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书是杨国荣同志的博士论文。在进行论文答辩时，几位前辈专家曾给以肯定的评价，给他许多鼓励。部分内容在有关杂志发表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现在经作者修改后正式出版，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作为他的导师，我对杨国荣同志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花的辛勤劳动和其中的甘苦是了解的；对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研究能力，有信赖感；对他最后取得的成果，即这本著作，也是满意的。

我以为他这本著作有一些显著的特色：一、从考察王学的二重性入手，对它的内在结构及其在后学中的历史展开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了王学融合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及其肯定本体（良知）与工夫（致良知）之统一这一极为重要的理论特质。二、由对王学体系的内在矛盾的揭露，进而说明王门后学的分化，着重考察了志（意）知之辩的演进，李贽把王学引向异端，黄宗羲完成对王学的自我否定，并在“历史的余响”的标题下讨论了王学在中国哲学近代化中的双重作用等。这一系统的有条不紊的考察，比较好地贯彻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因此许多论断显得很有说服力。三、作者比较充分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参考了前人和时贤，包括海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加以评析、折衷，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本书既具有较广的理论视野，又能在许多环节上作深入的微观考察，是一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理论著作。

当然，我说本书有这些特色，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在答辩时，已经有专家指出，“天泉问答”引起的纷争未及细论，是不足之处。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一个青年人能写出这样水平的著作，已可使人赞叹“后生可畏”了！

不过，我还想在这里就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贡献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对杨国荣同志这本书，也可算是一点补充。

王阳明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他的全部学说。致良知说，我们可以不赞成，但其中包含有很有价值的见解，即关于工夫和本体统一、把真理了解为过程的思想，那是不能忽视的。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即本体即工夫，本体在工夫中展开为过程。这意味着：本体论和智慧学说是统一的，而本体和智慧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应把二者的统一了解为动态的统一，了解为过程。虽说“心一而已”、“理一而已”、“性一而已”，但理（或心或性）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如婴儿发育、树木发芽成长一般，最初的本原（胎儿、萌芽）虽具体而微，但要经过若干发育阶段，才能充分展现。这种以本体与智慧展现为过程的思想，是王阳明的独特贡献。它把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富于生命力的。虽然王阳明的学说本身包含有矛盾，因而使得王门后学展开了关于工夫与本体关系的争论，但到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论点，王夫之又以天人交互作用来阐明“性日生而日成”的学说，他们便把哲学的思辨水平更向前推进了。

王阳明从他的本体与工夫统一、真理展开为过程的理论，还引导出两方面的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来看，“道”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被记载在典籍中。由此，王阳明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即“六经皆史”。儒家的经典都被看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就大大降低了经学的权威。这一论断后来为浙东史学所发展，一直影响到近代。近代学者用历史主义态度来批判经学独断论，正是发端于“六经皆史”的思想。二、从个人的成长发育来说，人的精神发展有个过程，德性、知识和才能的发展都要经历许多阶段，因而从教育理论来说，一定要“随才成就”，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进行培养、教育。特别是对于儿童，王阳明强调不应该有所束缚，而应任其自由发展，让他们像草木在时雨春风中那样日长月化。从这样的观点，便可引导出李贽的“童心说”。而近代人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在这里也已有了萌芽。

所以，从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王学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有一个时期，我国理论界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整个传统文化采取否定态度，对王学给予尤为不公正的待遇。“左”的思想实际上是类似于经学的东西，只不过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代替了“子曰”、“诗云”。王阳明并不盲目崇拜经学的权威，他要求人们进行自由的思考，培养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学风。我们今天要克服教条主义，正需要发扬这种学风。因此，研究王学，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杨国荣同志这本著作，我相信，在推进王学研究和提高哲学思辨水平方面是会发挥一定作用的。

冯契
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