八阶段”理论中指出，通过学会信任从而取得安全感是个体在生命头两年中最为重要的发展任务。此外，安全感对于人类来说如此重要还在于，研究发现，与坏消息已经得以确认相比，前路未卜、福祸未知、举棋难定的状态更加让人煎熬。
本（Ben）和朗达（Rhonda）是一对让好朋友们眼红无比的亲密情侣。他们彼此倾心、从无纷争，堪称完美。他们之间只有一个问题，偏偏正是这个问题横亘于两人之间，无法逾越，使得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两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只是本信奉犹太教，而朗达信奉基督教。这种差异使他们无法就未来孩子的养育问题达成一致。其结果导致他们谈了13年分分合合的恋爱，但每次又都复合了，因为他们坚信对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他们的关系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在他们双方毫无解决的办法。然而最后，这对爱侣因为一个坏消息而“因祸得福”。本被查出患了多发性硬化症，这将致使他无法生育。得知消息后他们马上结了婚，从此相伴相依，共同生活了20多年，在此期间本只能一直坐着轮椅，而朗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照顾工作。
正如研究所说，对本和朗达夫妇来说，多发性硬化和无法孕育子嗣这样的坏消息加在一起，也好过当初无法决断是否要继续在一起时的进退两难。一如往常，我们需要注意，安全感其实并不是具有物理意义的存在，如同不安全感一样，它只是内心的一种状态。在数不清的故事中，主人公因为一份人身保险而相信自己拥有了绝对的财务安全，最终却发现是一场骗局；有的人因为坚信伴侣对自己绝对忠诚而高枕无忧，却在对方离世之后从其日记中发现了多次婚内不忠行为。
对于鸟类来说，甚至像路灯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们的生物钟。如果给它们一个相当于正常路灯明度1/30的光照，就会让它们的繁殖期提前。在向孩子普及两性关系的基本常识时，尽可以用上这些知识。
你的神经系统并不响应于你的真实处境，而是响应于你感知到的处境。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工作、邻里关系或者打冰球的冰面并不安全，你就会感受到与关切程度（它们对你有多重要）大致相匹配的焦虑。与此相反，你可能住在切尔诺贝利
的下风口或者与山姆之子
比邻而居却毫不自知，那你就不会有不安全感，也就不会焦虑。
珍妮弗（Jennifer）聪明又勤奋，然而却备受焦虑折磨。她是一名律师助理，服务于镇上一家声名赫赫的家庭律师事务所。离婚大战既是他们公司的主要收成来源，也造就了一群高度脆弱、焦虑不堪的人，以至于在律师身上不惜重金，以确保自己的权益得以维护。
这也正是珍妮弗的问题所在。
眼睁睁看着当事人的钱在诸如打一些不存在的电话、召开一些夸张的会议等毫无意义的花费中流走，而且动辄就是上千美元，她为此备受折磨，常常在凌晨时分感到自己的焦虑汹涌而至，以至于要整把整把地吃药，因为她感到被谋求雇主利益的最大化和为当事人提供精确、专业、道德的服务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立场夹在中间。简而言之，珍妮弗面临的是揭发不道德的雇主和挣钱养家的两难之选。
任何时候，只要处于冲突情境中（心理学家称之为角色冲突），个体必然会感到焦虑。但还是要振作，好消息也是有的。焦虑被视作应对改变的先行代言人（还记得第一章的“哑光信号灯”吗），一旦有了解决办法，混乱就会被平静替代。对于自己的两难处境，珍妮弗找到了适宜的解决办法：在忍受了将近两年的内心紧张和晨起腹痛之后，她在另外一家小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略低的工作，虽然收入上有一些落差，但她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和安稳的睡眠，还不消说把吃药的钱也省出来了呢！
迪伦（Dylan），我两岁的儿子，从没有在不带尿布包的情况下出过远门，包里面总是装着三四块备用尿布，还有湿巾、零食、水、安抚奶嘴，此外还有一条毯子，毯子上有他的名字。奇怪的是，虽然他还不识字，但这条毯子还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以至于成了他除父母之外最为重要的依恋。比迪伦大67岁的琼（Joan）也有一条印有自己名字的毛毯，不同的是，这是一条象征性的毯子，是由强迫性仪式而非布料织就。当琼还是个小姑娘时，不幸被一位本应该为她提供保护的家庭成员多次猥亵，这种悲惨经历使得她一生都饱受焦虑和幽闭恐怖症的折磨。她总是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仿佛施暴者时刻就在左右。对于如琼这样的性侵受害者而言，放松自我就如同展示漏洞。想想旷野中的兔子就知道了，即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美好下午，视野所及没有天敌，它也无法放松警惕，哪怕是在进食，也要警惕地留意潜伏的危险。可以想见，对这只兔子来说，完全地放松绝无可能（除非接受心理治疗），只因为关乎生死。
当然，琼的自我觉察能力比那只兔子要好太多，她接受了治疗，能意识到自己的焦虑虽然具有自我保护的意味，现在却只能适得其反，除了让自己分外紧张，还让自己无论对乘坐飞机还是搭乘电梯都望而却步。更糟糕的是，与兔子不同，这种焦虑与回避对琼来说一点儿益处都没有，因为施暴者已经死了半个世纪还要多，且6岁之后她再未受人猥亵过。但每当问及“试着想象自己放松的样子，你有什么感觉”时，琼的肺腑之言总是“更加恐惧了”。对琼来说，焦虑已经成了她自我保护的毛毯，这么多年来她不再遭受往日之痛，仿佛都得益于那毯子的庇佑！
那么她真的就无药可救了吗？当然不是。和迪伦一样，她也一定能通过掌握一些技巧，丢掉内心的这条毯子，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详加论述。
米勒（Miller）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医生，他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举止和善、作风勤勉，在镇上别的医生都下班很久之后，他仍然会出诊。整个小城中唯一一个不愿效仿他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比尔（Bill）。你看，虽然出生证明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他的大名，威廉姆·比尔，但在所有人的眼中，他的名字都是“米勒医生的儿子”。所以，比尔估摸着，能廓清自己独立身份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当医生——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医生，叔叔也是医生——除了医生，做什么都行。比尔参了军，这与父亲的行业相去甚远，从而把追随父亲足迹的可能远远抛开，至少表面如此。在他远在异国的军旅生涯中，取得成功的各种压力一直伴随左右，但都被他奇迹般地一一战胜，这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快速升迁。在比尔的心中，除了海军上将这一顶级的军衔，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他获得更大满足，也只有这种成功才能与他父亲的丰功伟绩相比肩。
但是一场意外发生了，虽然只是个很小的判断失误，并没有酿成大的损失，而且错误也非由比尔直接造成，但带来的影响却足以让他的凌云之志从此沉没——毕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出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这种连带责任让他给人留下“他未必具备这样的领导能力，也许难以担当重任”的印象。由于已经备案，比尔不再白璧无瑕，他永远也不可能像父亲那样完美了。
在无上的荣誉和得体的奖励之下，比尔退役了，军队成就了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但也留给了他持续不断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感。为了寻求安慰，他私下里与杰克·丹尼尔斯（Jack Dan-iels）上校保持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在妻子第N次威胁说要离他而去之后，我终于见到了比尔，了解了他因不懈努力寻求完美却求之不得所引发的焦虑。
你知道吗？焦虑症患者患物质滥用障碍（如不加控制地喝酒、抽烟、吸食毒品等等）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两到三倍。
比尔知道为了自己好必须把酒戒了，但戒酒本身并不能让他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从而彻底告别焦虑。比尔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完美主义来自内心深处对于自己足以胜任“米勒的儿子”这一称呼的深深渴望。这样的顿悟对他有用，但还不足以达到治疗效果。他还必须认识到父亲其实已经以他为荣，丝毫不亚于他的妻子、孩子、朋友以及在他军旅生涯中曾受过他眷顾的所有人。我告诉比尔，在所有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会因为他升迁一级就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压力与焦虑来自自己“尚不够好”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完全来自他自己而非别人。但是对于比尔来说，也许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在咨询中的一个自我觉察：正是提前退役给了他在老父亲生命的最后三年陪伴其左右的机会，倘若如愿升迁，这一机会就必然会失去，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意识到比起袖子上多一道代表升迁的条纹，能在父亲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他身边才更加重要，更加无价。
既然焦虑全都来自感知到的威胁，那么威胁就没有必要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才具有杀伤力。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说，感知往往比事实的作用更大。杰里米（Jeremy）是一个四岁的学前儿童，急诊室医生将他转介给我，因为发现他有“排便恐惧”。幸运的是，他遇到这一问题的时间并不长，他妈妈说直到三天之前，他都能轻松又自如地拉臭臭。
急诊室医生给他做了一系列X光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梗阻存在，又给他灌了肠，在折腾了几个小时却毫无进展之后，医生建议给这个小男孩找个心理咨询师，他推测这种行为可能出自小男孩心理上自我诱发的“保留”。
经过询问，我们发现了造成他便秘的一个可能原因：最近他在电视上看了恐怖电影《鲨鱼周》，他觉得里面的鲨鱼非常可怕，他记得鲨鱼在水中游，而马桶里也有水，他说自己非常害怕这些凶猛、吃人的动物会在他拉臭臭时咬他的屁屁。
“那些鲨鱼有多大？”我问他。
“2到4米。”他回答。
“有多粗？”他用胳膊围成圈来比画。
“他们是软的还是硬的？”
“硬的，射到它身上的东西都被弹回来了。”杰瑞米回答。
“你家马桶下水道的管子有多粗呢？”
他拿我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圈。
在他了解完这些知识之后，我从书架上拿下一个毛绒玩具，一只柔软的海豹，让他拿它穿过我双手拇指和食指围成的这个圈。在多方尝试都无法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后，他终于停下来，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在豁然开朗的瞬间，他转向我，问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我能去厕所了吗？”
我们自己的故事可能不是这种天真可爱的风格，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常常怀揣着假想的威胁吗？
怎么会胸闷呢，是不是心脏病发作啊，难道是活不成了？
另一半居然迟到，他/她多半是心怀鬼胎了！
胎儿上周还动得好好的，这周竟如此安静，不会是要流产吧？
老板对你已完工的项目不置一词，她一定是讨厌你，随时都会炒你鱿鱼！
在所有你关切之处，假想的怪兽都随处潜伏。想与焦虑为伴？尽管相信它们的存在吧，借用一句不知名人士的名言“你所以为的一切，你都别相信”。
伟大的心理治疗师弗里茨·佩尔斯（Fritz Perls）被誉为“格式塔心理治疗学派之父”，他开拓性地指出，人们需要完成他们的“未完成事件”以获取心灵的宁静。换句话说，除非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圆满完成，否则你的心中将永无宁日。
人类总是追求“闭合感”，仔细想想，谁会将床铺整理一半，草坪剪到90%？没写完的文章、没作完的画、刷了一半的房间会让你感到满意吗？未完成事件具有打破我们平衡、扰乱我们宁静的天然力量。但人们又如何能完成那些本就不可能圆满完成的事情呢？
黛博拉（Deborah）是一位40多岁的寡妇，被初诊医生转介到我这儿。一年多之前，在一场悲惨的工伤事故中，她不幸失去了丈夫。她表现出了悲伤的常见症状，包括伤心、绝望、对曾经在意的东西失去了兴趣等。但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焦虑，因为丈夫的英年早逝而无法获得一种圆满之感。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卡车上的货物往下卸，却被一辆从对面飞速驶来的卡车撞倒了。她经常梦见这场事故，在焦虑洪潮的冲击中醒来，脑中熊熊燃烧着一个问题：死之前他受罪了吗？由于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她的生命就深深纠缠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上，然而这种探究却无法带给她一丝欢愉。
我帮助她想明白，要想摆脱自缚之茧，她必须找到能让心灵从中解脱出来的办法，无论哪种都好。她决定去收集事故的更多相关信息，为此，她需要去查阅事故报告，阅读目击证词和法医报告。只是这里有个问题：她觉得自己缺少阅读这些材料的勇气。尽管如此，她还是收集到了这些资料，并在第二次来访时带了过来。
草草打完招呼，她把事故报告递给我，说她无法自己读，但是她信赖我，希望我读给她听。在事故描述部分，虽然有些于心不忍，但我必须诚实无欺，只能逐字逐句地读出来：卡车结结实实地撞向他，前后两个左轮胎先后从他身上碾压过去。在听取目击证词时，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很快、但入耳可辨的吞咽声。
她再三对我表示感谢，说她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他没有受罪，随着这个问题被一劳永逸地解决，她终于可以从那些纠缠中解脱出来。此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关于他最后时刻的未完成事件如今已然完成，想必她的焦虑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几乎所有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性：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处在崩溃边缘。也就是说，他面临的境遇、他的亲密关系或他所处其中的冲突已经到了自己不堪重负的境地。好比他本可以背着三个箱子活得很舒坦，突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生活扔给他两个额外的箱子，如果不能想办法扔掉最上面的一两个，他势必会连人带箱子一起垮下，让他孜孜以求活得稳健、从容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让他濒临崩溃！
兰德尔（Randall）的情形就是如此。他是一家非常出色的制造公司的CEO.他把自己的小公司打理得惊人地成功——一经投入运营，短短三年时间里就造就了一台赚钱机器。由于这份业绩，他的公司被一个更大的公司收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吞并）了，他们想留下他，聘请他做区域经理。正是这个，让兰德尔对“好心没好报”这种古老的说法坚信不疑。想想看，要完成这份差事，他需要搬到一个全新的城市，掌握一门全新的语言，学习一些全新的技能，待在一个全新的办公室里，管理一批完全陌生的人！虽然区域经理的薪水几乎是他原来的两倍，但是听他的描述你能感觉到，对于这种转变他深感遗憾、愤愤不平，从而濒临崩溃。
兰德尔应该明白，濒临崩溃是一种感知而非事实。有人因为一个宝宝的出生而濒临崩溃，有人养育了一堆孩子却能自得其乐。正是觉得要学的太多、要改变的太多这样的认知导致了他的焦虑。新老板表达了对兰德尔的信任，还为他履行好自己的新职责制订了相当实际的计划。经过一些初步的自我探索，他发现在焦虑的背后，是他对自己会失败的恐惧。
兰德尔做了一些实践性测试，以确信此前他公司的辉煌业绩主要得益于他的创新能力和领导才能，此次被收购就是他成功的证明，所以他不可能忽然就失去了这些能力，变成了失败者。兰德尔发现，克服这种濒临崩溃感的方法与那句常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一样一样的：怎么才能吃掉一头大象？一口一口吃！
这样一来，他用“要做的很多但尚可下手，我定能做好”替代了之前“我受不了了”的简单咒语。最后，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口头禅，他不再“受不了了”，而是“受得了了”，我们将它定义为“事儿很多，但搞得定”。不出三个月，他获得了升迁，有了全新的机会再次去“受不了”，不过这次他已能迎接挑战，再不用屈从于破坏性的焦虑了。
跨过去是唯一的出路。
——罗伯特·弗罗斯特
一如第7章将讲到的，身不由己之感是致使惊恐发作的关键因素。这种感觉越强烈（就像被困在电梯里），惊恐感也就越严重。而受困感不太强烈的情境，比如一段“有毒”的关系通常会激发的是广义的焦虑症状，如不安、失眠、烦躁等，而不是恐慌发作。
戴维（David）的情况便是如此。他是一名42岁的卡车司机，由于在工作中的身不由己之感，他陷入了慢性焦虑和长久的悲伤之中。戴维是一个人缘极好且任劳任怨的员工，他的工作履历中包含了无数次的晋升和嘉奖且毫无污点。但问题是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27年前，他刚高中毕业就一头“栽进”了这份工作中。戴维和他彼时的女朋友索尼亚（Sonya）恐怕是父母警告过你千万不要成为的那种情侣：第一次的肌肤之亲就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男宝宝。由于两人都觉得堕胎不妥，他们就只好在18岁这年结了婚，当上了父母。大学这一人生选项走出了他的生活，他像自己棒球队的父亲一样干起了卡车司机的活儿。后来戴维又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婚姻也稳定而坚固，然而他却被禁锢在自己的“私人地狱”里，插翅难飞。
然而，一如往常，这又是一例感知胜出了现实的悲伤故事——虽然戴维是如此坚信自己犹如涸辙之鱼，现实却是，再过三年他就可以拿着全额退休金全身而退了。遗憾的是，这一现实并不能带给戴维多少安慰，他显得心灰意冷。
因此，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看看在如果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理想状况下，他将会何去何从。有趣的是，他说平生所愿就是进一流餐厅做厨师。他非常喜欢烹饪，相信倘若有机会在烹饪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于他来讲将是人生幸事。
于是我问他：“花些时间和精力去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烹饪学校，去参加培训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做做准备，你觉得如何？”
凭他攒下的钱和积累下来的人脉，实现这一梦想实非难事，只要他愿意。当然，这种重新定向有一个前提：戴维必须将“我是一个被困其中的受害者”的自贬念头转换成“只需再稍稍忍受一下，我就能拥抱自己的梦想了”的积极期待。刚开始，旧的“被困”焦虑会被新的“我能否胜任”焦虑所替代，一如前文中的兰德尔，戴维也会害怕失败。但戴维这次选择要为儿子们树立一个勇于追梦的男人形象。
现在的戴维是一家当地餐馆的主人，他的两个儿子如今成了司机，有些时候，在堵车极为严重的排队煎熬中，他们会有受困之感，而他们的父亲戴维，如今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