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从哲学的逻辑演进看，实证主义的理论先导可以上溯到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而其更广的历史根据则内在于近代科学的发展。经验论传统的制约，使实证主义将哲学的论域主要限制在现象界，拒绝讨论可经验的现象之外的“形而上”问题；近代科学的凯歌行进，则使实证主义一开始便较为关注与实验科学相关的逻辑及科学方法，并力图实现科学的统一及哲学的科学化。实证主义的如上趋向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哲学走向近代的历史需要。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东渐的西学从声、光、电、化等具体科学扩及哲学观念，实证主义亦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传统哲学冲撞交融，成为近代中国引人瞩目的哲学流派。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在其衍化过程中，历经数代，并形成了不同的支流，这种变迁演化，在中国近代也几乎一一得到了再现。

然而，当实证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它所遇到的，是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哲学、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后者既为实证主义的东渐提供了前提，也使之在理论上有所变形。这样，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尽管源于西方实证论，并与之有着相近的哲学趋向，但同时又受到文化传统与近代历史过程的双重制约，从而形成了某些异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特点。中西实证主义这种相即而又相离的历史现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西哲学交汇的复杂形态。

较早以比较系统的形式引入西方实证主义的人物是严复。严复登上近代思想舞台之时，西方第一代实证主义已大致取得了成熟的形态。如前所述，实证论的形成与发展，自始即与近代实证科学有不解之缘；对科学的本质及科学方法的阐述，构成了实证哲学的重要内容。严复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推崇西方近代的“实测内籀”之学（实证科学的方法）而导向实证主义。同时，在注重直接的、可感知的经验事实方面，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亦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英国的实证主义者穆勒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功利主义者。两者的这种交融同样体现在严复身上。不过，与西方实证主义以现象主义的原则拒斥形而上的本体不同，严复并不否定本体世界的存在，只是认为本体世界超越了现象的领域，从而“不可思议”。这样，在严复那里，本体界与现象界便处于一种既相互并存，又相互对峙的状态。

稍后于严复，王国维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王国维早年曾研究过德国思辨哲学，对形而上学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但后来逐渐意识到形而上学虽“可爱”，但“不可信”，真正可信的是实证论。与严复一样，王国维所理解的实证论，既是近代科学方法，又包括实证论的经验主义及现象主义原则。王国维在把近代科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同时，也表现出注重现象关联的倾向，以为科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记叙事物”而“尽其真”，其史学研究主要即限于现象领域的考证。不过，王国维虽然肯定实证论为“可信者”，但又认为它并不可爱，因为实证论无法解决人生意义、终极关怀等问题。在王国维的以下这段话中，很典型地表露出其复杂的心态：“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这种看法实际上已注意到了实证主义的限度。王国维的一生，即苦苦徘徊于可爱的形而上学与可信的实证论之间。

“五四”时期，胡适引入了第二代实证论——实用主义。作为实证论思潮的一个流派，实用主义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同样采取了贬抑的态度，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胡适。与杜威一样，胡适主张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以不了了之。不过，胡适同时又深受传统自然主义的影响，并承认：“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 （《科学与人生观·序》）对宇宙内在法则的这种肯定，与实证主义（包括其支流实用主义）拒绝讨论现象之后的本体，显然有所不同。和实在论的这一趋向相联系，胡适还将自然主义引入人生之域，提出了自然主义人生观。这些看法，多少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某种容忍。在方法论上，胡适一方面接受了实证论的现象主义原则，以为认识只能限于现象和经验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上承了清代朴学（乾嘉学派）等传统的方法论思想，并将传统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作了沟通，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传统方法论的近代化。

与胡适引入实用主义前后呼应，丁文江、王星拱着力将马赫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就哲学形态而言，马赫主义大致也可归入第二代实证主义。与第一代实证主义一样，它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并似乎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作为实证主义的两股支流，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具有相近的哲学趋向，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使它们在输入中国后，很快便彼此认同，并趋于合流。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胡适便公开站在丁文江、王星拱一边，结成了所谓“科学派”。当然，相对而言，丁文江、王星拱的感觉论色彩更浓一些。从马赫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往往把物质归结为感觉。不过，与马赫主义较多地关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有所不同，丁文江、王星拱对人生观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事实上，丁、王对马赫主义的介绍和发挥，即发端于人生观的论战。在丁文江、王星拱看来，科学与人生观不能分家，人生观应当受科学的制约，正是在这里，体现了科学的统一性。一般而论，追求科学的统一性是实证主义的共同趋向，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便把实证哲学视为科学的综合，马赫则试图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统一性。在这方面，丁文江、王星拱无疑上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正是由强调科学的普遍性，丁文江、王星拱又表现出某种唯科学主义的趋向，把人生理解为一种类似物理或力学运动的过程。就此而言，丁文江、王星拱似乎又以更极端的形式，凸显了实证主义的内在缺陷。

如何克服实证主义的缺陷？这是实证论思潮自身演进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冯友兰那里，这一问题多少得到了某种更为自觉的关注。冯友兰早年留学美国，以后逐渐接受了英、美的新实在论，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加以会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实在论兴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属于广义的实证主义思潮，在超越形而上学等问题上，与第一代实证主义基本一致。不过，它更为注重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首先拒斥了传统哲学中“坏”的形而上学，从而表现出与实证论相近的思路。但同时，冯友兰又认为，除了“坏”的形而上学之外，还有一种最“哲学的形上学”。后者的特点在于完全由形式命题或分析命题所构成，而不涉及实际的世界。而他试图重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式化的形而上学。通过净化传统的形而上学，冯友兰运用逻辑建构的方式，以理、气、道体、大全等范畴为主干，形成了其新理学的体系。这种新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并不很成功，因为它追求哲学的形式化，而哲学按其本质而言是无法形式化的：一旦将其形式化，便意味着剔除一切实际的内容，其结果即是使之成为缺乏现实根据的思辨虚构。不过，它对实证主义的偏向却多少有所限制。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拒斥了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及发展原理的考察。当王国维感叹实证论无法解决“伟大之形而上学”问题时，便已注意到了实证论的以上局限。较之实证主义的偏狭眼界，冯友兰的新形而上学尽管仍带有思辨的特点，但毕竟重新确认了世界统一性原理与发展原理在哲学中的地位，从而对实证论起了某种纠偏的作用。

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冯友兰融入了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并吸取了新实在论及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但同时又将命题分为两类，即本然命题与实际命题。本然命题以本然（自在）之理为内容，不管它是否为人实际地表述，它都是存在的；实际命题则以本然命题为依据，它乃是人们对本然命题的陈述。本然命题是永真的，实际命题唯有与之相符合，才具有真的性质。不难看出，所谓本然命题，无非是一种不依赖经验而存在的认识形式，它在本质上具有超验的性质。对这种命题的设定，与实证主义显然有所不同，而冯友兰也正是以本然命题的设定为依据，对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约定论提出了批评。与设定本然命题相联系，冯友兰在肯定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又进一步主张由辨名而析理。在他看来，科学方法固然包含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但对概念的这种分析（辨名）必须与析理（把握本然之理）联系起来。较之逻辑实证主义仅仅囿于语言的逻辑分析，冯友兰的视野似乎更为开阔一些。

冯友兰通过辨名析理而重建形而上学，最终乃是为了引导人们进入理想的人生境界，后者便涉及了道德哲学。在伦理学上，实证主义（特别是新实在论及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特点在于由传统的规范伦理学转向元伦理学（Meta-ethics）。元伦理学以道德语言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它在某种意义上把伦理学归属于道德概念与道德判断的逻辑分析。实证主义的这一趋向，也明显地影响了冯友兰。在道德哲学的研究上，冯友兰十分注重概念的澄清与净化。不过，他并不赞成新实在论及逻辑实证主义将伦理学仅仅归结为道德语言的分析，认为哲学应与人生相联系，并根据觉解（理性觉悟）的程度，将人生区分为四种境界。在冯友兰看来，要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便必须借助于本体论上的道体、大全等范畴。本体论与人生观的这种联系，蕴含着天与人、真与善相统一的运思倾向。相对于丁文江、王星拱以物理世界的因果法则来宰制人生，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将人生逻辑化的趋向，冯友兰的如上看法无疑表现了不同的思路。

与冯友兰几乎同时，金岳霖也受到了新实在论的洗礼。金岳霖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逻辑》、《论道》等著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写成了《知识论》一书（此书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交商务印书馆排版，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在新实在论影响下，金岳霖对传统的形而上学颇为不满。在他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往往热衷于从宇宙本体的角度讨论心物关系等等，而这种心物之辨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知识论》一书中，金岳霖便明确表明：“本知识论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的知识论。”这种超越唯心与唯物的要求，与新实在论大致一脉相承，体现的是同一种实证主义趋向。不过，在拒斥旧形而上学的同时，金岳霖并不完全否定“玄学”（形而上学）的意义：玄学虽然不一定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却可以给人以“情感的满足” （《论道》），并为解决其他哲学问题提供必要前提。正是以后者为根据，金岳霖又借用传统哲学的概念，将宇宙之道理解为一个“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太极虽然无法达到，但却构成了一个“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境界。作为真、善、美、至如的统一，这种境界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因而能给人以情感的满足。对形而上学意义的如上确认，已逸出了实证主义的立场。

较之冯友兰由辨名析理而指向人生哲学，金岳霖的关注之点更多地集中于认识论。按照金岳霖的看法，知识应当从感觉说起，“说知识有进步，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正觉有增加” （《知识论》）。就其以感觉为知识之源而言，这种看法与实证主义无疑彼此相近。不过，实证主义主要上承休谟的经验论，以为认识无法超越感觉，从而将主体的感觉与外部对象隔绝开来。与之相对，金岳霖提出了“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这一命题。“所与”即外物在感觉活动中的呈现，它既是感觉的内容，又是感觉的对象。换言之，内（感觉内容）与外（感觉对象）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二者统一于所与。这一观点实质上肯定了感觉能够提供客观的实在，从而超越了实证论所坚持的休谟主义传统。

从以上前提出发，金岳霖进而分析了概念的作用，认为概念既摹状（摹写）所与，又规律（规范）所与。摹状即把所与符号化地安排于概念结构中，它表现为一个“得自所与”的过程；规律则是以得自所与的概念，进一步去接受新的所与，并对所与加以整理，它表现为一个“还治所与”的过程。不难看出，在概念的如上双重作用中，感性与理性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极端的经验主义立场。

在方法论上，金岳霖将归纳提到了重要地位，就此而言，其思路与实证主义又有相近之处。不过，与逻辑实证主义更多地将归纳理解为一种证明方法不同，金岳霖强调归纳是一个“事中求理”的过程，亦即把归纳与科学发现联系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证归纳原则可靠性时，金岳霖既从逻辑上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又将方法论与本体论结合起来，肯定对象之中本身存在着普遍的关联及真正的秩序，从而为由特殊到普遍的归纳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根据。对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显然已越出了逻辑实证主义仅仅囿于逻辑分析之域的眼界。

概而言之，由严复开其端，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经历了一个演进和展开的过程，其中既体现了实证论的一般趋向，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历史地看，中国传统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古典人本主义为主流的衍化趋向，尽管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等领域也取得了某些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在这些方面，传统哲学的研究确实显得相对薄弱。后期墨家固然建立了一个形式逻辑的体系，但在先秦以后，便几乎成为绝学；魏晋时期，名辩思潮一度中兴，并出现了《墨辩注》一类的逻辑学著作，但这种现象并未能持久，鲁胜的《墨辩注》也只保存下了其中的短序；唐代，印度的因明学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相对于佛理，作为逻辑的因明似乎很难得到认同；明清之际，西方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开始输入，但问津者却并不多。与这种现象相应，古典认识论的研究，总是很难摆脱伦理学的纠缠，从孔子融合知与仁，到宋明理学沟通穷理与德性之知，认识始终未能取得康德所谓“纯粹理性”的形态，它使认识论的深入研究，多少受到了限制。相形之下，近代实证主义以认识论以及逻辑与方法论为重心，它的引入与阐发，对中国哲学自身的深化与拓展，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如果说，以广义的新儒家（从康有为到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较多地表现为对传统哲学的认同，那么，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则更侧重于推进传统哲学的近代化，二者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两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倘若把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放在中西哲学交融的视野下加以考察，那么，便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它所具有的另一重涵义。从西方正统实证论的立场看，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似乎并未取得“纯化”的形态：相对于西方正统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原则，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这一类问题更多地表现出二重性：他们怀疑并批评旧形而上学，但又不完全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后者多少偏离了正统实证主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人本主义的同情。这种温和的实证论态度，似乎已隐隐地流露出限制实证主义某些偏向的要求，而其更内在的意向则是化解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紧张。

就社会文化思潮而言，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有着很难分离的联系。事实上，实证主义常常又被归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相对而言，本书对实证主义所作的，更多的是哲学分析。同时，从理论上看，实证主义关注的主要是知识（Knowledge）之域，而哲学总是难以回避涉及性与天道的智慧（Wisdom）问题。如何沟通知识与智慧？这始终是困扰实证主义的理论难题。正是在这方面，当代哲学家冯契作了独特的探索，并由此形成了其广义认识论。这一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实证主义的某种回应，它为解决以上难题展示了一种创造性的思路。为了提供一个更广的哲学—文化背景，书后特列若干篇分述近代科学主义、分析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以及冯契广义认识论的论文，作为全书的附录，以期从不同的参照背景上，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