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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关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纷纷辞职，引起了对这种举动的原因的疑问。我想，普通美国人会认为，这既不明智又不合时宜。这一举动会显得有些不太光明磊落，就像你因为担心自己被打败而在实际上被打败之前就退出了。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的习惯是不同的。一个与上司有分歧的官员辞职的平常举动，与其说是一个最终的行为，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抗议，或者作为引起公众对他不赞同某个行为的注意的一个手段。辞职作为公之于众的一个手段，在中国占据着类似于暗杀曾经一度在俄国占据的地位。
如果中国代表们认为，美国公众没有意识到事情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认为，通过一个夸张的表示，可以让美国的公众舆论被激发起来而变得更加活跃，那么，辞职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习以为常的事情。也有一些其他可能的动机。至少有一个通过辞职来抗议的顾问属于中国政治中这样的一个派系，许多个月以来，这个派系一直在积极争取让它的成员进入内阁。没有什么比让中国民众相信内阁没有在适当地保护中国的利益，尤其是在山东的利益更有可能推翻目前的内阁了。
一个美国人几乎难以想象这次会议上的各种考虑受到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 注视 的关注程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或者顶多是一个重要事件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很容易被带动起来，而且人们可以猜测，公众的感觉已经开始集中起来针对它认为是内阁方面苟安行径的事情了。无论在华盛顿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样的，现任政府几乎不得不承担失败的过失，而对许多人来说，就会有趁还有时间及早暗地里抽身的诱惑。
有一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缺乏根据而略过。一直有一种广泛的传言，说北京政府处于张作霖——满洲的军事总督的控制下，而他是受到日本人操纵的。那些接受这种传言的人相信，这些辞职或许是针对主导这个代表团的政府中的亲日成分的。
但是，只要考虑到国际关系，亲日政策在华盛顿就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首先，外国外交官们从来不曾如此程度地处于北京的掌控之下；其次，没有哪个中国政治家敢于在对外政治方面亲日，即使他想要这么做也不行。这即使不是肉体上的自杀，也会是社会和政治上的自杀。
在召开凡尔赛会议的时候，一个亲日的内阁正在北京掌权。当时关于日本方面意图在中国首席代表过境东京的时候对他施加影响一事，有许多可靠的报道。但是，代表们一致拒绝签订那个条约，而且中国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单独的和平协议。那时候做不成的事，现在也不可能做成。在巴黎，和谈代表们内部存在着各种分歧，这些分歧如今在华盛顿也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或者派系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对日本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待。
这些辞职，不管起因是什么，都引发了中国如何在华盛顿行事以及哪些是其合理期望的问题。粗略地说，撇开把这次会议用于国内政治目的的任何企图不谈，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情绪中存在着四派。有一派人把希望如此多地寄托在美国身上，以至于它的期望是无限的。实际上，它说，威尔逊在凡尔赛把山东从中国手中拿走了，而哈定（Harding）
要在华盛顿把它拿回来。
另一派当然想要好的结果，但是却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刚刚发表了一个公众演说，在其中，他警告他的听众们：中国必定要经历一个巨大的震惊、一个巨大的失望。这个群体脱离于政治之外，并且反对所有现存的政治派别。他们坚持主张内部改革的必要，并且坚定地确信，当这些改革完成时，日本就没法继续反对中国了，而其他国家将会被迫放弃他们的不当占领和行为。
第三派人，主要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其中许多人学的是政治科学。他们是热情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已经学会谈论主权了，对像治外法权以及外国在中国的自治特权之类的话题非常感兴趣。使中国从外国的法律干涉下解脱出来，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第四个且最大的一个派别，在我看来，是由那些根据与《二十一条》和山东有关的事情来衡量这次会议成败的人构成的。他们并不那么在乎邮局、海关、领事法庭等。在他们看来，与主要问题相比，这些是小问题。
我刚刚看过中国的联合商会与教育联合会致美国公众的一份电报的副本，这些机构代表着中国最开化的非政治舆论。电报以感谢美国民众过去给予的帮助开头，以要求美国公众舆论在中国的两个基本要求——收回山东和废除《二十一条》——上，使劲地为它撑腰而结尾。毫无疑问，国务院与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处于一个困难而微妙的地位。但是，在这些点上无论获得或者没有获得什么样的结果，中国代表们受到中国民众检验的程度都自然而然地会比美国代表们受到我们国民检验的程度更加严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一直以令人惊讶的程度避开在美国作直接宣传。辞职或许是一种积极宣传的一个前兆，这种宣传主要是反日的。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