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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诸葛亮传 注释札记

关于 诸葛亮

如果你还只知道

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

一位鞠躬尽瘁的贤臣

那么

你不可错过这篇札记中

身长八尺

玉树临风的卧龙先生

一、姓氏来源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并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先生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记载姓氏源流的专书《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四字,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原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字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顾炎武《日知录》认为,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而一般平民没有姓氏。至于二者的功能,各有不同。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的姜、秦姬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留下的印迹。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量少,而“氏”的数量多,姓被氏掩盖住了,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同书《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的话,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相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卷十一《管宁传》裴注引《傅子》。

二、名和字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字,后世称为“表字”。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是冒犯,或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的话,在社交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在称呼你时非常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对敌方自称表字,是表示对敌方的极度鄙视。《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是极度尊重的表示。

三、三国有两人被誉为“卧龙”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才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是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

(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将《嵇康传》全文与此处的《诸葛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别号“卧龙”的美誉,而且两人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其一,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其二,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很早就面临生存的压力。

其三,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维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其四,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其五,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其六,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其七,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其八,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密切相关。

其九,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情结。

其十,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高雅飘逸的音乐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即便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被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竞争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千秋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时刻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竞争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专心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更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然而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却是“时代左右卧龙之命运”。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会心灵感动,泪满衣襟。

四、身材高度

传文云:诸葛亮“身长八尺”。八尺究竟折合现今多高,其关键之处在于,三国时期的每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公制长度单位的多少。2006年7月23日的夜晚,易中天教授在成都武侯祠举办“三国圣地品三国”的讲座,笔者有幸应邀作陪,与听众共同交流。现场有听众询问诸葛亮的身高问题,笔者答以三国时代每尺相当于现今24厘米,八尺约合今1.92米。但易教授认为,当时每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八尺约合今1.84米。由于时间关系,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多加引证。此事后来引起多位有兴趣者的垂询,故在此略作探究。

易教授所言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乃是引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学者通过清代的营造尺进行折算之后,算出当时的一尺约合今0.23米。按此数据计算,八尺就折合现今1.84米。

众所周知,考古实物提供的资料数据,相对而言是准确度最高的。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得越多,新测得的数据又更精确的时候,就不得不对以往的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中国的古尺长度即是如此。到上世纪的90年代,单是东汉一朝出土的古尺实物,即有四十余把之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文物、博物馆分册》,1993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古尺”条,即综合引用了上世纪90年代所能见到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中国古尺长度的实测数据,以及其长度随时代而变化的情形,做了非常翔实系统的叙述,对于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文化的演变,非常有学术价值。文中列举的各个时代的古尺一尺,约合现今公制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数据如下:

商代:16~17厘米;

东周:23厘米;

西汉:23~23.6厘米;

新莽:23.1厘米;

东汉:23~24厘米,均值23.4厘米;

魏晋:24~24.5厘米;

南朝:24.5~25厘米;

北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

隋朝:30厘米;

唐朝:29~30厘米;

宋朝:31.6厘米;

明朝: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

清代:营造尺32厘米,裁衣尺35.55厘米。

可以清晰看出两点:一是古代一尺的长度,在各个王朝或者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宋代以前,即使是同一朝代也不完全一致;二是变化的总趋势,是每尺的长度逐渐加增。这种加增的主要原因,当是封建王朝对农民加重剥削所致。因为古代农民每年要向朝廷交纳谷物,属于土地税性质;又要交纳布帛丝棉,属于人头税性质。布帛的丈量是用尺来进行的,加增每尺的长度,无形中就加大了征收的数量,这对封建王朝当然有利,所以掌控了度量衡标准制定权的封建朝廷,就不断加增每尺的长度以加重剥削。

就三国时期而言,它位于东汉之末代、魏晋的前期。东汉每尺的长度,正由23厘米向24厘米过渡;而魏晋每尺的长度,又从24厘米向24.5厘米过渡。所以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正好位于24厘米的坐标点上。所以我确定: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应当从23厘米,校正为24厘米。这一数据,又得到考古实物的有力证实。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孙吴大将朱然的墓葬,其中出土当时完整的木尺一把,其长度不多不少,正好就是24厘米。

以此为准,算得孔明身长八尺,相当于现今1.92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相当于现今1.80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今1.87米。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三国志注译》,即采用以上的校正数据,在《先主传》中出注为:“七尺八寸,约合今一公尺八十公分。”在《诸葛亮传》中则取其整数,出注为:“八尺,约合今一公尺九十公分。”

假如采用上世纪60年代的老数据,每尺23厘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约合今1.725米。这样一种身高,属于常人之列,并不算突出,史传是否有必要特别为此书写一笔,恐怕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身高约合今1.80米,那就属于高人之列,可以载入史传了。

蜀汉的彭羕,与诸葛亮相同,也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见《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同时代人比诸葛亮更高者,则有曹魏的许褚,《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称其“长八尺余”。八尺有余,便是接近两米的高度。只是许褚“腰大十围”,虽然身材高,体型却有失粗肥,不如孔明的玉树临风了。

诸葛亮的籍贯,是在现今山东省境内。“山东出高个儿”,是现今人的总结。但是山东地界,古代也屡出高人。除了诸葛亮之外,确凿记载于史传者,尚有先秦的孔子和西汉的东方朔。《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长九尺有六寸。”按照上面《大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取东周的23厘米,则九尺六寸约合今2.20米,是相当惊人的身高。即使有所夸大,大约在两米左右总是有的。东方朔,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人,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东。《汉书》记载他“长九尺三寸”,西汉武帝时应诏至京城长安,在宫廷做侍从,以诙谐的谈吐娱乐武帝。他的身高,出自他向武帝上书中的自我介绍,而身高是可以当面检验的,所以他绝对不敢虚夸以欺君。取西汉每尺的低值23厘米的话,九尺三寸约合今2.14米,也是惊人的身高。

相比于孔子、东方朔,孔明的1.92米身高,又不算奇特了。可见山东出高个儿,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对此有所怀疑,倾向于使用每尺23厘米的老数据,去有意降低孔明的身材高度。此处征引孔子、东方朔以及许褚的史文,用意在于此。

五、读书方法

《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云: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这一段文字,表现诸葛亮年轻时读书方法与他人不同,后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多有议论。大体都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胸怀经邦治国、兼济天下的大志,所以读书时注意力集中在吸取治国为政的重大经验方面,不愿在章句的琢磨上多花工夫。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仅限于从主观方面来观察,还可以从客观环境方面来加以补充。

诸葛亮在荆州游学之际,正是刘表控制荆州之时。这一时期的荆州,与战乱弥漫的北方相比,不仅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而且在学术文化上也出现了引领天下的新风潮。这一学术文化新风潮,是由刘表所支持的荆州学派发起。荆州学派的学术领袖人物为宋衷、司马徽、綦毋闿等,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从四方前来的青年才俊三百多人。后来效力于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向朗、尹默,效力于曹魏的徐庶、王粲、刘廙,效力于孙吴的潘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荆州学派对于魏晋玄学的先导作用,后世的学者汤用彤、钱穆、贺昌群诸位前辈史学家均有开拓性的研究。继后余英时先生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以及王晓毅先生的论文《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等,后出转精,对于荆州学派的治学特点则有深入的论述。他们一致认为:荆州学派在治学方法上面的最大特点,一是提倡简约实用,对于传统经学中盛行的东西,比如虚浮无用的词章和烦琐重复的内容,断然予以摈弃和删除,即所谓的“删刬浮辞,芟除烦重”(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七《刘表传》及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六所引《刘镇南碑》);二是儒道兼融,互为补充。

由此看来,诸葛亮读书方法上的“独观其大略”,就不单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更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了。因为读书“观其大略”,正是在治学方法上,对简约实用原则的具体运用。青年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期间,正是他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性阶段,是他从外吸收知识营养最为活跃的时期。荆州这样浓厚开放的新兴学术文化氛围,对于胸怀大志的他,自然有着深刻的熏陶,何况荆州学派的学术领袖司马徽,还是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尊长。因此,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他读书“独观其大略”的形成原因。

与此类似,诸葛亮在人生哲学方面的儒、道兼收,也可以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刘备临终托孤时,诸葛亮涕泣宣誓,作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回答,这是儒家思想的典型表现。甚至这几句话的原型,也是出自儒家经典《左传》僖公九年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息之语。他的《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崇尚宁静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渊源。《老子》一书就多次提到“静”,如第十六章有“守静笃”,有“归根曰静”,第四十五章有“清静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有“我好静而民自正”,等等。又《文子》一书,以发挥老子言论为宗旨,其中卷十《上仁篇》云:“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见《诫子书》的话语,更是直接出自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在主观方面,诸葛亮自身注意吸收先秦各家学派的营养,但是荆州学派儒、道兼融的治学风气,确实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一言以蔽之,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才能做到对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全面观察。

再来看他三位朋友的读书方法。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这种老路,即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举茂才,到京城策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熬资历,做政绩,等空缺,往上迁升。东汉的人才选拔,以孝廉、茂才为常科。孝廉由郡国守相举荐,每年一般按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举荐。茂才即秀才,避刘秀名讳而改,由每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假如统统按照二十万人举一人的比例计算,每年举荐的孝廉,当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东汉十三州,每年的茂才不过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虽然被称为“常科”,却以孝廉人数为最多。西汉的孝廉,选拔到京城后一般不再考试;而东汉则不同。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孝廉”条下自注云: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东汉的孝廉,从地方推举到京城集中后,还要进行考试。学生出身的诸生,考的是各家学派解释的儒家经典,即徐天麟所谓的“家法”,经典不熟会被刷掉。即使当了官,处理公务,判决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经典的义理,经典不熟也不能应对。所以东汉一朝,读经风气大盛;而读经方法的突出特点,便是“精熟”二字。因为在京城集中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一个“熟”字,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而对儒经的阐释,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辟,又必须对经义内涵的琢磨达到一个“精”字。由此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运用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流行起来,诸葛亮也开始了尝试。诸葛亮读书的目的,绝对不是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想要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儒家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还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此处的“大略”二字,是重点和要点之意。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是指:在必读书目的选择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远大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去花时间;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注意选择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有效吸收,而非处处用力,面面俱到。以往有人认为,“观其大略”就是读书时随便翻翻,不求甚解,这是一种误读,只要对比一下曹魏大臣贾逵的情况就会明白。《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裴注引《魏略》记载说:“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贾逵当初在当儒生的时候,读书只注意重大的方面,取其具有实用性的部分。他的读书方法,就与诸葛亮的正好一样。

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建议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在以谋略竞争,在以武勇竞争,在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上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竞争的意味,而三国君臣之间在读书上的竞争,亦有如下事证:

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刘备对儿子刘禅的遗诏:“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此处蜀汉君臣所读之书,有《汉书》《礼记》《六韬》《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八种,内容则涉及史书、儒经、兵家、法家等诸多方面。

卷五十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孙吴君主所读之书,数量更多,其中的主要门类,则是史书和兵书。

卷一《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记述“老而好学”的曹操说:“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曹操所读的书,重点是“武策”,即兵书,还有“经传”,即《春秋经》和《左传》类的史书。

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沙场血战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所读之书,是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等代表著作,在读书上展示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读书的竞争;而读书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显示出真正的力量;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正是他们在方法上共同提炼出来的八字真言。

六、三顾草庐

传文引录诸葛亮本人的《出师表》云: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世传诵这篇表文,大多只着眼于刘备前往隆中草庐的次数之多,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孔明之所以“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即因此而受到感动和激励,于是同意从此追随先皇帝开创大业,不仅在于刘备的多次拜访,更在于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资历的悬殊差距。

就年龄而论,当年刘备虚岁四十七,诸葛亮虚岁二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诸葛亮属于名副其实的晚辈。

就地位而言,刘备依然使用的左将军官衔,为东汉高级军职的第五等。《续汉百官志》云:“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第一等的大将军至第四等的卫将军,相当于文官最高级的三公。第五等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则与文臣的九卿相当。以现今军衔而论,左将军相当于少将还略高一点。刘备还当过州一级长官,即豫州牧,比现今的省长只高不低。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少校。反观诸葛亮,仅是一介草民,且为襄阳西郊耕田自给的农村青年。

就资历而论,刘备已经进入官场二十余年,而诸葛亮却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如果二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感激”反应。因为登门三次并不难,而在拜访者年龄、地位和资历都明显高于受访者时,诚心诚意登门三次就很难做到,因而其效果就非同寻常了。从上面所引“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行文来看,诸葛亮一直铭记在心,因而也最先提到的,就是自己“卑鄙”,即地位身份的卑下鄙贱,而刘备却多次枉驾屈尊。在这之后,才又说三次来访草庐。可见他自己最为“感激”,即深受感动和激励的,首先还在于刘备根本没有计较年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差距,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频繁。大概因为诗圣杜甫“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千古绝唱的深广影响,后世的眼光大多仅仅聚焦于三顾的“频繁”,反倒对关键性的“卑鄙”与“枉屈”有所忽略了。

七、《出师表》对后主的进言

传文引录的《出师表》,开头一段有如下文句: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开篇就向后主坦率进言,又一连说了三个“不宜”,即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就臣僚向君主上疏而论,如此严肃正直,而且带有训教性的措辞,在史书上极为罕见。如果不了解其中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就会对诸葛亮的言辞产生别样的看法。然而客观而论,诸葛亮的这一举措,正是在秉承刘备临终嘱托的旨意行事。

传文在前面叙述刘备临终时托孤于诸葛亮云:

先主于永安病笃,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一段君臣对答,为后世所熟知。关于“君可自取”一句的准确含义,应当解释为“您可以自行选取适当的办法”,意谓诸葛亮可以针对刘禅“不才”的具体情况,视其轻重而采取相应的办法,极端情况下可以仿效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废昏立明,废黜刘禅而改立刘备的其他皇子,而非如一般人所解释的“您可以自己取而代之”。拙著《三国志注译》的“自取”条目,即根据这样的理解进行注释。正是因为有刘备这样的临终遗嘱在先,所以才会有诸葛亮向后主如此的进言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做法,完全是堂堂正正在按照刘备的临终遗嘱来行事,没有其他值得怀疑的不良用心。

诸葛亮的答语也有所本,出自《左传》僖公九年。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献公,任命大臣荀息为嗣子奚齐的辅佐老师,并问他将如何担任辅佐,荀息回答说:“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后来荀息果然以身殉国。诸葛亮以荀息之语作答,不仅非常准确地表述出自己的心愿,而且蕴含了感染千秋的悲壮气概。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答语之中,没有任何针对所谓刘备允许他可以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的对应成分。如果刘备的意思真的是如此,诸葛亮一定会诚惶诚恐地立即表明态度,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诏命。然而他的答语中却没有说出类似的话,这也证明刘备并没有要他取代刘禅的意思。

八、八阵图补说

《诸葛亮传》言其“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关于八阵图的内容与功能,当时史籍并无详细记载。后世好事者以奇门遁甲之类的神秘不经内容解说之,并非八阵图原来的真实面貌。与木牛流马的研究一样,八阵图的研究,也应当遵守两条起码的准则:一是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能够在实践中成功使用;二是符合当时的工艺制造技术水平,而不是随意拔高。只具观赏性而不能付诸实用,或者对其功能无限夸大,夸大到现代科学技术都难已达到的程度,恐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此前,已有一些学者遵循上面两条准则,进行了前驱性的研究,如谭良啸先生《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李兆成先生《关于诸葛亮八阵图》等就是如此。此处拟再作一些补说。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东汉班固《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和阵形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所采用的正式阵形。但是,诸葛亮的“八阵图”,也不是对过去的“八阵”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首先,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相当于“图说八阵”,更加适合普通士兵的训练。其次,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

《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传文叙当时的战况云:

(敌军)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考《晋书》卷一《武帝纪》,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元月至十二月,当时蜀汉灭亡不过十六年,连孙吴都还存在。作为战胜之国,西晋从蜀汉大批的遗存将士当中,甚至就从投降过来而后来又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完整版本,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完全可信。因此,上引传文是现今传世的史籍文献之中,研究八阵图最重要也最确凿史料。从史文所述来看,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在运用八阵图的时候,需要配备一种名为“偏箱车”的特殊车辆。

其次,八阵图的功能,主要是为军队提供应急性的防御屏障。比如在险要狭窄的谷道中,遇到敌军在两侧的山上居高临下,以弓箭攻击前锋部队时,即“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者在地势广平的原野上,遇到设伏的敌军突然截击军队后面的辎重队伍时,即“或设伏以截隆后”。

“偏箱车”是何形制,其他史籍无考。从史文所述的情况来推测,这种特殊的车辆平时也可运输辎重,它的应急性屏障性能,应当是由“偏箱”来实现。顾名思义,所谓“偏箱”,便是其防御功能,是处于车辆箱体两个侧面之中的某一个侧面之上。如果箱体以硬木制成,一侧的箱壁木板加厚加高,当然就具备了应急性的防御功能。这种车辆在地势广平的原野上面使用时,按照传文的叙述是“鹿角车营”,即车辆的“偏箱”朝外,彼此相连,并以鹿角来补充车辆之间的空隙,从而形成环状的营阵。所谓“鹿角”,即被砍伐下来的粗壮树枝,其尖锐的末梢很像野鹿的头角,可以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使用偏箱车与鹿角相配合,可以围成一个具有保护功能的营阵。隐蔽在营阵里面的将士,不仅能够免遭敌军的截击,而且可以从中向外施射弓箭杀伤来敌。

那么为何在原野作战时要构建这样的营阵屏障呢?《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的记载,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大臣高闾上疏议论军务,对于当时北方屡屡入侵的草原敌军的强大骑兵,他除了建议修筑长城来抵御之外,又特别提出改进军队的训练方法,他说: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矟。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

高闾提出赶紧组建一支主力军团,专门用来对付北方强敌所拥有的冲击性和机动性都极强的骑兵。弓射、戈盾、骑矟等长距离的武器,是这支军团的主要装备;而他们用以防御敌军骑兵的阵法,则是诸葛亮的八阵图。由此可见,八阵图的主要功用,在于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在广平的原野上作战,步兵往往没有地形方面的有效凭借,在铁甲骑兵的强劲冲击之下,步兵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就是在原野作战要运用八阵图来建立可靠营阵屏障的根本原因。

八阵图为何会以“八”命名?根据以上史料,也可以作出初步的合理推测。辎重车队平时行进,一般是前后衔接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伏击,马上要布置成环状的营阵御敌,时间非常短促。在短促的时间之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小型的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的内部,又要具有一定的隐蔽和活动空间者,便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阵形。八辆车可以构成正四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的隐蔽空间。这种情况,就像现今的玩具魔方中,一个平面上九个方块抽掉中间的那一块,那一块所在的位置,就是自身的隐蔽空间。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每八辆车为一组进行编队,形成熟练的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各组车辆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屏障。而这八辆车的战士,便是一支战斗小分队,凭借环状营阵对外发射连弩。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整体。这样的阵法,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是步兵对抗骑兵的有效战术。究其实质,是将蜀汉的步兵,打造成一支最为原生态的装甲兵,只不过他们的装甲,是采用木制的偏箱车辆来构成,动力是采用人力或畜力而已。

诸葛亮北伐中原,是与强敌对垒决战。魏军自曹操以来,就以乌丸骑兵为中坚,横行中原,所向无敌,号称“天下名骑”。而北伐蜀军的主体乃是步兵,骑兵本来就不多;而秦岭的险峻山地,又限制了蜀军骑兵的北上。因此,诸葛亮的大军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必须尽快解决如何对付曹魏骑兵军团强劲冲击的难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在连弩等远距离武器上精心设计,尽量提高其杀伤力,这样在敌军骑兵尚未接近自己的时候,即可对其造成大量的杀伤,这些伤亡的马匹、人员,又会对后续的敌军骑兵形成严重阻碍。二是在防御的战术上,采取多种有效办法,抵消骑兵的强劲冲击力。在勉县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便是其中的一种。至于在阵法方面,运用古代的八阵,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从而变为行之有效的战术手段,更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辛勤努力。

当然,后世军事家对于古代“八阵”的继承和创新,并非只有诸葛亮《八阵图》这一种。而他的《八阵图》,也因为他终其一生,没有能够深度进入到对方关中平原的开阔地区,所以没有得到在曹魏铁骑兵团面前充分展示效果的机会。但是,没有充分的效果展示,并不能抹杀他在这方面预先所作的辛勤努力,我们还是要对此作出客观的评价。 2s1WaWwbMFzFAQDzuPYBsn/ZUjmLOXhCqk1yA+Vl1um5sycdnkU37Vktf4W01Y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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