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水

三四十年前，贵阳市居民基本上是挑水吃。

据说，贵阳市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自来水，但直接引入到家中使用的极少。1949年以后，也还是如此。至少，到六七十年代，虽然有自来水，居民用水主要还是靠挑水。

那时，只有极少数机关、宿舍有自来水管引进到楼里或者院子里。

挑水，是许多居民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行为。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是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家庭用具。房屋再小，都必须有一个摆放水缸的地方。

一种是到水站挑，一种是到水井挑。

先说到水站挑水。

“水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一是从来就没见过，二来就连我们的新华词典里也没有“水站”这个词，而三四十年前，“水站”却是这个城市里最重要的“机构”，夸张点说，这个城市里可以几天没有警察，却一刻也不能没有水站。因为居民每天生活的全部用水，都要从这个被称之为“水站”的地方获取。

那时，贵阳市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水站”，样子类似于门卫岗楼：一间小木屋，一个门、一扇窗，窗户外有两个水龙头。里面一张很小的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专司管水的管理员，从清早到傍晚，为附近居民用水服务。

水不是白用的。到水站挑水，要在水站买“水票”，大约香烟盒大小的一张纸片，上面印着几十个小格子，买了以后，管理员就在上面盖一个私章。

印象中，那时每一挑水（两桶）是一分钱，每挑一次，管水站的就用笔在水票上的一个小方格里画个叉，直到这张水票全部画完，重新再买。

那时我们家住机关宿舍，水管是安装到院子里的，每个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总水表。每月自来水公司抄表员来抄水表，留下交款的单子，然后由院子里各家轮流收水费。各家按人数收，最后自己去自来水公司交费，交费单据等再移交给下一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挑过水。

但我们这半条街，除了我们这个院子有自来水，其他院子的居民，都是靠挑水过日子。同学、玩伴的家里，都是靠挑水，所以我对挑水的印象很深刻。

我们家住的那条小街，上、下两个街口都设有一个水站。近一点的一个水站，离我们院子也就二三十米。管这个水站的，是一个半残疾的男子，就住在水站旁边，每天很早就坐进了水站那间小屋。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每次划水票不是用笔来画叉，而是用一根改造过的铅笔盖章，他把中间的笔芯掏掉，笔头就形成了一个小圆环。小桌子上放有一个装有红色印泥的小盒子，每放一挑水，他就用这个笔头沾一下印泥，在用户的水票小格子里一戳，上面就印上了一个红红的小圆环，大小正好，又快又方便。

这支笔的一头，拴了根细绳，钉在小窗户上，有时他一时半会儿不在，挑水的人也很自觉地拿过笔来自己戳一下水票。

每天七点左右，水站就开门了，晚上大约九点才关门。每天早上和下午，是居民用水的高峰，水龙头这个时间几乎就没有关过。为了方便盖戳画叉，居民们一般都会自己用硬纸壳剪成水票大小，把水票贴上去，穿一根细绳吊在扁担一头，也有的就直接把水票贴在扁担上，盖起来也很方便。

挑水，是那个年月大部分百姓家的平常事。除了大人挑，孩子们也挑，如果放学早，回家放下书包的头一件事，就是挑水。我小学五六年级那会儿，许多同学就能挑水了。个子矮一点，就把桶绳在扁担上多挽几道，再不然，就一次挑半桶，一挑水分两次。有的院子门槛高，就在桶绳中间打个结，过门槛时扁担从中间的绳结穿过去挑。

有时跟同学一起去水站看他们挑水，看着他们很熟练地提桶、挽绳、起身、开步，走起来稳稳当当，觉得挑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想试试。可我挑得起来，却迈不开步，几晃荡就把水洒了不少。同学赶紧喊放下，不然水都会让我给浪费掉。

挑水看似简单，实际也有许多学问。有的挑水的路稍长些，还要爬坡上坎，就在桶上栓一块小木板，水接满后木板就漂在桶面上，走快了水也不会荡出来。

那时，还没有什么双休日，所以，一到星期日，水站从早到晚都是人。除了洗菜做饭，还要洗衣、被，全都靠挑水。几乎一整天，条条小街小巷的石板路上，全是湿漉漉的水迹，从水站延伸到各家各院。

机关宿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般都挑不了水，就是一桶水接满了，也都提不起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挑水就可见一斑。

后来，高楼慢慢地又快快地出现在了城市里，小街小巷、平房院落都没了，水站也永远地在城市里消失了。

再说到水井挑水。

那时，大部分居民是在水站挑水，也有部分居民靠挑井水过日子。

水井，三四十年前在贵阳市的大街小巷里还是比较多的。1949年前，全市据说有一百多口大大小小的水井。年代最久的水井，是明代的。许多具体的地名，都是因为有井而形成的，像什么皂角井、凉水井、黄家井、猫猫井、冒沙井、龙泉巷、龙井巷、双井巷等等。

这些分布四处的水井，有大有小，都是公用的、不收费，年代都很久远。不论大小，大都修建得很精致，青石条的井口、井壁，大一些的井还有井台、井栏。

那时的井水质量都很好。一些小商贩、小菜贩发豆芽、做豆腐等，都只用井水，从不用自来水。用井水发出来的豆芽、磨出的豆腐，味道很纯正。

贵阳的几个米粉厂、豆腐坊，都是靠着几个大的水井而建，因为井水没有漂白粉、明矾之类的东西。所以，但凡有水井的地方，居民们都喜欢打井水，不光是不花钱，关键是水质比自来水好。

用井水的居民，环保和卫生意识是很强的。水井旁都会有专门的公用打水桶，上面拴着一根长长的井绳，一头系在井栏或木桩上。来打水的人，把井绳捋在手中，然后把打水的小桶用力往井下一扔，一手提住井绳左右摇晃，把水桶灌满，提上来往自己家的挑水桶倒就是了。

提上来的打水桶不能落地，要双手拿住直接倒水，然后再接着打第二桶，打完后把打水桶放入井中就行了。自己家的挑水桶是不能直接放入井中打水的，因为桶底是要沾地的，放到井里直接打水不卫生，也没人这样做，这已是打水人家的基本规矩了。也有的人家，自己会带小桶和井绳，但都必须保证下井前干净。

离水井近的人家，除了挑水回去，也常常会把衣物、蔬菜等拿到井边来洗，但都是打起水来，在井台下面用水，从来不会在井台上洗用，洗菜时摘下的烂菜叶之类的垃圾，自己也会随身带走。所以，别看水井是公用的，但始终是最干净的地方。

天气好时，这些水井旁总是有不少的主妇们在忙碌：洗衣的、洗菜的，三五一堆，聊着家长里短，也是贵阳市那个年代一道特有的民俗民情风景线。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井。一个是新华路的大水井，好像叫作彭家井，应当是贵阳市当时最大的井了，就在马路边上。这个井是个正方形的，边长有四米左右，井台较高，从井沿到井壁，全部是整整齐齐的大石条砌成，井台四周很宽，全部是石板铺成。井水特别清澈，每天都有很多居民来挑水，洗衣，洗菜。井边的居民家门前都十分干净，还有不少人家栽有一些花卉。夏天，井里的水是冰凉的，而冬天，水井隐约冒着热气，水是温的。1977年，我正在这个派出所当片警，几乎每天都要看到这口井。

另一个井，应该是叫龙井吧，位于儿时经常去光顾的地带——公园北路贯城河边的鱼市和鸽市。这口井比新华路的井要小些，但也算是一口大井了。因为水质好，所以买卖小金鱼的鱼市就在这口井的四周。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打井里的水。你若是买好了小鱼儿，卖家会用井水给你装好带走。卖鱼的，也是用井水养着鱼儿，根本不会用自来水，不像现在的鱼市，没有井水，只能用加氧的自来水。

井边不远还有一个小米粉厂，也是用井水做水源，做出的米粉，味道确实比其他米粉厂的好吃，很受百姓欢迎。

20世纪80年代，城市建设飞速发展，自来水慢慢进入百姓家中，进入高楼大厦，水井也慢慢被污染，被放弃，挑井水的人家越来越少。到了90年代，市区里的水井逐渐消失，就连井身遗迹也都不见了踪影。

挑水，成了永远的过去。

但细细想来，消失的不仅仅是挑水和水井，随之消失的，还有那甘甜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水质，更有那共用一种自然资源而形成的环保意识。

有一得，必有一失。社会或许就是在这得与失之间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