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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与杨修被杀是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
但流传甚广并不意味着故事就全然真实
其中真假下文将为你解析
鸡肋与杨修被杀，是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而后世人们对这一有趣故事的了解，大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得来。但是很遗憾，《三国演义》中关于这一故事的描绘，出现很多实质性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杨修最为关键的死因，也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深入了解东汉向曹魏过渡期间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所以本文拟对这一故事的历史真相，进行一番破解和还原。
《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对于曹操斩杀杨修一事的经过，有如下一段生动描绘。现据清代毛宗岗评点本引录如下：
操收兵于斜谷界口扎住。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叫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营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矣。”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惇问其故。惇曰：“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修死年三十四岁。
《三国演义》认为：杨修惨遭诛杀，原因在于他仗恃自己才能突出，多次触犯曹操的忌讳，才使得阴刻忌才的曹操动了杀机，所以在上面这一段叙述之下，又还列举了杨修显露自己才能的另外六条具体证据。对于一般人而言，鸡肋一事再加上这六条证据，杨修之死，死于他聪明才智的两个过分，即过分地突出和过分地显露之上，似乎是无可辩驳的铁案了。但是，《三国演义》的描绘就一定是历史的真相吗？究竟有没有问题呢？书中对杨修最致命的关键死因，真的就触及要害了吗？答案是两个字：未必。
第一步，我们先来考察鸡肋这一事件前后经过的历史真相。《三国演义》将诛杀杨修，放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之际的前线，也就是在汉中附近斜谷界口的双方对战场景之中，在时间、地点和死亡年龄三方面，全部都有问题。
从时间上说，此番曹操亲临汉中鏖战，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的准确记载，是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三月，到全部撤军退出汉中的夏五月，持续时间为三个月。而记载鸡肋一事的原始史料，也就是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史文，就被裴注安置于当年三月曹操到达汉中的时间点之下。当然，更加精准的处理，应当是安置于撤军时的五月之下。如果按照《三国演义》的描绘，杨修是在曹操即将宣布退兵之时被处斩的话，那么他就是死在当年的五月间了。
但是，杨修之死的真正时间，《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裴注引《典略》有明确的记载，是在“二十四年秋”，而且杨修“死后百余日”，曹操也就病死了。由此可见，杨修真正的死亡时间，是在当年的秋天，而非《三国演义》所言是在曹操撤军的夏季五月间。即便杨修死在秋季的第一个月即七月，《三国演义》也将杨修的死亡时间人为地提前了两个月，这就属于现今所说的在时间上搞“穿越”了。
那么杨修更为精准的死亡时间，能否再进一步确定呢？答案是能够。根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有两个十月，即正常的十月和闰十月。史书上不是说，杨修“死后百余日”曹操也就病死了吗？好，曹操的死期，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参照坐标点。曹操的准确死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明确记载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的正月庚子，按照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推算，是当月的二十三日。从这个坐标点，再上溯一百天，是在上年的闰十月；上溯二百天，则是在上年的秋八月。史书上既然说杨修死在曹操之前一百多天的秋季，那么他更为精准的死期，应当是建安二十四年秋季的八月到九月的两个月中，才能符合“死后百余日”的条件。因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就将杨修被杀一事，放在了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之下。笔者1991年出版的《曹丕新传》，也作出同样的推断和认定。这样一来，《三国演义》在时间上的“穿越”，就比两个月还大一倍，是四个月了。
再从地点上说，此番曹操的行程，《武帝纪》也记载得明明白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夏五月，从汉中撤军到达长安；
当年冬十月，从长安回到洛阳；
同月，从洛阳南下，征讨襄阳的关羽；
第二年春正月，回转洛阳；
当月二十三日庚子，在洛阳病死。
显而易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夏五月到冬十月，曹操一直都在长安。既然史书上明确记载杨修是死在秋季，而杨修又一直在曹操身边随从任职，那么他被曹操处死的地点，当然也就在长安，而绝非如《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是在汉中附近的斜谷口。可见在地点上，罗贯中的描绘也是出现了“穿越”。
再就是杨修被杀时的年龄，《三国演义》说是三十四岁。但是杨修死亡时的年龄，史书上也有明确的记载。据《后汉书》卷五十四《杨修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清清楚楚记载是：“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时年四十五矣。”两相比较，相差了十一岁之多，这也是一种大跨度的“穿越”。
总之，《三国演义》当中以上的一段描绘，虽然写得非常生动，但是从可靠性的角度去观察，在时间、地点和死亡年龄三大基本要素上，都不是历史的真实。
第二步，我们再来看《三国演义》所列举的另外六条证据，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一是操造花园一所，造成之后前往观察，不置褒贬，只在门上书写一个“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建造者马上把门改窄之后，操观之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按：此事的原始资料，来源于《世说新语》的《捷悟篇》，原貌是：曹操建造丞相府的大门，杨修见到“活”字之后，立即令工匠将门全部拆毁，拆光之后才对人说：“大王嫌门做大了！”曹操生性节俭，嫌大门修得过于宏大奢华完全有可能。但是这里的差别是：相府门，变成了花园门；拆毁之后结果不明，变成重新修造；曹操并没有过问后来的事，变成不仅追问“谁知吾意”，而且从此忌恨杨修。《三国演义》中进行改造之后的面目，与原貌明显有所不同。
二是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取匙与众分食。操问其故，修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操虽喜笑，而心恶之。
按：此事也来源于《世说新语》的《捷悟篇》，原貌是：有人送了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点，在盖上写一个“合”字，给下属传观。众人不解，而传到杨修面前，马上就吃了一口，并说：“大王意思是‘人一口’，还怀疑什么？”这里的区别是：“合”字，变成“一合酥”；曹操和下属开一个小玩笑而已，并未因此忌恨谁，变成了从此厌恶杨修。《三国演义》在这里的改造幅度也不小。
三是曹操恐人害己，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入睡，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被盖掉落于地，一近侍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真是梦中杀人；唯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
按：此事来源于《世说新语》的《假谲篇》，原貌是曹操砍死那个近侍之后，从此他睡觉时，再没有人敢接近他了。这里的差别是：杨修临葬而叹，以及曹操知道杨修的感叹后更加厌恶他，都是《三国演义》自行加上的虚构。
四是操欲立曹植为世子，曹丕密请朝歌县长吴质入府商议；用大竹簏藏吴质于其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入府内。修知其事，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告吴质，质曰：“无忧。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此怀疑杨修谮害曹丕，愈恶之。
按：此事来源于《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裴注引《世语》，比较之下，与原貌大体相合。
五是曹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令二人各自通过邺县的城门外出；事先密令门吏勿放二人通过，然后观察各自的反应。曹丕先至，被阻，老实退回。植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如有阻者，斩之可也。”植果然被门吏所阻，立时斩之，操以植为能。后知乃杨修所教，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按：此事也出自上条所说的《世说新语》，比较之下，也与原貌大体相合。
六是杨修又曾为曹植预先草拟好回答曹操询问的答案十余条，凡操有问，立刻对答如流。曹丕买通曹植左右，偷了答案送呈曹操，操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于是生出杀修之心。
按：此事也出自上条所说的《世说新语》，然而与原貌相差就太大了。按照《世说新语》的原貌记载，杨修本人经常要离开丞相府的工作岗位，到曹植的住处去商量事情，但又怕曹操临时会有手令询问自己所管的公务，于是预测曹操可能问到的事情，先拟好十多条答复，指示自己办公室的文书，按照曹操所问的问题，到时候交上相应的答复。于是曹操询问的手令刚刚发出，杨修的答复就送了上去，快速得令人惊讶。曹操一查问，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从上述记载可知，杨修当时是曹操丞相府的主要下属，因为怕曹操发现自己经常脱离工作岗位，所以先为自己拟好答复，到时候好由手下的文书为自己掩饰。《三国演义》的作者很可能没有读懂原文，误会成杨修是在为曹植代拟答复，还虚构了曹丕买通曹植左右的情节，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为自己预先拟定答案，仅仅属于偷偷脱岗的工作态度问题；而代替曹植预先拟定答案，则属于操纵曹操儿子的政治意图问题，这样上纲上线之后，两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三国演义》罗列的以上六条证据，前三条是凭空增添内容，后一条则是完全弄错，都不属于真凭实据。只有四、五两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就这两条而言，如何评判也有问题。第四条是吴质设局，杨修却上了圈套，真要说在这件事情上谁的才智更为突出，恐怕应当是吴质，而非杨修。至于第五条，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表现孰优孰劣，也还在见仁见智之间。如果看重循规蹈矩，就会投票给曹丕；如果看重个人气魄，才会投票给曹植，所以这也不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由此可见，用这六条事例来证明杨修死于他才智的两个过分，即过分突出和过分显露，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此，笔者并无任何贬低《三国演义》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两点：第一，《三国演义》的性质是小说，属于文学作品，允许大量的移植、嫁接，甚至虚构、穿越，因而绝对不能将其当作完全真实的历史。严格说来，通常所谓的“七实三虚”，只是总体而言；如果就具体的某一事件而论，有时候很可能“半实半虚”都还达不到，甚至纯属虚构。第二，孟子曾经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是也有正确成分。其实，不仅《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是如此，就连著述态度非常严谨的正史也是如此。比如《三国志》中陈寿评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话，其中就有违心的不实成分。
杨修才智非凡，又喜欢显露自炫，不免会引起曹操的忌讳，这确实是事实，而且这也确实是他惨遭杀害的原因之一。但是，杨修被杀，单单是从他本人身上来看，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曹操的忌才，也并非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关于杨修本人身上的多种原因，正史中有如下三处明确记载。一处见于《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
太祖既虑终始之便，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另一处见于同传裴注引《世说新语》：
（曹）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第三处见于《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注引《续汉书》：
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时年四十五矣。
以上三处史文所列出杨修本人身上的原因，依照前后叙述顺序，不多不少，也正好是六条：
一是颇有才策；
二是袁氏之甥；
三是漏泄言教；
四是交关诸侯；
五是与曹植一同乘车从司马门外出；
六是诽谤被封为鄢陵县侯爵的曹彰。
如果将《三国演义》中叙述的被杀原因，与史书所记载的原因对照比较，数量上就有明显差距。因为《三国演义》所言，最多只与上述六条原因中的两条有关系，就是颇有才策和漏泄言教。所以单从全面性来说，已经显得不够。何况就是这两条原因，也还有讨论的空间。
所谓的“颇有才策”，即很有才能计策，未必就一定会招致杀身之祸。首先，众所周知，曹操曾经一再诚心发布访求人才的政令，说明他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再者，曹操手下的才策之士甚多，数量明显超过了与之竞争的刘备和孙权两家。然而他手下的才策之士，并非全部都招致了他的深刻忌恨和严厉打击，比如在才策方面，杰出程度并不亚于杨修的荀攸、郭嘉、贾诩、程昱等人就是最好的说明。
至于“漏泄言教”，即泄漏了曹操的口头命令和文件指示，相当于后世所说的泄漏领袖机密。但是，史书中并无杨修在这一方面有其他严重案例的记载。即便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绘的“鸡肋”事件，按照原始史料，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注引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根本没有提到曹操因此就动了杀机。这段记载的全文如下：
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
以上整段史文中，一点都没有提到曹操对于杨修的言行，出现任何愤怒的反应。
此后范晔的《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此事作出如下记载：
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惟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机决，多有此类。
史文意思是说，曹操亲自前往平定汉中，要想讨伐刘备而不能前进，要想原地坚守又难以成功，掌管军务的护军也不知道如何抉择；曹操这时发出教令，上面只写了“鸡肋”二字；外面办事机构的官员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杨修说：“对于鸡肋，吃它没有什么肉，丢弃它又好像可惜，主公撤军的计划已经决定了。”于是“乃令外白稍严”，即传令对外面各军宣布开始准备行装，曹操就在这时撤军回去了。杨修做事的机敏决断，像这类事情很多。
按照范晔的记载，曹操并未因为杨修当场点破了自己的心意而大发雷霆，这一点与《九州春秋》的记载完全一致。不仅如此，而且从史文中还可看出，杨修此举，不但不是自我炫耀，反而是在为曹操帮忙，帮他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因为此行劳而无功的曹操，不好意思亲自宣布撤军，只好打出一个哑谜“鸡肋”，故意让别人来为自己点破；杨修看出领导的为难，作为主要下属的他，主动出面向全军宣布，做好撤军准备，终于帮曹操圆满解决了问题。为此，范晔还给了杨修一个“机决”，即机敏决断的赞美性正面评价。
以上两处史文的原始性记载，明确证明了两点：一是“鸡肋”事件，并非杨修被杀的关键性原因；二是“鸡肋”事件，也不能贸然就定性为“漏泄言教”，即泄漏曹操机密的行为。而这两点证明，实际上也就推翻了《三国演义》所述杨修死因的立脚基础。
既然以上两条，并非杨修本人身上的关键性死因，那就继续再看另外的四条。
先说“交关诸侯”，即与曹操封侯的子嗣交往关联。事实上，当时也并非杨修一人如此。比如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就与曹植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还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的品性才器，强力支持曹植为继承人，二人却并未招致曹操的残酷打击，事见《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裴注引《魏略》与《文士传》。同样，还有吴质，与曹丕交往极其亲密，吴质在为曹丕争夺继承者之位的问题上，频繁出谋划策，也并未受到曹操的任何打击，哪怕是轻微的指斥，事亦见《曹植传》裴注引《世语》《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以及同传裴注引《魏略》与《世语》。因此，这一条也不是杨修最为关键的死因。
再说杨修与曹植一同乘车从司马门外出的问题。
此处所谓的“司马门”，即曹操魏王宫殿区的正门。曹操魏国封地的政治中心，位于当时的邺县（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城内有大片的宫殿区。据《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李善注的记载，从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听政殿起，一直往南，沿途经过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之后，就到达整个宫殿区南面的正门，其正式名称叫作“司马门”。司马门的南面，则是横贯东西的驰道。
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在司马门设有公车司马令的官员，专门负责出入检查与夜间巡视。司马门专供魏王曹操本人乘坐的车驾出入，其他任何人出入王宫，只能经由司马门两侧的掖门；司马门外的东西驰道，同样也只属于魏王曹操的车驾专用。其他任何人一旦违犯以上制度规定，就是非常严重的“僭越”行为，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
按照上面《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注引《续汉书》的记载，当时有人举报杨修与曹植在酒醉之后，一起乘车从司马门外出，“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时年四十五矣”。这里叙述曹操的反应是，听了之后大为震怒，所以立即逮捕诛杀了杨修，杨修死时才四十五岁。初看之下，史文的叙述完全合理可信。但是仔细研判之后，就会发觉可靠性大有问题。原因如下：
请注意杨修犯罪的现场，是在邺县魏王宫殿区的司马门，所以他被处死的地点，也肯定会在邺县。道理很简单，如果杨修真的有此举动，那就属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大逆不道”的死亡重罪，看守司马门的众多官员必定会立即向曹操举报，杨修也将很快被处死，所以他定然会死在邺县。然而前面我们已经考证清楚，杨修被杀的准确地点，是在他随从曹操从汉中撤军之后回到的长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并不在魏宫司马门所在的邺县。既然出现死亡地点的冲突，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就需要好好再审视一番了。
假设杨修犯罪的时间，是在曹操尚未启程南征汉中之前，这时他还随从曹操住在邺县，那他倒是有在现场犯下罪行的可能。但是，他一旦在这时犯罪，很快被会被处死，那他就绝对不可能再随从曹操前往汉中，也就根本不会有“鸡肋”事件的发生了——可见他在曹操起程之前犯罪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
然而一旦他随从曹操从邺县启程之后，他就再没有回到过邺县，最多只回到了西面的长安，生命即告终结。曹操也没有再回到邺县，最多只回到南面的洛阳，生命也告终结。杨修人都不在现场，又如何能够犯下罪行呢？曹操人也不在现场，又如何能够下令处死杨修呢——可见杨修在曹操启程之后犯罪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那就证明：这一记载并非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还有另外一种记载：
（建安）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
按照这一记载，真正擅自乘车从司马门出去的违反法规者，仅仅只是曹植本人，杨修并不在车上，而且曹植还又违反法规使用了魏王曹操专用的“驰道”。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而非“鸡肋”事件发生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两相比较之下，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原始面貌；而前面《续汉书》的记载，应当是传闻失真之后的不实之词。
接下来说杨修诽谤被封为鄢陵县侯爵的曹彰。
这一条《续汉书》的记载很简略，只有“谤讪鄢陵侯彰”一句。据《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曹操的卞皇后生养了四个儿子，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彰，虽然字子文，生性却很不喜好文章，只喜欢练习武艺，骑马击剑，驰骋疆场，是曹魏军中的著名猛将。出身著名文化世家，高祖杨震曾经享有“关西孔子”美誉，而且自视又甚高的杨修，对粗猛的曹彰，偶尔给予一些负面的评价，完全有可能。但是，他与曹彰并无亲密接触，曹彰与他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曹彰传》裴注引《魏略》还有如下的记载：
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
史文叙述曹操在洛阳病危，紧急从长安召来曹彰。曹彰到达时，曹操已经死亡，曹彰就对随从在曹操身边的曹植说：“先王之所以把我召来，是要想把你立为君主。”言外之意是，曹操要曹彰来支持弟弟曹植。可见在争夺继承者之位的重大问题上，曹彰还坚决站在曹植一边，与杨修的政治立场完全相同。既然如此，杨修即便对曹彰有负面评价，也不会过于激烈和恶劣，也不会大范围散布，以致于造成丢掉自己性命的严重后果。所以这一条，也不可能是杨修的关键死因。
最后，还余下“袁氏之甥”这一条。
此条非常值得深入探究，因为史书所列六条原因当中，唯独只有这一条，涉及杨修复杂而深厚的家世背景。
所谓“袁氏之甥”，意指杨修是袁氏家族的外甥。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出自杨氏家族，他的母亲出自袁氏家族，他的身上具有这两个家族的血缘基因，与两个家族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因而也必然会受到这两个家族的深刻影响。要想了解杨修身上最为关键的死因，不能不对这两个家族有所了解。
先看杨修父系这边的杨氏家族。
据《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的翔实记载，杨修出自弘农郡华阴县（在今陕西省华阴市）杨氏。弘农杨氏家族，乃是东汉时期顶尖级第一等的名门大族。请看杨修极其显赫而光荣的家族先辈：
远祖杨喜，是西汉高祖刘邦创业时的元勋功臣。
高祖杨震，以儒学闻名天下，东汉安帝时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享有“关西孔子”的非凡美名。
曾祖杨秉，东汉桓帝时任太尉，以刚正不阿，坚决与宦官邪恶势力作斗争而著称于世。
祖父杨赐，东汉灵帝时历任三公之职，以忠直敢言而闻名，曾经上书公开斥责宦官擅权乱政，引起当权宦官的极度仇恨。
父亲杨彪，东汉灵帝时历任三公的高官，继承家风，忠于汉室，正直敢言，不畏强暴。到了献帝即位之后，杨彪又成为东汉小朝廷的支柱和栋梁。
杨修家族在汉家皇朝中，具有如此显赫而光荣的历史，所以反过来，又对汉家皇朝忠心耿耿，尽力扶持，就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而这一点，对于曹操而言，感受应当最为深刻，请看传文中所载的以下事实。
曹操刚刚抢先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并迁往许县（在今河南省许昌市）建立临时首都之时，杨彪以太尉身份兼管尚书台的机要事务，是被年轻献帝视为有力依靠的第一重臣。曹操初次朝见献帝，杨彪因曹操趾高气扬目无皇帝而愤恨不平。曹操看到杨彪的表现之后，生怕杨彪会当场下令宫廷侍卫收拾自己，于是等不到宴会开始，就托辞如厕而赶紧回到自己的军营。从此，曹操就把杨彪视为自己的主要政敌，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
不久，曹操就借袁术在淮南僭号称帝之机，借口杨彪与袁术曾经联姻，给杨彪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杨彪逮捕下狱，准备大开杀戒。由于以孔融为首的清流士大夫集团坚决反对，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曹操，才勉强暂时放过杨彪。
曹操政治势力迅速增强之后，杨彪看到汉祚将终，于是假托双脚痉挛，从此不下地行走，拒绝参加一切官场活动。实际上，他是以此来明确表示态度：自己坚决不与曹操在政治上合作，绝对不为曹操任何政治举措捧场。
再来看杨修母系那边的袁氏家族。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明确记载，杨修是“袁术之甥”，即袁术的外甥。因此，他的母亲，乃是袁术的姐姐或妹妹。而袁术是袁绍的异母弟，出自汝南郡汝阳县（在今河南省周口市）袁氏。据《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三国志》卷六《袁绍传》和《袁术传》记载，袁术的高祖袁安，东汉章帝时任司徒。自袁安以下，四代子孙都出任三公，史称“势倾天下”。与弘农杨氏一样，汝南袁氏也是东汉时期顶尖级第一等的名门大族，所以并称为“东京袁杨”。杨氏和袁氏，是东汉后期以来清流士大夫集团的代表。这一集团在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就是忠于汉室，反对宦官，以社会良知和道德正统自命。
在当时，曹操为了清除自己取代汉室政治进程中的阻碍，曾经对当时的清流士大夫集团，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以分化瓦解之术，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不坚决反对；另一方面对于留恋旧朝有意作梗制造麻烦者，则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坚决清除，杀一儆百。这种清除行动，主要发生在曹操取代汉室过程的后期，也就是他除旧布新的政治意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比如：
名满天下的孔子第二十代孙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被诛杀；
一直追随曹操的第一助手荀彧，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逼自杀；
得力干练的下属崔琰，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被赐死，同时另一位得力助手毛玠被废黜。
曹操对于荀彧和崔琰这样的资深部属和心腹臣僚，清除起来也毫不顾惜，再来观察杨修，情况便会非常清楚了。
综观以上史文所记载的六条原因，所谓的“漏泄言教”难以成立，而乘车通过司马门一事并不可靠，余下的四条当中，真正在他身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死因，应当是“袁氏之甥”这一条。
杨修是杨氏和袁氏两大家族的结合体，所以他是清流士大夫集团最好的代表人物，一举一动影响很大。他的祖辈一直与宦官作对，与曹操有家世的旧恨；尤其是其父杨彪，与曹操又在现实政治上结下生死恩怨。他的舅父袁术、袁绍，均是曹操曾经与之激烈作战的生死对手。而杨修本人，既非曹操的姻亲，亦非曹操的旧部，仅仅因为他才能的干练，以及出自软化拉拢他父亲的意图，而受到曹操的任用。如此复杂的家世背景，如此薄弱的上下关系，杨修即便是在为人处世上面非常之谨言慎行，都有招致麻烦的可能，何况他还张扬自炫如此。
在曹操势力还不特别强大的阶段，他还可以暂时容忍杨修的言行举止。但是到了曹操势力到达鼎盛的晚年，特别是在连续清除了孔融、荀彧、崔琰等清流士大夫中对立性的代表人物之后，从中受到深刻触动并且总结出经验教训的曹操，眼中所看到的杨修就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为何不一样？因为以上被清除的代表人物身上，正好具有与杨修相类似的突出共同点，即出身汉朝的名门大族，对于东汉王朝有深深的眷恋情结，孔融、荀彧更是如此。
于是，这时的曹操，就对杨修“袁氏之甥”兼“杨氏之子”的特殊身份，产生了很大的担忧。这一特殊身份，对于连续出现了上述对立性代表人物的清流士大夫集团而言，恰恰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份，他的自炫才策，他的交关诸侯，他对曹彰的负面评价等等，都可以视为偶然性的个人行为，并不会对自己造成现实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但是，有了这样的身份，而且在对立性代表人物连续遭遇悲惨结局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时在曹操的眼中，杨修的任何表现，都不再是个人的偶然性行为，而是清流士大夫集团中对立情绪的流露和反映，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集团性行为。其政治意图至少有二：一是给眼下自己的施政制造种种不安定的因素，变相为汉室张目；二是想在自己的子嗣之间制造对立，以便在自己去世之后，分裂和瓦解曹魏的统治核心，为振兴汉室做远期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就像对待孔融、荀彧、崔琰那样，对杨修起了杀心。
以上我们探究了杨修本人身上的关键性死因。然而杨修之所以被杀，还有他身外的触发性原因。触发性原因的第一条，就是魏讽结党反叛的事件。
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即“鸡肋”一事发生的前后，曹操竟然连续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军事挫败：在此之前，刘备斩杀夏侯渊，并且迫使曹操撤退而完全取得汉中；在此之后，关羽又在樊城一线发起猛攻，水淹曹军，俘获于禁而取得大胜。西线与中线的两处大失利，使得曹魏内部大为震动，以至于曹操有意将汉室迁出许都以避关羽的锋芒。与外部的遭遇严重挫败遥相呼应，当年秋九月，魏王国封地的都城邺县，也就是曹操的统治中心所在地，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魏讽结党反叛事件。《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注引《世语》有如下记载：
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史文叙述魏讽其人，因为才能非凡迷惑众人，曾经令邺县都城的人们为之倾倒；留守邺县的魏王国首席大臣，即相国钟繇，极为赏识他的才能，因此聘请他担任相国府的重要官职；然而魏讽却暗中联络一批文武官员，准备一举攻占魏王国的都城邺县，反抗曹操；由于被人告发，所以被魏王的太子曹丕下令处死，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处死的有数十人之多。
这一重大案件，正好发生在曹操从汉中撤军的回程期间，即史文所说的“大军未反”之时。“未反”者，还没有返回邺县都城之意。途中的曹操得到报告，大为震惊，不仅下令将元勋级的重臣钟繇，撤掉其相国职务，而且因此特别下令，要求赶快遴选出一位如同西汉著名监察官诸葛丰，即诸葛亮先祖那样的人，来担任自己魏王国封地中的总监察官，以便更加有效地震慑和打击叛乱分子，事见《三国志》卷十二《徐奕传》。
魏讽反叛事件，应当是促成曹操最终下令诛杀杨修的触发性原因，理由如下：
一是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紧密相连。《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在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之下，首先叙述魏讽结党反叛一事，紧接着就叙述杨修被杀一事，先后顺序非常清晰，明显呈现出前因后果的关系。
二是两个当事人，在关键性的个人特点上又极其相似。
魏讽其人，才智非凡。上面所引《世语》，已经说他“有惑众才”。另外，《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裴注引《傅子》记载，也说他“以才智闻”，即以才智非凡而闻名。这一点，当然与杨修极其相似。
魏讽其人，又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上面所引《世语》，已经说他当时“倾动邺都”。另外，《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又记载：“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说是在曹操在位时，魏讽名气很大，就连卿相级的高官，都会与他倾心交往。这一点，也与杨修极其相似。
魏讽其人，当时又担任了魏王国中很重要的职务。据《三国志》卷十三《钟繇传》记载，魏讽是在钟繇的相国府署中担任西曹掾。钟繇所担任的相国，是当时曹操魏王国的首席下属，就相当于曹操当时依然兼任的汉朝丞相。魏讽所担任的西曹掾，则是钟繇相国府署中，负责官员任命的人事主管，实权不小；而杨修所担任的主簿，则是曹操丞相府署中，负责文书处理的文书主管，实权也不小。两人都在魏王国的统治核心圈内掌控权力，这一点，两人更是极其相似。
才智非凡，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又在魏王国统治核心圈内掌控权力，这是结党反叛曹操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魏讽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将结党反叛付诸行动，同样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的其他人，难道不会步魏讽的后尘，一旦碰到机会就铤而走险吗？
刚刚经受了魏讽事件强烈震动的曹操，面对天天在自己身边随从的杨修，以他生性多疑的性格而论，他不能不从两人已有的多种极其相似上，产生以上的联想。何况杨修在家世背景的复杂和深厚上，已经远远超过了魏讽，在对清流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上，更是远远超过了魏讽；要是杨修步其后尘，那么他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和险恶后果，肯定也要远远超过魏讽。只要曹操心中产生这样一层忧虑，杨修就基本上死定了。
促成曹操挥动屠刀的第二条触发性原因，与他的年龄和健康有关。《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在叙述曹操最终决意处死杨修的原因时，第一句说的就是“太祖既虑终始之变”。这句话很有深意，既是指曹操忧虑杨修不能做到有始有终，最终会变成第二个魏讽，更是指他忧虑在自己生命终结而子嗣继位的开始，再度发生类似魏讽作乱的集团性政治反叛。
客观而论，多年在外征战，军国事务繁重，肯定会对曹操的健康有所损害。而他眼下，刚刚经过两个多月极其艰苦的长途行军，风餐露宿，往返跋涉翻越高峻险陡的秦岭，从长安前往汉中，又从汉中撤回长安；同时，又经受了两大战场的挫败和魏讽反叛的震怒。这一切，更是大大加重了这种损害。如上所述，曹操是在他病死的一百多天之前，才下令处死杨修的。那么他在下令的时候，六十五岁的曹操，健康状况肯定已经非常不好。如果说，在自己还健在的时候，魏讽之流都敢于在自己政权的中心城市邺县结党反叛，那么一旦自己去世，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子嗣继承权位，那么类似于魏讽的危险人物，岂不更加嚣张猖狂？为了身后的政局稳定，必须尽早清除这些危险人物才是上策。只要曹操心中再加上这样一层“终始之变”的忧虑，杨修就不是基本，而是完全死定了。
总之，杨修之死最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复杂而深厚的家世背景，特别是其父杨彪与曹操的生死恩怨。用史书上的话来表述，就浓缩在“袁氏之甥”这四个字当中。已经有此特殊的家世背景，又加上在此特殊的动荡时刻，在此特殊案件的触发之下，在此特殊年龄和健康的忧虑之中，曹操终于向杨修挥动了屠刀。说他死于个人聪明才智的两个“过分”，即过分地突出和过分地显露之上，恐怕就太表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