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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世界充满了非凡事件，以至五年前的奇迹现在已很难引起注意。曾几何时，俄罗斯的一个公告引起了轰动。该公告称：俄国将主动不计报酬地把其从中国东部铁路的所得权益，以及从满洲或中国其他地方获得的所有采矿和林业特权，归还给中国；同时，放弃所有的领土特权与庚子赔款未付款。这一宣告，制造了所有你想要的来自苏维埃政府的让利。这种转变之惊人，犹如德国人在没有争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自愿归还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和1870年战争赔款。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提议甚至是空前的轰动，充分展示了历史的不可置信。20年前，没有人不知道俄国企图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和至少南至青岛的亚洲海岸；而且，在俄国被日本打败前，几乎无人怀疑她的计划会成功。
读遍20年前描述中国的书，你将发现，为了精确说明今天的状况，就其精神而言，你将不得不以日本替代俄国。地理上的细节虽然不同，但经营的对象和一般技术仍没有变化。贝思福（Beresford）勋爵在1898年曾随一个贸易使团到中国考察，并将考察报告写进了其《瓜分中国》（The Break-up of China）一书。在书中，他说：“对于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卓越的能力来确保英国商业和贸易的安全，我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意见。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但俄国会怎么说’却是会产生作用的。在中国，大不列颠害怕俄罗斯这个观念正在生根。”
在那些被曝光的通讯联系
中，德国皇帝向俄国沙皇致贺，祝贺他在北京建立了统治权。在海约翰（John Hay）的自传中，当时俄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卡西尼（Cassini）否认了俄国对中国提出以牺牲他国（包括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要求。卡西尼的否认，是有事实根据的。同时，作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握有关于这一要求的、来自三个不同首都的抄本。这或许很容易令人想象他正在阅读《二十一条》的外交历程，而大量针对日本的批评者和辩护者，一旦认识到日帝国主义是多么极力追捧俄国沙皇专制，都将改变他们的论调。
日本人的模仿能力可谓臭名昭著，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的特点是在俄国的启发下形成的——这些特点对它控制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这有什么奇怪吗？我丝毫未曾怀疑过，大多制定中国政策的军国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会真诚地相信，他们此刻在严格地遵循着西方的外交模式——而俄国的模式一直在他们眼前。俄国的东方外交手段中的组成要素通常有：大量的腐败、阴谋、暴力和欺诈，等等。日本官员们很自然地认为，英美等国强烈抗议日本方面类似的做法其实纯属伪善，或者只是它自身常规的外交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
越全面研究中国近2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日本承袭了俄国的目标、方法，以及大战以来俄国的成果。正是俄国，发明了借助铁路和银行进行侵略的战术。俄国即使没有开创，但也巩固了以偏爱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策略来扩大政治影响的做法。俄国发现了警亭的价值，可以通过警亭暗暗地进行半军半民式的行政控制，从而使自己的合法利益（至多纯粹是经济上的）在这块领土上得到诉求。《二十一条》的许多条款几乎逐字逐句地拷贝了俄国之前的要求，例如训练军队的独有权等等，诸如此类。俄国把借保卫他国之名而行军事占领之实的教条发挥到了极致。它以中国保护者的姿态对抗“西方”列强，自誉（最奇怪的是，他们有比日本人更美丽和更成功的借口）更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更懂得如何管理中国人。我们从1896年与李鸿章（被外币收买的中国政治家的原型）在圣彼得堡签订的《中俄密约》中，将会发现日本后来的外交政策的大宪章，它甚至包括在某种条件下允许俄国海陆两军占领胶州湾。
在中—俄—日三方关系的早期阶段，直到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
签订之前，对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日本能够信守他们宣称的自卫原则。无疑，拥有大量未开发领土的俄国，其入侵韩国与中国北部的理由，要比日本少得多。此外，俄国每侵入中国一步，他国尤其是英国与法兰西就立即紧跟着提出赔款与其他权力扩张的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德国要求中国对其开放胶州，是受俄国以貌似可取的理由强租旅顺口与大连湾的刺激；正当中国屈从于这两件事情之时，英国即索取长江地区，法国即索取中国南方。
这就是贝思福把他的书命名为“瓜分”的时期，尽管他自己曾经是“门户开放”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也正是这种状况，使得日本顺理成章地自命为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保护者，反对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诸般侵犯。此等感情与要求有着显著的历史惯性。丝毫不值得惊讶的事实是：它们至今依然顽固地留存在大多数日本人心中，并为日本继续在中国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获得广泛的支持与认可，而且提供了条件。日本人曾经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获得足够的中国控制权，而这是确保它不落入欧洲列强之手的唯一确定的道路。时代变了，日本人的感情却滞后了，因而依然被军国主义党派所利用。同时（尤其是大战爆发后），日本自己的战略越来越疏于防守，越来越敢于进犯。
如果美国充分了解俄国在东方的外交策略，了解这些策略对日本命运及其亚洲目标和方法的影响，就绝不会轻信日本对西方所做的鼓吹而沦为受骗者。事实上，美国的无知促成了几乎全球赞成的《朴茨茅斯条约》及其附加条款，尽管这些是出于他们的天真才签订的，但其最终休战却是以牺牲中国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的。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评论家认为，罗斯福总统理应为中国自1905年以来的国际灾难承担责任。他的理由是：罗斯福本该坚持战争既然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响，中国就应该成为最终休战谈判的一方，而和平会议是中国有效保护自己免受双方侵略的绝佳机会；然而，事实却是，实际结果使俄日两国都对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相互交易感兴趣。如果没有英国海军，无疑早就会有俄日双方关于瓜分华北的共识。当然，做事后诸葛亮是不难的。故此，罗斯福总统是否该受责于缺乏远见值得斟酌，毕竟在那个年代，其他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见识。
上述所有，仅是顺便勾勒下一个重要时代的中国外交关系的背景。中国不可能接受俄国目前的提议。即使中国愿意承担此等程序之风险，其同盟者也不可能允许，但此提议仍然象征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虽然俄国政府已被推翻，任何取代它的新政府都有理由更理解中国。毕竟，它们的领土接壤边界长达3000英里，两国又同在一个大陆里。日本终归只是一个岛国，在大陆上的孤军征战史无法为日本在亚洲取得进一步胜利提供有利的预言。西伯利亚的状况一直很复杂，但从表面看，赞成向西伯利亚冒进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目前是占有优势的。中国又可再次庆幸，上帝总是在他们濒于绝境之时拯救他们。俄国人并非和平主义者，他们依然扩张；由于俄国历史上是农业国，他们有着巨大的土地欲求。在中国看来，日本卷入西伯利亚越深，其彻底失败就越确定无疑，即使它实际占领西伯利亚东部直至贝加尔湖已达数年。很多人都谈到，中国的国际前途将在西伯利亚决出结果。形势变化极其迅速。人们私下里谈论着战争将以日本为一方，俄、韩、中为一方，这种观点或许只是空穴来风。但是，不管俄国是恢复君主制还是转为共和制，中俄关系都将是其国际地位的最终决定因素，这似乎是一个确凿的预言。日本由中国转向西伯利亚，或许标志着其对中国的影响力的极点。从历史计年来看，最后的五年很快将是中国噩梦结束的年头，这并非不可能。
（刘华初 马荣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