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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每一个有着公正判断力的人都会同意布雷斯福德（Brailsford）先生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四篇文章的主要前提。除了同意之外，我们还要对他表达这些前提的方式给予不加限制的赞赏。如果其他讨论这个主题的作者能找到他们对问题的坦率、良好的感觉以及通达的理解，那他们就会很幸运了。不过，人们可以同意布雷斯福德先生的主要前提，但对于接受他的主要结论，换言之，即英国与美国方面对各项金融活动的垄断，则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相应地，我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出发，重述一下与国际分歧的各种根由有关的这些前提，然后讲述一些怀疑他的解决方案的理由。
有许多人反对在华盛顿引入对各项政策的讨论。他们认为，如果将争论限制于军备问题，将会更好地达成重要的结果。但是，军备问题首先是一个症状、一个后果，虽然这又转而成为各国之间进一步纠纷的一个起因。如果我们放着导致各国武装起来并参与一场军备竞赛的那些力量和政策不管，那么避免战争的努力就是徒劳的。目前需要加以关注的这些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一直提议继续海军方面的扩张；作为上一场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它参与了这种扩张。这项提议，即美国应当建造一支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如果不是更庞大，至少也应当相等规模的海军，已经正式被提了出来。这对英国的骄傲和其传统与安全感来说是一个震撼，因为它如此依赖远洋交通，相反，美国则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自足的地位。它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挑衅。
其次，每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军备都有防卫性的理由。但在现实中，每一个防卫性的举动都是侵犯性的。每一个国家把自己武装起来，都是因为某个别的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受到威胁而武装起来，这种金字塔式的堆积如此以往没完没了地继续着。每一个国家在对邻国举动的判断上都是正确的，而在对自己的判断上都错了。当一种怀疑、恐惧和厌恶的心理状态符合剧烈的经济竞争和已成传统而不受人质疑的国家政策间冲突的时候，反对战争的道德界限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样，很容易会被推到一边去。沾亲带故的感觉，海内皆兄弟的情感，共同语言和习俗的传承，都变得无用了。对日本的情况来说，不存在像我们与大不列颠的关系中那样的共同祖先与文化的保障。双方都存在一种种族偏见。
第三，作为大战的一个结果，这三个抛弃了道德上甚至法理上界限的强国的力量都有所增强。从心理上来说，我们春风得意，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强国，成了一股令人尊敬和畏惧的力量。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已经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我们拥有可以输出的资本，我们处于经济扩张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开始更新我们的商船了。我们需要商贸和银行业方面的输出，然而由于欧洲国家与日本在东方采取的政策，我们发现自己在那里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开放的门户，我们的国际传统的一部分，却当着我们的面砰然关上。
这三个强国带来一种危险的状况，并由于我们过于相信自己和平而正当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危险。同时，如果我们需要新的输出，那么外贸对于因战争破坏而衰弱下去的其他国家恢复元气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在旧有的环境下仅仅是恼人的那种竞争，如今在外国看来似乎是一种有意的粗暴对待，像是一个通过战争而富起来了的国家，以那些遭受痛苦的国家为代价来凑起更多的美金的一种渴望。
第四，在区分日本那些正当需要——或必需——与其在亚洲掠夺性的、侵略性的策略这一点上存在着困难，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去满足前者而又不助长后者。我相信，布雷斯福德先生并不像讨论这一主题的许多作者那样，而是一语中的。他说，日本的真正需要并不是取得领土从而把过剩的人口输送到那里，而是要求有保障的粮食、钢铁、煤炭以及（我应该加上）原油来使自身保持为一个强国，并缓解其人口增长的压力。不管怎么样，问题都不简单。它由于日本没有耐性和超过合理限度的发展以及用来推动其过快发展的那些手段而变得困难得多。如今，日本有了关于自身和它在世界上的恰当地位的一幅心理图景，这幅图景对它本身或其他国家来说，都不是容易够得上的。撇开经济上的起因不谈，这是助长冲突以及可能的战争的一个心理条件。日本一开始就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高度敏感，并且发自内心地渴望得到它们的认可。
这个情况无疑是严重的，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描绘的那样严重。然而，他提议的补救办法，在我看来却是有问题的。它是英国和美国为了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各种资源进行联合掠夺而采取的金融与商贸方面的辛迪加行为，这种方式会使日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得到承认；我认为，这是前者为了与后者相竞争而依靠的一种配给，在这场竞争中，日本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对这项举措的反对，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它忽略了中国与俄国。我的意思不是说，它对中国提得很少，而对俄国则根本没有提及；而是说它把中国过多地当成了一个承受者，过少地看作一个主动的有活力的力量。这一点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展开。俄国的情况看来是很明确的，它仍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强国。在过去的一些时日中，它一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影响着英国与日本的各项政策。
有人认为俄国会是一个可以长久忽略的因素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代表着英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在其中把它视为可以忽略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会如何呢？
仅仅确保门户会保持开放，这样当俄国的局势稳定下来并且它的力量得到恢复之时就可以加入这个辛迪加，这是不够的。谁知道它是否会在乎这个？俄国的发展可能会径直远离共产主义，尽管如此，俄国还是有可能成为对加入金融和经济上的国际辛迪加深恶痛绝的一个国家。它倒是很可能有兴趣来搅局，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确立它自己的影响了——没错，而且还有在亚洲的其他地方。
另一个方面的反对与我们自己有关。布雷斯福德先生认为，如今有可能进行一个国际联合，这个联合如果不是出于仁慈，至少是出于公正而行事；从其自身利益来说，它会是很精明的。我在实际情况中没看到什么可以支持这个假定，虽然我很愿意相信它。任何一个有可行性的联合，在眼下都很可能是这样一种联合，即它会使我们陷入欧洲政治与金融在中国的坏传统，这会激发和巩固如今意欲在我们中间建立起经济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布雷斯福德先生如果不是对我们的意图，至少也是对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有过分乐观的想法。引导我们远离诱惑并且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对国家来说和对个人一样，都是一句很好的祈祷词。布雷斯福德先生的补救办法暗示的不是以毒攻毒的方法，而是让人吞下大量毒药的方法。让各种竞争性的关切合作成为一种单纯的信任，或许能减少参与其中的一些企业互相之间的敌意。但是，它无法保证公平地对待第三方，并且可能降低参与合作的利益方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标准。
我不愿通过无缘无故揭英国人之短来使一种已经很危险的反英情绪增加哪怕是一点点，但任何现实的讨论都促使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英国在远东已经有了一项政策、一项既涉及英国的大银行也与外交部有关的政策。传统没办法一下子丢掉，人事和以往确立的习惯没办法断然变更。一个自由派的英国人，可以比一个美国人更好地说明，把外国事务留给外交部处理是否甚至对正宗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在对待经济欠发达的弱国方面，英国金融和商贸以现有方式卷入，是否鼓励人们相信可能会发生一个突然的变化。美国的激进人士已经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是美国的巨额融资（high finance）与英国的巨额融资的一个联合，如果不说这是它的目标的话。这种观点是极端的，但是事实摆在那里，布雷斯福德先生提议的补救办法，尽管他为其施加了保障，还是会让这种危险越来越接近。布雷斯福德先生认为，美国“不信任金融活动中集体的、合作的行为”，把它视为是华盛顿的正确解决方案的一个障碍。对美国的自由派人士来说，它显得像是一个保障，像是阻止我们驶上经济帝国主义的高速公路的一个保护。在国内事务中，金融没有表现出这种不信任。我们对政府与政治道德产生的作用过于警惕，以至不愿看到金融活动中集体的、合作的行为付诸国际政治。
就在我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出版社出版了对正在香港的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爵士的一篇专访，他是在访问日本与中国归来后接受采访的。在这篇专访中，他明确反对在他自己的国家与日本之间恢复同盟关系。他说，这已经成了他的祖国与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一个致命威胁；它对于华盛顿方面关于远东政策的实施以及裁减军备的推行，强加了一个不公平的障碍；它受到了在东方的英国人舆论的普遍反对。诺斯克利夫的这种态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在过去一直是这个同盟的坚定支持者，理由是它保护英国的利益，并有助于保持远东和平、门户开放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无论人们对诺斯克利夫的影响力持何种看法，都没有人会否认他那狡黠的机会主义和他对当前舆论的敏锐感觉。
归于伦敦记者名下的这些论断，对远东的人关于同盟的舆论状态作了过于轻描淡写的描述。身在太平洋彼岸的所有中国人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坚信，这个同盟首先是针对中国其次是针对美国的。中国人的圈子认为，同盟的后果是把英国包括进目前针对日本而存在的这种苦涩情绪的对象之列，它被视为征服一个弱国这桩罪行中的一个从犯。在大英帝国议会（Imperial Conference）召开期间，每个在中国的机构都向伦敦送去消息，描述中国人认为同盟将是一个针对中国的敌对行为这种一致的感觉；许多人威胁说，如果这个同盟被恢复了，那么就要发起一场抵制英国货物与船运的运动。说这个同盟意在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这些声言（比如像开头提到的那些），被视为任性荒唐的伪善而遭人鄙弃。
在东方的美国人目前的感觉是一种迷茫的恼怒和激愤。日本愿意有这个同盟这一事实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且除了作为日本更大侵略行为的一个部分之外，也没有受到什么憎恨。但是，人们经常问道，为什么英国愿意去加强日本的力量呢？既然德国已被排除在海军方面和具有侵略性的强国之外，俄国也不再是一个威胁了，那么，它的动机是什么呢？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理解的动机，在此定居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同盟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这种感觉导向一个结论。在英国眼中，美国已经坐上了先前由俄国占据着的那个位置：英国的对手的位置。因此，正如老的同盟是针对俄国与德国一样，这次恢复在同等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一个进攻和防御的结合。
接下来，还存在着这样的普遍信念，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愚蠢的政策。它是对美国的一个直接挑战，而它加给日本的力量很可能到时候会转而被用于针对英国。假使日本从根本上控制住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且有无限的人力为了战争工业和作为士兵而进行训练，那么英国在远东，尤其在印度拥有的东西的前景将会怎样呢？泛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是一种大众说教；而如果日本不曾完全疏远中国舆论的话，它或许已经在中国盛行了。而泛亚细亚主义对英国于亚洲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控制来说，都是致命的一种说教。
即使是现在，在中国的、日本人所有的那些报纸还进行着一种经常性反对他们盟友的宣传，仅次于为反对美国而进行的宣传。有谣言说，印度的国家主义者与革命派人士在日本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一个供应基地。在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中间，再没有比描绘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性政策的那些作品更加风行的著作了。尽管如此，在同盟的外表之下，日本还是在不断地侵占着过去一直被称为英国主要势力范围的地方——长江流域。我以前还从来没听说过日本对于长江流域的煤炭和钢铁的控制份额，估计在资源总量的60%以下。
当一个人从中国来到西方的时候，评判的眼界就改变了。在日本，对美国人友好的英国人指出，这个同盟减轻了英国在远东地区维持庞大的海军与陆军编制的必要性，眼下这个规模对它来说已经难以为继；它使英国得以把注意力更加专心不二地投到国内与欧洲面临的那些严重问题上，并且在印度给了英国一种保护，防止日本军部与印度的革命派结成同盟。当一个人到了美国，他会发现对这个事实的更多强调，即这个同盟使英国能够对日本的侵略倾向施加限制；废除这个同盟，会给日本、一个“骄傲而敏感的民族”如此的冒犯，以至于增强那里的军国主义派别的力量和影响力，并因而使一场全面战争之火更加逼近。总之，在维持一个同盟只不过比在合作者不再有直接用处时把它一脚踢开好一些的情况下，人们觉得继续维持它不像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
我毫不怀疑这些事情在其中有关系，在中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个同盟直接针对的是美国海军实力、政治威望和金融影响的增长预期；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但是，这后一种感觉存在着，而且正在美国蔓延。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了这种危险，即它会不断地增长，直到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类似德国与英国在大战爆发时的关系那样为止。
出于坦诚，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在远东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有着个人的友好关系，但是国家层面的感觉已经变得紧张了。没有必要试图去加以责备。英国人对在远东的声望、领导地位的感觉，由于美国声望的迅速上升而受到了伤害。存在着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感觉，觉得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英国的严重威胁。
人们从英国人的评论中，有时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觉得似乎是我们从凡尔赛体系中掳走了物质与领土的好处。假如，比方说，美国的肥皂和盥洗用品在东方市场上挤掉了英国货，那么，这种印象看来就不像是个严重问题。但是，外贸的不足对国内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反作用现在是如此迫近，以至于一个富有同情的想象力的美国人能够体会英国人的感觉，觉得贸易的扩张对美国而言是件难以奢求的事情；而对英国来说，它的缩减则可以被严重地视为对其而言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目前的处境充满了诱发恶感的各种偶然机缘。随着远东贸易中美国工业与金融利益的增长，这些诱因会越来越广泛地从远东传播到他们本国。
这些增强了布雷斯福德先生的确信，认为如果要以一种同时既满足日本对原材料的正当要求，又减少英国与美国之间在远东地区的激烈商业竞争所带来的冲突的方式恢复这个同盟，那么，太平洋会议的结果应当会使它的恢复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但是，除了被提出来作为解决方法的英国与美国对铁路与矿业经营的辛迪加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对商船自由航海权（freedom of the seas）的提及，自从威尔逊总统如此彻底地将它遗忘之后，几乎成了一个禁忌。但是，英国舆论似乎并不把即使在对协约国持友好态度的人中间也存在的巨大愤怒放在眼里，这种愤怒是由于意识到我们在战争的头几年受制于英国的海上霸权而产生的。
我们的船队甚至无法与南美洲的那些中立国家进行贸易，除非它们已经取得实际上是英国当局的授权，这是随着英国的海外租借地以及其对贸易线路和供煤站的掌握规模而得到巩固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这个问题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比起对海上实力本身的渴望来，与支持拥有一支庞大海军的情绪关系更加密切。
布雷斯福德先生本人已经说明，美国在战争情况下对日本的封锁会很容易使英国倒向日本一边。我们可以补充说，实际上，对日本的成功封锁最终会包括对上海及其与英国有关的商贸的封锁。类似地，在相当不同于实际状况的情况下，英国对公海和中立国之间交通的掌握或许已经使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加入了反对英国的一方。撇开对辛迪加作为一个补救措施的那些具体反对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未命中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些困难的根源。
它过于肤浅了。战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贸易自由这个问题早晚都得面对。太平洋会议召开得正是时候。它涉及对贸易线路和供煤站专门控制的整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由于英国外交的立场一直与美国相反而变得复杂了；而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境地，在其中，我们发现，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并采取英国原来的立场比较好。任何一个想要诚实而彻底地对待导致战争的军备竞赛背后的那些政策的人，都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中国与这次会议以及战争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无论哪一方都承认，它是风暴的中心。然而，它的参与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它是由于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贪欲，而不是由于自身的所作所为而造成麻烦的。尽管如此，无论它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它不是什么，内部的混乱与无能都仍必须算作使它成为其他国家诱饵的一个因素。
这么说吧，存在着三个中国。有在其他国家之间引发冲突与对抗的中国，即就国际关系而言的中国。有就国内事务而言的中国，在管理上混乱、分散，帮派林立，政府腐败严重。还有中国人的中国，人口众多，坚忍，勤劳，用非政治的方法治理着自身，牢固，超过西方人想象力限度的持久和稳定，是过去的和中国转变时可能的未来真正的中国。
就反对把铁路与矿产的国际合作经营作为眼前困难的一个解决方法，因为它把中国视为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有活力的力量而言，我想到的是第二和第三个中国。布雷斯福德先生指的，显然是第一个中国。他规定在制定出的协定中，它“一定要是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中国银行家们必须在这个辛迪加中算上一分子；它必须保留在政治上对其铁路的控制；要为最终的经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归还作准备；必须设立一个仲裁法庭，以使中国借以对抗联合了的国际金融的“强力”。布雷斯福德先生对于中国在其国际关系的确立中应该享有的部分，丝毫没有忽略。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他的方案呢？这是因为，程式化地简要地来说，中国最糟糕的东西，即它的政治与行政状况，使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而中国的好东西，它向它可能并应当成为的样子的转变，让人——首先，从它自身来说，然后从这个世界来说——不想使它成为一个被动和被迫的参与者。中国的利益在于让它有一个机会去发展，并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发展。据我判断，这也是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因为任何由其他手段确保的和平都是一个暂时的休止，它只能延后一个最终的爆发。
中国目前的国内局势使它作为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加入一个国际协定的表述，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它与事实相去的距离，和过去关于其领土与行政上完整的那些套话一样遥远。就像那些套话一样，当实际地面对现实状况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文字形式。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就像那些套话一样，它会成为外交机构用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并欺骗他们的百姓的一个手段；而与此同时，有损于中国并且最终会在各个国家之间制造出新的冲突根源的各种掠夺行径还在继续着。
在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代表国家说话的“政府”，没有能够具有管辖权的“政府”，也没有能够有能力执行提出来的协定中的各项条件的“政府”。这些只有通过外国对中国国内事务的不断干预，才能得到实行。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参与政治生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愿意呈现出目前状况中可能最好的那些事实，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对中国来说并不好，这就是目前得到外国列强承认的这个政府只不过是个空壳，它的管辖权几乎延伸不到北京城墙外面。它缺乏受过教育的阶层以及商人阶层的信任和支持，缺乏除了那些政治银行家之外的一切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而那些政治银行家一直在从它的腐败与无能的状态中捞取好处。它主要由一些自立山头的地方军事首领和将军们统治着。
这并不是说外国列强应当承认另一个“政府”，比如广州政府之类的，并与之打交道。眼下，后者比较像样和进步一些。但是，它的主动管辖权几乎难以延伸到两个省份之外。由距离和无知而产生的虚构，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动荡局面仅仅是由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引起的。这种冲突对中国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了。事实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存在着一种双重的冲突，它独立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其一是许多地方军事首领为了增加力量与收入而进行的派系斗争。这导致为了兵员而花费的巨额非生产性开支、行政管理的低效、对教育的忽视，以及对正常商业发展的不断干预。因为，如今正当的工业企业只不过是政府贪污与掠夺的一个诱惑罢了。
另一个近在眼前的冲突，是受过启蒙的阶层——教师、学生、比较有远见的商人、银行家、铁杆共和派人士——针对现政府的冲突，既是国家层面的，又是地方层面的。这个动向如今在对地方自治与地方自主的渴望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这是一场建立在对一个事实的承认之上的运动，这个事实是：1911年的革命流产了，当时建立起来的那个共和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虚名，就政治管理而论——虽然不是就社会事务与思想状态而论——这个国家如今比处于满清统治之下时更糟。它的目标是把这场名义上的革命变成一个事实。在1911年，人们抱有的那些希望的破灭使这一点更加明确了，即这场转变将无法在一天之内或数年之内完成。
这种状况使中国不可能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加入任何为了对它进行经济掠夺而提出来的国际协定。中国在名义上给予认可的任何协定，都会牵涉到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经常干涉。这种协定会要求对它的各种事务进行不断加强的掌控，在一个危机出现时，没有外国士兵到场，这个掌控就无法发挥作用。而算起来，日本是唯一一个邻近到能在短时间内派出大量士兵的国家，而且是其国民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反对声最小的国家。此外，在这种情形下，日本还会如同获得加入涉及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行国际管理的协定的那些列强授权的一个代理人那样行事。
如果补充说，这样一种安排会从内部阻碍中国正常的政治发展，在除了理想主义者之外的任何人看来，这也许是一个离题过远的看法。但是，它也涉及美国的自身利益。如果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美国加入任何一个对中国进行国际掠夺的安排，那么，后果将会毁掉美国在中国的最大资产——中国人的善意。未来无法预测。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个做法也许最终会把中国推入一种日本人的泛亚细亚主义的怀抱，尤其是如果日本比过去表现得更加善解人意的话。在其他情况下，它也许会创造出实质上是与复兴了的俄国，或者与俄国和德国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东西。
说这种安排会阻碍与扭曲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看法。至今为止，中国一直在拒斥西方工业体系的迅速引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像是愚蠢保守的惰性的一个表现。对一些人来说，这像是反对把人们还没有学会加以控制并且已经引起人对人的压榨、带来各阶层间尖锐冲突的各种力量引入的一种明确直觉的表达。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工业主义的危险具有一种一致而鲜活的感觉。从一种模糊的伦理意义上来说，他们几乎要成为社会主义者了。如果允许中国人去完成他们自己的经济目标，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会设计出一种比如今困扰着西方国家的那个方案更好的方案。中国的煤炭和钢铁自然资源被严重地夸大了，它众多而勤劳的劳动人口的能力以及对低生活水准的适应被低估了。谁敢冒促使中国工业化脚步加快的风险，谁就是一个鲁莽得无可救药的人。
对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有一种实际而具体的反对意见。有人提议，不同的国家按比例提供这个辛迪加的资金。目前，哪些国家有条件这样做呢？现有的银行团被作为正确方向上的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银行团一直给中国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除了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权默许保留之外。但是，迄今为止，它的作用一直是否定性和防止性的。它阻止了国家垄断贷款。它没能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是英国与欧洲国家无法拿出资金，这种无能为力是战争的后果。它们不想看到美国和日本成为向中国提供资金的主动方。根据同一个普遍性质作一个引申，实际上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美国与日本将成为分摊给其他国家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因此，这个方案结果会使这两个国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这样一种安排，不像是能减少国际冲突的样子。
前面几篇文章仅止于说明在远东制造的国际冲突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发展缓慢、刚刚开始社会与政治转型的中国。另一方面，在日本与美国之间有着尖锐而紧迫的利益冲突，而在英国与美国之间则存在着一些比较长远的困难。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措施，既能保障中国缓慢但正常的独立发展，又能消除其他国家之间分歧的根由呢？在我看来，这明确了华盛顿的基本问题所在。解决办法是不容易得到的。它几乎让人想起了，当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遇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个老问题。
目前，本文作者并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可以提供。但是，看起来确实有可能为理顺问题指出有助益的路向。关于远东的这些问题，其他国家会合作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必然。但是，在针对中国的外国列强合作与相互之间针对对方的列强合作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它对中国的国际监管与控制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对各个国家单独针对中国的行为则实行最大限度上可行的国际监管与控制。让我们在试着对中国进行一种国际调整之前，先互相对对方进行这样一个调整吧。
在我看来，这是着手处理把对中国——以及西伯利亚——的公平与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减少结合起来的第一个方案。这个总方案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转换如下：这次会议应当为远东事务设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委员会。为了确保对外国在中国活动的适当监管而又不过分介入中国本身，会议应当确立一个规章来主导委员会的行动。这个规章应该包括下面这些要点：
1. 所有的垄断与垄断合同都应当被绝对禁止。要说清过去一直在其他国家之间引发冲突并限制中国行动自由的那些垄断合同的历史，需要的篇幅会超过这些文章的长度。各国应当同意，在公用事业与公共财产方面，与中国有关的每一份合同都应提交给这个委员会，这不是为了确认而是为了驳回，如果它隐含着任何垄断特征的话。
2. 所有赞成设立这个委员会的国家都应当同意，把一切现有的、涉及中国政府的政府行为的合同，不管是国家层面上的，还是地方层面上的，都提交给这个委员会。如果不是立即废除，他们至少应当同意逐步废除这些合同中规定的一切垄断，虽说当然并不一定要抛弃已经在着手进行的一些具体事项。
3. 给中国政府的一切贷款，只要有可能使中国的资金偏离到那些非生产性的目的上，那么不管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都应予以禁止，包括那些所谓的行政贷款。在建造港口、建设铁路、开掘矿藏之类的工作在实际进行的情况下，加入这个协定的任何一个国家发放的贷款都应当设立一个可供支取的贷方。
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给予了如此多的特许权，并且拿如此多的资源作交易呢？不完全是因为外国的压力，内部的腐败无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某一群中国官员需要钱，部分是为了政府结算，部分是为了中饱私囊。某个有银行关系的外国方面提出给予数百万元的贷款，只要他们能得到一个垄断特许权，或者只要中国会购买一些材料、无线电设备、飞机，或者这个外国方面想要处理掉的无论什么东西。然而，这笔贷款并不是为了特定的交易而以一个信贷形式发放的。它经常是用来偿付眼前的债务，而且被乱用在“行政”上，大多数情况下是短缺的。当到期时，它就相应地成为要重复相同的过程来面对的另一笔债务。如果这次会议能采取步骤来杜绝今后此类操作的发生，那么，它将造福于中国，而且会消除出借国之间冲突的根源。
4. 这个委员会应当作出一种诚恳的努力来列出中国的所有义务，包括各项赔款，它们是明确的、附有相关条目的充足信息。随后，应当来看看在合伙经营与退还的方向上可以做些什么。在眼下，北京方面自身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弄清中国的负债与收入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国内项目。中国避免破产以及履行它的国际义务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持有中国保证的那些外国应当得到授权确保一个明确的审计和公告体系，作为用于任何目的的任何更多外国贷款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牵涉到对中国行政方面的财政的某种监管，正如我们的第三条措施要求从技术上通过审计，对贷方的支出设立一个监管。但是，它是一个对与政治干预无涉的一些特定目的的监管，并且符合对中国的公共资金进行比较诚实而精明的管理这个意图。这样，摆脱了伴随着目前方法的所有那些干预，它会受到明智的中国人的欢迎。
5. 应当为无论国家还是地方上要着手进行的公共事宜的公布以及公开投标留出空间。近来，中国需要一些蒸汽机以供唯一一条完全在中国人的指导下并且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建造的铁路之用。需求被公布了出来，并举行了自由的国际投标。结果，一个比利时企业取得了大部分蒸汽机的合同，而一个美国企业取得了剩下的部分。如果这次实践能得到推广，并对一切供货交易都成为强制性的——与各种垄断以及“优先权”的废除相联系——那么，它会自动取消如今造成国际冲突并使中国的腐败加剧的那些金融活动中的许多。
6. 已经存在着的这个银行团应成为委员会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核心。但是，它应该摆脱各种垄断特征，摆脱局限于四个强国以及从这四个国家的银行团中进行选择的局限。它还应当公开地与相关国家政府的权威代表们联系。
如今，在银行团的银行家们和他们各自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经过伪装的同盟关系。它应当被公开化，以使银行家们的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责任和公开性。直到目前为止，银行团一直没有被中国政府承认，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想要得到银行团不会发放的那种非生产性的行政贷款。但是，它的存在一直是阻止仅仅意在把中国的各种资源进一步挖过来的那些贷款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国为了防止它自己官员的无能——以及贪婪——而维持一个银行团的开支，几乎很难无限地跟上。各国政府应当确定他们承担的开支份额。这样，银行团或许就能在一个小的方面像一个国际辛迪加那样运作，至少直到经过检验之前，一直把其本身局限于诸如铁路支线以及那些没有战略上或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小项目上面。
7. 这次会议应当采取一些将会以让中国恢复对其外国关税的控制为结果的步骤。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之所以被确立起来，是因为外债和赔款。这看起来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也许它过去确实是唯一的方式，外国借此可以得到偿还贷款和偿付赔款的保证。但是，作为由一系列条约加强了的一个结果，中国如今无法调整它在出口方面的关税。不仅如此，而且其他国家对任何一个变更都要求全体无异议。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如今都可以阻止关税提高，它过去曾被武断地固定在5%，现在没有超过7.5%。中国无法通过海关收入来增加它的国家收入，这是它不断求助于外国贷款的原因之一。这次会议应当通过一致行动以及通过对拒不服从的国家施加道德或经济压力来纠正这种严重的弊病。
这个方案会遇到两种相反的反对意见。它会被视为过于温和，无法发挥建设性的清理作用。它也会被视为走得过远，没有实际可行性，包含对外国，尤其是对日本既得利益的过多放弃。因为这个方案隐含着对它在中国的各种“特殊”利益要求的一个放弃。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论证整个问题。但是可以指出，根据这些或类似的其他具体建议采取的行动，是检验极力宣称他们对和平的至高希望的那些国家的诚意的一个办法。日本的经济利益，无论与其政治利益的关系如何，都在于与中国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目前，日本的实业家们声称，因为地方官吏的腐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他们觉得最好不要用的行为，比如控制原材料等等。把整个贸易状况摆到桌面上来看，就可以知道它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并且，没有必要采取占有原材料的方式，因为那将会以激怒和疏远中国人并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其余国家的一个怀疑对象为代价。
美国也应当在确保日本获得为了工业目的之用的直接原油供应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即使那意味着牵涉到墨西哥。需要牢记的一点是：不同于特许权持有者和银行家的小团体的利润，商人和实业家的普遍利益完全依赖于中国人购买力的增长。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不是一个良好的市场；不值得为了它大费周章。给它一个机会，让它去发展自身，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和平贸易的巨大市场，日本在其中具有许多天然的优势。
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再怎么频繁地强调这一点也不会过分。西方与日本过于匆匆忙忙了。战争使不耐烦的情绪一直加剧，直到让整个世界几乎因远东而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为止。像我提出的这样的措施，即使它们主要是否定性的，也能确保一个缓冲余地。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世界可以从对它的神经的刺激中恢复过来并重新获得清醒。会有更多的机会使进一步的必要措施浮现出来，而且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停止对中国的瓜分和从外部对它的各种资源的挖取；停止战舰的建造，这样，远东的各种问题将会逐渐地在一个适当的视域内呈现出来。那么，这个世界能够回头笑看它在1921年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问题的警觉状态的时日就不会远了。如果无法做到这些事，那么微小的冲突原因将会继续积累，人们目前害怕的各种事情将会成为现实。在这场大灾难之后，人们会认识到：相对于犯下的罪恶来说，有关的利益实际上是多么微乎其微，以及适量的预见和善意本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防止这场灾难。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