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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
一位鞠躬尽瘁的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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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长八尺
玉树临风的卧龙先生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并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先生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记载姓氏源流的专书《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四字，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原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字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顾炎武《日知录》认为，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而一般平民没有姓氏。至于二者的功能，各有不同。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的姜、秦姬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留下的印迹。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量少，而“氏”的数量多，姓被氏掩盖住了，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同书《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的话，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相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卷十一《管宁传》裴注引《傅子》。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字，后世称为“表字”。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是冒犯，或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的话，在社交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在称呼你时非常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对敌方自称表字，是表示对敌方的极度鄙视。《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是极度尊重的表示。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才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是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
（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将《嵇康传》全文与此处的《诸葛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别号“卧龙”的美誉，而且两人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其一，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其二，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很早就面临生存的压力。
其三，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维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其四，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其五，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其六，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其七，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其八，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密切相关。
其九，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情结。
其十，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高雅飘逸的音乐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即便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被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竞争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千秋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时刻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竞争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专心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更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然而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却是“时代左右卧龙之命运”。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会心灵感动，泪满衣襟。
传文云：诸葛亮“身长八尺”。八尺究竟折合现今多高，其关键之处在于，三国时期的每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公制长度单位的多少。2006年7月23日的夜晚，易中天教授在成都武侯祠举办“三国圣地品三国”的讲座，笔者有幸应邀作陪，与听众共同交流。现场有听众询问诸葛亮的身高问题，笔者答以三国时代每尺相当于现今24厘米，八尺约合今1.92米。但易教授认为，当时每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八尺约合今1.84米。由于时间关系，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多加引证。此事后来引起多位有兴趣者的垂询，故在此略作探究。
易教授所言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乃是引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学者通过清代的营造尺进行折算之后，算出当时的一尺约合今0.23米。按此数据计算，八尺就折合现今1.84米。
众所周知，考古实物提供的资料数据，相对而言是准确度最高的。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得越多，新测得的数据又更精确的时候，就不得不对以往的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中国的古尺长度即是如此。到上世纪的90年代，单是东汉一朝出土的古尺实物，即有四十余把之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文物、博物馆分册》，1993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古尺”条，即综合引用了上世纪90年代所能见到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中国古尺长度的实测数据，以及其长度随时代而变化的情形，做了非常翔实系统的叙述，对于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文化的演变，非常有学术价值。文中列举的各个时代的古尺一尺，约合现今公制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数据如下：
商代：16～17厘米；
东周：23厘米；
西汉：23～23.6厘米；
新莽：23.1厘米；
东汉：23～24厘米，均值23.4厘米；
魏晋：24～24.5厘米；
南朝：24.5～25厘米；
北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
隋朝：30厘米；
唐朝：29～30厘米；
宋朝：31.6厘米；
明朝：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
清代：营造尺32厘米，裁衣尺35.55厘米。
可以清晰看出两点：一是古代一尺的长度，在各个王朝或者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宋代以前，即使是同一朝代也不完全一致；二是变化的总趋势，是每尺的长度逐渐加增。这种加增的主要原因，当是封建王朝对农民加重剥削所致。因为古代农民每年要向朝廷交纳谷物，属于土地税性质；又要交纳布帛丝棉，属于人头税性质。布帛的丈量是用尺来进行的，加增每尺的长度，无形中就加大了征收的数量，这对封建王朝当然有利，所以掌控了度量衡标准制定权的封建朝廷，就不断加增每尺的长度以加重剥削。
就三国时期而言，它位于东汉之末代、魏晋的前期。东汉每尺的长度，正由23厘米向24厘米过渡；而魏晋每尺的长度，又从24厘米向24.5厘米过渡。所以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正好位于24厘米的坐标点上。所以我确定：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应当从23厘米，校正为24厘米。这一数据，又得到考古实物的有力证实。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孙吴大将朱然的墓葬，其中出土当时完整的木尺一把，其长度不多不少，正好就是24厘米。
以此为准，算得孔明身长八尺，相当于现今1.92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相当于现今1.80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今1.87米。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三国志注译》，即采用以上的校正数据，在《先主传》中出注为：“七尺八寸，约合今一公尺八十公分。”在《诸葛亮传》中则取其整数，出注为：“八尺，约合今一公尺九十公分。”
假如采用上世纪60年代的老数据，每尺23厘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约合今1.725米。这样一种身高，属于常人之列，并不算突出，史传是否有必要特别为此书写一笔，恐怕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身高约合今1.80米，那就属于高人之列，可以载入史传了。
蜀汉的彭羕，与诸葛亮相同，也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见《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同时代人比诸葛亮更高者，则有曹魏的许褚，《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称其“长八尺余”。八尺有余，便是接近两米的高度。只是许褚“腰大十围”，虽然身材高，体型却有失粗肥，不如孔明的玉树临风了。
诸葛亮的籍贯，是在现今山东省境内。“山东出高个儿”，是现今人的总结。但是山东地界，古代也屡出高人。除了诸葛亮之外，确凿记载于史传者，尚有先秦的孔子和西汉的东方朔。《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长九尺有六寸。”按照上面《大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取东周的23厘米，则九尺六寸约合今2.20米，是相当惊人的身高。即使有所夸大，大约在两米左右总是有的。东方朔，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人，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东。《汉书》记载他“长九尺三寸”，西汉武帝时应诏至京城长安，在宫廷做侍从，以诙谐的谈吐娱乐武帝。他的身高，出自他向武帝上书中的自我介绍，而身高是可以当面检验的，所以他绝对不敢虚夸以欺君。取西汉每尺的低值23厘米的话，九尺三寸约合今2.14米，也是惊人的身高。
相比于孔子、东方朔，孔明的1.92米身高，又不算奇特了。可见山东出高个儿，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对此有所怀疑，倾向于使用每尺23厘米的老数据，去有意降低孔明的身材高度。此处征引孔子、东方朔以及许褚的史文，用意在于此。
《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云：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这一段文字，表现诸葛亮年轻时读书方法与他人不同，后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多有议论。大体都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胸怀经邦治国、兼济天下的大志，所以读书时注意力集中在吸取治国为政的重大经验方面，不愿在章句的琢磨上多花工夫。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仅限于从主观方面来观察，还可以从客观环境方面来加以补充。
诸葛亮在荆州游学之际，正是刘表控制荆州之时。这一时期的荆州，与战乱弥漫的北方相比，不仅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而且在学术文化上也出现了引领天下的新风潮。这一学术文化新风潮，是由刘表所支持的荆州学派发起。荆州学派的学术领袖人物为宋衷、司马徽、綦毋闿等，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从四方前来的青年才俊三百多人。后来效力于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向朗、尹默，效力于曹魏的徐庶、王粲、刘廙，效力于孙吴的潘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荆州学派对于魏晋玄学的先导作用，后世的学者汤用彤、钱穆、贺昌群诸位前辈史学家均有开拓性的研究。继后余英时先生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以及王晓毅先生的论文《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等，后出转精，对于荆州学派的治学特点则有深入的论述。他们一致认为：荆州学派在治学方法上面的最大特点，一是提倡简约实用，对于传统经学中盛行的东西，比如虚浮无用的词章和烦琐重复的内容，断然予以摈弃和删除，即所谓的“删刬浮辞，芟除烦重”（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七《刘表传》及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六所引《刘镇南碑》）；二是儒道兼融，互为补充。
由此看来，诸葛亮读书方法上的“独观其大略”，就不单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更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了。因为读书“观其大略”，正是在治学方法上，对简约实用原则的具体运用。青年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期间，正是他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性阶段，是他从外吸收知识营养最为活跃的时期。荆州这样浓厚开放的新兴学术文化氛围，对于胸怀大志的他，自然有着深刻的熏陶，何况荆州学派的学术领袖司马徽，还是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尊长。因此，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他读书“独观其大略”的形成原因。
与此类似，诸葛亮在人生哲学方面的儒、道兼收，也可以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刘备临终托孤时，诸葛亮涕泣宣誓，作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回答，这是儒家思想的典型表现。甚至这几句话的原型，也是出自儒家经典《左传》僖公九年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息之语。他的《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崇尚宁静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渊源。《老子》一书就多次提到“静”，如第十六章有“守静笃”，有“归根曰静”，第四十五章有“清静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有“我好静而民自正”，等等。又《文子》一书，以发挥老子言论为宗旨，其中卷十《上仁篇》云：“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见《诫子书》的话语，更是直接出自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在主观方面，诸葛亮自身注意吸收先秦各家学派的营养，但是荆州学派儒、道兼融的治学风气，确实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一言以蔽之，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才能做到对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全面观察。
再来看他三位朋友的读书方法。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这种老路，即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举茂才，到京城策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熬资历，做政绩，等空缺，往上迁升。东汉的人才选拔，以孝廉、茂才为常科。孝廉由郡国守相举荐，每年一般按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举荐。茂才即秀才，避刘秀名讳而改，由每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假如统统按照二十万人举一人的比例计算，每年举荐的孝廉，当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东汉十三州，每年的茂才不过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虽然被称为“常科”，却以孝廉人数为最多。西汉的孝廉，选拔到京城后一般不再考试；而东汉则不同。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孝廉”条下自注云：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东汉的孝廉，从地方推举到京城集中后，还要进行考试。学生出身的诸生，考的是各家学派解释的儒家经典，即徐天麟所谓的“家法”，经典不熟会被刷掉。即使当了官，处理公务，判决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经典的义理，经典不熟也不能应对。所以东汉一朝，读经风气大盛；而读经方法的突出特点，便是“精熟”二字。因为在京城集中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一个“熟”字，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而对儒经的阐释，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辟，又必须对经义内涵的琢磨达到一个“精”字。由此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运用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流行起来，诸葛亮也开始了尝试。诸葛亮读书的目的，绝对不是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想要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儒家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还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此处的“大略”二字，是重点和要点之意。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是指：在必读书目的选择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远大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去花时间；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注意选择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有效吸收，而非处处用力，面面俱到。以往有人认为，“观其大略”就是读书时随便翻翻，不求甚解，这是一种误读，只要对比一下曹魏大臣贾逵的情况就会明白。《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裴注引《魏略》记载说：“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贾逵当初在当儒生的时候，读书只注意重大的方面，取其具有实用性的部分。他的读书方法，就与诸葛亮的正好一样。
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建议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在以谋略竞争，在以武勇竞争，在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上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竞争的意味，而三国君臣之间在读书上的竞争，亦有如下事证：
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刘备对儿子刘禅的遗诏：“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此处蜀汉君臣所读之书，有《汉书》《礼记》《六韬》《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八种，内容则涉及史书、儒经、兵家、法家等诸多方面。
卷五十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孙吴君主所读之书，数量更多，其中的主要门类，则是史书和兵书。
卷一《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记述“老而好学”的曹操说：“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曹操所读的书，重点是“武策”，即兵书，还有“经传”，即《春秋经》和《左传》类的史书。
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沙场血战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所读之书，是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等代表著作，在读书上展示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读书的竞争；而读书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显示出真正的力量；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正是他们在方法上共同提炼出来的八字真言。
传文引录诸葛亮本人的《出师表》云：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世传诵这篇表文，大多只着眼于刘备前往隆中草庐的次数之多，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孔明之所以“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即因此而受到感动和激励，于是同意从此追随先皇帝开创大业，不仅在于刘备的多次拜访，更在于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资历的悬殊差距。
就年龄而论，当年刘备虚岁四十七，诸葛亮虚岁二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诸葛亮属于名副其实的晚辈。
就地位而言，刘备依然使用的左将军官衔，为东汉高级军职的第五等。《续汉百官志》云：“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第一等的大将军至第四等的卫将军，相当于文官最高级的三公。第五等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则与文臣的九卿相当。以现今军衔而论，左将军相当于少将还略高一点。刘备还当过州一级长官，即豫州牧，比现今的省长只高不低。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少校。反观诸葛亮，仅是一介草民，且为襄阳西郊耕田自给的农村青年。
就资历而论，刘备已经进入官场二十余年，而诸葛亮却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如果二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感激”反应。因为登门三次并不难，而在拜访者年龄、地位和资历都明显高于受访者时，诚心诚意登门三次就很难做到，因而其效果就非同寻常了。从上面所引“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行文来看，诸葛亮一直铭记在心，因而也最先提到的，就是自己“卑鄙”，即地位身份的卑下鄙贱，而刘备却多次枉驾屈尊。在这之后，才又说三次来访草庐。可见他自己最为“感激”，即深受感动和激励的，首先还在于刘备根本没有计较年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差距，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频繁。大概因为诗圣杜甫“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千古绝唱的深广影响，后世的眼光大多仅仅聚焦于三顾的“频繁”，反倒对关键性的“卑鄙”与“枉屈”有所忽略了。
传文引录的《出师表》，开头一段有如下文句：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开篇就向后主坦率进言，又一连说了三个“不宜”，即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就臣僚向君主上疏而论，如此严肃正直，而且带有训教性的措辞，在史书上极为罕见。如果不了解其中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就会对诸葛亮的言辞产生别样的看法。然而客观而论，诸葛亮的这一举措，正是在秉承刘备临终嘱托的旨意行事。
传文在前面叙述刘备临终时托孤于诸葛亮云：
先主于永安病笃，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一段君臣对答，为后世所熟知。关于“君可自取”一句的准确含义，应当解释为“您可以自行选取适当的办法”，意谓诸葛亮可以针对刘禅“不才”的具体情况，视其轻重而采取相应的办法，极端情况下可以仿效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废昏立明，废黜刘禅而改立刘备的其他皇子，而非如一般人所解释的“您可以自己取而代之”。拙著《三国志注译》的“自取”条目，即根据这样的理解进行注释。正是因为有刘备这样的临终遗嘱在先，所以才会有诸葛亮向后主如此的进言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做法，完全是堂堂正正在按照刘备的临终遗嘱来行事，没有其他值得怀疑的不良用心。
诸葛亮的答语也有所本，出自《左传》僖公九年。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献公，任命大臣荀息为嗣子奚齐的辅佐老师，并问他将如何担任辅佐，荀息回答说：“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后来荀息果然以身殉国。诸葛亮以荀息之语作答，不仅非常准确地表述出自己的心愿，而且蕴含了感染千秋的悲壮气概。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答语之中，没有任何针对所谓刘备允许他可以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的对应成分。如果刘备的意思真的是如此，诸葛亮一定会诚惶诚恐地立即表明态度，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诏命。然而他的答语中却没有说出类似的话，这也证明刘备并没有要他取代刘禅的意思。
《诸葛亮传》言其“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关于八阵图的内容与功能，当时史籍并无详细记载。后世好事者以奇门遁甲之类的神秘不经内容解说之，并非八阵图原来的真实面貌。与木牛流马的研究一样，八阵图的研究，也应当遵守两条起码的准则：一是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能够在实践中成功使用；二是符合当时的工艺制造技术水平，而不是随意拔高。只具观赏性而不能付诸实用，或者对其功能无限夸大，夸大到现代科学技术都难已达到的程度，恐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此前，已有一些学者遵循上面两条准则，进行了前驱性的研究，如谭良啸先生《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李兆成先生《关于诸葛亮八阵图》等就是如此。此处拟再作一些补说。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东汉班固《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和阵形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所采用的正式阵形。但是，诸葛亮的“八阵图”，也不是对过去的“八阵”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首先，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相当于“图说八阵”，更加适合普通士兵的训练。其次，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
《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传文叙当时的战况云：
（敌军）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考《晋书》卷一《武帝纪》，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元月至十二月，当时蜀汉灭亡不过十六年，连孙吴都还存在。作为战胜之国，西晋从蜀汉大批的遗存将士当中，甚至就从投降过来而后来又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完整版本，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完全可信。因此，上引传文是现今传世的史籍文献之中，研究八阵图最重要也最确凿史料。从史文所述来看，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在运用八阵图的时候，需要配备一种名为“偏箱车”的特殊车辆。
其次，八阵图的功能，主要是为军队提供应急性的防御屏障。比如在险要狭窄的谷道中，遇到敌军在两侧的山上居高临下，以弓箭攻击前锋部队时，即“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者在地势广平的原野上，遇到设伏的敌军突然截击军队后面的辎重队伍时，即“或设伏以截隆后”。
“偏箱车”是何形制，其他史籍无考。从史文所述的情况来推测，这种特殊的车辆平时也可运输辎重，它的应急性屏障性能，应当是由“偏箱”来实现。顾名思义，所谓“偏箱”，便是其防御功能，是处于车辆箱体两个侧面之中的某一个侧面之上。如果箱体以硬木制成，一侧的箱壁木板加厚加高，当然就具备了应急性的防御功能。这种车辆在地势广平的原野上面使用时，按照传文的叙述是“鹿角车营”，即车辆的“偏箱”朝外，彼此相连，并以鹿角来补充车辆之间的空隙，从而形成环状的营阵。所谓“鹿角”，即被砍伐下来的粗壮树枝，其尖锐的末梢很像野鹿的头角，可以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使用偏箱车与鹿角相配合，可以围成一个具有保护功能的营阵。隐蔽在营阵里面的将士，不仅能够免遭敌军的截击，而且可以从中向外施射弓箭杀伤来敌。
那么为何在原野作战时要构建这样的营阵屏障呢？《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的记载，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大臣高闾上疏议论军务，对于当时北方屡屡入侵的草原敌军的强大骑兵，他除了建议修筑长城来抵御之外，又特别提出改进军队的训练方法，他说：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矟。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
高闾提出赶紧组建一支主力军团，专门用来对付北方强敌所拥有的冲击性和机动性都极强的骑兵。弓射、戈盾、骑矟等长距离的武器，是这支军团的主要装备；而他们用以防御敌军骑兵的阵法，则是诸葛亮的八阵图。由此可见，八阵图的主要功用，在于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在广平的原野上作战，步兵往往没有地形方面的有效凭借，在铁甲骑兵的强劲冲击之下，步兵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就是在原野作战要运用八阵图来建立可靠营阵屏障的根本原因。
八阵图为何会以“八”命名？根据以上史料，也可以作出初步的合理推测。辎重车队平时行进，一般是前后衔接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伏击，马上要布置成环状的营阵御敌，时间非常短促。在短促的时间之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小型的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的内部，又要具有一定的隐蔽和活动空间者，便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阵形。八辆车可以构成正四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的隐蔽空间。这种情况，就像现今的玩具魔方中，一个平面上九个方块抽掉中间的那一块，那一块所在的位置，就是自身的隐蔽空间。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每八辆车为一组进行编队，形成熟练的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各组车辆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屏障。而这八辆车的战士，便是一支战斗小分队，凭借环状营阵对外发射连弩。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整体。这样的阵法，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是步兵对抗骑兵的有效战术。究其实质，是将蜀汉的步兵，打造成一支最为原生态的装甲兵，只不过他们的装甲，是采用木制的偏箱车辆来构成，动力是采用人力或畜力而已。
诸葛亮北伐中原，是与强敌对垒决战。魏军自曹操以来，就以乌丸骑兵为中坚，横行中原，所向无敌，号称“天下名骑”。而北伐蜀军的主体乃是步兵，骑兵本来就不多；而秦岭的险峻山地，又限制了蜀军骑兵的北上。因此，诸葛亮的大军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必须尽快解决如何对付曹魏骑兵军团强劲冲击的难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在连弩等远距离武器上精心设计，尽量提高其杀伤力，这样在敌军骑兵尚未接近自己的时候，即可对其造成大量的杀伤，这些伤亡的马匹、人员，又会对后续的敌军骑兵形成严重阻碍。二是在防御的战术上，采取多种有效办法，抵消骑兵的强劲冲击力。在勉县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便是其中的一种。至于在阵法方面，运用古代的八阵，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从而变为行之有效的战术手段，更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辛勤努力。
当然，后世军事家对于古代“八阵”的继承和创新，并非只有诸葛亮《八阵图》这一种。而他的《八阵图》，也因为他终其一生，没有能够深度进入到对方关中平原的开阔地区，所以没有得到在曹魏铁骑兵团面前充分展示效果的机会。但是，没有充分的效果展示，并不能抹杀他在这方面预先所作的辛勤努力，我们还是要对此作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